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北部发现的一个唐代中国手持镜.pdf

75摘 要:最近在阿富汗昆都士地区发现了一面带有独特中国装饰纹样的带柄镜子，该文物很可能是十一世纪末或十二世纪初在中国制造的。由于带把手的镜子从来都不是预制的，虽然它被称为中国形制，但无疑是为了出口到当时占领中国北部的辽国而制造的。它很可能是在华北某的一家辽国赞助的商店中制造的。公元 1125 年，辽军战败后，阿富汗昆都士形制的镜子与其他类似的铜镜一起，被契丹难民西行带至七河地区。契丹人（现在的喀喇契丹人），在迅速适应新环境后，将他们的新帝国又向西扩展至花刺子模帝国。昆都士形制的镜子可能是这次征途的物质记录。关键词：昆都士镜；手持镜；铜镜；阿富汗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21（2023）03-075-07收稿日期：2023-03-05作者简介：特鲁兹代尔(William Trousdale)（1926-1998），男，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尼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亚洲古代青铜器考 古与艺术研究。译者简介：王嘉璐（1998-），女，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人。内蒙古艺术学院美术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油性综合材 料绘画研究。校对简介：祁晓庆（1981-），女，甘肃省敦煌市人。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敦煌石窟艺术与中外文化交 流研究。（美国）特鲁兹代尔1 著 王嘉璐2 译 祁晓庆3 校（1.史密森尼研究所 美国 华盛顿 20237；2.内蒙古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3.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 甘肃 兰州 730030）阿富汗北部发现的一个唐代中国手持镜阿富汗北部发现的一个唐代中国手持镜阿富汗昆都士发现的镜子是青铜制成的，似乎是与手柄铸造成一体的（通过与哈萨克斯坦南部城市江布尔出土的铜镜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见下列组图中间的图片，图 3，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江布尔地区的出土的铜镜，现藏俄罗斯列宁格勒冬宫国家博物馆。该铜镜直径为 8.7 厘米；长度为 16.1 厘米。图片资料由列宁格勒国家冬宫博物馆提供）。镜盘 9 厘米，直径和总长度（包括手柄）为 17 厘米。手柄上的边界脊之间的凹进面板的表面，显然被一些浮雕设计所占据，与此处所示的其他出土铜镜相同。与铜镜的手柄一样，铜镜的镜盘，也被严重地腐蚀了，以至于几乎看不到其铜镜表面装饰的主题。幸运的是，在俄罗斯列宁格勒的国家修道院里，也有一面几乎一模一样、保存得非常好的铜镜，据说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科奇科尔（Kochkor）山谷（见图 2，来自中亚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奇科尔 1960 年春夏在阿富汗旅居期间，我的注意力被当时正在昆都士（Kunduz）地区进行考古调查的克劳斯菲舍尔（Klaus Fischer）博士所研究的卡塔甘（Kataghan）省昆都士地区的穆罕默德阿里（Mohammad Ali）先生收藏的一面铜镜所吸引。幸运的是，菲舍尔博士获得了这面铜镜的照片，但后来这面铜镜就无法获得了。1根据现有的信息，这面镜子是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附近被发现的。镜子本身（见图 1，原为阿富汗昆都士地区的穆罕默德阿里先生收藏的铜镜，现藏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博物馆。该铜镜直径9厘米，长度为17厘米。摄影：克劳斯 费舍尔）并不是一件特别漂亮的作品；它的保存状态较差，无法对其工艺质量进行评估。但据我所知，这是在阿富汗发现的第一面手持镜，2它具有一定的历史重要性，应该证明以下言论的合理性。76山谷的铜镜，现藏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国家冬宫博物馆。该铜镜直径 9.5 厘米，长度为 17 厘米。图片资料由列宁格勒国家冬宫提供），3使我们能够破译解读阿富汗昆都士铜镜的一些基本问题。传统的林索（Rinceau）边界内，可能发现的铜镜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科奇科尔和哈萨克斯坦江布尔（Dzhambul）地区发现的铜镜相同，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路易菲诺博物馆里的铜镜相似（见图 4，来自中南半岛的铜镜，现藏于越南河内路易 菲诺博物馆，即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这枚铜镜的直径为11 厘米，长度为 20 厘米），4可以看到人物和动物的浅浮雕风景。从右向左移动，我们可以看到树干，一个小人物撑着伞，侍候着一个身着宽松飘逸长袍的大人物；一只张开翅膀的鸟面向右侧飞行，鸟下方有一只乌龟，面朝并凝视着两个人物中较大的一个。这些人物上方铺满了树叶，这可能是一种开花的品种。推测底部当有一个水池，位于手柄与圆盘接合处的正上方。图 1 图 2 图 3 图 4科奇科尔铜镜手柄的最下方，是一个传统的云卷轴，中央有一朵盛开的莲花，侧向排列。手柄最上面的装饰元素已因腐蚀而消失。昆都士铜镜整体构图的风格和对个别元素的处理，是彻底的中式风格，即使我在其他现存的中国铜镜（或其他材料）中都未能找到与之相似的类型，毫无疑问，这面铜镜来自中国。昆都士铜镜的山水场景，可能与道教徜徉于荒野中的贤人或隐士的主题有关，或者，与神话中的场景有关。这些场景，在中国晚唐和唐之后的朝代成为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主题，不仅出现在铜镜的背面，而且还出现在雕漆、纺织品和陶瓷器物上。飞翔的鸟（鹤？）、乌龟和水池，以及科奇科尔铜镜手柄上绽放的莲花，所有道教具象象征意味的传统元素，都加强了昆都士铜镜与此类场景的联系。这一设计，也可以被认为是典型的佛教罗汉在自然环境中的形象，其中，有人和动物的侍从图案，自五代时期就已经广为流行了。但昆都士铜镜和科奇科尔铜镜，与它们最为近似的中国铜镜相比，有一个特别的区别手柄。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并不是手柄镜这一类型的铜镜的发源地。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手持铜镜出现在后汉时期，发现于中国的四川省，5比从南俄罗斯斯基泰人陵墓中发现的希腊手持型铜镜晚了几个世纪。6从第二批阿尔泰山帕兹里克高地库尔干人生活的地方出土的角柄切角银镜相比，中国汉代的铜镜早了至少四个世纪，7在伊朗德黑兰西北部的库尔文公墓中发现的带有普通或拟人把手的铜镜，似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末，比最早的中国手持类型的铜镜早了近一千年。8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手持铜镜成为了唐末宋初之前中国的一个时尚元素。9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渴望拥有一面优雅的带后环的中国传统铜镜，10而那些由中国人生产出来供自己使用的器物，即使有用，也只能被视为令人着迷的珍品。另一方面，手持铜镜似乎更受中国邻国日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民众的青睐，这些国家构成了现存手柄铜镜中更重要的一部分。11在越南河内博物馆里，莱昂范德默施（Leon Vandermersch）将 39 面铜镜归为中国唐末或宋初时期的铜镜序列，有 25 面铜镜或者 27 面铜镜是手柄与镜盘一体铸造的。此外，范德默施认为，所有这些镜子都是在中国制造的。12虽然，事实77可能并不像范德默施所说的那样，所有这些铜镜都是由中国民事和军事当局进口或作为个人财产带来的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人使用的手持铜镜的比例如此之高这些镜子的装饰，几乎在每一个例子中，都与著名的中国风格一致，这确实支持了范德默施对这批铜镜是中国制造的假设。因此，越南河内博物馆里的某些铜镜与韩国现存的手持铜镜的形状、设计和装饰完全相同，这也许不是巧合。13为此，我们初步得出结论，手持铜镜是在中国制造的，可能是为了出口到其他国家。虽然一些此类镜子似乎可能是在中国境外制造的，但是能看出来都是中国原件的复制品，大多数手持铜镜是在中国生产的。水平构想的空间或平面相关的元素，放置在统一景观场景中，不太适合镜背的圆形表面。这样的统一景观场景，尤其不适合中国传统的手持镜，因为铸造的金属环是铜镜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铜镜背面的中心部位。尽管中国人采用了巧妙的方法，将带有某种组合元素的形式融入景观，但它在外观上仍然是突兀的，在位置上也是不灵活的。14然而，自晚唐以降，单一的、完整的铜镜标明的装饰景观，在中国铜镜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15中国铜镜镜背上的山水景观，尤其是道教或神话题材的景观装饰，在唐末至宋末时期发展起来，无论是在朝鲜半岛，16还是在中南半岛，17这种铜镜都受到带柄铜镜使用者的青睐。这些铜镜通常被认为是唐末或宋初所制，根据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出现类似铜镜的历史时段来判断，它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出自宋代。18如果说手持铜镜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主要出口到邻近地区的审美品味和实际用途而在中国生产的，那么，同样真实的情况是，吉尔吉斯斯坦科奇科尔地方发现的铜镜、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地方发现的铜镜和阿富汗昆都士地方发现的铜镜，其最初生产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其出口到如此偏远的地方，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不可忽略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一些特定的原因，中国北部地区似乎是最有可能的中间地带。关于中国北部地区唐宋时期使用铜镜的信息很少，但在朝鲜半岛，铜镜的知名度稍高一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片较大地区常见生活的常态。下面，我大致总结了科奇科尔地区发现的铜镜和昆都士地区发现的铜镜及国家修道院的其他类似例证被发现地点的事件的整个过程。在唐朝的大部分时期里，契丹人、突厥人与回鹘人，共享中国北部边境的大部分领土。随着唐朝的灭亡，契丹人日益强大，对中土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公元 10 世纪的下半叶，契丹人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并在黄河以北建立了契丹人的王朝辽朝，契丹人可以从陷入困境的中原宋王朝处，获得大量的贡品。图 5 所展示的，就是在中国的内蒙古绥远地区出土的手持铜镜（见图 5，来自中国内蒙古绥远地区的铜镜）。虽然，其年代可能晚于辽朝，但其手柄的形制和装饰题材、纹样等，与吉尔吉斯斯坦科奇科尔地区发现的铜镜和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地区发现的铜镜（见上文图 2 和图 3），以及来自中南半岛的铜镜（见上文图 4）有明显的相似之处。19公元12 世纪初，女真人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原属契丹人的领土，并于公元1125 年终结了辽朝的统治。一个由执政者统领的契丹贵族团体，向西逃亡，10 年之内，他们在七河地区（Semirechye）重建了家园，定都八剌沙衮（Balasaghun），20此后，他们被西亚的史学家称之为“喀喇契丹”（Kara-Khitay）。七河地区对于喀喇契丹人来说，并非完全陌生。他们早在公元1017年至公元1018年间，就开始入侵该地区了，当时，这一地区是突厥民族喀喇汗（Kara-Khanid）所属部众的主要驻牧之地。21 八剌沙衮的确切位置至今尚未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位于楚库河谷（Chu Valley）。22这个山谷靠近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伏龙芝，西端西南方向约 30 英里的科奇科尔山谷，距离伊 图 578塞克湖（Issyk Kul）不超过 75 英里，通过楚库河谷的联系，它们之间的交通没有任何困难。23自 19 世纪以来最后的几十年间，青铜手持镜一直是在七河地区偶然发现和挖掘中发现的。241952 年末，A.N.伯恩施坦（Bernshtam）公布了两把手柄铜镜（其中之一是本文中的图 2）以及其他三件无可争议的中国晚唐时期和宋代的无柄铜镜，它们都是在楚库河谷附近发现的。25伯恩施坦将他的讨论，限定在这些铜镜所勾勒出的卡鲁克突厥人（公元 8 世纪至公元 10 世纪）统治下的塞米列奇艺术风格中，其主要权力中心，就是楚库河谷。但是，他对其他的中国铜镜不予置评，只讨论明显的带有伊斯兰风格类型的带柄铜镜，这种铜镜很可能直接铸造在卡鲁克时代。26卡鲁克突厥人虽然不愿意皈依伊斯兰教，但他们深受穆斯林文明的影响。27无论如何，在公元940年，也就是中国宋朝建立前的大约20 年，卡鲁克王朝落败于穆斯林化的喀喇汗王朝之手，他们几乎是不可能再拥有一个源自中国宋朝时期生产的手持铜镜了。喀喇汗国与中国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外界知之甚少。中国和西突厥斯坦之间的一条贸易路线，经过七河地区，毫无疑问，是沿着楚库河谷（楚库河谷的中国源头)的上游行进的，那里是该地区的主要中心所在地。几个世纪以来，只要政治条件符合商业运作规律的要求，往来的沟通联系就会链接。但是，频繁的军事和政治灾难，会经常破坏或中断彼此间的联系，致使公元10世纪和公元11世纪成为七河地区逐渐衰落的历史时期。喀喇汗人，似乎是从南方进入七河地区的，并且，他们很早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如果他们经常能获得源自中国的带柄铜镜，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在喀什地区也留下了一他们的部众。在那里，喀喇汗人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情况似乎是并非完全如此。奥雷尔斯坦因爵士仅在中国的突厥斯坦地区（新疆），就曾发现了两面带柄的铜镜，这些铜镜是在喀喇霍贾（Kara Khoja）地区发现的。28这两个铜镜都装饰有风景，并且，都与一堆金属物品有关，其中，有大量的中国铜钱，这些铜钱可以完全有把握追溯到公元 12 世纪的上半叶。29但即使没有钱币提供的相对应的历史时段，其保存较好的铜镜上所显现出的宋代工艺风格和制作装饰特征，也是无可争议的。因此，这些铜镜的时间断代，几乎与契丹人失败的历史时段完全一致，而且，它们发现的地点位于至少是一部分契丹人迁徙走过的路线上，这进一步表明，它们可能是契丹人向西迁徙，带到七河地区的中国服饰器物的一部分。30在科奇科尔发现的铜镜，目前被认为是公元 11 世纪或公元12世纪的。31如果它是由契丹人带到该地的，那公元 12 世纪下半叶早期的时间断代日期，可能会大大提前。32西边穆斯林化的喀喇汗帝国的政局变迁，在此不必展开了。在楚库河谷建立政权后，他们很快就与西部的当地民众发生了冲突，并在公元1141 年一系列成功的军事交战中，将他们的势力扩展至最西边花剌子模。在阿富汗昆都士地区所发现的铜镜，很可能是在这个时期后不久就抵达阿富汗北部地区的。33参考文献：1I wish to thank Klaus Fischer for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his photograph here，See K.Fischer“Preliminary Notes on Some Ancient Remains at Qunduz”，Afghanistan，vol.XVI，1（Kabul 1961）pp.12 26，Kunduz mirror fig 24.In a communication of December 26，1960，Fischer informs me that this mirror has been acquired by the Kabul Museum.2The Sarvar collection，Kunduz，contains a large bronze mirror with a short tang cast in one piece with the disk（Fischer，op.cit.，fig.26）.Doubtless it was once fitted with some form of wooden，horn，or ivory handpiece.At any rate,its affinities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mirror under discussion；it is to be related possibly to mirror types with socketed handles evidently widely used,whether for magical or more mundane purposes,in Transoxiana at times earlier than it is possible to date the Kunduz mirror:see L.I.Albaum,Balalyk-tepe,k istorii materialno kultury i iskusstva Tokharistana,Tashkent，1960，figs.100 109，112，and p.198f.，wallpaintings from a structure near Termez on the Oxus,dated 5 th to 6th century，in which many figures hold tanged mirrors，plain or with simple linear patterns，fitted with long,slender handles.The diameter of the Sarvar mirror is 14.6 cm.;the back surface is undecorated but has a raised，rounded bordering ridge and a rounded peak in the center back.The provenance of this mirror is not known.3The Hermitage possesses three mirrors of 79this type:(1)CA-13743，found in 1892,diameter 9.5cm.，overall length（the tip of the handle is broken）17cm.fig.2；（2）CA-13756，found in 1889 in the former Aulie-Ata district of the former Syr-Darya region，now the Dzhambul region of the Kazakh S.S.R.（about 180 miles southwest of the western end of Lake Balkash，between Frunze and Tashkent），diameter 8.7cm.，overall length including the handle，here complete，16.i cm.，more worn and corroded than the first mirror-fig.3；（3）CA-14269，found in Central Asia，exact place un-known，in the pre-revolutionary period，diameter 9.3cm.，handle missing but a fragment adhering to the disk indicates disk and handle were cast as one piece，more corroded than the first mirror-unpublished.The dcor of the three mirror disks is identical；the handles，insofar as they are preserved，differ slightly in dcor.I wish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Boris Stavisky of the Central Asian Section and to G.N.Balashova of the Medieval Islamic Section of the State Hermitage，Leningrad，for the above information，and to the officials of the Museum for photographs of these mirrors and permission to publish them here.The Kochkor mirror was first published by A.N.Bemshtam，Istoriko-arkbeologicbeskieocberki Tsentralnogo Tyan-Sbanya i Pamiro-Alqya，Materialy i issledovaniya po arkheologii SSSR（hereafter MIA），No.26，Moskva-Leningrad，1952，p.159，fig.69.4Lon Vandermeersch，Les miroirs de bronze du Muse de Hanoi，Publications de lcole franaise dExtrme-Orient，vol.XLVI，Paris，1960，pl.LIII，B.5Chng T-kun，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Szecbwan，Cambridge，1957，p.153 and pl.LXII,2.This mirror is remarkably similar in form to later examples and provides tangible support for the tradition recording the presence of handlebearing mirrors in the hands of dancers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at the court of Wu-ti 武帝（F.Hirth，“Chinese Metallic Mirrors”，Boas Anniversary Volume，New York，1906，p.223）.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appearance at this earlier date，however，suggest that they would have been foreign importations.6E.g.，E.H.Minns，Scythians and Greeks，Cambridge，1913，p.65f.，p.178，fig.73，p.191，fig.83.Handle-bearing mirrors of Greek type are the most frequently encountered variety:MIA，No.69（1959）,p.67，fig.36 and p.129，fig.24;MIA，No.64（1958），p.44，fig.8.7S.I.Rudenko，Kultura naseleniya Gornogo Altaya v skifskoe vremya,Moskva-Leningrad，1953，pl.XXIX，3.8L.Vanden Berghe，Arcbologie de lIrn ancien.Documenta et Monumenta Orientis Antiqui VI，Leiden，1959，p.124 and pl.CLVII，b and d.9O.Kiimmel，Chinesische Kunst，Berlin，1930，description for pl.CXV;M.Rupert and O.J.Todd，Chinese Bronze Mirrors，Peiping，1935，p.32:“Mirrors cast with ordinary handlescame into occasional use in the Tang dynasty though this type was never popular.”An engraved stone slab of Tang date from Chang-an，長安 Shensi Province，depicts a woman holding a handle-bearing mirror，Chung-kuo ku-tai sbib-k-bua bsan-chi中國古代石刻畫選集（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engraved stone pictures），ed.by Wang Tz-yn，王子雲 Pei-ching，1957，pl.XX，1-2.10E.g.，Rupert and Todd，Chinese Bronze Mirror，pls.XII，no.83，XXI，nos.124，211.11For Japanese handle-bearing mirrors see:Seki Shintar，Tinro wakan kokan zuroku 關 信 太郞，桃 陰 廬 和 漢 古 鑑 圖 錄（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he Toinro collection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ancient mirrors），vol.II，Nara，1925，pl.LXXXVI（3 mirrors）;Got Shuichi，Koky sbei 後 藤 守一，古 鏡 聚 英（The pictorial catalogue of ancient mirrors），vol.II，Tokyo，1935，pls.LXXIX-LXXX（17 mirrors）;Cbin-sbib so 金石索（Illustrated treatise on inscribed metal and stone objects），Shanghai:Chi shan shu chu 積山書局，1893，chin-so 6，p.441，b.For Korean handle-bearing mirrors see:Got，op.cit.，pl.XXX，1-5.For Indo-China see:Vandermeersch，op.cit.，pls.XLI-XLVIII，L-LIV，LXIII.12Les miroirs de bronze du Musee de Hanoi，pp.2，4.13Cf.Vandermeersch，op，cit.，pls.XLVI-XLVII，with Got，op.cit.，II，pls.XXVI，7 and XXX，3.Got identifies the former as a Chinese mirror，but the distinction is of no importance here.See also n.28.14E.g.，Got，op.cit.，II，pl.XIII，2-3（loop as a tortoise），pl.XIII，4（loop as a burl).15Shn Tsung-wn，Tang Sung tung-ching 藩從文，唐宋銅鏡（Tang and Sung bronze mirrors），Pei-ching，1958，pls.III，L;Got，op.cit.，II，80pl.XIII，1-4;Chn Chieh-chi，Fu-chai tsang-ching 陳介祺，簠齋藏鏡（Mirrors in the Fu-chai collection），n.p.，1925，pt.2，p.26b.16Seki Shintar，op.cit.，II，pl.LXXXVIII;Got，op.cit.，pls.XXIX，3-5，XXX，2.17Vandermeersch，op.cit.，pls.XLII-XLV，LI I，C，pp.41（nos.17.950 and 25.494），54（no.1.399）.18Recent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excavation of Sung tombs tend to confirm the Chinese origin of these mirrors and to indicate that their popularity in China is hardly earlier than the Sung:cf.Wang Shih-lun，“Shih-tan chung-kuo tung-ching wn-shih-ti fa-chan”王士倫，試談中國銅鏡紋飾的發展（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ronze mirror dcor），Wn-wu tsan-kao tz-liao 文 物參 考 賛 科（hereafter Wn-wu），1957，no.8，p.31，fig.11（Sung），with Vandermeersch，op.cit.，pls.XLVI-XLVIII（considered late Tang）.Cf.also Wn-wu，1956，no.9，p.76，from a Northern Sung tomb，Chekiang Province，and Wn-wu，1959，no.10，p.85，with Vandermeersch，op，cit.，pl.LIV.19Egami Namio and Mizuno Seiichi，Inner Mongolia and the Region of the Great Wall，Archaeologia Orientalis，B Series，vol.I，Tky and Kyto，1935，pl.XXII，4.On most mirrors the recessed panel of the handle leads directly into the decorated panel of the mirror back.Here，as with the Dzhambul，Kochkor and Kunduz mirrors，the border of the mirror disk interrupts the recessed handle panel.See also:Wn-wu，1959，no.8，p.79，Sung landscape mirror with similar handle.20“All Muslim sources agree on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Muslim ruler to submit to the Khitay was the khan of Balsghn.”V.V.Barthold，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trans，by V.and T.Minorsky，vol.I，Leiden，1956，p.101.21Barthold，op.cit.，pp.92ff.22Barthold，op，cit.，p.92.It was described by the tenth-century geographer Muqaddasi as“large，populous and rich”.23E.M.Murzaev，ed.，Srednyaya Aziya:fiziko-geograficheskaya kharakteristika，Moskva，1958:Chu，pp.46，47，fig.10；Kochkor，p.551.A.N.Bernshtam，Trudy semirechenskoi arkbeologicbeskoi ekspeditsii:“Chuiskaya Dolina”，MIA，No.14，Moskva-Leningrad，1950，pl.I（map）locates Balasaghun region about 45 km.southeast of Frunze.24I.I.Tolstoi and N.P.Kondakov，Russkiya drevnosti ipamyatnikakh iskusstva,vol.Ill，St.Petersburg，1890，p.93，fig.98，handle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cast in one piece with the mirror disk，but the disk was intended to be fitted thus;G.N.Balashova，“Bronzovoe zerkalo so stsenoi okhoty”，Gosudarstvennyi Ermitazh，Trudy otdela vostoka，vol.Ill，Leningrad，1940，pp.257-262.Two handle-bearing mirrors were recently found by Soviet archaeologists in the Kochkor Valley（G.F.Debets，ed.，Trudy kirgizskoi arkbeologo-etnograficbeskoi ekspeditsii，vol.II，Moskva，1959，p.76）.Both are badly broken and corroded,but the larger appears to have had a ridged handle（p.73，fig.6）similar to our figure 2.25Bernshtam，MIA，No.26，p.159，fig.69.26Ibid，p.158;Balashova，op.cit，believes that a similar Islamic mirror is of the 10th or nth century，hence either o Karluk or Kara-Khanid times.27For the summary of events in Semirechye during the Karluk，Kara-Khanid and Kara-Khitay periods，I have relied principally on the works of Bernshtam cited above and Barthold，Four Studies；i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2nd ed.，London，1958.28A third handle-bearing mirror was found by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at Charchan，southwest of Lop-nor（Folke Bergman,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Sino-Swedish Expedition，Reports，Section VIII，Archaeology，vol.I，Stockholm，1939，p.212 and pl.XXXIII，23）.The shape of the mirror，handle form and landscape subject correspond exactly to mirrors in the Hanoi museum（Vandermeersch，op.cit，9 pls.XLII，XLIV）ascribed to late Tang.Bergman relates the Charchan mirror to those found by Stein at Kara Khoja（see n.29），concluding that it“can hardly be older than the Sung dynasty for stylistic reasons;it may be still younger”.It was conceivably carried into Central Asia at the same time and by the same people who brought the handle-bearing mirrors to Kara Khoja.29Sir M.A，Stein，Innermost Asia,Oxford，1928，vol.Ill，pl.LXXI，Curiously，Stein refers to the mirrors 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