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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
一、西域政治形势及鲜卑、柔然、高车、厌哒在西域的争夺
汉末董卓之乱,犹如一股强劲的旋风,使飘摇欲坠的汉王朝土崩瓦解。与军阀割据、王室贵族自相杀戮的同时,北方游牧人如洪水一般从蒙古高原横冲直下,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一场长达近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展开。在全国范围内,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之而起的是短命的西晋王朝。西晋之后,在北方,先有五胡十六国的割据政权,后有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替换。战争削弱了中原王朝政府对西域的统治,使得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统辖力量较之两汉时期大为减弱。
西域的政治形势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北匈奴作为一股政治势力退出了西域历史舞台。匈奴政权崩溃后,匈奴部众一部分南下进入中原,以后融入汉民族之中 ,一部分西迁中亚,留在蒙古高原的被后起的鲜卑部、拓跋部、高车部及突厥部兼并,匈奴之名不复存在。西域出现了暂时的权利真空,于是,西域地区原有的数十个大小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兼并,形成了七国对峙的局面。天山以北有乌孙国和车师国;天山以南有焉耆(起)、龟兹、鄯善、于阗和疏勒五国(比如,龟兹国的领土包括了今天的库车、拜城、阿克苏、温宿、新和、乌什、沙雅等地区)。这种政治格局给来自草原和北中国的鲜卑、柔然、高车、呀哒等民族势力进入西域争霸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导致其在西域地区进行了长时期的活动和战争。战争给西域的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给西域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域地区各部族和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同化。最后,突厥兴起于金山,再次统一了大漠南北和西域各地,结束了300多年的纷乱割据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民族大融合的特点和意义。特点:1,鲜卑、柔然、高车和厌哒等政权在西域进行的一个多世纪的争战,引起了这一地区政局的大动荡,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国内各民族的战争又促成了各民族间的特殊环境和形式下的交流和交往。致使这些民族在生产方式、语言和风俗习惯诸方面互相影响、相互吸收,甚至血统的相互混杂。这一切导致了天山南北居民间的一次自然的大融合与某种程度上的同化。2,这一时期西域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明显地表现出铁勒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原与铁勒族血缘亲近,或语言和风俗习惯基本相同的民族相互融合,基本上融合于铁勒族中;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在西域活动的非铁勒族人,被逐渐同化于铁勒族中。
二、中原政权对西域的管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局更迭频繁,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对西域的管理弱了许多,具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多样性和连续性。
中原政权对西域的管理意味着统辖和行使主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原王朝向西域派出了行使主权的官吏。如曹魏政权和西晋政权都向西域派驻了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等官吏。2,在西域推行中原的政令。3,册封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4,西域各国首领向中原王朝派出质子“入侍”。5,中原王朝在西域实行中原的行政制度。如公元327年,前凉王朝在西域的高昌设置和内地相同的郡县乡里制度,西凉和北凉也效仿之。
三、汉民族在西域——高昌王国
南北朝时期,在今吐鲁番盆地出现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因其都城设在高昌,史称“高昌王国”。
东汉末,内地烽烟遍地,百姓为避战乱,经过河西走廊迁居高昌,高昌的汉族人越来越多。
前凉王张骏平定戊己校尉赵贞的叛乱后,设高昌郡,下设县、乡、里,内地的行政管理制度第一次在西域推行,为高昌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公元491年,高车王阿伏至罗进兵高昌,杀阚首归,立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张孟明残暴,被高昌民众所杀,马儒被拥立为王。
公元497年,马儒受高车威胁,遣使北魏,请求内附,北魏预将其部众迁至伊吾地区安置,被留恋故土的高昌民众攻杀,并改立麹嘉为王。麹嘉子孙相继10代,共142年,史称“高昌国麹氏王朝”。
公元552年,突厥击败柔然,建突厥汗国,次年,突厥军击败高昌。高昌与突厥讲和,高昌王子麹乾固娶木杆可汗女为妻,高昌成为突厥附庸。
由于长期臣属突厥,西突厥的政治中心北庭又距离很近,所以来往于高昌国的突厥官吏很多,迁居于高昌国周围放牧的突厥牧民也多,高昌国开始使用突厥语,穿突厥服装,按照突厥婚姻方式。
公元601年,麹乾固死,其子麹伯雅即位,麹伯雅之后是麹文泰。
公元630年,麹文泰亲自到长安朝见唐太宗。唐朝允许麹文泰妻宇文氏改姓李,册封为长乐公主。
后来,麹文泰受西突厥反唐势力影响,与西突厥联兵反唐,于640年被唐军攻灭。立国142年的高昌麹氏王国灭亡。
高昌王国的典章制度完全承袭中央王朝。
主导思想是儒家学说。设立“国子学”。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发现了大量高昌王国时期用于教学的儒家经典:《诗经》、《书经》、《论语》以及《战国策》、《三国志》等。
高昌国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枢纽,在中西经济往来方面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丝绸贸易在这里非常繁荣。
从事贸易的主要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还有内地的汉族商人和车师国、龟兹国商人。
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
佛教得到普遍信仰。粟特移民大多信仰祆教和摩尼教。
衣食住行与河西汉民相仿。后期受突厥影响,梳妆打扮略同于突厥。
四、突厥汗国的兴起与分裂
突厥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民族,从公元6世纪中叶建国,到8世纪中叶退出我国的历史舞台,前后达200多年。他在最强盛时,据有蒙古草原、准噶尔盆地和中亚草原等地,曾对中国历史、蒙古历史、中亚历史,乃至于整个世界历史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
突厥的族源,是一个以阿史那为姓、以狼为图腾的部落。突厥先民最早游牧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后迁至今新疆博格达山一带游牧。5世纪中叶柔然势力进入准噶尔盆地,突厥成为其锻奴,迁至阿勒泰山南麓为柔然制造铁器。
公元546年,突厥在其首领土门的领带下,征服了游牧于准噶尔盆地的铁勒诸部,兼并其部众5万余户,为其崛起奠定了基础。公元552年,土门发兵大败柔然于怀荒(今河北省张北县)以北,柔然可汗自杀,土门于是自立为伊利可汗,建突厥汗国。突厥汗国在木杆可汗统治时期势力达到极盛,其版图“东至辽河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成为继匈奴之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又一大强国。
突厥汗国的建立意义重大。它结束了自3世纪中叶以来我国西北地区纷乱割据的局面,扩大了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政治地理范围。
突厥汗国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家庭手工业有冶铁、制毡等。突厥人有自己的文字鲁尼文,有比较完整的官制。汗国最高首领是可汗,可汗之妻称可敦。国家最高行政官吏是“叶护”,叶护下面有28级官职。突厥官职世袭,官无定员,分工不明。基层组织是部落, 部落首领为伯克,他们即是可汗下属的官员,又是本部落的首领,有权参加贵族会议,讨论决定诸如战争、汗位继承等国家重大事情。突厥实行军政合一制度,各级官员和平时期是行政官员,战时统领军队。公元583年,突厥内乱,统一的突厥汗国一分为二,以金山为界,西突厥汗国统治西域和中亚地区,东突厥统治阿勒泰山以东的大漠南北。西突厥汗国在统叶护可汗统治时期势力达到了极盛,控弦数十万,建牙帐于碎叶城(今托克马克附近)。统叶护可汗死后,西突厥汗国陷于长期分裂混乱状态,从此逐渐走向衰落。
五、西域的社会经济文化
中原和西域经济的交流与传播。汉朝时由中原传入的铁制工具和牛耕技术在西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和运用。西域各国开始种植水稻、棉花 ,并且开始养蚕缫丝。手工业门类和品种也有所增加。棉纺、丝绸制造等手工业发展起来。矿业开采、金属制品的加工也在继续发展。于阗的玉器、高车的毡车、各国的葡萄酒、高昌人生产的“冻酒”等都是当时的名产。
丝绸之路更加发达,新开辟了几条商路。
西域民族众多,语言各异。
西域人民能歌善舞,西域的音乐不仅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精神生活,而且传入内地,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生活。
这一时期西域的艺术大多于佛教有关,主要是一些佛像雕塑和五彩缤纷的壁画。这些艺术珍品大多保存在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土拉千佛洞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中。其中克孜尔千佛洞是新疆地区最大的一处石窟,有236个洞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洞窟数量多,而且还有近一万平方米精美绝伦的壁画,是中外闻名的古代艺术宝库之一。
六、文化及其交流
汉人移居西域,汉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增强。
高昌王国通用汉语、汉文,学生攻读四书五经,用科举方式取士;一般鄯善民众也学习和使用汉语文。
佛教在魏晋时期有了较大发展。于阗和龟兹成了仅次于天竺的佛教圣地。公元260年,内地高僧朱士行西游取经到达于阗。龟兹先后涌现出高僧佛图澄和鸠摩罗什。
公元399年,中原高僧法显西行取经,经过鄯善、焉耆、于阗等国,记载了佛教在西域地区的兴旺景象。
佛教的盛行:寺院的大量出现及其建筑的精美;僧人众多;石窟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佛事活动频繁,佛教节日众多;高僧辈出,佛教文化交流频繁。
西域佛教文化西传中原,出现了大量和佛教有关的建筑及文化: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云岗、龙门。
佛教的东传,佛经的翻译,给中国文学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
西域诸国首开雕塑佛像之风,形式既有浮雕,也有立雕。石窟艺术随佛教东传,在敦煌与中国传统技法和印度特色有机结合,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雕塑家和石窟雕塑艺术。
石窟的寺庙艺术除雕塑外,还有绘画。这种壁画技巧回传到内地,产生了著名的画家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曹仲达等人。
歌舞音乐著名。吕光将龟兹乐工和舞人带至凉州,龟兹乐在凉州吸收当地民族豪放纩悍的音乐特色,形成了新乐种西凉乐。北魏灭亡北凉后,当地龟兹乐工和舞人大批迁居中原。
北周武帝娶突厥公主为妻,得到大量西域乐工和舞人,让龟兹人白智通统管,形成了北周的“土龟兹”。北齐皇族喜听乐师曹妙达弹奏龟兹乐器五弦琵琶。西域的乐工舞人不断有人被封为王。北齐的龟兹乐吸收北方民族的乐舞成分,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齐朝龟兹”。
萨满教。萨满教是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原始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最初以自然事物为崇拜对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崇拜的对象逐渐增加,崇拜范围不断扩大,由自然事物崇拜逐渐发展到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多种崇拜形式。随着原始崇拜的发展,在新疆出现了萨满教。萨满教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萨满,相信万物有灵,存在一定的宗教仪式。萨满教作为一种宗教形态,其基本特征在于笃信萨满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于精灵直接沟通。萨满是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理人,是鬼神在人间的中介。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仪式,为本氏族或部落祈求神灵,保佑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为氏族成员治病,求儿求女,占卜吉凶等,后来,萨满开始参与氏族部落重大事务。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许多活动于新疆的古代民族都信仰过萨满教。萨满在这些民族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有关国家的军政大事,最高统治者都要事先征求萨满的意见,特别是军事行动,一般要由萨满预扑吉凶胜负,然后决定和战。军队出动时萨满要为获胜祈助神灵。有时,萨满也随军行动,以便随时祈助神灵。今天南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众在朝拜麻扎时,将麻扎周围插上木杆,木杆上栓挂上羊头、羊皮、牛尾、布条等,同时一起跳萨满舞,这就是萨满教习俗残余的反映。
道教。产生于东汉时期的中原地区(2世纪上半叶的顺帝时期),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以最高信仰为“道”而得名。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巫术、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吸收谶纬之学和黄老思想而逐渐形成的。道教的主要教派有正一道、全真道,经书的总集称《道藏》。道教徒统称道士,有出家和不出家之分,不出家的道士俗称火居道士或俗家道士。道教用以祀神、修道和举行斋祭等宗教仪式场所叫做宫、观、宫观、道观或庙。至少在公元5世纪初道教已传入西域的高昌一带。吐鲁番是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要道,早在西汉时期已是汉族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北魏时期,高昌地区相继出现了由阚(含)氏、张氏、马氏、麴(区)氏内地四姓豪门建立的汉族政权,因此,道教首先在这里传播开来。随着汉族人的不断迁入,道教在新疆有了较大的发展。解放后,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今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发掘了大量的道教文化遗存。从出土的道教文献中研究者发现,道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曾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佛教有相互融合的现象。也正是道教这种适应性的变化,使他在新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历经千余年而没有消失。
祆教。祆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火祆教。祆教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其经典是《阿维斯塔》,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火是光明和善良的象征,故对火特别崇拜,有专门祭祀圣火的仪式。此外,祆教还崇拜日、月、星辰。祆教在公元3世纪被波斯奉为国教,之后开始在中亚和西域一带流行。到了唐朝,中国人专门创造了“祆”这个字来表示该教。祆教传入新疆后在一些地区长时间流传。特别是祆教对火、日月星辰及水土的崇拜,和新疆各地土著居民所奉行的自然崇拜基本一致。所以祆教传入新疆后,其势力主要在农村,因为他很容易为信仰原始宗教的农村居民接受。祆教在农村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逐渐相互渗透、融合,最后成为民间宗教的一部分。今天,在新疆一些民族中仍保留着拜火的习俗。比如,当接羔或者牲畜换传染病时,在羊圈门顶上放蜡烛或火把、古兰经等,让牲畜一一通过,同时,让牲畜跳过火堆,以此给牲畜“净身”、“去邪”。过“诺鲁孜节”时,早饭后,家家户户在门前用芨芨草生一堆火,让全家男女老少和牲畜从火上跳过,也要求拜年者从火上跳过,以示“去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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