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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简介
上传: 彭永禄     更新时间：2012-5-13 15:11:01
孔子
　　（前551一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取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后没落，少时“贫且贱”。十五岁立志求学，“学无常师”，据传曾间礼于老耽，学乐于苌弘，通过私人传授，博习诗书礼乐，早年在鲁国执政大夫季氏门下任管牛羊、仓库的小吏。约三十岁，于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颜路、曾子、子路等是最早的弟子。五十岁任鲁国中都宰，继升司寇。不久去职，率弟子历游宋、卫、陈、蔡等国，凡十四年。志欲改良时政，复兴周礼，自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然终不见用，六十八岁重返鲁国。政治上仍不得志，乃专力从事讲学和著述，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直到逝世。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弟子达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为我国第一个创办大规模私学的教育家。其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一百零一九次之多，其基本涵义不外“克己”而“爱人”，“克己”即以礼约身，“非礼匆，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要求遵守周礼规定的等级，克制非分的欲望。“爱人”即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但强调以孝弟为本，爱有差等。
　　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为政》）。谓“政者正也”（《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提倡“举贤才”，“学而优则仕”，以“修己以安百姓”为政治理想。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在教育上最早探讨人性和教育作用问题，作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论断，肯定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乃后天习染所致，只要获得良好的教育条件，都有可能养成“仁”的品质。以此主张“有教无类”，除奴隶以外，不分贫富、贵贱、贤愚、种族和地区，凡致“束侑”之礼者，都可以收为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弟子七十七人，来自鲁、齐、卫、晋、宋、陈、秦、楚等国，大部出身贫贱，足见孔子的教育对象己推广到平民，学校由此冲破官廷的藩篱，促进文化下移，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教学内容继承西周六艺，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为纲领，以“诗”、“书”、“礼”、“乐”为基本科目。“诗”是西周以来的古诗，传有三千篇，经删订为三百零五篇，概称“诗三百”。认为诗教的作用有四：“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激发道德情感，观察风俗盛衰，增进相互情谊，批评政治得失）。“书”是历史。汇编春秋以前历代政治历史文献，主要传授夏商以来特别是西周前期的统治经验。“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引孔子语）。书教的旨意即在复兴“文武之政”。“礼”即周礼。包括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仪节，要求在政治和道德的实践中做到“礼”与“仁”的统一。“乐”即音乐，指乐曲、乐舞。乐教与礼教相结合，以“礼”约束外部行为，以“乐”调和内在情感。从德治思想出发，认为“安上冶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孔子曾否修订《乐经》，历来有争议。或谓本有《乐经》，秦以后亡佚；或谓“乐”本无经，“乐”的歌同在。‘诗”，其运用在“礼”，其声调则在伶工之手。《礼记》中的《乐记》、《经解》，《周礼》中的《大司乐》，保留不少孔子关于“乐”的论述，为后世乐教所本。还可能讲习军事。《礼记·射义》记“孔子射于瞿相之圃”，《左传·哀公十四年》记冉求称军旅之事“学之于孔于”。孔子肯定“既庶”（人口繁衍）则“富之，，（增殖财富），“既富”则“教之”（施行教化），是兴邦必由之路，但在他的教学中却排斥生产劳动，认为此乃“小人”之事。
　　教学方法，重因材施教，注意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据以进行启发诱导，力求使教学的内容、方法和程序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准备条件，引导学生把“学”与“思”结合起来，融会贯通，举一以反三，“温故而知新”。更要求身体力行，学以致用，“敏于事而讷于言”，把迁善改过作为学习进步的标志。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被定为必读的教科书，孔子被尊为“圣人”，儒家学说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给中国教育的发展以极为深远的影响。《论语》是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
　韩愈
　　唐朝文学家，教育家。字退之，河内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因韩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任学官历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 他领导唐中期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要求以接近口语的散体文代替姘体文。在教育上多有贡献。任潮州刺史时，恢复州学，捐俸助学，礼聘学师，促进地方教育的发展。任国子祭酒时，整顿国子监，对生徒的入学资格严加审查，选用学有专长者为博士，组织讲学活动，扭转不良风气，使国子监呈现朝气。
　　韩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要求发展学校教育，称“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但以性三品说为教育理论基础，认为学校教育在于培养德艺具备的君子，必以六艺为学科，进行仁、礼、信、义、智的五常之教，要注重个人修养，对己有严格的全面要求，主观上自觉努力，信念坚定，踏实地去实行，若犯过错，要勇于改错，防止重犯。《进学解》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认为勤学是学业进步的基本条件，依靠多读，达到博学，积极思考，以求贯通。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论点，劝导青年德业兼修，在“勤”“思”上下功夫。
　　主张尊重个性而因材施教，爱护人才而因才使用，教育者的责任在于识别和培养，当政者的职责在于人尽其才。《师说》发表对师道问题的新见解，认为学者必有师，师之任务为“传道、授业、解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学道应无常师。师生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可以根据条件转化、相互学习。 著作甚多，经汇编成《韩昌黎集》。
　 蔡元培
　　蔡元培（1868一1940），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补编修。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深感清政府腐败无能，弃官南返，开始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1898一1901年，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和上海南洋公学教习，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并把兴办革命学校，进行革命思想宣传和培养革命人才相结合。1902年，与章炳麟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被选为会长。他主持的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是当时上海两所革命学校。 1907年去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文学等科，更多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思想的影响。同时还从事著述，编写《中国伦理学史》，并翻译德国哲学家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 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主持制定“壬子癸丑学制”，改订各级学校课程，增加自然科学与工、农技艺的课程，废除读经，规定小学实行男女同校，以及推行义务教育与社会教育等。1912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辞去总长职务，再次赴德国学习，后又到法国考察。1915年与吴玉章、李石曾在法国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提倡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1916年返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整顿和改革，提出“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多方罗致学识渊博、热心教育、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充当教员。提倡学术民主的新风气，主张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男女同学，调整科系设置，实行“选修制”。同时在学校里开展体育、音乐、图画、书法等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的活动；学校内还组织有各种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对扭转北京大学腐败的校政和学风起了重大作用，使北京大学成为蜚名国内外的最高学府。
　　1923年离开北京大学，再赴欧洲，参与要求英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活动。1927年后，任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奋斗，对近代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移居香港，后病卒于香港。
　　他的主要教育思想为： （1）提出了著名的自由主义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认为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必须在“共和精神”的指导下，接受五个方面的教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才能完成，（2）主张 “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3）强调发展个性，崇尚自然。为使学生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强调要有“自动”、“自学”、“自助” 的精神，防止“注入式”的教学方法。（4）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还支持“勤工俭学”和“工学互助”活动。其著作辑有《蔡元培全集》。
　陶行知
　　陶行知（1891一1946），中国近代教育家。原名文浚，又名知行。安徽歙县人。1910年入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赴美国留学，1915年获伊里诺大学政治硕士学位。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杜威、孟禄的学生。1917年获该校都市总监学位，秋季归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五四时期主张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提倡女子教育，学生自治等。1923年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多处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 1927年后，积极提倡乡村教育运动。认为中国的国情是以衣立国，教育应为占中华民族最多数的贫苦农民服务，提出以普及乡村教育运动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
　　在南京郊区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具有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的教师。系统地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支持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30年国民政府下令封闭晓庄学校，他被通缉。同年秋，避居日本。 1931年春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申报》转向支持进步力量和抗日救广起了促进作用。1931年至1935年，提倡普及教育，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与丁柱中、高土其等主持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并创办了《生活教育》，向人民大众介绍通俗科学知识。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等。九一八事变后，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和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为执行委员。1936年初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吸收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参加。同年7月，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号召，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政策。 1936年7月，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第七届年会，并受全日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为国民外交使节，先后周游亚、非、欧、美28网，宣传抗日救国；向华侨和世界人民开展募捐活动。支援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战时教育运动。并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他曾表示从事抗战教育“三愿”。一是创办晓庄学院，以培养高级人材；二是创办难童学校，使难童受到教育；三是在香港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1938年12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成立，被选为理事长。他拥护中国共产党，育才学校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培养了很多革命战士和专业人才。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1946年4月，回上海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同年7月因脑溢血逝世。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著作很多，已合编为《陶行知全集》（六卷）。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不是他传授给学生的，他所做的无非就是把学生心中的真知唤醒并挖掘出来。就像接生婆一样，他所做的是帮人生孩子（知识），孩子（知识）是每个人自在自有的。故他把自己的教学方法称为“产婆术”，而把自己比喻为知识的接生婆。
　　也许纯属巧合，苏格拉底的母亲恰恰就是一位接生婆。苏格拉底算是子承母业，母子俩共同做着助产的工作而乐此不疲。苏格拉底常常从对方所熟知的具体事物和现象开始，通过提问，揭示对方的自相矛盾之处，如此层层推进，直至最终得出双方都认可的结论。
　　且不说苏格拉底的认识论正确与否，他所创立的“产婆术”在教人求知求真方面确是匠心独具，开了西方“启发式谈话法”的一代先河，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7岁前的教育以体育为主，要及时地引导儿童做些适宜于肢体发育的各种活动。儿童自幼养成耐寒的习性，很有必要；儿童习惯于寒冷，不仅可以促进其体格健壮，而且可为其长大成人后的从军入伍作准备。至于儿童的啼哭，则不必禁止，啼哭时扩张肺部，有助于身体的发育。5岁前不可教儿童任何功课，以免妨碍其身体的正常发育。5岁前的儿童主要活动是游戏和听故事。“儿童游戏要既不流于卑鄙，又不致劳累，也不内涵柔靡的情调”。故事应由负责儿童教育的官员作出精心的选择。游戏和所讲的故事，最好能与将来的工作相联系，是将来应从事的工作的简单模仿。儿童的环境对其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不要使儿童听狠亵的语言，更木能让他们讲狠亵的语言，一旦轻率地口出恶言，离恶行也就不远了。同样，也不要允许他们看狠亵的图画或戏剧表演。人们对最初接触的事物往往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人在幼时，务使其隔离任何下流的事物，凡能引致邪念和恶毒性情的各种表演都应加以慎防，勿令耳儒目染。”从5岁到7岁这个年龄时期，儿童可以旁观人们正在从事的他们将来将要从事的工作。
　　根据亚里土多德的学制，要使儿童从7岁起便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体育的任务是帮助增进健康和“增进战斗力量”。为使体育能发挥效用，应采取一种合适的方针。当时，有的希腊城邦以培养运动员的办法去训练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亚里土多德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方针，因为少年儿童过度地锻炼会留下恶果，儿童的体质经过长期的剧烈运动将受到损伤。一些在儿童期参加竞赛而得到优异成绩者，到了成年仍能在竞技中得奖者至多只有两三例而已。所以在17岁以前，儿童的体育规程只能是一些“轻便体操”。同时，体育教师应训练儿童身体养成正常的习惯。竞技教师只能教给儿童以轻巧的武艺，如弓箭、弹丸之类，使其初步得到军事技术的训练。亚里士多德不赞成斯巴达人所采取的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严酷训练的方针。斯巴达人用野蛮的措施培训儿童勇敢的品德，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勇敢是与凶猛不同的。“凡属最凶猛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勇敢”，例如在兽类中，真正勇敢的如雄狮，其性情往往是比较温和的。那些以掠夺为能事的匪徒以及那些吃人的生番，他们并无真正的勇敢和美德。只有那些能正视危难，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
　　伊索克拉底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是古希腊修辞学家。他出身于雅典富裕奴隶主的家庭，是智者派高尔吉和普罗塔哥拉的学生，有时跟苏格拉底学习，以撰写法庭诉讼的演说词为职业。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吕克系附近创设第一所修辞学校，这是古代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学生来自希腊世界的各个部分。在他的教导下，许多学生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因此他被称为古代最成功的专业教师。
　　伊索克拉底认为雄辩是德行和智慧的产物。他自己也不只是一个具有单纯技巧的修辞学家，他要求把修辞和演说提高到真正艺术的水平，而认为华丽的辞藻对于个人的美德和国家的正义只能起着衬托的作用。为培养演说家，他提出了广泛的课程，特别强调语言和文学在高等学校中的重要意义，他帮助哲学家们使雅典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学中心。
伊索克拉底现存的著作有多篇，主要是一些政治演说和法庭的辩论。
　　西赛罗
　　西赛罗（cicero，前106—前43）是古罗马的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作家，而且是一位才干超群的政治活动家，他对于古代罗马的教育有着重要贡献。他是雄辩术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的《雄辩术》一书，是古代有关雄辩教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西赛罗的家庭属于骑上阶层，家道富有，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在著名的修辞学家、法学家以及斯多葛派哲学家所办的学校受教育。青年时期，按照传统习惯，他接受过军事训练，服过兵役，最后按当时的教育传统到雅典的哲学学校游学两年。他受完教育以后，便从事律师工作，不久便步入政界，凭其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天才以及纵横掉阁的政治手腕和阴谋诡计，而步步高升，公元前64年，在竞选运动中，击败了著名的民主派首领卡提柯那，而当选为执政官，登上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在政治斗争中，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死守共和制不放，当共和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时，西赛罗本人也就成了它的殉葬品。罗马三头专政清洗反对专政的元老院时，西赛罗逃亡未遂而被害。
　　雄辩术起源于希腊。罗马的共和时期，雄辩术在政治生活中曾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争取民众，击败政敌的重要工具。到了共和末期，它的重要性逐渐消亡，随着帝制的建立，雄辩术也就逐步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但是却在另一种含义下，继续为帝国效劳，成了有教养的罗马人的标志或代名词。
　　西赛罗生活的年代正是这个时期。西赛罗的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丰富了雄辩教育的内容，使其更加具有理论意义。他的培养雄辩家教育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话点。
　　西塞罗认为，在培养雄辩家的方法中，练习应占重要地位，练习是培养雄辩家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他强调，练习是使有关雄辩术的各种知识转化为演说效果的最重要的方法。西塞罗指出，练习的方法有多种，最常用的练习法是模拟演说。这种方法是指，先确定一个与在讲坛上讲演类似的论题，然后对讲题作充分的、深思熟虑的准备，最后发表演说。
　　按照西塞罗的意见，在各种练习中，最主要的练习是写作。写作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转移到演说能力中去。演说词要求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富有韵律。这些只有通过演说词的写作练习才能得到。写作的练习必须持之以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不可能得到明显的效果。这是西塞罗本人从几十年的亲身实践中得到的一条经验。
　　昆体良
　　昆体良（公元35—95）生于西班牙北部，先在罗马受教育，然后回西班牙当教师，公元68年应召到罗马，由罗马皇帝授予他罗马帝国第一个修辞学教授职位。公元90年昆体良当罗马皇室两个贵族儿童的教师。著作有《演说术原理》，约成于公元96年，后失落，于1416年重新发现。
　　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一书中，不仅反映了公元前后二百年间罗马学校教育的实际，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培养演说家的教育思想。他与西塞罗一样，认为一个理想的演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良善的人，道德的生活比华丽的辞藻更重要得多。他对于教育事业怀有很大的信心，认为教育者应当看到儿童具有无限的潜在能力和发展的可能性，天赋的素质在学习上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此抱怨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可以接受教育，而多数人是迟钝的；相反，大多数人是敏于理解和乐意学习的，那些呆笨的人如同不正常的事物一样，是非常少的。他竭力主张并多方论证了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优越的观点。他要求未来的演说家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要善于与社会交往，从而经常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在学习上，他认为作为一个演说家，必须有广博的、稳固的知识基础。他特别强调文学教学（包括学习历史家、科学家和诗人的著作）的重要性，他说：“除非很好地、真正地打好基础，否则，上层建筑就会倒塌。”
　　昆体良看到并提出了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问题。他对儿童心理特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教师必须以父母般的态度对待儿童，并彻底了解儿童能力的差异和倾向；惩罚、鞭打，乃至嘲讽，只能使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教师的鼓励和榜样是使学生学习成功的有效方法。《演说术原理》一书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
　　维夫斯
　　维夫斯（1492—1540）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教育家。他出生在瓦伦西亚的一个贵族家庭，幼年受家庭教育，1508年入瓦伦西亚大学学习。1509年入巴黎大学，1512年因不满当时经院主义的教育，离开巴黎去佛兰德，在卢万大学学习和讲学，并与伊拉斯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523年应邀到英国，任玛丽公主的家庭教师，并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和莫尔过从密切。在英王亨利第八的离婚案中，他站在王后凯瑟琳一边，后离开英国，终老布鲁日。
　　维夫斯和伊拉斯谟及法国的布迪，号称欧洲人文主义的三杰。他是和经院哲学进行斗争的一位中心人物，他广泛采用归纳的科学方法，注意观察和实验，比培根早了两个世纪。他从事教育实践，注意教育研究，德国教育史家朗格称他是教育新道路的开拓者，是近代欧洲的昆体良。他的重要教育著作有《智慧入门》（1524）和《知识的传授》（1531）。
　　《智慧入门》是一本道德箴言集，共592条，内容包括论智慧、人的三个领域、事物的性质和价值、身体、精神、学习、德行和感情、宗教。耶稣基督、食物消耗、睡眠、慈善、如何与人共同生活。言语和交往、誓言以及如何待人等17个部分。这本书在16世纪后半叶以后的百余年间，曾经一直是英国学校的教科书，成为英国教育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知识的传授》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基督教教育学。共分教育的起源、学校、语言教学、高级课程和学习与生活五卷。他认为教育和生活是一体的，在人的一生中，对于智慧的追求无有终结。知识和德行是教育的目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公众的幸福。热爱上帝是生活的最高目的，所以教育的目的和宗教的目的是一致的。在维夫斯看来，莫尔的“乌托邦”大家庭是柏拉图的学园的复活，因此他给学校取名学园，合小学。中学及大学为一体。他很重视校址的选择，要求空气清新，供应方便，远离市区和交通要道。三、四两卷是课程论部分，他认为课程的基础是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拉丁文的学习，要求学生能讲拉丁误，阅读拉丁文专著，也要学习希腊文。维夫斯也很重视本族语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本族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他认为自然研究是一门重要的学科，知识的各个部门都来源于自然，感觉是通向知识的道路，所以应通过观察和实验进行感觉的训练。他提出体育运动应在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重视教师的培养，主张教师应经过试用，接受校长的仔细考察，然后授予其教师称号。维夫斯的这些教育观点曾对培根和夸美纽斯产生过重大影响。
蒙田
　　蒙田（1533一1592）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者、著名的散文家。他于6岁时入塞恩中学，受过极严格的古典教育，从13岁起学法律，后曾游历欧洲许多地方，并当过波尔多市长。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文》三卷，其中论述教育、学校和教师的文章有《论学究气》和《论儿童的教育》等。
　　蒙田对当时流行的狭隘人文主义教育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他指责学究气的人文主义者以空洞的。死板的书本上的东西去填塞儿童的记忆，这种教育所培养的只是迂腐的学究，而不是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文化修养的绅士。
　　蒙田所关心的是贵族儿童的教育。他认为，适当的教育应当在慎重选择的导师指导下进行。他希望做导师的应陶冶儿童的感情，使他们成为最忠诚于国王的臣民和绅士。他认为贵族儿童注定要成为统治者，因此，应使儿童从幼年时期起就学会优雅的风度、高尚的举止、礼仪以及音乐和舞蹈，并要经受体育锻炼的严格磨练。
　　针对极端形式主义的烦琐的教学方法，蒙田提出了许多值得予以重视的意见。他希望教师改变像漏斗灌东西似的教学方法，而应当按照儿童的能力来进行教学。在教学中不应当只是教师一个人在讲话，而且也应允许学生有讲话的机会，教师应当让学生说出学过的东西，并理解它的意义和实质。他还希望教师让学生谨慎地吸取一切东西，而不相信只凭权威树立或者未经考察的东西，认为一个仅仅跟着别人走的人不会去探索什么，因而也寻找不到什么。他说，学习和教育只服从于一个目的，即“培养儿童完美的判断能力”。他的结论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培养对学问的兴趣和爱好，否则我们将只是教育一些满载书籍的傻子”。蒙田这些教育观点对后来的洛克和卢梭有很大影响。
　　路德
　　路德在教育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写的《致全德市长及地方议会参议员的信》、《遣送子女求学的责任》，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观点。
　　对于当时的教育，路德作了严肃的批判。从大学到初等学校，来不存在着严重问题。许多学校已经堕落成罪恶的场所，成为“地狱和涤罪所”，儿童整天在其中受到鞭打、折磨。在大学和修道院学校中的教师们、修道士们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是一些只关心填满自己的胃的人，他们根本不能胜任教学和管理学校的工作，由这些人教出来的学生，除了变得更加盲目和愚蠢外，是不能指望得到什么的！路德甚至把大学、修道院学校中的教师、神父、修土比作“粗劣的肥胖的驴子”，“戴着珍珠的猪猡”。各级学校的沉沦还表现在没有好的图书馆，没有好的书籍，所有的只是一些充塞着谬误的书，那些有毒的不干净的书充斥修道院的各个角落。既然无书可读，路德问道，那么学生和老师又怎么能与他们所读的书显示出不同呢？“乌鸦不能孵化出鸽子，同样，愚人也不可能培养出聪明的人”。教师教的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同时他们对于教法也是一窍不通。因此青少年们在学校里呆上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头来既学不到拉丁文，也学不会德文。所以路德认为，大学、修道院除了把人变成“驴子和笨伯”，人们是不能得到其他东西的。再加上这些地方所存在的“可耻的罪恶”的东西，以致使青年人在其中遭到“令人痛心的摧残”。既然如此，青年还不如不进这些学校，使他们保持无知状态，反比身心遭到摧残要好得多。因此出路是，或者把这些败坏和摧残人的学校加以“毁灭”，或者改造成“基督的学校”。
　　路德认为教育包括了两方面的职责，一是培养僧俗两界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一是对人民实施普通教育。他认为僧俗两界所需的专门人才中最重要的是神学家、法学家和医学家。这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而提出的。首先，路德十分重视法学家的培养，理由是德国的政权是建立在“罗马帝国的法律的基础上的”，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就必须维护法律，而要维护法律就要有知识和智慧。在世俗政权中，正是那些有知识的法学家和其他学者在维护着法律，并以此来维持世俗政权的正常运转。
　　教育的另一个职责是提高人民的文化和道德。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当权者就不应吝啬钱财，在教育工作上要舍得花钱。因此，路德在致市长、议会成员的信中呼吁他们把青年教育的责任担当起来。城市的快乐、光荣全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责任把城市治理好。他们应尽心竭力，日夜为此而工作。如果认为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与己无关，那么这种人是不配统治人民的，他只配统治猪狗。那些王公大臣们只知吃喝玩乐，整天在酒窖厨房梭巡。所以办好教育的责任，自然地就落到了市长、市议员的身上。
　　根据以上的理由，既然僧俗两界都需要教育，那么，僧俗两界的领导人也应把办教育的责任担当起来，教会应当办教育，世俗政权机关也应办教育。路德这种主张对于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各国影响很大。从这时起，教会和国家政权机构同时办教育就逐渐成为欧洲数百年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是世俗政权机构在办学中逐步处于主导地位，教会由国家支配日益显著而已。
　　夸美纽斯
　　扬·阿姆斯·夸美纽斯（1592—1670）是17世纪捷克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民族独立、消除宗教压迫以及教育改革事业，曾担任捷克兄弟会牧师及兄弟会学校校长。
　　夸美纽斯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文化、思想领域，人权与神权、理性与信仰、现实与来世、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之间发生了激烈碰撞。夸美纽斯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人文主义及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他肩负历史重任，力图打破旧传统的闸门，让适应新时代的新教育思潮汹涌奔流。但他并未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常常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发表其教育观点。
　　夸美纽斯的各类著作共有265种。《大教学论》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教育学著作，它全面论述了人的价值、教育的目的及作用、旧教育的弊病、改革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制、教学法、体育、德育、宗教教育。学校管理等。这里着重选编了该书中关于教学法的几章。《母育学校》是历史上第一本学前教育学专著，详细论述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胎教以及学前教育的内容。此书虽然论述的是家庭条件下的学前教育问题，但后来给幼儿园的创立者福禄培尔以重要启迪，并构成其学前教育理论的中心思想。《泛智学校》是夸美纽斯以泛智论为指导，为其在匈牙利建立的实验学校所拟定的实施计划。夸美纽斯的泛智论是探索将一切有用的实际知识教给一切人的理论。这一理论适应了弘扬理性、尊重知识的时代潮流，表达了重视普及教育。普及知识的民主精神。这一计划部分地被付诸实施，其中许多观点和措施成了近代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威廉·配第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1676年出版的《政治算术》著作中，首次试图运用数字资料去计算广义教育之成果的货币价值，并从其结果中得出制定经济政策的结论。配第把“技艺”看做一种特别的，除了土地、物的资本和劳动以外的第四个生产要素。配第认为，教育和训练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出现差别。他对比了海员和农民，认为由于海员所受到的训练，使得在货币价值比值上，令“一个海员实际上等于三个农民”。配第还从人的劳动使人力的货币价值生息这一假设出发，算出英国“有生命的资本”的货币价值。这是第一个力图确定一个国家“人力资本”量的尝试。
　　洛克
　　洛克（1632—1705）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政府论》《人类理解论》《教育漫话》《贫穷儿童劳动学校计划》。本书所选内容集中反映了洛克关于教育的作用、知识的来源、德智体教育等方面的观点。
　　洛克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绅士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即有道德、有学问、有礼貌的人。为此，洛克提出了一套包括德、智、体等在内的教育内容和实施办法。他认为，体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绅士首先要有强壮的体魄，能吃苦耐劳；德育是第一位的；智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辅助更重要的品质，但其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洛克还提出了包含大量实用知识在内的教学科目及具体的教学方法。
　　洛克的教育思想对近代西方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教育影响很大。他的绅士教育理论较之封建的、宗教的教育是一大进步，符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益。但是，洛克的思想具有妥协性。他的唯物史观不彻底，仍然相信上帝；他歧视劳动人民，主张为他们设立劳动学校，等等。
亚当·斯密
　　第一次直接对教育具有生产性和经济意义进行论述的人，首惟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他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能力看做是国民财富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认为"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其主要思想体现在《国富论》(1776)当中。
　　在亚当·斯密看来，教育和训练具有经济意义。他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约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做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他还指出:“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寿命，必须于适当期间内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那样。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裴斯泰洛齐
　　瑞士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1746一1827)关于劳动是人民群众生活的中心，因此生产劳动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他关于教育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因此教育应该和劳动人民的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全面地发展儿童的劳动能力的思想，他关于“使学习与手工劳动相联系，学校与工场相联系，使他们合而为一……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是手工劳动”(《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203页)这一教育和生产劳动联系和结合的思想，他关于通过群众性学校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思想，都是大机器生产出现前(从他生活的国度看)现代教育思想最杰出的表现，他的这一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
朱利安
　　毫无疑问，第一次以相当完整的方式同时论及比较教育的学术性和实践性的人，当属朱利安。此外，他还为比较教育提出了一种无疑独立于其他学科的认识论。
　　马可-安托万·巴黎的朱利安，1775年3月10日生于巴黎。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不与他父亲的名字(德龙的朱利安)相混淆。巴黎的朱利安总是朝气蓬勃，一直对政治和新闻有极大兴趣，尽管他不久对教育问题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爱好。他首先是一个启蒙运动思想家，拥护典型的理性主义理想，倾向于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以广阔的世界主义的观点考察文化和社会制度；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法国国内外的多次旅行。
　　从1808年起，他的主要注意力明显地转向了教育。这一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体育、德育和智育概论》的著作；这部著作文字过于繁琐，内容过于空泛。尽管如此，该书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特点，大胆地提出了许多革新建议。1810年，他考察了裴斯泰洛齐的伊弗东学院，并对裴斯泰洛齐及其独创的教学方法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两年后，他出版了名为《裴斯泰洛齐教育方法的精髓》。朱利安把他的两个7岁的儿子留在伊弗东，这也说明他对该学校十分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