自改革开放以来.doc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中国人的全球意识日益增强，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已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切身感受。我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断地感受到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以中国人的智慧回报世界。今天，国际社会正在思考：中国的发展将带给世界什么？我们最概括的回答是两个词：“和谐、和平”。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理想追求，都决定了“和谐”既是一种社会思想，也是我们的根本价值选择；“和平”既是一种理想境界，也是我们的国际行为准则。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是追求和谐、维护和平。

中国的发展就是集中精力实现中国现代化，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工业革命以来的三个世纪中，西方许多强国的兴起以向外扩张为常态，与扩张连在一起的是战争，世界和平进程多次被这种战争所打断。与这种大国兴起的模式不同，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以本国内在发展为起点和归宿，所有变革的宗旨都在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中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了大约3亿贫困人口，为世界减除贫困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为世界和平提供了稳定性和建设性因素。这是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一个突出证明。

各国现代化过程都承载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历史传统融入现代化、本国文化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特色。中国文化的特点，如内敛、中庸、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潜在影响将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显现出来。其中一些价值和理念经过扬弃和改造后，可以转化为中国发展的创新概念。“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传统文化的古老哲理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的产物。

儒学的核心观念是“仁”与“和”。其中“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和政治的价值核心。儒学经典之一的《尚书》就倡导“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涵义是民众应明白事理，各国应和谐相处，达到天下太平。尽管，这里所谓的“百姓”并不是今天的人民，所谓的“万邦”也不是今天的世界，但这两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思想萌芽。“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瑰宝。《尚书》以“协和万邦”寄托天下太平，其要义在于“和平、和谐”。另一部儒学经典《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明确地以“讲信修睦”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和平、和睦、和谐”三者相辅相成，需要守信，需要责任，需要宽容。历史上的中国虽历经曲折兴衰，但这些价值和理念一直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处，造就了中华民族精神，锻铸了中国人的品格。现实的发展唤醒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倡导和谐世界的思想渊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经济规模和社会结构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发展的动力、主体和目的应当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利益调节；社会保障，扶助贫弱；环境保护，安居乐业；政务公开，公民参与等，构成和谐社会的基本诉求。在微观和谐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国内各地区、各利益群体之间的比较协调、比较均衡的宏观和谐，形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发展战略。这是比单纯实现经济增长更复杂更艰巨的发展目标。从战略角度看，我们只有通过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发展，才是可以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发展，才是对世界负责任的发展。

与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相互贯通，在国际上我们追求的是“和谐世界”。如果说“和平”是国与国之间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那么“和谐”则是国际社会各种利益之间共同发展的价值尺度，是从国际关系的和平朝着“天下和谐”方向的发展和深化。当代中国人首创“和谐世界”的观念，其内涵并非来自突发奇想，也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权宜之策，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一贯原则的升华。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国从文化深处向往和平，坚信和平，全力维护和平。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的步伐不断加快，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利益攸关方，需要更高尚、更深入、更宽广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和谐世界”由此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今天，“和谐”理念已成为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凝聚成全体中国人的发展愿景，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指向。这些价值观和品格一旦转化为中国的国际行为，就决定了中国只能做负责任的、担当信义的大国。在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多边贸易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国际事务中，中国的不懈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这来自于我们对“和谐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来自于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心愿。

无需讳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还有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存在许多不和谐现象。在一个并不那么和谐的世界里倡导并致力于和谐，是因为我们坚信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的一部分，我们同处于一个地球家园中；是因为我们坚信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里，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价值之间，可以互相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容忍、相互欣赏；是因为我们坚信人类有共同的未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有共同的终极关怀。

从一个不那么和谐的世界到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将是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国先哲就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我们将弘扬这种精神，孜孜不倦地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和谐世界，以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十一后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它的丰富性、独创性和世界意义日益展现出来。“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张宇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过渡经济学和中国转型模式的研究，日前，我们就此问题与张宇教授进行了交流，下面是访谈内容。
　　记者：什么是中国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张宇：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政策和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它表现在许多具体方面，如农业承包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财政包干制、价格双轨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抓大放小、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等，但其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内容则包括了以下方面：(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导向的指导思想；(2)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3)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把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与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机结合起来：(4)采取渐进式的转轨方式，广泛实行双轨制，循序渐进，(5)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6)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良性互动；(7)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实行西方式的政治体制：(8)实事求是、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调整理论、政策和路线，(9)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上升到社会科学哲学层面上去
第一个词是普世价值。刚才潘老师前面总结为：民主、法制、人权。如果我们再往上加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加上市场。到底我们往上加什么？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答案。到底有没有现代社会的普世的价值？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词是渐进主义。不管用“摸着石头过河”也好，还是我们经济学比较常用的渐进式的改革也好。不管用什么样的词，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迁理论。而在任何的社会科学里面，制度变迁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包括涛甫前面提到的传媒改革，实际上你讲到的那套历史的逻辑，就是渐进主义的逻辑。而且现在往什么方向走，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渐进主义作为制度变迁的理论，到底是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经济制度变迁理论，还是可以上升到社会科学哲学层面的渐进主义？这个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这个实际上跟知识论有关。科学哲学里面有个知识论，社会科学哲学里面是否可以有渐进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东西。
第三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到底特在什么程度上？特在什么方面上？中国的特色跟我们前面讲到的所谓的普世价值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超越任何学科以上的问题。
今天的讨论，对我来讲，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怎么从小的研究上升到学科的层面去思考，然后超越每个人的学科去考虑更高层面的问题。
用我们掌握的知识去推测未来，与当前知识所具有的局限性是一对矛盾。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家来讲，很难回避这种矛盾。社会科学理论家总是试图去总结。我们总是试图去知道未来会是怎样，至少是基于过去，来感知未来。尽管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回过头来看有可能是错的。
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可能带有这样的一种狂妄，话题也比较大：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这个题目可能就是把我们刚才讲到的朴实的价值，渐进主义，加上中国特色，具体落实到中国的改革三十年的历史。如果用这三条具体来看我们的改革三十年历史的话，总结出来这样的一个题目。
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提出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到底有没有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
下面我先来谈第一个问题。首先来看，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提这个问题，包括之前的那本书（《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来自经济学的声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的。这个历史时期就是中国在构建基本的市场秩序方面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市场？我把它总结为三个方面：价格是自由的，要素是流动的，市场是开放的。如果看这三个方面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市场秩序基本上已经有了。如果说，中国现在所谓的发展是要去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话，我们发现，当我们建设好了基本的市场秩序之后，我们跟所谓的现代化目标有差距的。如果我们不去思考这个差距的话，那么它将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挑战。
差距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把它总结成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在经济分权的背景下，市场是分割的。尽管我们有了市场的秩序，但是这个市场却是一个分割的市场。第二个是政治集权背景下的决策不透明。尽管前面各位都提到政治集权包括政党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是需要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政治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而且这一点目前在国际上反映很强烈。随着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对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决策不透明让大家觉得不安全。第三个跟现代化的目标之间的差距就是我们在有政府的强干预下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是弱小的。前段时间我到印度去，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印度的社会是很发达的，整个印度有5万多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第四个方面跟现代化的目标之间的差距我把它归结为法制缺失下的权力无保障。我们是有法制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法制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人权和物权是有保障的，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尽管我们在往这个方向在努力，今年人代会通过《物权法》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总结一下，就是：经济分权背景下的市场有分割；政治集权背景下的决策不透明；政府干预下的社会较弱小；法制缺失下的权力无保障。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样一个跟现代化目标的差距之后，我们到底往何处去？刚才大家也提到第三条道路的问题，原来的第三条道路主要是指欧洲。那么现在有没有新的第三条道路？如果有的话，这个第三条道路是个什么样子？对我来讲，这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一种新的市场模式。尽管刚才章元也讲，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个模式。这话肯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学术研究总是试图去总结些东西。当我们去总结的时候，第三条道路就有意义了，有没有可能把不同国家的体制模式稍微归归类。另外，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就是我们今天在谈到新的第三条道路的时候，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际上我们原来在讨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自由的资本主义模式两者之间在趋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在社会主义模式下引入民主和自由的成分。而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国家的力量在不断加强，如果你看西方政府的支出和政府的规模，它也是在增长的，政府的支出在GDP中的比重是在上升的。整个的趋势就是国家的力量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上个世纪60年代到现在，有一个向自由市场回归的潮流。在趋同当中讨论市场的模式问题，我们就要看到趋同之中有差异。不同的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每个国家所谓的市场都有些差异性的东西。这是我们讨论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的时代和学术背景。
现在，在谈到中国的发展道路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大国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为什么要注意大国呢？因为大国需要一个不同的理论。大国所需要的发展道路理论和小国是不一样的。
什么是大国呢？我们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面把大国的含义定义为三个方面：其一就是中国的面积大，面积大带来对地方的治理成本很高。第二个就是人口规模大，这个也跟治理成本相关。第三个方面，中国的大，大得非常有差异，地方和地方之间，不管在制度、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的规模、甚至饮食等方面，差距太大了。这样一个国家，一旦市场化，马上转变为现实当中的差异，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上面的差异。
中国为什么需要大国的发展理论？大国，需要一套东西来协调社会公众的行动。那么什么来协调社会公众的行动呢？我觉得是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前面大家谈到，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社会理想了。社会理想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协调行动，让大家有一个目标。就像几十年前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要赶超欧美，这就是一个目标，就是协调行动，让大家可以低成本地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类似的社会理想了。另外，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大国发展道路，不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东西，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民族主义的东西已经没有市场和生存空间了。
我要谈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有没有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我觉得很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持保守态度。但是我个人比较坚定的认为，是有的，有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为什么要有呢？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要得以有尊严地存在，中国一定要有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首先，这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中国需要，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走的路跟美国一样。不跟美国一样，就是要有差异。而这个世界上，谁会跟美国有差异呢？最会跟美国有差异的，就是中国。从地理位置上看，我们在地球的两端；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讲，我们相当于在坐标轴的两边。中国作为代表东方文化的大国，不可能复制美国的道路。
接下来我要讲“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它的学术基础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对有没有中国模式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找一个标签。在现代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词汇中，如果要给这个模式找个标签的话，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是别的东西。现在有学者在提别的词，比如新社会主义等。我个人觉得我们不需要新的词，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被社会公众和政府接受的词，赋予学术的含义。我觉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非常好。
前面我们讲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成了，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成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了。前段时间我也看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的材料，当然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我的体会是，在原来中国的环境下，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扭曲的。根据我个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社会理想。我们用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词，可以来回答前面有些老师提出的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社会理想的问题。我们没有社会理想，就要提出一个社会理想，那就是社会主义。那么这个理想具体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富裕、平等、人权、民主。我不知道用这四个词是否合适。那么市场是什么呢？市场是这几个东西的实现形式，目标是这四个。我们谈和谐社会也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好，需要在一个标签下具体化为几个实实在在的目标。现在问题就是中国有没有这个意识把它响亮地提出来，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具体化。我们一直在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的体会，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从来没有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为几个社会理想目标，而总是在谈很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要建设社会保障体制，我们要搞公平分配，这些是手段，或者是途径。那么我们的理想目标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去考虑。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我跟经济学院的同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特色，有两个智慧的来源，一个是中国传统，另外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潮。关于社会主义思潮，中国人不会甘心于到别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去找智慧资源，所以一定最后就变成中国当代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我不多讲了，我主要讲中国的传统。
中国有两个传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持久地存在。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理论性的问题，就是这种传统最后是否会收敛到某一个普世的东西上去？还是这种差异会永久存在，或者长时期存在？现在，我们只能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与中国传统有关的差异一定会存在的。这两个差异，就是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加上基于家庭的社会结构。
我们先来看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中国从古到现在，从来就是一个有地方间竞争和有分利集团竞争的治理模式，在这之上加上政治集权。或者说，基于分权的地方间和分利集团的竞争加上中央的政治集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治理结构，而且基本上是有效的治理结构。用通俗的词来说，就是“分而治之”。经济学里面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分权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高速增长的基本背景。
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基于家庭的社会结构。我觉得我们中国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至少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非常忽视家庭的意义。比如人口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挑战，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基于现在既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的，就是养老会增加社会消耗，社会平均储蓄率下降，导致资本的积累下降，然后增长率就会下降。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在西方已有的主流理论中，没有引入家庭的作用。但是中国人的储蓄行为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哪一个也离不开家庭。当我们引入家庭的概念之后，就会对这些问题产生新的看法。家庭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养老，其二是教育。教育为什么作为家庭的功能呢？实际上也跟养老有关。因为子女是父母的养老来源。在西方国家，在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子女养不养老是没有关系的，父母和子女是相对独立的。在中国，当子女成为父母养老的来源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现象呢？中国的储蓄目的，排在前两位的就是养老和教育。所以，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会更有激励存钱给子女去读大学，这也许就可以解释中国（包括其他亚洲国家）的储蓄率为什么会高于其他国家。教育的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养老的投资。如果储蓄的功能包含了为教育做投资，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是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啊？就很难说了，很可能越要养老，越需要存钱要投资于子女教育。完全有可能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储蓄越高，越要投资于人力资本，这反而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作用。我觉得，把家庭引入的意义并不只是一个现实问题，它会重构我们宏观经济学的理论。
除了我们刚提到的养老和教育的功能外，家庭还承担了很多功能。比如分担风险，互济互助。还有制度和习俗的传承，这使得我们中国不是那么依赖于正式的制度，而是依赖于祖宗家法。还有我们现在讲到的和谐文化，就是源于中国古代所讲的“家和万事兴”。和谐文化从哪里来呢？实际上就是家族内部的成员出现矛盾的时候，族长出来协调。这个上升到政治层面，就是中央去协调社会成员、地方之间的矛盾。换成另外一个词就是“讲政治”，实际上就是以一个更高的全社会目标来化解社会成员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家庭的重要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家都喜欢基于西方理论批评中国是无社会的。钱穆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的社会就是家庭和家族。我觉得这个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中国的家庭和家族承担了西方社会里面的所谓“社会”的功能。这一点我觉得被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们忽略掉了。基于家庭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被引入进来之后，很多社会科学的看法将会发生变化。
在讲到有没有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的问题的时候，除了刚才讲到的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和基于家庭的社会结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应该排斥历史的经验。这个历史经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既有的大国发展经验。前段时间“大国崛起”系列片中讲到了很多，我想总结几点：首先就是一定要开放。刚才罗长远也讲到了，传统的印度模式肯定是条死路。当然印度现在开放也很快，也在拿中国当榜样。其次是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这里面引申出一个小问题，就是在中国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否是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加投票选举。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当然我不是搞政治学的，看法不一定正确。我觉得中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很可能来自政治竞争。这个政治竞争来自于党政竞争，来自于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制度下面，使得中国的政府官员可能会腐败，但是不能太腐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印度比我们民主，但是印度也比我们更加的腐败。这说明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和是否腐败之间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看上去好像更加的集权，但是我们中国有特定的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在古代，我们就有文官和武将的制衡，有皇权和相权的制衡。这种制衡不一定是西方那种形式。再次就是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最后就是，所有的大国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发展道路。独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不尊重本民族的传统。当我们成为经济大国的时候，不能像日本那样，成为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小国。这是中国绝对不能走的道路。
第二个我觉得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就是亚洲经验。刚才永钦也讲到了很多。亚洲经验里面第一个可以借鉴的就是发展型的政府。发展型的政府不见得绝对是好的，但亚洲经验里面的发展型政府为什么是好的呢？我觉得有几个东西做保证。首先是有效的决策机制，就是专家或者精英治国。其次是不排斥竞争的市场，比如搞产业政策的时候，是几家一起竞争一个项目，而不是说给谁就给谁。再次是要有足够的和正确的信息。如果离开了足够和正确的信息，政府就可能做错事。当然，足够和正确的信息又产生于前面讲到的两点，一个是精英治国，因为他们有知识。另外就是有竞争性的市场，保证信息不扭曲。亚洲模式的第二个可以借鉴的经验是政府的功能随着市场和社会的成长而不断地发生调整。我们现在也应该处于这样一个政府职能随着市场和社会的成长而不断调整的过程当中。
第三个可贵的历史经验就是既有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嘛，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最后陷于低潮。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些计划经济国家的历史，自己感觉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1）持续的发展经济千万不能停滞。苏联就是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走向政治动荡的。（2）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防止特权和腐败。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南斯拉夫的齐奥塞斯库下台之后，走到一个地方，问当地人为什么要推翻他。当地人说，为什么不推翻呢？你并没有给我们没有带来好生活。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可贵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尽管在中国的改革第一个发展阶段，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到了目前的阶段，应该是全民共享的时候了。（3）渐进主义。不管是中国的成功经验也好，还是其他转型国家的失败教训也好，共同说明了改革不能太快。回过头来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原来计划经济国家提出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我觉得从理想的角度来讲没错。比如当时有些国家提民主，现在我们也在提。我觉得都没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太快，在很快的社会转型当中，改革就走了型。社会出现动荡，一些利益集团控制资源致腐败，黑社会孳生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就出现了。
最后呢，我简单讲讲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有什么世界意义。第一个就是中国提供了发展的经验。刚刚罗长远也提到，中国提供了转型的经验，增长的经验，崛起的经验。这里面有几条：第一条就是全面开放，开放的同时包容。第二条是继承传统。这里面的理论基础就是制度不可随便移植。第三条是渐进改革，用中央的词来说就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去年我在北京参加北京论坛，北大的袁行霈做大会发言，认为不断创新是中华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三条，我觉得可能不能称之为经验，应该是未来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基于儒家文化构建未来的发展道路。现在日本和韩国非常不认同中国的儒家文明，他们认为正宗的儒家文明是在日本和韩国，这对中国来说很可怕。中国以后要成为亚洲的大国的话，我们怎么去获得亚洲国家的认同，怎么获得全球范围内华人的认同？我们离开了孔子，还有什么？只有儒家文化，只有孔子。目前我们开办了很多孔子学院，如果孔子学院最后变成教汉语的学院，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第二个中国发展道路的借鉴意义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支平衡强权的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大国，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同时把对全球的责任扛在自己的肩膀上。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对于在这一轮的大国崛起中重塑中国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条，我觉得最重要，也是我发言的最后一条，我觉得中国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个多元现代性的问题。这是一直困扰社会科学家的问题，是不是像英美的模式，或者更大一些来讲，包括欧洲大陆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型就是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如果是的话，这是一元现代性。后来，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日本看上去有些像不一样的模式，后来又到了东亚模式。但是日本现在衰落了，东亚在经济危机之后，大家谈论的也少了。中国崛起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可以持续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的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就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这个现代化模式当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但中国有一些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对社会科学和人类历史来讲，就可能从一元现代性转向多元现代性。大家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福山讲“历史的终结”。我觉得，可能还有新的东西，既不同于文明的冲突，也不是历史的终结，我觉得是“文明的互补”。不同的国家在走出自己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时候，给我们人类社会保留了很多珍贵的制度和文化基因，在一个和谐世界中供不同的国家相互借鉴。

摘要：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和平主义性质的，这种和平主义虽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为其制订方向的。由于这条道路不可能依循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建制来为自己取得全部规定，所以它在批判地澄清现代冲突与战争之主要根源的同时，为中国和平主义传统的复活与重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中国发展的和平主义道路将具有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意义：它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
关键词：和平主义　中国道路　文明样式　现代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可谓举世瞩目。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整个世界日益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战略的主题上关切中国的发展走向，以及这种走向可能产生的诸多后果。当所谓“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种种猜测和鼓噪渐渐平息下去时，人们开始谈论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按照这种“不确定论”的观点，在确定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将快速增长的同时，却无法确定它将如何运用新近取得的进步成果，因而其发展取向在总体上是不确定的。这种观点虽然明智地选择了不作断言，然而，就像不确定论的观点往往可以隐藏各种任意和武断一样，它也会使下述理应回答的问题被延宕下来：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究竟在走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具有怎样的基本性质?从而，依据这种基本性质，中国的发展将会产生怎样的历史后果?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其基本观点是： (1)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和平主义性质的，这种和平主义虽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为其制订方向的; (2)由于这条道路不可能依循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建制来为自己取得全部规定，所以它在批判地澄清现代冲突与战争之主要根源的同时，为中国和平主义传统的复活与重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3)中国发展的和平主义道路将具有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意义：它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
一
就当代世界之基本的国际政治格局而言，人们最为疑虑且暗中又颇为肯定的一点是：随着国民经济和总体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发展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首先是地区霸权主义)。这种观念看来是相当普遍的，因为它确实符合现代世界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法则。事实上，由此而来的推测60年前就已出现过。按照费正清(J. K. Fairbank)的说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使民族国家发扬光大，并用暴力扩展了法兰西国家势力。与此相对比， 1949年中国革命以后，虽然外界预料它会对外侵略扩张，它却出人意料地没有这样做”。①而较为晚近的推测是：西方对中国正在逐渐丧失竞争优势。太空技术开发、核武反制和海上封锁能力的提升，使中国军力的发展首先对美国地区性的军事存在构成挑战;崛起的中国将力图把美国的势力从亚洲驱赶出去，以谋求其地区霸权。这种“中国争霸”的态势看起来是如此合乎逻辑，以至于像哈维(D. Harvey)这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认为，中国是正在形成中的另一种类型的帝国主义，而这种帝国主义的根源就在于：“真正的大量的剩余正在东亚和东南亚积聚。可确认的帝国主义实践也正在这个地区出现，中国通过重新确定自己的领土权力概念的非常古老的逻辑，来积极寻求摆脱其自身资本剩余的途径。”②
上述图景及其推论的理论框架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模式中得到简要而清晰的表达。这个模式赋予文明或文化差异以第一的和根本的重要性;而此种重要性的获取，起源于先前意识形态对立的式微。虽然描述现今“多文化或多文明的世界”的基本单位有七到八种，但构成文明之冲突的主干者则大体上是三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而造成当今冲突态势的力量对比关系是： (1)西方的衰落。它在冷战中获胜所带来的却是衰竭，从而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权力正在下降; (2)东亚——特别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这一地区在物质领域中的巨大成功导致了对文化的自我伸张; (3)伊斯兰教的复兴。它表现为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拒斥以及由于这种拒斥而要求的“解决办法”，于是伊斯兰教乃成为认同、意义、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等等的本源。③正是由于这种力量关系的变迁和新格局，“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④
立足于这样一种理解方案，亨廷顿乃把中国的争霸——即“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称之为“自然的结果”，就像金属钾在空气中加热便会爆燃，水到100℃就会沸腾一样。“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⑤这听起来确实十分自然，然而，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这里所谓“自然的结果”在怎样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回答是：只有当中华文明仅仅被抽象化为一个其爆炸当量不断上升的“火药桶”时，它才是可能的;而要把中华文明如此这般地抽象化为一只火药桶，又只有在一概抹杀其“历史、文化、传统”，并完全无视其“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的特殊性质时才是可能的。
因此，亨廷顿对当今文明之冲突的整个理解是无内容的抽象化，而他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尤其是非历史的和自然主义的。这种观点实起源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幻觉(因而它必然是一种普遍的幻觉)，而这种幻觉的现实性根据则在于：现代性的原则——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力量，并且正如我们后面要谈到的那样，其基本性质乃是无止境扩张的、进步强制的和进攻性的。于是在观念形态上，整个人类历史的图景就像当今世界政治的图景一样，被反映为诸“原子帝国”之间自然的(并因而是永恒的)冲突。如果戴着这样一副意识形态的眼镜来观察历史，那么西方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而作为一个在抽象化过程中变得完全相同的原子帝国，“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①
然而，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正是在亨廷顿所称“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的两千年里，中华文明的基本原则从来就不是什么霸权主义，而毋宁说恰好是霸权主义的反面，即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的传统是如此地清晰、独特、有力和贯彻始终，以至于几乎每一位稍有识见的观察家、评论家和哲学家都异口同声并毫不犹豫地声称，中华民族的传统是确定无疑的和平主义。虽说对此的评价和褒贬可以相当不同，但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却得到高度一致的认可。这方面的材料多到不计其数，我们姑且从中选择三位在背景上大有差异的证人。
首先是活动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对于已有近百年对外殖民扩张历史的西方世界来说，一种十分“自然”的意识形态是：一切弱者都是殖民主义掠夺的对象，而一切强大的国家都必走对外殖民扩张之路。利玛窦的问题是：为什么强大的中华帝国却没有殖民周边较为弱小的国家与民族呢?他的研究使他发现了一个与西方全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发现了一个不是黩武的而是和平主义的国家。利玛窦的著名结论是，“把中国人与欧洲人不同的一些事物记录下来，似乎是十分值得的……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②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历史研究而来的总体描述。虽说这个四百年前作出的描述在细节上总存在着调整和补充的必要，但却依然十分清晰地指证了中华文明(确切些说，应是中华帝国)一以贯之的和平主义传统。
另一位证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他被推崇为日本东方历史研究的奠基者。在其批评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的著述中，他认为除开先天气质外，造成中国人温和、文弱之特点的原因在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学说一直都在宣扬“和平思想”。孔子主张立国之本首在民信(信)，其次为财政(食)，最次为军备(兵);继此传统的孟子进一步鼓吹“仁者无敌主义”;而主张“不争”的老子和主张“兼爱”的墨子则依其主导思想倡言“极端的和睦主义”。甚至汉字中的“武”字亦为“止”和“戈”二字构成的会意字，故武字的原意乃为“止戈”——《左传》释武为“武禁暴戢兵”;《易》曰“神武不杀”。③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和平主义的思想传统，所以，“视兵役为苦楚，厌恶战争的中国人，一般不侵略外国。中国自古号称华夏，把周边异族斥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除非不得已，决不诉诸武力。所谓‘辉德不观兵’或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是中国对待蛮夷的总方针”。①在桑原骘藏看来,中国的和平主义传统与其文弱的民族性格有着重要的关联。虽然他对这种文弱性格颇多挞伐,并使之比照于日本的武士道传统,但他仍然认为,“比起盲目的好战,文弱更为世界和平所珍视”。②
最后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的观察富于敏锐的洞察力,而他的方法又使研究大大地扩展和深化了。韦伯指认说,中国之进入到历史时代,是与它逐渐的和平主义转向步调一致的:尽管中国文化的最初发展同样伴随着黩武主义,并且其整个历史中战事不乏,但在它进入历史时代———至迟到汉代———后就逐渐成为一个“和平化的世界帝国”。这一转向的根据在于:中华文明对治水的依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诸侯的官僚主义专制的依赖,决定性地瓦解了其早期的黩武主义和英雄主义,并由和平主义—官僚主义的文化传统取而代之。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规约下,就像帝国内部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