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再生的个体经历与反思：论《李尔王》与《邓巴尔》.pdf

悲剧再生的个体经历与反思：论李尔王与邓巴尔张琼【摘要】本文从重写策略及当代经典重写意义出发，探究圣奥宾的邓巴尔对莎士比亚李尔王的小说重写。作者在细致分析小说中悲剧人物、场景和事件后指出，莎剧批评给予李尔王丰富多重的诠释，也带来诸多开放的问题，而重写最有启发性的揭示在于：文学作品和现实世界产生各种纷繁复杂的联系，后者在被前者书写和重构的过程中，并不能由此得以闭合、有序、稳固地安排，而是随着人们的阅读和接受，作品不断被重新语境化，而在性别、社会、心理、历史等的研究探索中，作品内外的现实也在不断变化，因而我们对待经典改写的态度也不断变得更为包容和开放，并不断发现其无论显在还是潜在的可能性。【关键词】邓巴尔；李尔王；莎剧小说重写Individual Experience&Reflection on Tragedy Reborn:St.Aubyns Dunbar versusShakespeares King LearZhangQiong【A b s t r a c t 】T h i s p a p e r i s a s t u d y o f St.A u b y n s 2 0 1 7 n o v e l D u n b a r,a n a t t e mp t a t n o v e l i z i n gShakespeares King Lear.The author starts with careful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the tragic characters,settings and events in both works,and proceeds to point out thatcriticisms on King Lear offers many open-ended possibilities forrewriting andre-constructing this canonical tragedy,when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of Lear and KingLear bring new insight into the issues of gender,society,psychology and history ofthe original in the contemporaryworld.【K e y W o r d s】D u n b a r;K i n g Le a r;Sh a k e s p e a r e n o v e l i z a t i o n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爱德华圣奥宾（EdwardSt.Aubyn）2 0 1 7 年出版小说邓巴尔（D u n b a r），是霍加斯出版社莎士比亚重写系列之一，也是将经典悲剧李尔王重塑的又一050尝试。对经典的再创作、重新语境化，从来不是新现象，莎士比亚自身也经常借用、借鉴、整合前人的作品和故事素材。因故事的场景、时间赋予的意义变奏，不同读者、观众、学者的新诠释，演绎者的不同等，原作始终处于不断拓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变化才是持久不变的常态。在近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历史中，重塑经典早已是普遍现象，而分析、解读、洞察经典和重写背后错综复杂、丰富的意义，动机，异同，启发，成了当下批评的一个重要关注。在莎剧的重写创作上，无论是体裁、素材、人物、场景、历史语境的差异，还是新的文化争议的介人，让原作焕发生命力的土壤似乎从未贫。邓巴尔在小说现实主义化的努力中，进一步谊染了李尔王中恒久的人性探秘和亲情质询，尤其将作家本人的情感经历和反思放入了悲剧净化心灵，甚而升华感情的体验中。这种不无个性原创的重写，无论对熟稔原作的读者，还是对与经典生疏陌生的读者，有着程度不一的新鲜感。因尼斯在分析经典重写时指出，重写“光谱的一端是原作被解构或混杂拼凑另一端是尽可能在语调、情感、角色上忠诚于原作”（I n n e s），邓巴尔则处于光谱两端偏于解构的位置，它从截然不同于戏剧的小说体裁，彻底改变了情节产生的时空背景，聚焦于关于权利金钱欲望和亲情探索，通过让主人公亨利邓巴尔从原作的一国之君变为当代跨国传媒大亨，让数字时代新的媒介成为全新的权力话语支点，引发当下媒体革命时期读者在作品内外的独特反思，让经典重写涉及作家往往谨慎回避的媒介焦虑和隐患，甚至触发当下正面临的信息汲取、创作载体、传播渠道等颠覆性变革。邓巴尔的传媒帝国覆盖了金融股市、广告宣传、跨国经营、行业并购等领域，也是一个源发、传递、扭曲、操控信息的庞大机构，李尔王曾经的失语、压抑、疯癫在这个媒体机构的系统中更加戏剧化和荒诞化，而他最后领悟并希望珍存的东西，也是我们普通人在信息革命中或许已然疏忽和抛却的东西。因此，企业帝国的维持，权力欲望的满足，亲情人性的养护和珍惜，也更具有不可控的变数和更戏剧化的张力。圣奥宾擅长刻画家庭功能与心理机制的复杂关系，他让年迈的加拿大传媒大亨邓巴尔陷人类似于李尔王的人生绝境：他在生理上不可逆转地衰老，进人毫之年，日益偏执和暴躁；白手起家的媒体帝国在资本市场上动荡起伏；三个女儿中利欲熏心的两人凯舰并企图真正取代父亲的掌控权，两个女儿艾比盖尔和梅根与邓巴尔的私人医生鲍勃早已密谋要夺权控制邓巴尔帝国；充满文艺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小女儿弗洛伦斯与两个姐姐同父异母，因为性情直率，逆父亲的期待，早早离开家族，置身事外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让老父亲愤甚至暴怒。小说中，两个女儿秘密地将老父邓巴尔送至僻静的湖区疗养院，企图趁机彻底掌控董事会大权，将邓巴尔信托私有化，以此谋取最大利益。邓巴尔认识了同住疗养院的过气喜剧演员彼得（李尔王中傻子角色的衍生），酗酒成瘾的后者协助邓巴尔逃出了疗养院。此后，邓巴尔经历了李尔王式的荒野绝望和愤怒疯癫，在暴风雪袭击的汉普斯特德荒野中爆发出一次次天问式的呐喊。弗洛伦斯赶来寻找到了父亲，两人达成了真正的理解和彼此接纳。然而，弗洛伦斯最后因为被姐姐们下毒而不治身亡，这不音给走到人生尽头的邓巴尔以最绝望、致命的打击。邓巴尔和李尔王有着诸多差异，但两者最戏剧、鲜明的特征是极具张力的心理崩和冲突的刻画，人性深处的矛盾挖掘，在两者跨越时空的揭示和启发中，折射着亘古的魅力。这部当代小说的莎剧重写，更像是作家在莎翁经典悲剧中，艺术而隐喻地经历和重塑着自已的个体情感和心理体验。李尔王癫狂的呐喊依然以人性在大自然中的真正祖露（无论是修辞意义还是身体意义上的）方式达成；而莎剧中隐含不露的女性性爱冲动在小说中得到了051，释放和揭示，读者能明显看到作家在人物刻画上有着聚焦和着力的变化，莎剧中人物主次的差异被弱化，而女性人物塑造也是一些书评者对重写予以批评的重要原因。例如，卫报有评论就提出圣奥宾在对女儿们的煊染上，“她们作为性欲强烈的女性，被刻画为必然令人不快，缺乏母性的形象，与圣奥宾其他小说中更微妙的女性人物不同。”（Bookmarks，2 0 1 8）一、重写邓巴尔的当下意义将李尔王改写为邓巴尔，呈现了经典对当下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必然产生积极的启发。小说中老朽昏庸在李尔王和邓巴尔身上有深度揭示，而人类面对苍老和岁月流逝，其反应和反思的差异本来就是文学创作的丰富资源和灵感启发。在治国和管理公司的权利移交上，人物关系和感情的相应变化，立场和态度的转变等，都会产生巨大的诠释潜力。圣奥宾之前的系列创作以展现和剖析家庭生活的错综矛盾为长，他选择李尔王一剧，很大程度上也因为该剧是莎翁笔下家庭分崩离析和悲剧性毁灭的最重要作品，其中涵盖的权力、财富、仁慈、悔恨等母题，有着巨大的戏剧张力。与李尔王保留君主头衔、放弃执行权的隐退类似，邓巴尔决定仅担任庞大公司董事会的非执行主席，“保留私人飞机、随从、资产、相应的特权等，但是卸下日常的信托管理重担”（2）。这样的决定，正如莎剧带给人们的领悟，连疗养院里精神不时错乱的过气演员彼得都会评述为“失却权力本身，就必然失去权力的表象”（3）。李尔王和邓巴尔都错误地以为头衔、姿态、名号等权力的表象即权力本身，沦为了无法真正看清人本质的悲剧主角。老迈的体能和现实让他们都明白“无法信任自已那性逆背叛的身体”，却没意识到，除了衰老的身体，有很多表象之下的虚假，不少隐藏的、与表象背道而驰的欲望和情感，也随着衰老而渐渐露出真相。在李尔王的真相不断被揭示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认可柯蒂利亚、埃德加、肯特等角色的善良，夷并贬低高纳里尔、里根、埃德蒙等的邪恶、贪欲和无耻。李尔王和大臣格洛斯特类似平行双线的悲剧命运，更是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于善恶的强烈反应。然而，邓巴尔中的副线直接被删去，基本的道德评判立场甚至不再如戏剧原作那样鲜明，人物潜在的动机和心路历程在文字叙述中有了更多的展现。弄臣傻子的明确角色和谈谐深刻的语言表达隐匿在前喜剧演员彼得身上，而彼得最终在两个女儿和鲍勃的逼迫下自尽的结局，也将原本不时以话语点破甚至警醒观众的角色，转化为更适于小说读者自行领悟的角色退场。充满戏剧表演和语言表达的示爱测试在小说中当然不再如舞台上那样鲜明张扬，因而人们的关注会从强烈示爱的反转，从泾渭分明的善恶评判中转移，从李尔王近几十年来多重的批评视角中得到诸多启示。尤其是学者曾以“马克思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三大重要流派”（Levin）的莎剧批评，对李尔王的悲剧动因从社会经济的时代转型和政体变革，女性对父权统治的颠覆企图，理性对感性的批判性审视，女性性爱需求的压抑等予以分析。此外，还有新历史主义视角下关于中心价值体系的历史维度的分析，仪式功能等。莎剧批评给予李尔王足够丰富多重的诠释和批评，也带给人们诸多开放性的问题。就小说重写的意义，其中最有启发的揭示在于：文学作品和现实世界产生各种纷繁复杂的联系，后者在被前者书写和重构的过程中，并不能由此得以闭合、有序、稳固地安排，052而是随着人们的阅读和接受，作品不断被重新语境化，而在性别、社会、心理、历史等的研究探索中，作品内外的现实也在不断变化，因而我们对待经典改写的态度也不断变得更为包容和开放，对其无论显在还是潜在的可能性心存感念。圣奥宾将至高的王权转换到了媒体巨头邓巴尔手中，让金钱、新闻、市场成为当下权力角逐的主要因素，更符合当下全球化和都市文化语境。邓巴尔周围的人属于都市圈中的上流阶层，涉及传媒界、航空业、金融圈、文化界等，其中的道德观和政治运作与莎剧李尔王中公元前8 世纪的英格兰权力阶层形成了跨时空的对位。父权与财力下的尊卑关系，精神尊严和物质肉体的拉锯平衡，家族亲情的信赖和背叛，个体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依然是这场多元力量绞杀的重心。若说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揭示了某个恒久的人性矛盾，即权力个体对自我尊严和荣誉的关注甚于公众的福祉安危，对自我情感满足甚于体察和理解他人，最终在傲慢的盲目之下，步入绝望；那么小说中邓巴尔类似的痛苦和癫狂，同样在权力光环褪下的过程中，为读者开启了一段悲剧性的灵魂洗涤之旅。莎剧所给予的柏拉图式的质询，如公平正义、权力意志等，在邓巴尔的故事中依然不断变奏着，不过父女关系中，两个女儿的个性和权力欲望的继承和沿袭，弗洛伦斯对父亲的叛逆和挣脱，又多了几层作家个体经历和体验的内容。戏剧中相对的善恶分明被淡化，共情点相对散发与复杂。例如，弗洛伦斯在自我完善与个性追求的驱动下，逆并离开父亲，这与柯蒂利亚坚持忠于自我，反对谄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邓巴尔的暴君个性最终得到弗洛伦斯源于亲情的谅解甚至尊重，获得老友威尔森的崇敬，他在商业上的无所畏惧、受利欲驱动、耽于竞争、工作狂般的创业精神，其本质的善良与否本身是值得深思的，而在身心的痛苦煎熬中，精神的升华与否也提供了开放的诠释空间。这种开放源于作家投诸其中的自身困惑和反思，实质上也是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认知重塑。邓巴尔在雪夜中的感悟，是他在狂怒疯癫下的自由择，“也许在某个时刻，无序将成为新的秩序，或者至少是一种新的视角，就像飞行员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挣扎，从雾霾中出来，进人上层大气宁静的光线里，俯瞰机翼下的云海，完全看清了方才朦胧的一切。”（1 0 6）衰老的颓势，退位的决定让他在亲情和尊卑关系的颠覆中回归到深层和本质的自我中，这是李尔王和邓巴尔带给人们的深刻启示，也是重新审视自我的警示。邓巴尔在荒野的呐喊“请别让我发疯啊”，与李尔王的“哦，傻子，我要疯了！”（2.4.2 8 3）几乎是一致的，前者在荒野和暴风雪中的领悟更为孤独，而李尔的流离失所始终有人陪伴，莎剧中的傻子和忠臣肯特在小说中几乎消失。邓巴尔的反省是没有同伴和规劝的，这个暴怒、绝望、疯狂、冷静、理性回归的过程更加孤独，有评论指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它映射了圣奥宾自己走出毒瘾和自杀企图的孤独旅程。他在各种访谈中都诉说过自己依靠某个期许从最糟糕的抑郁境地里挣脱出来的经历，这个期许就是一个执着的信念，即写作，没有写作他必将死去。（Olmstead）由此看，圣奥宾向霍加斯出版社主动提出重写李尔王，也同样是他对自己一段不断挣脱低落和绝望的心路历程的体验和重现，这种自我警醒般的“往前走”的推动，是走出困境的决心和反省。圣奥宾让莎剧中傻子、忠臣肯特、弃儿埃德加、老臣格洛斯特的陪伴缺席，让邓巴尔饱尝孤独，也注定孤独，从而让自己更完整、共情地体验这份必然经历的冷寂。053二、个体感受与经典悲剧交织李尔王跨文类重写的前后都贯穿着小说家圣奥宾通过莎剧对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审视与反思。更有学者直言，霍加斯出版社的当代莎士比亚戏剧的改写式创作，就是对经典的“再度想象”过程，也是“转化式的模仿”（Ozick）。这种被很多莎剧迷和研究者奚落为“吃力不讨好”的尝试，常常会在各种书评中被认为保留了故事，失却了意义，放弃了原创，难有新意。在这些早已存在的创作障碍和挑战下，圣奥宾的执扮和坚持自有他早已认定的尝试意义。从一定程度看，他要达成的并非人们对小说重写的赞誉，而是他由此经历所获得的情感释放和生命启示。当邓巴尔神志您地独自游荡在肯布里尔荒野中，当暴雪肆虐回应着他内心的狂澜时，小说中的独白既是邓巴尔自己的心灵呐喊，灵与肉的对话，也是作家自身的一次思想和灵魂的洗礼。场景中各种意象的叠加，氛围的染，与李尔王中的形成了一定的交响：那棕色、紫色的层云零落塞布于昏黄天际，让他不由想起母亲的梳子，他过去常常咪缝着一只眼晴，将梳子对着台灯，久久凝视，直到斑驳的光影和黑色块状充满整个视域那些被暴雨浸湿的山脉在午后日光中隐隐闪现，水滴消落。他是如此的笨，执意要拖着沉重的身体进入这美好、清澈、流动的景致中，就为了让水泥袋似的肉体倾倒于此，被雨水劈开，变得坚硬，落在这片原本不会遭受污染的山坡上。（1 3 0）随即，邓巴尔感受到“一种轻盈和饥饿感，那样的一种与其他人类生活陈旧的关联感”（1 3 0）。这样的描述，较之李尔王在荒野的绝望呐喊，异曲同工地让人们生发强烈共情，这种重写和重述在文学创作特有的情感激发机制下就是一种感同身受的重新经历。当邓巴尔落下疲惫不堪的身体，任愤怒绝望在雨雪中被洗刷，那种“陈旧的关联感”因为在漫长历史中被重复了无数回而确实“陈旧”（threadbare），被磨损得失去了原形和新鲜的质地。作家通过邓巴尔的感受探寻着大家共同的质问：“为何要活着承受这样的痛苦煎熬？”并以邓巴尔自己的回答“因为自己已经在承受”，给出了某种无奈而令人深省的沉思。有评论指出这个时刻和场景是小说挣脱经典悲剧束缚的一跃，达成了“一种人类悲阀的升华”（Ozick），这位评论者甚至认为，缺失了这样的共情和升华，“余下的，以一部普通的惊悚小说创作方式看，只是木偶戏和情节。”（Ozick）如此批评的公允与否可以商榷，不过邓巴尔中的情感揭示和个体经历的创作重塑，确实值得关注，尤其是莎剧对于个人认知和体验的重塑和启示性，具有丰富的解读和挖掘潜力。尽管当代的经典重写必然淡化了莎剧文字的精湛隽永，邓巴尔和故事中各个人物的语言表达要符合当下话语风格，权力场从国家政权换转移至信托和股市的翻云覆雨，被商界集团的竞争和经济谋略取代然而，即便是面对莎剧李尔王，我们也明白，“正是通过弄臣一角，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为何情节，无论在重组上如何巧妙绝伦，实质上是最次要的。”（Ozick）李尔王中宫廷弄臣傻子的角色，与其他剧作中的傻子有明显差异，类似于古希腊戏剧中合唱角色，承担054着场景铺陈、旁观评论，推动剧情的作用，他不时地让观众从故事的沉浸中游离，戏谴幽默甚至跳脱地诠释着情节线索之外的深意，在一定程度上替剧作家巧妙地道出令人深省的道理。这个角色很难运用于小说的当代语境中，不过圣奥宾以彼得这个昔日喜剧演员的身份，让他以独特的视角参与了情节的发展，实质上是作家在对个体情感和矛盾体验中，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审视点。彼得曾经是喜剧演员，滑稽古怪，有模仿名人的表演天赋，性情率真，毫无城府，酗酒成性。他在小说中的自杀结局，符合敏感、易信之人的性格走向。他陪伴邓巴尔逃出了疗养院的森严和压抑秩序，却在半途与邓巴尔分开，落人了两姐妹手中，并在鲍勃医生的逼迫和恐吓下，上吊自尽。他没有像原作的弄臣那样陪伴和见证所有的痛苦，而是成了入戏太深、无法自拔的牺牲者。彼得在生命尽头并未达成或给予他人深刻的领悟，他代表着某种程度的生活洞察，在模仿名人的表演中频频返回现实，以酒精麻木和钝化自己的现实感受，拒绝在身份的真假和转换中保持平静和抽离，而一旦经受苦痛和威胁，他的理智防线也最容易崩溃瓦解。彼得身上体现的是人生如戏却难以自拔的障碍，他的各种喜剧角色的变换并未让他触及深层的真实；邓巴尔的身份认知相对稳定，他对于权力物欲的奋力企及，从童年经历的个性影响和塑造中能得到可信的解释，这是李尔王中略去的部分。但是，李尔在身份认知上的困境在邓巴尔身上得以呼应和染，李尔始终不明白王权是表象的附着，而非真正的自我，更重要的是，日趋衰老的必然会逐渐将华丽的附着层层剥落。在李尔王的一幕一景中，大女儿高纳里尔在一番甜言蜜语的孝敬表达后，目睹老父因为小妹柯蒂利亚的坦诚而暴怒，对二妹里根说：“他年纪老了，脾气可就真叫人摸不准哪。”（1.1.2 9 1）里根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就是他年老憎懂的地方一一其实他做人一向都是不太清楚的。”（1.1.2 9 3）于是我们听到了高纳里尔其实很中肯的一句评论：“就算他（李尔王）一生中最好、最明白的时候，也是暴躁的。”（1.1.2 9 5）若是搁置女儿对父亲的不敬和夺取权力的野心，这段对话中对李尔王的评断恰恰是李尔王自身的一个认知盲点，更普遍意义上，也是人们难以自知的典型表现。试问，当个人被各种身份附加时，谁能真正撇去诸多头衔，拨开层层华丽的装饰，诸如财富、地位、盛年光景等，直面褪下一切光环后真实本质的自我？邓巴尔独自一人在荒野里跋涉，质问“为何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刻，没有人来恭维和支持呢？”（8 3）他明知自己曾经被“空洞赞美的光环围绕”（8 3），却依然难以自省洞明与原剧善于权谋、野心勃勃的埃德蒙对位的鲍勃医生，在小说中是邓巴尔的私人医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与邓巴尔的两个女儿不仅有着性爱关系，还串通谋划了要掌控整个信托组织，甚至更秘密地联系了集团外的竞争者，成了双重背叛下的小人。鲍勃坚信可以通过自身的睿智、机敏、非凡的魅力，摆脱被动和奴役，他既联手邓巴尔家族的两姐妹，又暗地里勾结他人背叛她们，却决不“让自已的命运超出个人控制当下局势的能力范围”（7 3）。在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思想下，达成目的，获得更大的人生和财富自由并不丑陋可耻，他甚至在出卖两姐妹的盘算中，泰然地思付着自己实际上是在“保护信托公司不再继续衰落，不让它落人德不配位的继承人手中”（7 5）。更甚者，他觉得从长远来看，自已是邓巴尔信托的拯救者。读者不时会在鲍勃内心的自辩中看到圣奥宾小说中强烈的自省时刻，感受到作家在人物塑造上从原剧埃德蒙一角偏离的独特意义。鲍勃在作品中的笔墨并不多，但他对莎剧人物既破又立，不断希望冲破现实的和隐喻性的双重栓桔的努力，其行为的心理成因，与作家055的个体经历和体会不无关系。正因为此，邓巴尔王国缔造的历史在叙述中补充提及，三个女儿的块择和个性也有心理和性爱层面的铺垫和诠释。以主角邓巴尔为例，他在现实中的衰老、偏执、崩溃，对应着他曾经白手建造辉煌的过往，他敏锐果敢地将业务拓展到世界各大洲，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只要能嗅到新兴意味，他必然乐于尝试，也正是这种绝对自信和坚持，促成了邓巴尔在商界的巨大成功，同时也引发了固执已见和过于强势必然导致的危机和悲剧。雪夜荒野中的邓巴尔依然不改猬狂的脾气，即便在筋疲力尽之际，“他想双膝落地，像跪拜祈祷的人那样，以谦卑抵消耻辱，可是他却有一种更强烈的渴望要往前走，挣脱这紫绕在四周的悲伤思绪。”（8 2）读者会相信作家在刻画邓巴尔时是不断产生共情，放人自已的个体感受的。邓巴尔在最无助绝望时，深知两个女儿和医生密谋背叛了他，可他在愤怒的同时，多了一层与李尔王不同的自我遣责和批判，他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因为“自身的背信弃义而被惩罚”（8 4），这种惩罚类似于天遣，他痛苦地反思自已“是那样的伪善”（8 4），曾经在感情上背叛了妻子，风流成性，薄情寡义，纯粹出于一己的报复心，将小女儿拒之门外。即便在荒野的困境和愤怒中，邓巴尔依然明白“他的罪恶甚于梅根和艾比盖尔，更别提鲍勃医生”（8 5）。这种觉悟令读者震惊，也是作家的认知投射，他通过邓巴尔道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憎恶和对他人愤愤不平时，试着从不同的视角反观自己。邓巴尔意识到“女儿们想必有恨他的道德优势”（8 5）。圣奥宾在改写经典的过程中，让于绝境的邓巴尔在面对一切不公和折磨时，感和深刻领悟到自己最理解“背叛的扭曲本质”（8 5），明白一切由自取，并在罪疚和自省的悲痛中几近疯癫。这与李尔王的悲情天问和呐喊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异，弄臣的戏警示在小说中被邓巴尔的自我反省取代，同样是被观众接受的意义交付，从旁观者清的弄臣和肯特，换成孤身一人的邓巴尔的追悔式绝望，作家的个体情感代人强烈，与其说他在重塑人物，毋宁说是在重塑、想象和体会自身在痛苦境地里的经历，叹个中的命运差异所以，邓巴尔的荒野跋涉，他视为活该倒霉的身心折磨，作家让他独自一人在苍范冰冷中体验。邓巴尔对此时不被人撞见反而是“心怀感恩”。他被孤独逼到了发疯的地步，没有人陪伴和见证，他也庆幸独自陷入这落魄。“或许从某一点来说，无序混乱会变成一种新的秩序，或至少是一种新的视角”（1 0 6）这种冷静的审慎，显然与疯癫相悖，细究之下应该是作家的迫切介人与自我警醒。他让邓巴尔重新意识到自己有着“惊人的原始体能。只需要三个小时的睡眠就能完美运作一整天”。关键在于，在如此恶劣的状态下，八旬老人“在自已的优秀体能和好强的激发下想探寻内在力量的真正所在”（1 1 0），更多应该是作家进入角色的情感反应小说创作中，作家通过邓巴尔这一角色不时反观自已的挫败和奋斗经历，也从邓巴尔的女儿们和其他相关人物身上重新审视、观察和理解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小女儿弗洛伦斯从少年时期开始就是坚定的劳工权利、环境保护、新闻媒体高度诚信的捍卫者，她和父亲的矛盾起因不限于柯蒂利亚对坦率诚实的执着。她与父亲老友威尔森之子克里斯（克里斯应该是埃德加的对位，但两者的相关性微乎其微，几乎是一个不同的角色）相爱却没有相守的结局，因为“太年轻、太任性而难以形成明确意图，太鲁莽、太感情用事而必然导致不测。”（1 2 1）这056种彼此因为父辈的关系而多一层类似于手足关系的爱情，圣奥宾在他的系列小说创作和个人经历中已有强烈深人的刻画和体验，尤其是弗洛伦斯在面对和克里斯这种高于亲情和肉欲的关系时，怪异到会认为“其实她的婚姻才是不贞行为”（1 2 2），这种常规出逸的描写必然有深层的、源于作家生命体验的心理机制。同样，大女儿艾比和丈夫马克的关系，与李尔王中高纳里尔和丈夫奥本尼公爵因为道德观的差异而导致的隙和矛盾，又有很大的不同。经典悲剧中奥本尼忠于良心和道德标准，而高纳里尔对他的平庸和无趣心生厌倦，移情至野心勃勃、年轻的埃德蒙。艾比和马克的婚姻匮乏新鲜和热情，这似乎是婚姻的常态，艾比的颐指气使态度和不孕不育成了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于是两人开启了开放婚姻的模式。二女儿梅根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丧偶女性。梅根贪恋肉欲，利用金钱和地位让年轻强壮的保安吉姆死心塌地，而她却不为所动，甚至心狠手辣地不惜以他人的性命换取自己的利益。父亲对母亲的背叛让梅根和姐姐从少女时期就丧失了合乎道德和正义的伦理观，在受害和施害上的平衡维系着两人相对同盟的关系。缺失父爱，成长过程的情感冷漠，以及不断被强权、偏执的父亲影响，个性和价值观的扭曲并非一而就。从这对姐妹身上，我们既看到与李尔王中两个女儿的呼应和关照，又洞察到其中的质疑和颠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根据新古典主义的观点，重写是强调、支持、增殖既有的作品。与之相反的是，后现代的重写则建立了一种反写（conterwriting）的距离，一种自身与重写之间的撕裂，也是一种对此时和重写氛围下各种支配力量和自我之间的断裂。”（Lindhe）这种断裂确切意思上是对当下的自我和文化的某种重新审视和探寻，也是一种与原文本（h o s t-t e x t）在认知论层面的积极对话。换言之，艾比和梅根将邓巴尔信托重新私有化的企图，她们对弗洛伦斯刻骨的仇恨，对邓巴尔权力的消解企图，以及在情爱上的乖僻宣泄和操控等，充分地揭示了经典悲剧反派人物在传统诠释上的反叛和撕裂。如果说一千英亩对李尔王的重写凸显女性主义视角的解构，那么邓巴尔更着力于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个性塑造。试想，当邓巴尔这样一个始终要活在中心、居高临下位置的人出现在诸多其他人的生活中，压抑、挫败、愤、逃避等情绪自然会出现。两个女儿的件逆和复仇式反叛，弗洛伦斯为了自由和尊严而出走，老友威尔森从愤愤不平到此后的同情，以及他在几方利益权衡下的矛盾，鲍勃对服从和卑微的反抗，以及压抑许久之后的权利凯舰，甚而彼得在恐吓威胁下的绝望自尽等等，所有的错综纠葛都源于邓巴尔的强势臀越，在故事的最后，当弗洛伦斯中毒身亡前，医生给了邓巴尔一个痛苦的选择：濒临死亡的老父亲悲恸地看着女儿在自已眼前离世，或是庵庵一息的女儿目赌老父亲先告别人世，邓巴尔最终接受注射剂，愿意暂时推延自己的死亡，让弗洛伦斯在父爱的陪伴下抵达人生终点。他最终口述的遗嘱是彻底剥夺艾比和梅根对信托的权利，而且决绝地帮助竞争对手彻底胜利，掌控一切。这种大彻大悟的决断，与之前作家个体经历的代人读来不无矛盾，倒是与莎剧中李尔王崩溃前的呐喊异曲同工：“不，我不愿哭泣。我虽然有充分的哭泣的理由，可是我宁愿让这颗心碎成万片，也不愿流下一滴泪来。”（2.4.2 8 0-3）在个人成长中同样遭遇精神臀越和挫败的圣奥宾，他在邓巴尔和李尔王的悲剧离世中，又如何审视不断出现的愤、压抑、宣泄和不幸，并从中重建精神秩序，并传达领悟和见解呢？就小说重写的处理，我们并未找到明确的答案，作家对这一经典悲剧的变奏重写，057仿佛是他对于个人经历中的各种无奈的回应，借由威尔森在小说最后的叹息：“我们所有人都将化为尘土，但是这种理解不会被毁灭，也不可能被毁灭，只要还有人愿意说出真相。”（2 44）身为以文学创作为生的作家，只要“说出真相”的愿望和努力依然能在，那么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就不会被毁灭。当然，这个理解原文中用了动名词，更突出其不断形成的动态过程。这应该也是作家在莎翁悲剧的个人经历和诠释的重塑中，交付给读者的某种态度和答复吧。三、权力欲望与家庭个体邓巴尔在雪夜独行本质是一次自发的内省之旅，或许也是他人生中绝无仅有的反观时刻。“他从事实、数据、法律条文的世界进人了象征、洞察、各种潜在联系的世界。他并非自永不再返的战场飞离，而是依然身处无法挣脱的迷局，除非他穿越困境的核心。”（2 1 8）那个时刻在邓巴尔看来就是接近核心，找到出口的契机。他越发清晰地意识到自已就是引发各种风暴的暴风眼。在和弗洛伦斯相聚后，邓巴尔“似乎没有了愤怒和野心，只有爱”（2 2 5），他甚至从之前缔造世间最伟大的传媒帝国的宏图大志，转向了对无知天真的修复，这个“圆形旅程”在书中被表述为“爬过第二个童年”，朝着“第二次诞生”的方向，那个“似乎圆形循环的模式在最后时刻指向了一个新的境地，那里的一切仿佛完美无缺”（2 3 0）。小说在改写经典悲剧的过程中，素材的增删处理自不必赘言。然而文本中人物心理成因的分析和诸如上述“第二个童年”和“第二次诞生”等的措辞，明显具有心理学视角的临床诊断的特征。邓巴尔的童年经历是他成年后权力欲望和自私武断的促发因素，小说对此不齐笔墨。艾比、梅根、鲍勃的恶从来不是毫无踪迹的神秘，个人心理动机常常与童年的伤害和恐惧不无关系，圣奥宾一直致力这方面的挖掘。尽管有评论指出“精神诊疗式的诠释弱化了莎士比亚戏剧带给人的惊骇和悲剧性。”（Olmstead）由于作品创作的语境存在巨大差异，当代经典重写中必然会有当下的文化和心理关注。例如，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对高纳里尔和里根无情残忍的态度，与当下的读者对两姐妹件逆背叛邓巴尔的反应，必然因文化语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成长过程中的压抑，长期的诉求不满，家庭父母关系的紧张，以及遗传学角度的个性影响等，当代社会的人们在遵守孝道和尊卑依从上也有了不同的观念。道德、伦理的关注比重在不同历史和文化中自有差异。举例来看，李尔王中埃德蒙为陷害同父异母的哥哥埃德加捏造了一封“大逆不道”的信，其中有一句“我开始觉得老年人的专制，实在是一种荒谬愚蠢的束缚；他们没有权力压迫我们，是我们自已容忍他们的压迫。”（1.2.51-52）放到当下的语境中，即便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年轻人的共鸣，与莎剧时代的观众或读者反应有很大不同。因此邓巴尔中成年人的精神问题，有了现代心理学关于童年创伤的诠释语境。小说情节的发展与往昔追溯同步进行，产生一对逆向的组合，即当下步入将来和当下回溯过往同时进行。这种个体心理和动机的呈现，不同于相对同步的心理状态自觉意识，如李尔王在遭遇里根夫妇拒之门外的冷遇之后，暴怒之中还为对方留了余地：“我们身体上有了病痛，精神上总是连带觉得烦躁郁闷。我且忍耐一下，不要太鲁莽了，对一个有病的人作过分求全的责058备。”（2.4.1 0 4-9）李尔从未对两个女儿的态度有过溯源式的分析和反省。邓巴尔中的父亲在对女儿的感情上就会有更复杂的心理成因。邓巴尔内心最喜爱弗洛伦斯，除了后者的诸多优点，“他爱她还单纯因为她是凯瑟琳的女儿，而凯瑟琳是他一生的至爱，这种爱，或者至少是爱的意象，因为死亡而不朽，不会因庸常凡俗而衰败或倦怠，让爱慕演变为忍受，再由忍受变成烦躁。”（3 7）这一心理回溯，让读者理解父亲对小女儿的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逝去爱人的代偿。所以当弗洛伦斯追求独立和自由，不愿意承担家族事业和接受父亲的期待时，她的离去等同于邓巴尔情感上的第二次巨大失落即便是卸下了邓巴尔信托的执行重任，邓巴尔依然坚信“历史并不是仅仅被人们见证，也是被他的传媒帝国创造着”（42）。当下的信息流和媒体革命在对人际关系、观念认知的影响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发布、接受操控着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从事传媒事业的邓巴尔和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历史的缔造，换言之，或许也含有信息的捏造，成为邓巴尔所揭示的重要反思。这一点上看，李尔王不再是简单的创作模板，而是成为作家进一步探索现实和意识的起点，邓巴尔甚至被书评人隐射为传媒大亨默多克，或者是另一个重要的商界和政界人物，他充分利用了数字时代的媒介影响，与信息形成了操控和被操控关系，此人即特朗普受众在面对无论是戏剧舞台的李尔王，还是小说体裁的邓巴尔，这种由文字或舞台演出载体而传达的信息，对于现实的历史缔造或思想启示，应该成为我们当下的独特关注。在接受显在和潜在信息的同时，试问，被遮蔽和压抑的信息何在？这种质询也导向了诸多关于莎剧研究的不同批评视角。无论是女性主义对于母亲缺失和父权政治的深入分析，还是文学病理学研究关于老年失忆症影响与李尔王暴怒癫狂的关系的联系等，都让经典的当下重写与诠释有了丰富的潜力。阅读和比照的启示超越了单纯的共情，我们不会止于埃德加看到李尔王痛苦遭遇时的感“做君王的不免如此下场，使我忘却了自已的忧伤”（3.7.1 0 0-1 0 1），而是在戏剧落幕的终曲中，在李尔王的悲惨离世中，对忠臣肯特的那句“他只是篡夺了自己的生命”（5.3.3 1 8）感到震撼般的警醒，这一“篡夺”自己生命的过程，有多少人依然在执迷不悟？邓巴尔中的各个人物重演着这个篡夺过程，让过往的心理缺失“篡夺”当下，甚至未来，篡夺他人的权利，也篡夺了自已的安宁。这个反思，无论莎剧，还是当代小说，都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着，圣奥宾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都在推演着他从李尔王中汲取并运用于创作和自我认知的深刻意义。他让追悔不已的邓巴尔在与女儿弗洛伦斯重聚时，说出了“有时候，当我即将抵达愿望的终点时，却发现自已早已忘了是从哪个起点出发的。”（1 8 0）小说应该就是圣奥宾从李尔王这个可以明确界定的方位，不断追溯各个人物，甚至包括他本人曾经出发的起点，去探寻个性、欲望、行为、人际的起承转合。弗洛伦斯始终明白放弃的意义，她深知邓巴尔需要的是“更深程度的权力放弃，而非权力复辟”（1 9 5）同样，柯蒂利亚与父亲重聚后的那句“存心良善的反而得到恶报，这样的前例是很多的”（4.1.1），与弗洛伦斯最终中毒身亡的结局，会激发人们深度的共情。父女相互和解之后，结局并未遂人所愿，其中有命运的无常，也有个性的必然。悲情的延岩能深化和激发人们的反思。就像爱而不得更令人刻骨铭心。小说增添了克里斯和弗洛伦斯的情感纠葛，克里斯虽然认定他对弗洛伦斯的爱毫无保留，但内心也明白“一部分的我觉得最近的这波爱潮汹涌与她的触不可059，及相关，当我们真正生活在一起时，我们每隔几个月就会分手”（1 9 9）。其中的反讽和无奈，是爱之失落的主题上的偏离和变奏。四、结语重述和重写在文学创作的历史中不断进行着，无数知名或无名的作者必然或多或少地自经典的叙述中汲取素材，谱写自已的篇章。“这或许前所未有，对经典文本的再创作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学事业.”（Sc h i f f）同时，有学者提出，这种重述和重写在当代的盛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文学经典和文化的变迁，尤其是我们在经典作品中对性别、阶级、种族等问题观念的改变。”（Schiff）其二是时尚的影响，诸如“视觉媒体”的重要作用等。不过，在经典的高度和价值的焦虑影响之下，新作品被质疑、批评的压力也更大。相形见细的观感也自然难以摆脱。互文比照下，各种问题纷至查来。如，重述若是让读者对经典产生更深入、多元的解读，那它自身是否有不断被弱化忽略的趋势？经典和当下的重述的轻重主次究竟如何？读者对于经典悲剧的了解程度的差异对重述作品的阅读影响又如何？能否抛开前在影响完全将小说视为全新作品？毋庸置疑，莎剧随着时间的演变不断被叠加着一层又一层的意义，自身就是人类共享的宝贵文化遗产，同时渗透并参与着当下的生活。或许，在数字时代的快节奏之下，个体在信息的疯狂轰炸和变异中，在代际和阶层的尊卑关系的认识变化中，已经不再像往昔的人们那样能深人理解李尔王，尤其对其悲剧力量产生强烈的共鸣。从这个角度看，邓巴尔的重述，与诸多优秀的经典重写一样，从各个角度调适经典与我们的关系，从而让悲剧的心灵净化功能更有效地深入读者。无论是因为熟悉李尔王而对邓巴尔有了多重视角的解读，还是出于阅读乐趣将其视为全新的创作，通过阅读所形成的认知丰富，以及对个人经历的反思，心弦被拨动的每一个刹那，都应该是文学经典和创新的价值体现。参考文献1BLOOMH.1992.King LearM.New York:Chelsea House.2Dunbar EB/OL.(2021-01-16) H.1951.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Volume 2)M.Chicago: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4HAYMAN S.2017.Twice-told TalesJJ.Library Journal,142(18).5INNES C.2020.Introduction:remaking modern classicsJJ.Modern Drama,43(2).LEVIN R.1997.King Lear defamiliarizedMj/Lear from Study to Stage:Essays inCriticism.OGDENJ,ed.Associate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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