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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政策与中印关系
摘 要：中印建交60多年来，双边关系跌宕起伏、阴晴不定。两国间曾经建立过友好关系，但是也曾经严重对峙，剑拔弩张。传统上认为，中印关系之所以屡屡发生波折，是因为两国间存在诸如西藏问题、边界纠纷等难题。但是，考察过去60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决定中印关系走向的核心因素是两国各自所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与当时霸权国的关系状况。当中国好于印度时，印度政府会主动接近中国；当印度好于中国时，印度政府则较少顾及两国关系。
关键词：中印关系；印度对华政策；边界问题；国际环境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历史上，两国都曾受到过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印度和中国先后赢得了民族独立。独立后的中印两国迅速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并在一段时间里取得长足进展，但是，两国关系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大起大落，曲折坎坷。
一、印度对华政策的历史演变
新中国和印度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大起大落，坎坷跌宕。有的学者将新中国与印度的外交关系分为10个阶段[1]，本文则将中印关系的发展进程大致分为6个阶段，即1950—1959年、1959—1976年、1976—1989年、1989—1998年、1998—2003年、2003年至今。
第一阶段：1950—1959年，中印关系的建立和迅速发展。
1949年12月30日，印度尼赫鲁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2月31日，印度宣布同国民党集团驻新德里“大使”断绝关系。印度成为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印两国开始进入短暂的蜜月期。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举世瞩目的第一届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这是亚非新兴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列强参加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中印两国推动亚非国家团结反帝而共同努力，这成为中印友好合作的高潮。
第二阶段：1959—1976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中印关系迅速恶化。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尼赫鲁多次发表公开讲话，称叛乱是“愿意的冲突”，是“起义”，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指责我国平叛是“武装干涉”[1]。由于印度蛮横无理的要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激化。印度边防军奉行“前进政策”，不断武力蚕食我国领土，终于引发了1962年中印大规模边界冲突。冲突结束后，中印关系跌入了不战不和的“冰点”状态。从1962到1976年长达15年时间里，中印两国没有互相派驻大使。
第三阶段：1976—1989年，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对华政策逐步回暖。
70年代初，中印双边关系开始缓慢解冻。1969年11月印度表示打算派回驻华大使，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五一”游行活动期间，毛主席对印度的驻华临时代办拉杰希·米斯拉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请您向你们的领袖问候。”印度临时代办迅速将这一积极信号传回国内，两国关系开始慢慢缓和。1976年，双方恢复互派大使，恢复了两国官方往来和贸易，两国总理还进行了会晤。1981年12月，中印建立了副外长级官员定期会谈机制，从1983年第四轮会谈起，双方就各自外交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但在敏感的边界问题上，双方都持审慎态度。这一时期，总体来看，两国关系缓慢回暖，但是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以及继续以印苏特殊关系为外交主轴，使得80年代中印关系总是一波三折，影响了两国关系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第四阶段：1989—1998年，冷战后中印关系的快速回暖。
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接近尾声，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促使中印两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反思各自的外交路线。1988年12月19—23日，拉吉夫·甘地总理应邀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拉·甘地的举动冲破了印方对高级官员访华的限制，为此后中印关系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后大约十年时间里，中印关系保持了良性、快速的发展。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中印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的协定》；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中印双方进一步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些协定对于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安宁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五阶段：1998—2003年，印巴核试验后中印关系的急转直下。
1998年2、3月间，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上台。5月3日，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电视讲话中把中国形容为比巴基斯坦更为危险的“头号潜在威胁”。几天之后，印度便在其西部拉贾斯坦沙漠进行核试验并宣布自己为核国家。第二天，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致函美国等国政府，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核威胁以及1962年遭到“武装侵略”作为印度进行核试验的借口。实际上，印度政府是想借助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来混淆国际视听，寻找“充分”的核武装理由，以期减轻国际社会对其的制裁和压力。印度政府这一行径，导致中印关系急转直下，再次把双边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
第六阶段：2003年至今，中印关系在新时期稳步发展。
印度核试验后一度冷却的中印关系，在双方的努力下逐步恢复和发展。2000年5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问中国，江泽民对发展中印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为中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标志着中印关系全面走出低谷，进入发展的新阶段。瓦杰帕伊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2005年4月9日至12日，应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邀请，温家宝总理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将中印关系定位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印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
二、对中印关系曲折变化的已有解释
（一）边界争端
中印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急剧恶化，两国甚至在1962年爆发了大规模边界战争。因此传统上认为，边界争端是影响中印关系顺利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印度军队从1959年起多次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使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不断恶化。中国在一再忍让后于1962年10—11月间采取了自卫反击，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中印边界战争使得中印边界问题长期化、复杂化。目前，双方的分歧主要存在于东西两段[3]。领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根据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领土及领土上的人口是构成国家硬实力的重要部分；在现实层面，领土往往又被赋予某种神圣性，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尤其是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饱受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此外，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控区，因此藏南地区在藏民宗教信仰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边界问题上，中印两国似乎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难以获得双赢的结局。但是，国家利益是动态发展的，边界争端毕竟属于两国的局部问题，不会从根本上决定两国关系走向。1953年，印度将其东北边界推进至“麦克马洪线”附近，甚至将该线以北的朗久和兼则马尼划入该线以南，并设立哨所。1954年，印度成立“东北边境特区”，并在其出版的地图上标明为“已定国界”[4]。可以说，边界问题在1950—1955年的中印关系中已经比较突出，然而，中印关系却在这段时间里迅速发展，并在1955年亚非会议后达到一个高潮。因此，边界问题并不是决定中印关系的核心因素。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国际格局的转变，以及新技术、新知识的产生和运用，领土和人口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相应地，边界问题在中印关系中的地位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边界问题在当代中印关系中的地位变化[5]：第一，目前中印两国都认识到，两国的繁荣和强大是必然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发展中印关系才是现实的理性的选择。在这一前提下，某一块边界领土究竟属于印度还是属于中国就不再具有所谓的现实重大战略意义。第二，在现代科技和军事技术条件下，两国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缓冲区”，如印度以前一直谋求的那样，已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两国在理念上达成互不威胁的共识比一个所谓的缓冲区对两国的安全更有意义。

现实的政治变化也体现了上述趋势。2005年中印两国签署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标志着两国确立最终解决边界问题的共同原则，为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打开了大门[3]。总的来看，我们可以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抱谨慎乐观的态度。只要中印双方领导人能够坚持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原则，这一问题将有可能获得解决，达到双赢的结果。
（二）西藏问题
西藏位于我国的西南边陲，山高路险，自然条件恶劣。我国的战略纵深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青藏高原的屏障作用。西藏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安全环境、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不会作出任何让步。
新中国建立之初，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友好。印度当局的想法是，西藏实现“独立”，或是获得较大程度的“自治”，印度在西藏要保有较大的发言权，使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印度的如意算盘落空。尼赫鲁政府表示强烈不满，但是仍采取了理性的现实主义政策。1954年4月，印度与中国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放弃了从英国殖民当局继承下来的部分特权，明确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5]。之后，虽然印度历届政府一直暗中支持“藏独”势力，为其提供活动场所和方便，但是印度官方却保持了一贯明确的态度。中印建交60多年来，西藏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麻烦”，但不会升级为两国间的主要矛盾。21世纪中国不断崛起发展，印度政府也会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不符合印度的根本利益。西藏问题在今后至多会成为印度与中国交涉的一个筹码，而不会从根本上左右中印两国关系的走向。
（三）战略威胁
“中国威胁论”一直在印度国内保持着相当的影响，一部分印度人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或者潜在威胁。首先是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印是一山之隔的邻国，独立后的印度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安全战略构想，希望将西藏当做防止“中国势力南下”的缓冲区。其次，印度具有很强的大国心态，印度独立之初，尼赫鲁就提出印度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在印度政治家内心深处，想追求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不甘心在南亚与巴基斯坦等国相提并论。这样，印度政府就很容易把中国视为强大的竞争对手[7]。第三是历史积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使得中印两国陷入长期的敌视和不信任，这种敌视情绪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即使是影响淡化，一旦两国关系稍有波折，这种情绪就会被再次发酵并高涨起来。最后是冷战思维的影响。冷战虽已结束，但冷战思维仍存在于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印度有相当一批政客和学者认为，中国与印度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是对印度的战略“包围”。
中印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冲突和竞争由来已久，无论两国关系是好是坏，“北方威胁”的概念一直存在于印度政治家的头脑中。换言之，战略威胁并不是左右中印关系变化的因变量。另一方面，中印两国有相似的文化观念，爱好和平，反对霸权主义，这是中印两国重要的战略利益交会点；两国同属第三世界国家，能够通过相似的视角看待国际问题，在国际社会上往往抱有相同或相似的主张。这使得两国容易培养起某种默契和共识。
综上所述，边界争端、西藏问题和战略威胁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印关系，但是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决定中印两国的亲疏远近。
三、国际环境与印度对华政策
一般而言，一国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取决于该国与国际主导力量之间的关系。冷战期间，这种主导力量有美国和苏联；后冷战时代，这种主导力量只有美国。回顾60多年来的国际关系史，我们发现，当总体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时，印度政府就会主动改善对华关系；当总体国际环境有利于印度时，印度政府就会肆意恶化两国关系。而这里的总体国际环境，主要由中印两国与当时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状况决定，即在冷战期间主要由两国对美、对苏关系决定；在后冷战时期则主要由两国对美关系决定。如下表：

（一）国际环境对比逐渐对印度有利
案例一：1950至1959年间的中印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印两国保持友好关系。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苏共以大党自居，妄图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同志加兄弟”变成分外眼红的仇人。而此时美国则继续奉行敌视和封锁中国的政策。同时期的印度，外交环境不断改善。印度建国初期，奉行独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印美战略目标的分歧导致两国间矛盾突出。50年代中后期，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极力拉拢印度。与此同时苏印两国也在迅速接近，苏联出于抵御美国在南亚渗透扩张的考虑，开始与印度建立密切关系，1955年两国首脑互访成为两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开端。
在国际环境对比明显有利于印度的形势下，从1959年开始，中印两国间的边界问题逐渐突出。长期以来，中国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克制的态度。即使是在发生了严重的边界冲突（朗久事件）时，中国政府仍然主张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而印度政府则顽固坚持殖民主义政策，尼赫鲁认为，中国的战略重心在东南方向，不可能冒险在西南同印度一争高下。由于印度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1962年，两国爆发大规模边界战争，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案例二：1989至1998年间的中印关系。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全面瓦解。冷战结束使得中美两国战略上的共同利益下降，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改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威胁论”悄然升温。整个90年代中美关系时好时坏，不时发生外交纠纷。冷战结束使印度失去了苏联的帮助，但是美国为了填补南亚战略真空，开始奉行“重印轻巴”政策[8]。两国社会制度相似，互相认为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在这一情况下，印美关系在90年代迅速发展。
在国际环境对比略好于中国的情况下，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5月间悍然进行了核试验，挑起南亚核竞赛。印度瓦杰帕伊政府判断，国际环境有利于印度，美国难以采取长期的遏制措施。基于这一判断，印度政府不惜恶化中印关系，借助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来混淆国际视听，寻找“充分”的核武装理由。印度政府这一行径，导致了中印关系急转直下，再一次把双边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
综合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印度的国际环境好于中国时，印度政府会不惜采取恶化中印关系的措施来谋取特定的利益。
（二）国际环境对比逐渐对中国有利
案例一：1959—1976年与1976—1989年间的中印关系。
中苏关系在60年代前期破裂后，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但也面临着空前的外交机遇。由于中美在对苏战略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两国不断接近，并于1972年打破僵局，1979年建交，80年代中期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为了改变在中美苏大三角中所处的不利位置，苏联也不得不主动改善对华关系。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冷战期间，印苏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苏联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苏印两国迅速接近。1971年苏印签署“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表明两国间建立了准军事同盟关系。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国力衰落，相应地对印度的支持减少。
此时的国际环境对比明显有利于中国。虽然边界争端依旧，但印度政府迫于国际形势变化，于1976年同意两国恢复互派大使，拉·甘地还于1988年冲破国内限制，做出了访问中国的惊人之举。印度主动改变对华政策绝非偶然，苏东集团日薄西山，造成了印度外交环境恶化，唯有改善中印关系，才能减轻印度的国际压力。

案例二：1998至2003年间的中印关系。
“9·11”事件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美国为了进行反恐战争，主动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与巴建立反恐联盟；同时大幅改善对华关系，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此时则变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印度政府主动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深化印美关系。但是在美国打响反恐战争后，印度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中印两国的国际环境对比也相应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中国略为有利的形势下，恶化中印关系于印度而言有害无益。为了打开印巴核试验后的不利局面，印度政府开始改变僵硬的对华政策。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促使中印关系全面走出低谷。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后，中印关系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上述两个案例反映出，当中国面对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时，印度政府就会采取积极稳健的对华政策，保持和改善两国关系。
综上所述，领土纠纷、西藏问题和战略威胁仅仅是两国关系中的局部问题，而非根本因素。而真正决定中印关系走向的变量是两国国际环境的对比形势，尤其是两国与当时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状况如何。
四、结论
中印关系的好坏决定于两国国际环境的对比态势，通过分析近年来国际格局变化以及两国同美国的关系走向，可以对未来中印关系发展趋势做出基本判断。
“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放在外交政策的优先位置，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迫于反恐形势，美国不得不与中国修好，这使得中国在“9·11”事件后国际环境大为改观。但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华态度渐趋现实主义，特别是奥巴马政府近来大力推动“重返亚太”政策，对华政策实际仍是“接触加遏制”的老套路。中美两国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随着未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警惕还会进一步加大。
印度近年来综合国力增长迅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在美国眼中，印度更是可以借助的遏制、平衡中国的重要力量。早在2000年克林顿访印期间，双方就签署了《印美关系：21世纪展望》的框架文件，美印建立了“新型伙伴关系”。小布什政府时期，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在印度拒签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美国居然同印度开展民用核领域的合作[9]，实际上承认了印度加入核大国俱乐部。近来，印美关系进一步走近，美国视印度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与印度在经贸、核能、军事等多领域合作十分热络。
总之，近年来美印、美中关系的发展表明，美国希望与印度进行战略合作，遏制中国这一“潜在竞争对手”。如果主要从对美关系考虑，印度的总体国际环境要好于中国。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果中印两国在边界谈判、核武器、战略安全等热点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或突发事件，印度政府将很有可能采取恶化中印关系的举动（近期印度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参与南海争议海域开发、印度传媒界对华大肆歪曲报道等便是这一动向的具体表现和信号）。而印度政府采取这样的举动将会得到美国的默许和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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