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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要快乐”到“我可以快乐”
2011-01-06 11:28:17 来源：新周刊 我要评论
乐·自由·我
你快乐吗？
在新年第一期，在国民幸福指数成为新追求的今天，我们阅读快乐。
我们重温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林和靖、苏轼、唐伯虎、徐渭、李渔、袁枚的快乐之道，关注快乐给开心网、乐水行、电视、摄影、联想、软饮料和诸多商业带来的生产力，也聆听郑渊洁、孟非、董路、宁财神、王子文、姚晨的快乐宣言。
“我要快乐”，这是对自我需求的自我认知；“我可以快乐”，这是对自我实现能力的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程度，关乎自由。
快乐是铜牌，分享是银牌，自由是金牌。唯自由了，你才能自觉去发现和实践生活的意义。这意义不是他人赋予的，而是你给予自己的期许和礼物。唯有如此，快乐才持久和深邃，而非傻乐。
什么能夺去我们的自由？可能是恐惧、伤害、禁锢、愚弄，也可能是疾病、挫折、贫穷、盲从和伪信。
乐自由你，快乐生活人人要，“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何力语)。
重估一切生活价值
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文/潘滨
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
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
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
众人开始不快乐
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
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
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
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
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略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
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
谁来教你怎么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
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
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这种原教旨思维随着“文革”结束而逐渐失效，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曾经是填补精神空白的材料之一，但随着二十来年的重建，与物质社会相辅相成的新主流意识已经成熟，伴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推广，进步主义话语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利用话语增强机制，走向单一霸权地位。
进步主义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大主流话语：科学主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它们都表现出对进步的乐观，形成新的话语共同体。市场主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中，由于带来无限物质繁荣，使得各阶层上下一致认可；科学主义由于在“五四”时期就有铺垫，在当下又与发展主义相结合，形成“科学发展观”。三大主义互相支撑，有理有据，维持着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主流文化体系里，人人都笃信进步，相信发展就等于进步，认为进步就是一个由高到低，不断上升的单向度过程。在这种话语笼罩下，唯有占有更多的资源，才能获得尊重和亲近。于是每个人都为金钱和权力所诱惑，拼命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是否快乐和幸福也简化为要靠你有多少银子来衡量。这种被量化和货币化的幸福感，被成功学奉为圭皋，用传销的方式传播着。
这也就不难理解，站在清晨或黄昏的北京国贸桥下，那种大机器开动下众人如蝼蚁刨食的苍茫感何来；也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和腰包的光鲜，开动暴力工具拆掉“阻碍城市发展”民房的积极；更不难理解那些把孩子送去读各种补习班，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的殷殷目光……
人被异化了，在自己所创造的物面前，越来越被动(马克思语)。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最近讲了一个故事：去听他课的50个乡镇书记中，有一个很悲伤地说，我农村的祖居要被强拆了，我父母和兄弟实在不想上楼，地方上就动用黑社会吓他们，制造各种事端。我找家乡的镇书记，希望能看在同是乡镇党委书记的份上，高抬贵手。可那个书记说：我们都是乡镇书记，都应知道县委书记要干的事是不能反对的啊！
官也被异化了，在无可置疑的发展主义话语面前，传统价值和特殊关系都显得轻如鸿毛。在于建嵘的故事里，县委书记当然不是终点，它其实已经可以幻化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当下这个无法阻挡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依照常识，科学、进步、发展、成功等从来都是褒义词，人类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些词代表的潮流都是正确的，值得人们去追求的。在很多人看来，在这些词语面前，什么个人生活、快乐价值、私人情调之类都是浮云。但同样是常识，一个平衡的系统，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一个缺乏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社会系统，也不可能是稳定的。
“钉子”是活的，活着，就还要去寻求快乐幸福和精神依托，是时候厘清生活的逻辑了。
“在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干了两件事情，一件叫破坏，一件叫建设，破坏这件事大家都干得比较齐心、到位，该破坏的基本上都没留下，但是在建设这件事情上，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我们一开始先建设国家、制度、社会、主流文化，最后才想到建设生活，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好像也是不了了之”。这是《财经》杂志主编何力的一段话，他的落脚点是，“建设的正确逻辑是：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 你会在乎谁在看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出于对台湾社会泛政治化过度的忧虑，龙应台回到台北，为台大法学院的学生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说的最后，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从以色列回来的朋友，给她带回中东手信，是一朵沙漠玫瑰，事实上，沙漠里是没有玫瑰的，那只是一蓬干草，干巴巴，看起来已经死掉的枯草。这样一把很难看的枯草背后是有文章的，朋友告诉龙应台，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八天之后它会完全复活。
龙应台拿着那团干草，去厨房找了一只大玻璃碗盛着，里面注满清水。从此之后几天，她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每天都去探望沙漠玫瑰的死活，前两天没有什么动静，三天过去，团在一起的干草已经张开，显现出玫瑰的形状。持续加水，直到第八天，沙漠玫瑰完整、丰润饱满地复活了。对他们三人来说，这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以至于齐声尖叫起来。当时他们的邻居也在，看到碗里那把杂草，十分疑惑地问，你们在干什么？
龙应台以此告诉青年人要重视对历史的探究，“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这个道理放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有效。活着是一段过程，或是一段区间，而不是哪个时间点。对于邻居来说，母子三人对着厨房里一只大碗中的杂草欢呼，是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只是一把很难看的、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而龙应台母子看到的却是尽情开放的沙漠玫瑰，“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在乎外人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其实他们根本不清楚你生活的原始点和参照物是什幺？幸福感是主观感受，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就行，不要看GDP，不要看个人收入，不要看生活状态，不要看有没有车房，只要看自我报告的幸福感。
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在学术上被称为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家卡里曼就是因为总结了对幸福的四种定义，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观幸福感是他的第一个定义。有心理学研究指出，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偏低，男性主观幸福感比女性高一些，大学生比成年人要低一些。人们还发现，主观幸福感还与评价体系相关，特别是家人朋友的评价。如果你认为自己幸福，就得家人朋友也这么认为。
另外，从人格特质上说，人有快乐的人，也有不快乐的人，得允许不快乐的人有不快乐的自由，不能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
乐自由我
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
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
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
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
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
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
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自由比快乐更重要
快乐是铜牌，分享是银牌，自由是金牌。什么能夺去我们的自由？可能是恐惧、伤害、禁锢、愚弄，也可能是疾病、挫折、贫穷和盲从。
文/山鸡哥
快乐没什么了不起的。再乐也很快就没了。
一条有趣的段子引发的快乐，与一笔意外之财、一项众人艳羡的荣誉、一档网游玩通关引发的快乐相比，没有本质的不同。你的脑垂体和肾上腺得到了良性刺激，而已。某些人甚至是笑匠和寻欢达人，苦中也能作乐。
快乐是铜牌，分享是银牌，自由是金牌。只有自由才堪称了不起。唯自由了，你才能自觉去发现和实践生活的意义。这意义不是他人和社会赋予的，而是你给予自己的期许和礼物。唯有如此，你才不会觉得自己光顾着傻乐了，而是无憾此生走一遭。
自由，比快乐更重要。
生活中充满了对快乐的算计
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中国人的问候才从“你吃了吗”部分改成“你快乐吗”。结婚贺卡上有人写“你们一定要幸福”，换成啤酒广告就变成了“不准不开心”。
对快乐的需求既如此无度，传媒和商业都展开了快乐营销。快乐意味着收视率、收听率和传播度。在“欢乐中国”和“幸福中国”的卫视频道定位出来之前，快乐已是各家电台和电视台必不可少的娱乐节目名称。“我要快乐”、“你比从前快乐”、“快乐老家”、“快乐颂”……没人不会吟唱几首主打快乐的歌曲。
为什么唱K、逛迪斯尼流行？因为快乐；为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开遍中国，因为它们号称能提供快乐。为什么模特作家歌手天才越来越低龄化，因为如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圣诞、元旦及所有节日的数十亿条祝福短信，核心意思都是：祝你快乐！远方的、久未联系的朋友们，不太关心彼此的喜怒哀乐、生老病、前途与八卦、工作与琐事，只要对方快乐就好。仿佛快乐是生活宪法第一条，快乐就是人生的意义和硕果，快乐就是幸福生活本身。
其实不然。
人生若只有快乐一味，也寡淡得很
只有喜剧而没有悲剧和正剧的舞台，不给力。只有恶搞和冷笑话而没有说理和分析的网络，也乏味。只有欢笑而没有磨难痛苦焦虑和无聊的人生，不真实。
“祝福文化”和“快乐文化”已成社会共识，亦有庸俗化危险。为了显得快乐，大家要掩饰、压抑；为了享受快乐，大家要努力遗忘一切的不快。但，有这个必要吗？
11年前，新裤子乐队有过好的态度：“我愿意，我愿意，享受痛苦的每一天”。这些年，亦有更多人表达出此类心声：“我珍惜我的秘密，也珍惜我的痛苦”、“到如今我很怀念以前的痛苦，让我更会珍惜现在的拥有”、“让苦难成为美好的记忆”。快乐的滋味不错，但人生本就是七情六欲五味杂陈，若只有快乐一味，也寡淡得很。
为了追求快乐，有人没心没肺或假装没心没肺。因为大家只要快乐，于是痛苦不能呻吟，苦难不被聆听，会破坏欢乐气氛的话再也说不出口。如此，还不如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把自己的委屈、懦弱、失望、失败感和煎熬全部哭出来，哪怕大出洋相。
过于强调快乐，只会把人生肤浅化。除非，你的快乐脱胎于自由。
什么能夺去我们的自由？
自由，指向的是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程度。它既不意味着为所欲为的权力在握，也不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这么简单。“我要快乐”，这是对自我需求的自我认知；“我可以快乐”，这是对自我实现能力的自我认知。
什么能夺去我们的自由？它们可能是恐惧、伤害、禁锢、愚弄，也可能是疾病、挫折、贫穷和盲从。
有一条微博，2010年11月10日02:08发出，至12月24日17：11转发了212987次：“大家注意了，这是一个万年树神，传说只要是看见这棵树神转发到自己的围脖，年年平安，日日顺利，看见不转的。会很倒霉”——就是这样一句连标点符号都用错的意淫之语，配上类似女人体的老树照片，融祝福、恐吓、预言、奇幻、审美、巫术和心理学于一体，竟成了新浪数亿条微博中转发率最高的一条。
大家都信吗？不，大家持的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但并不把其中的恐吓当假，反正人转我也转。而此种“伪信”态度和从众心理，也是夺去我们自由的原因之一。
得到自由，比得到快乐难得多。心智自由了，才有自觉去发现和实践生活的意义的可能。这是属于你的意义，如同你亲自掌控的人生。汤川秀树言：“我认为觉悟到生活的意义而活在世上，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生活方式。”
就像“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一种自以为的快乐；而自由的心智已了然要与天、地、人斗的意义，才可以把这种快乐引向持久和深邃。边村教你如何技巧旅行
2011-01-22 16:27:46 来源：城边村 我要评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近年来，外出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认为“山河处处令人陶醉，游览归来硕果累累”；有人则认为“匆匆去，急急归，游来游去只有累”。从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来看，旅游也有决窍，旅游也要讲究些方法。对此，城边村整理了一些旅行技巧，以飨网友。
1、如何选择旅游方式
2、随团旅游
3、自助旅游
4、旅行的七忌八要
5、自助游省钱30招
生活成本高拦住进京务工人员
2011-02-19 18:07:46 来源：北京晨报 我要评论
节后京城招工难，连配送车上都贴了招聘广告，工资、奖金、保险一应俱全。晨报记者 柴春霞/摄
“今年还真邪门，我动用了所有能想得起来的渠道，但还是招不够人手。”昨日（2月17日），西城区一家快餐公司的负责人薛先生反映，年后，他的公司缺工竟达一半以上。记者调查20多家招聘单位发现，目前，一些招工企业的缺工情况都比较严重，多个人才市场的招聘摊位预订更是排到了3月份开外。
■招工心语
快递公司：只要能动弹，来一个我要一个。
电子制造：缺工缺得脑袋大。
餐饮企业：再有三分之一的人才能正常运转。
招不到人 用工单位急眼
昨日上午9点，在以农民工职介为主的西城区虎坊路人才市场，记者注意到，进门处原本的一排空地上，已被摆满了桌案。桌后的白墙上，贴着一排招聘简章。“这叫‘加桌’，原本的摊位不够用了。大家都急眼了，抢一个是一个，你看看，哪家单位不是加大了招聘阵容？”一位正站着招聘员工的企业负责人手指人才市场里密密麻麻的招聘摊位对记者说。
记者向该人才市场的管理处询问预订招聘摊位的事，未料工作人员抬头一笑，“只能等到3月份了，我们3月2日前的摊位已全部预订完毕。今年来找工作的农民工明显比往年少，根本不够用。”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三元桥附近的朝阳区人才市场，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最近的招聘场都排满了。”
招工难原因调查
县城月薪都有1800元
在虎坊桥人才市场，记者与一名正举着一家房产公司招聘信息牌的河北籍青年小温聊起了缺工的原因。小温说，很多原来在外地打工的年轻女孩年后都留在了老家找活干，他老家县城最近建起了多家纺织厂，手脚伶俐的女工月薪有1800元。“来北京，工资最多也不过两千多，再除去租房吃喝的钱，几乎剩不下什么钱。”
包工头年前找上门截留
见记者和小温攀谈，在房山一家模具厂做电工的山东籍农民工王先生凑上来说，之所以今年北京这么缺工，主要是一些外出务工大省的农民工都被包工头就地截留了。
王先生说，他是腊月二十六日到的家，屁股还没坐稳，同村的包工头就找上了门，邀他同去上海的工地干活。“从大年初一开始，这个包工头就从上海调来了一辆大客车，一直停在镇政府门外的大街上。过了初三就跟他走，车票免费；去了先不开工，每天60块钱的补助；开工后，每天的工钱是90块钱。我们村70%的外出务工者都跟他走了。”
自主创业吸纳大量用工
王先生还介绍说，村里剩下的务工者，又有一半被一个邻村的在台州开玩具厂的年轻人吸纳走了，“这小伙子原来也是在台州的玩具厂打工的，后来学会了手艺，就借钱自己开起了厂子，跟他走的人根本不怕他会欠大伙儿的工钱。”
来京农民工中年人居多
而河南信阳的农民工郭先生则说起了另一个农民工不再返京的事例。郭先生说，在他老家，很多务工者都愿跟着当地政府或“带头人”组织的出国或出海务工队走，工资非常可观。
郭先生的说法得到小温的认同，小温介绍说，他本来也是要跟着同村的人去海上捕鱼的，但想到一上船就得几个月不能上岸，“主要是怕吃苦，我们这些年轻的打工者，都想找个体面的活干。现在来京的外地务工人员中，其实年轻人比较少，很多来找活干的农民工年纪都在35岁以上，这些在家也找不到好活的人才会出来。
改善务工人员居住条件 昆明向社会公开征求廉租房意见
2010-11-18 18:41:21 来源：搜房资讯中心 我要评论
年内，昆明将有1000套廉租房建成，什么条件的农民工和新就业者方可入住？昆明日前公布新拟定的《关于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和新就业者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稿中明确提出租住廉租房的“门槛”，同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悉，昆明市准备用3～5年时间，改善务工人员的居住条件，力争到“十二五”期末，使务工人员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优秀务工人员可优先意见稿中提出，外来务工人员租住廉租住房，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复核和轮候制度。
农民工欲申请廉租房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在用工单位连续工作满5年及以上；持有昆明市暂住证5年（含5年）以上；此外，在此期间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记录。满足以上3个条件，方可申请。
新就业者，譬如大学毕业新创业者，则必须具备以下2个条件：持有营业执照2年（含2年）以上；持有连续2年在昆明市地税部门完税的证明。主城区内户口的新创业者，不得申请务工人员廉租住房。意见稿明确指出，在昆明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不得申请廉租住房。申请人必须是进城务工人员本人或新就业者本人，家属不得作为共同申请人。与此同时，优秀务工人员、见义勇为者、感动昆明的十大优秀农民工或受到政府表彰的务工人员，均可优先承租。
向暂住证所在地政府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向暂住证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申请表。
进城务工人员需提交以下材料：务工人员在用工单位连续工作满5年及其以上的相关材料，即劳动合同文本或其他能证明与用工单位存在不间断劳动关系的材料；昆明市暂住证5年（含5年）以上证明文件；身份证明；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明。
新创业者需提交：办理营业执照2年（含2年）以上的证明文件；完税2年（含2年）以上的证明文件；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者上交申请材料后，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核查，之后报送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经审核后符合条件的，予以公示。确认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将按住房困难程度和登记先后顺序排队轮候分配。
租期为2年~3年申请成功的入住者并非一劳永逸。意见稿中拟定，农民工廉租房的租期为2年，原则上不得续租；新创业者住满3年的，不得续租，应当在租约期满之日起15天内将承租的廉租住房退回。确有困难的，承租人可向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提出续租申请。
若出现擅自转租他人、改变租赁用途或房屋结构、拖欠租金超过3个月、连续3个月以上未居住，虚报、瞒报住房状况等情况，则取消租住资格。
租金标准，将按《城镇廉租住房租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由县（市）区价格主管部门会同住房保障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报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并报送市发改委和市住房保障局备案。
反响受访者建议降低5年门槛罗师傅（装修工）：我在昆明刚好5年，换过很多工作，没有一直呆在一家单位。但从目前的要求来看，似乎是要连续在一家单位工作满5年的，才有资格申请，我觉得这个门槛设得过高，有些不现实。其实很多农民工，最困难的时候刚好是来昆明不久的时候。工作5年的，或多或少都有些积蓄了。
下面是一些受访者对于目前申请廉租房的条件的看法：
季女士（小时工）：我和老公都是从贵州来昆明打工，有2个娃娃在读书，全家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500左右，现在生活压力很大，很希望能住进廉租房。但是我们来昆明才3年，为什么一定要满5年才有资格？
张小姐（媒体人士）：昆明有数百万的进城务工者，但政府的保障性住房目前确定建设的仅有2000套。这2000套廉租房应该首先供应给最困难的人群，而不是看他在昆明待了多久。建议将“5年”的门槛降低，同时将入住的2年期限更改为1年，这样可以让更多人轮换入住。
张小姐（大学毕业生）：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离开学校的庇护工作又尚无着落，这个时候是最困难的，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家庭特别困难的同学，政府应该优先将廉租房租给这些工作尚无着落的同学，而不仅仅把目光锁在创业毕业生的身上。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有望在京接受高中教育
2010-10-13 18:45:46 来源：网络收集 我要评论
新华网北京10月13日专电（记者王思海）北京市将制定和完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北京市高中阶段教育的办法，满足符合条件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
在13日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有多处地方提到了要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接受教育的问题。目前，北京市教委正在实施来京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三年规划方案。北京市将以公办学校接收为主，完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体制。
据了解，目前北京户籍的孩子出生率逐年下降，而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却不断增加。今年新学期开学，北京市进入小学的孩子中，外来人口数量已经超过43％。目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后，大多都是回到户籍所在地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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