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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化文明语境”的建构
鲍宗豪 李振
[内容摘要] 本文着重分析了全球化语境与全球化文明发展的关系,认为从语境入手是研究和建构全球化新文明形态的重要手段和线索。在建构“全球化文明语境”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其中所蕴涵着的各种话语方式、内容和机制的争论,反对“无语境化”和“泛语境化”两种倾向。只有明确建构全球化文明语境与全球化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从话语语境的自由、平等、差异和共同参与入手,营造出一个众生皆有说话权利的全球化文明生成机制。“全球化文明语境”是建构新的全球文明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 语境分析 全球化语境 全球化文明 全球化文明语境
[作者简介] 鲍宗豪:1949—,男,汉族,上海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研究方向:哲学与社会发展、全球化; 李振: 1972—,男,汉族,安徽涡阳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哲学。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analysis of context, which comes up with civilization. As a interesting viewpoint, human beings create their civil material and spiritual things by varieties of languages. Only by words and speech we may discover different civil modem settlement with living and deploymen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hen we build a newly preferment modern civilization, deferent ways of civilization must be considered as inside elements.
Keywords: analysis of context; globalization civilization; globalization context ; globalization civilization context;
在对全球化的各种现象进行深究和探索的过程中,“全球化语境”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诸多论题的前提。正是在“全球化(生存)语境”下,许多命题与解释发生了内涵上的转型和重建,全球化时间、空间、事件和运动等建构出一个全球想象的共同体,思考全世界文明的现实图景和未来发展成为哲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数概念, 受到不同叙述主体所指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而“全球化语境”则具有引领、聚合的作用,使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意识到知识主题的时代转换,有意识地培养、训练各自的“全球化视角”,实施各自的“全球化判断”。因此,“全球化语境”本身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术语,表示时空关联及其意义生成的全球性质,还具有价值导向和实践趋向的作用,只有意识到全球化语境向“全球化文明语境”转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意识到单纯全球化语境分析的局限性,才能真正重塑丰富多彩的新的全球化文明图景。
一、全球化语境的生成
语境是语言环境或言语环境的简称,一开始是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等学科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语言转向”被广泛的接受,语境分析已经成为哲学领域探讨各种问题的一个关键术语,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只有在共同或近似的语境下,不同学科以及同一学科的不同学者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与交流。
1、语境分析的内涵
在纯语言学的视界中,语境主要指Linguistic context(语言环境)、context(上下文)、environment(语言环境)、context of situation(语言的环境)。 《朗曼语言学词典》认为,语境综合了词、短语、长句、语篇的前后内容,表示语言所处的广泛的社会环境。 这样语言的上下文成为语境的主要含义,大至时代特征、社会性质、制度环境,小至教育水平、专业知识、生活经验、语言风格都成为语言交往与对话关注的主要内容。
在语言游戏规则的思路下,语境分析强调不存在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将语境、言语行为、言语效果联结起来,不对根本性的问题和答案做出承诺。语境分析以语言为突破口,对以往的概念、术语加以澄清、评价和重新设计。退而言之,在尚未取得共同语境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容忍各种歧义与偏见,各种长期被边缘化的话语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促进了学术的自由与多元化。
如果联系结构、后结构主义思潮,则会发现,语境分析实质上与文本分析具有相互互补的关系。结构与后结构主义以文本为分析对象,将社会视为文本的“拟象”,通过文本来分析“整个世界”。罗兰?巴特认为,“结构主义是从当代语言学方法中引出的”,带有语言学的浓厚色彩;列维---斯特劳斯则把人类行动等同于一系列语言,语言的亲属关系决定人类的亲属变动关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结构的内存统一性、语境前提的统一性加以质疑,认为舍弃语境、仅仅对孤立出的文本进行分析、解读,重新错置了语言,是对文本的误读;克里斯蒂娃引入“互文性”术语,认为互文性是探索文本语言奥秘的基本要素,这实质上与德里达并置文本的“解构性阅读”相近似。文本的结构或解构分析强调,可以跨时空地实现话语主题、场景、方式、语式、效果的联结和比较,突出超越边界和限制的自由学术探索。因此,语境分析作为一种逻辑分析视角,强调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统一性,认为只有积极的介入各种语境和话题的争论,并处于相同或相似的论题语境中,所说及的问题才有沟通的可能,在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析中搭建起共同的时空背景,使话语符号的互置具有相互联结和比较的可能性。
2、语境分析的全球化应用
将语境分析应用于全球化命题的分析,勾勒出全球化分析的总体特征。语境分析一方面使许多不同学者以全球化命题为核心聚合起来,显示出语境分析对于全球化现象研究的独特价值。
第一,文化语境的全球化应用。文化的全球化语境一般从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角度加以说明,从中国和西方两方面加以解释,如果说古代中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独立地进行着各种文化的生产和积累,那么在全球化时代则是在“地球文化广场”的大环境里,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创制活动。在文化语境的扩展过程中,必须警惕文化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种倾向,建构自己的文化特色。
第二,政治语境的全球化应用。当代西方政治学家、现代化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政治在冷战局势结束后即进入了“后冷战”的新阶段,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已不如过去重要,取而代之的主要冲突形式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里的文明冲突事实上是一种政治语境下的理论分析,尽管他时刻回避它,而且只有从政治语境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政治全球化的根旨所在。
第三,哲学语境的全球化应用。哲学语境的全球化转向,认为全球化构造出一个全球化生存的共有共享的时间和空间,这是哲学思考人类命题的一个新的地平线。同时,全球化依然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生存张力,语境的基础和核心话语受到理性和一元文明观的元叙事和基础性话语结构的制约。元逻辑话语、基础主义、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特征所构造出的语境对话平台,必然形成全球化语境的话语陷阱。因此,必须警惕思维和逻辑中心对于全球化语境结构和场景的建构,凸显各种不同文明异质性语境的合法地位;警惕以个性生存为借口所导致的全球总体上的不确定性、差异性和矛盾冲突,对于全球化语境实施反思性的综合判断,倡导和而不同、自主、自觉的精神,促使碎片语境和整体语境的和谐统一。
第四,语言学语境的全球化应用。语境分析直接来源于语言学,但将语境运用于全球化的语言传播和交流还刚刚开始。语言学追求语言的清晰性和深刻,而日常语言的意义一般是直接显现的,处于全球化的语言交流和互动过程中,当我们一旦需要表达复杂的意义时就会出现“失语境”的问题。通过语言机制观察和推测的各种语言现象、语言事件、语言逻辑、语言文化等因素,是分析、判断和营造合理的全球化语境的前提条件。各种语言具有各自的一套体系,不同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结构必须通过其独特的语言逻辑来获得理解,这事实上牵涉语言与民族心理、民族思维的特征问题。要消除语境差异引发的各种矛盾,就必须深入到语义和语用的深度,比如中国“山水”与西方“风景”(landscape)语言就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第五,文学语境的全球化应用。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之树上的一个分枝,处于全球化时代中的民族文学和个体文学必须打破原来闭关自守的狭隘界限走向世界,在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文学不可能因为获得了世界性而淡化了本土性,相反地,正是因为具有民族性才使得文学全球化成为多种民族文学的融合和对话,在对话中,文学的世界性交流反过来又为丰富文学的民族性提供新的素质。各民族文学将在一个广阔的空间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魅力,异质文化的输入,也许可能改变本民族某些与时代不合拍的因素,,出现文学全球化的失语现象,但是它同时可能激活本民族文学中的创造性因子,从而使得各民族的文学产生新的活力。
从具体的学科语境到全球化语境整体共识的形成,经历一个语义学、语用学的传播和转化过程,解除各种附加的语言约束,跨语境的互动及其联结是确立全球化语境的前提条件。 语境分析的全球化应用反映出全球化语境所具有的生命力,语境分析作为一种适应全球化现实的一种有效的逻辑视角,是所有关心全球化现象的人们反省各自的全球化立场,寻求更多的语言交流。语境分析的全球化应用,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全球化的理论前提予以澄清和反省的视角转向。
3、全球化语境的现实生成
全球化的步伐一直在前进,它从遥远的历史和空间的边缘走到我们眼前,将人类置身于其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全球化成为社会发展时空结构的主要衡量维度,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整个生命状态都必需在全球化所勾勒出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真实、丰富地展现。愿意走的跟着全球化的步伐走,不愿意走的被全球化拖着走。舍弃全球化对现实人类社会整体存在方式的思考,或者仅仅把“全球化语境”作为一个概念术语在具体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加以应用,而不深入思考它对整个社会产生的“根本性”影响,就会在各种迥然不同的全球化见解和行动面前,不知所措,无所作为。
第一,全球化的事实语境。全球化不仅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存在,更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和客观要求。它将一切“地方性现象”、“地方性事件”消弭于全球化的巨大场域中,将所有异在的他者因素皆被同化为“全球因子”,这样的全球化是被“强势”决定的和推动的,“弱势”只能甘愿屈服于“强势”逻辑所匡定路径。尽管存在着各种形式繁多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运动和思想,但正是在全球化的突显下,本土化、地方化、区域化才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地方性话语”的文明价值正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才显得无比珍贵,它作为异在的他者成为检验全球化运动效应的一个极其重要内容。因此,全球化的事实环境已经成为建构“新现实”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机制,重构出崭新的“全球化事实”语境。
第二,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语境。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成为全球化扩展的主要逻辑。资本的逻辑具有争取更多利润的自然倾向,打破自然和人为的各种边界,推动全球化的车轮不断运转;技术的逻辑契合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技术生成和享有的全球性,打破技术的垄断,通过技术建构人类共享的文明。这样一来,资本和技术就成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两个核心的术语,任何谈论全球化的学派和个人无不在资本和技术是强调自己的立论有效性、合法性。而且,随着资本与技术向思想、文化、艺术、教育、传媒等领域的扩张,全球化的话语越来越多样化,然而其内在的资本和技术支撑依然成为把握全球化语境的两个重要术语。
第三,全球化的语境偏向。被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所展示和论证的后发优势,成为发展中国家追逐现代化的口号和重要理论根据。然而,后发优势是被“化”进全球化运动体系之中,始终处于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的支配之下。后发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先发的存在前提,通过全球化的交往、交流和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某种跳跃,短时期内完成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程。我们不排除个别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全球化规则的积极因素,实行跳跃式发展的可能性和事实性,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要实现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以发达国家的逻辑作为自己的发展逻辑,在这种“同一性逻辑”下,后发始终处于“后发”状态,始终摆脱不了受外在逻辑的支配和影响,全球化逻辑的一维性和单向性不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根本摆脱贫困的命运。应该看到,尽管表面上全球化倾向于西方化,但是西方国家也是历史行进的杠杆,成为历史不自觉地工具,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归宿。所以,我们不能将全球化还原为西方化,它是每个国家无法摆脱的宿命。
第四,全球化语境的整体转型。在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下,当代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社会现实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必然产生深刻变革。 在全球化构成的世界社会诸多因子的相互流动和震动下,传统探讨的国家、民族和个人的话语体系必将发生裂变,许多表面上的语义所指向、指代内容的对象性的有效性消失或减弱;否则的话,这些语词就会变得苍白无力,无法回应和解释全球化现实出现的各种问题,更无法真正地解决。现代性的许多话语都是以既定的现代性国家为存在前提,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决定了现代性话语的基本逻辑框架及其运行模式。然而,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以国家本位区分和鉴别的话语分析方法日益显示出其不足之处。民族、国家的各种权力话语受到全球性利益格局的影响而发生转型,世界话语、区域话语愈来愈多地干预和渗透到国家话语、个体话语中,对整个话语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当代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语境”整体转型的新时代,不仅发展中国家必须正视这个客观事实,发达国家也不能小觑它的影响。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等已经揭示出全球话语的新形式与新内涵,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大多只看到国内话语的转型,比如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开放话语、市场话语、私人话语的转型,其实这些转型只不过是全球话语转型的一种表现形态和内涵而已,它与全球话语的整体转型相协调。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内话语转型,忽视对全球话语转型的分析和借鉴,结果必然限制和束缚对话语转型现实的深刻把握。只有将国内话语与全球化话语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将全球化语境纳入现实思考的层次,而不停于空泛和表面。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构成国家、民族内在的各种结构性因素发生分解,各自独立发展的逻辑已经大大减弱,作为整体的全球化的存在世界正展现在人们面前,它涵纳和贯穿诸多地方性场景,构成现象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世界总体”。这种“世界总体”决定了我们思考、述说和行为的崭新视域,视域的分裂和视域的融合成为全球化语境展开的主要角度。罗伯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全球化界定为“世界的压缩和将世界视为一个统一整体意识的强化。” 全球压缩与全球延伸是全球化逻辑的两种存在方式,它将全球化的分解效应、聚合效应和扩展效应结合在一起,使诸多个体话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相互依赖性。诸多理论与实践所指向的世界不再专属于某些实体,而是针对共同的世界。正是在共同所指的“世界”的基础上,所有的话语形式和内涵都发生极大的变化,所有理论话语和日常话语都受到全球化语境的影响和笼罩。
二、全球化语境的诸多形态
尽管全球化语境的事实已经形成,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话语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复杂和语境分析本身内在的分歧,一种统一的具有单称意义的“全球化语境”并不存在,站在不同角度上表现出诸多不同的形态:
第一,强势话语建构了强势的语境特征。在全球化语境中,谁在说话、谁的声音最有影响力、威慑力,谁就会成为语境的主要建构者。西方发达国家以圣经、箴言的形式述说全球化的美丽前景,祈求更多的共鸣;尽管诸多存在着弱小国家发言的舞台,但发言的声音依然微弱,容易被彻底遗忘;尽管表面存在着世界性的广泛交往,但交往的规则、程序依然充斥着“世界警察”的呼号;尽管世界充满外交修辞的美丽措词,呼唤和平友谊与共同发展的世界大同,但话语背后的物质力量却是建构全球化语境的主要因素,任何人都必须正视它。话语的秩序无论怎么强大,始终无法替代物质力量的决定和支配作用;武器的批判任何时候也无法替代批判的武器。
第二,地方话语与全球话语的论争。无论全球化语境如何盛行,述说全球化命题的个人无不带有自身的“地方性特征”,处于地方话语与全球话语的争夺之中。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表达了与雅斯贝尔斯共同的设想,认为欧洲中心主义正处于通向世界哲学、世界文明的道路上。尽管如此,二人的论证方式、论证内容和重点都在欧洲,而对于非西方关注不够,至多表达了呼唤全球话语、解除单一话语篏制的愿望而已。21世纪初,中国的许多学者企图以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思想来设定全球话语的核心内容,并以此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歧视,这表明虽然我们一直在讨论全球化,实际上依然试图以自身的话语去改造全球话语,依然具有强烈的地方话语特征。
第三,全球化的原教旨主义语境。全球化的原教旨主义语境寻求普遍的承认教义,认为自己的理论话语具有全球奉行的普遍价值,应该得到普遍的认同。它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抽象意义上的,它以普遍理论的述说表现出来,全球化不是对自身原有理论的挑战,而是更加突显出其永恒价值。如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新儒学、各种宗教理论等;另一类是具体层次的,它坚守自己的“思想净土”,越是全球化,越显现自身的独特价值。如各种民族生活法则、宗教仪式、民间乡土艺术等。这两种坚持,尽管皆处于共同的时代语境下,但其内涵、形式和发展趋势各不相同。
第四,全球化的具体社会科学语境。全球化作为时代主题已经被纳入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研究视界中,原来纯粹以空间特征命名的世界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全球社会学、国际法学等逐步改变原有的性质,学科的概念、术语、范畴等逻辑体系受到全球化的浸润和影响;由于各种具体科学之间的壁垒和界线已经制度化,学科之间的互动缺乏,造成共同语境下的话语断裂,自我言说的结构模式依然成为目前盛行的主要形式。
第五,全球化语境的合法性危机。尽管全球化的现象与逻辑不容置疑,但各种反全球化的运动依然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八国峰会等国际性组织在哪儿召开,反全球化的人群就会在哪儿发生抗议。全球化语境并不构成支持全球化运动的合法话语机制,它只是描述全球化的各种现象与关系,并未实施全球化语境支持与否的价值判断。我们讨论全球的各种现象,但全球化的话语该如何说,具体的内容该如何规定尚未定型。汤林森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语分析为例,讨论了全球化话语机制的危机:联合国的发言机制往往以“所有人”(all the people)名义进行,语言的外交修辞始终无法达到真正的语言和解。在资本、技术作为全球化逻辑的主要杠杆的事实条件下,追求全球化语境的普遍有效性是对现代话语规则的整体反思,具有反思现代性的“方向性意义”。
由此可见,全球化语境并非一种信手拈来的聚光灯,它既可以聚合众多的光芒,照亮许多未知的领地,探索更为深刻的道路,拓展更为广泛知识的层次,带来新的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对全球化文明语境的建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化语境本身也带有各种折射和歪曲功能,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文明自我选择、自我发展、自我决定的机制,使得与全球化逻辑相对立的阴影部分更加晦暗不明,全球化语境并非“普照之光”,以此来建构众生平等的文明社会。因此,必须注重全球化向全球化文明的实践转化。
三、当前全球化语境分析的局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所有的文本分析和语言分析都必须最终诉诸于社会实践的结果与效果,社会实践成为检验一切语境分析的根本标准。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单纯的语境分析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不足,体现出该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第一,全球化语境分析的主观性。任何论题的选择、书写与讨论都是一种“自我语境化”的过程,或者说“语境的”自我逻辑化的过程,将感兴趣的论题纳入到自己的知识视界中,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近来许多全球化研究学者借鉴人类学、现象学的思路,反思全球化语境的不足,自觉抛弃或悬置各自的理论“语境”,以“全球化的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期望达到客观的描述与分析。 用自我呈现的全球化事实说话,放弃言语设定的主观人为性质,成为全球化交往的基本的语境前提。尊重全球化事实、让事实说话成为破除语境狭隘性的一种重要机制,这从反面充分显示出全球化语境分析所具有的主观设定色彩,也由此决定了其无法替代社会事实判断和必然向社会事实分析转化的客观性。
第二,全球化语境分析的理想性。语境分析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条件和宗旨,即通过语境的相互理解达到一致性的绝对承诺,确保人们正常交往的实现。这表明语境分析具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企图把诸多思想聚合在同一视界下,这是对话哲学、交往理论逐步深入人心的结果与体现,毕竟诉诸于同一语境会使对话与交往在共同的平台下得以进行。但是,针对众说纷纭、众声喧哗的全球化语境来说,这种分析带有假设的性质,言语语境的建构与认同、界定与变动受到历史、现实诸多条件的制约,一个静态的普遍化的全球化语境接受和适应模式是不存在的。因此,全球化语境只具有背景选择和参照的功能,并不能代替和掩盖全球化具体问题的解决,全球化语境的布景既敞开了各种问题,又遮蔽了相关问题的深化以及向陌生领域的拓展,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理论直接应用到全球化语境分析中依然有效。
第三,全球化语境分析的自我循环特征。全球化语境分析本身带有某种封闭的特征,限定了主题及其相应的谈话方式、表现形式,人们创造语境又必然会从属于它、归属于它,具有明显的自我循环性质 。从意义的生成与效果的扩展来看,无论什么性质的循环都充满了意义的自我指涉和自我认同特征。全球化语境分析注重布景的同一性,同一布景的开启与终结构成了全球化语境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命运,一旦某种语境凝固下来,该命题的生命力就会枯竭;相反,善于打破既定语境条件的束缚,善于从共识的边缘处入手,则是促进语境不断适应全球化社会实践发展的客观需求。
第四,全球化语境分析的实践缺位。语境问题的实质其实不在于语境本身,而在于对背后的社会历史实践和未来发展诸多命题的清理,使之具有理论话语的可比性,扩大理论言说的全球化社会影响与渗透。全球化历史与现实的许多对话和争论,落实到实践领域就应该集中于相关问题的实践分析与解决方面,通过问题的现实展开,各自的疑问、猜忌才可能冰释,而不可能一开始就从逻辑前提上加以澄清。交流、交往与对话的“本体”是社会实践问题,是各种事实和活动,语境分析作为境遇哲学,只有与各种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相结合,才能体现其价值与意义。相反,如果仅仅纠缠于寻求语境的一致性,对作为语境基础和结果的现实视而不见,这是一种避实就虚的做法,可能会错过真正理论交锋以及理论向实践转化的机会。
正视全球化语境分析的局限性,只是说明应用语境分析理论所具有的限度问题,并不能否定该视角的意义和作用。对此我们必须反对“无语境化”和“泛语境化”两种倾向。“无语境化”是对语境分析的彻底否定,认为语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暴力运作和实施的结果,倡导一种“纯事实的”观察分析方法,专注于“全球化的事实本身”。这种纯粹事实的返回和还原否定了语境的预设和循环,认识到纯粹事实对于理论建构的“始基”作用,但是无语境本身实际上依然带有主观的意向性,具有自身指涉的语境特征,纯粹的事实观察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无语境化”是一种语境分析的反思和批判,强调语境的事实还原,是对于主体语境的彻底反动,而“泛语境化”则是直接应用语境术语,不对语境的特殊性予以考察,讨论的内容依然是原来的主题,并未实现语境的转移和视界的转换。 而且,“泛语境化”往往造成某种错觉:共同的语境必然建构出共同的话语方式和讨论主题,真正的语境关联和语境的转换其实并不在于是否运用语境这个修辞词汇,而在于言说者对于话语主题认知的自觉转换,实现全球化语境的彼此关联、融合和共生。既然每个人的言说逻辑无法彻底的更换,那么全球化的时代主题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语境互知”的机会和场合。语境分析的意义就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反复地言说和倾听是将语境逐步内化为个体的话语系统的必要环节,反思语境就是对时代与个体之间“互动主题”的主动把握。
因此,我们认为全球化语境分析应该不只是语境分析的一种特征和表现,无论何种语境所指向的根祗却始终是各种现实问题;语境分析仅仅提供一个全球化共同对话的平台,使不同的思想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进行交流,但人为设定的平台范围与持续时效是有限度的,必须进行实时的转换与超越。
四、全球化语境向全球化文明语境转化的五大层次
在正视全球化语境局限性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全球化语境向全球化文明语境的方向转化,是人类减少争端、增进对话、建构“全球文明”,建构全球化文明语境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来看,全球化所带有的盲目性、弱控制性特征尤其明显,以某种全球化语境的普遍形式来述说一种仅仅对自己有利的话语内容,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众所周知的“修辞手段”。要实现全球化的普遍和平与自由,建构一个新的文明世界,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全球话语的述说方式及其内容,使之朝向一种适应全球化文明话语的方向发展;从语境和话语述说的逻辑推演及其效果来看,全球化语境的分析和应用的最终目的不是仅仅用来解释语境分裂和整合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以语境分析为突破口,破解全球化文明发展的各种难题,重塑一种从一般语境向文明语境转换的生成机制。正是在这种语境转换的现实和逻辑的推动下,全球化语境的分析必然朝全球化文明语境重塑的方向和内涵转化。
全球文明与全球化文明是两个相互关联、又充满差异的概念。全球化文明强调全球文明的建构过程及其表现形态,而全球文明具有强烈的描述性,是全球化文明进程中的各种现象与结果。哲学思考全球化文明的外在形态,探究其内在的生成肌理与发展态势,这种思考表现在语境方面表现为全球化文明话语的机制、背景、关系的重塑。
我们所经历、理解、体验的历史与现实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文明话语,各式各样的文明话语建构出历史与现实的不同经验与评价。可以说,共同的文明话语提供了全球化广泛认同的可能性。在全球一元文明的断裂与重组、多元文明的冲撞与对话不断激烈的条件下,斯宾格勒、汤因比、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埃利亚斯等致力于不同文明及其世界文明联系方式的比较与分析;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等专注于文明交往的可能性、文明断裂的实在性,以一种“弥赛亚”的救世情结来扩展文明的话语体系,它们构建出全球化文明语境的不同层次。构建全球化文明语境实质上就是构造全球化文明生成的共同平台,形成地方性与全球性相互衔接的话语机制,减少全球地方化和地方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促进特殊性逐步繁盛的全球化文明发展新图景。
1、向“全球化文明语境”转化的态度
许多学者将全球化与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文明被认为是全球化文明的一个关键词。汤林森在分析全球化建构新的文明形态时,认为现代文明已经成为全球化文明生成的“宿命” 。吉登斯对于全球化的判断认为,现代性是“内在的全球化”,把全球化看成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然阶段 。后现代的许多学者突出多元化(plurality)和差异性(difference)的双重性。
从文明词汇的来源来看,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它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尽管研究全球文明的学者都试图对文明的共性、差异进行理解,但“文明”一词本身就涵盖有极强的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色彩,含有二元论分析方法的逻辑判定色彩,以一种设定的逻辑中心主义思想来分析、思考各种社会发展形态。凡是文明就是好的,凡是野蛮的就是坏的,应以文明来改造野蛮。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就不能否认文明语境本身存在着的意识形态陷阱。
正因为文明语境中暗含着的意识形态陷阱的真实性,我们在重塑全球化文明时就必须采取“批判现代性”的语境,它包括以下几种态度:(1)现代性的同质性批判。将全球化的扩展论述为同一的现代化模式,强势资本、技术、文化作为现代化覆盖非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必然建构出共同的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文化产业逻辑。必须对这种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模式进行重新审察与批判;(2)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批判。我们固然承认资本主义在建构全球化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资本本质的流动性、超国界性成为突破自然疆界限制、制度限制的重要工具,但资本主义应该是全球化文明发展的一种有力“影射”,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全球化运动逻辑所内涵的和平、友善、交流以及相互补充的功能并没有消失,只不过被资本主义的强势逻辑所掩盖而已;随着全球化文明的逐步展开,这些原初功能会不断上升。(3)专业话语的语境批判。在极度丰富的全球化研究的话语体系中,不同学科规则、兴趣、宗旨和功能构建出全球化的多种样态。以哲学来把握全球化文明必须立足于对各门具体科学的借鉴和批判,吸收其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实现全球化语境分析的彻底转换。
建构全球化文明语境的关键在于建立“真正的全球性公共空间和公共次序”。目前全球化语境主要是由全球化媒体、全球化资本所建构的,话语的主题、方式和内容无不受到全球媒体、全球资本的影响,实现全球化文明语境的转化就必须跨越现代文明狭隘的文明逻辑思维模式培养,培养对于共享文明和特殊利益相互结合的意识。
2、“全球化实体文明语境”的转化
实体文明强调文明生成的实体性前提,以国家文明、民族文明、群体文明等实体为约束条件,来讨论文明的性质与特点,构建出充满差异的文明化世界。可以说,实体文明是目前全球化文明结构形态的主要成分,任何话语的言说无不内涵着各自实体性的评价倾向。正因为如此,我们惯常理解的诸多文明形态、文明话语都从“实体性的视角”加以考察,认为任何个体、个别现象始终处于各种实体界定和约束的逻辑框架内展开,实施某种“实体性控制”。另一方面,全球化逻辑专注的视点是“全球性”,传统的所有实体存在物在全球化的氛围下,无不发生实物特征、时空特征以及边界和内涵的极大转换,原有的各种实体语境遭到极大的破坏。尽管当今世界上依然存在着各种实体文明主导、甚至支配和决定全球化文明发展的现象和倾向,但应该认识到这种状态只是全球化文明生成、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并不能由此否认未来全球化文明发展的美好前景。重塑实体文明的关键在于使各种、各个文明实体都具有和拥有全球文明创制的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维护各种实体文明充分表达意见和见解的权利,营造全球化语境共享的环境,将实体文明与全球化文明密切联系起来,真正处理好民族、国家、政党与全球化的矛盾与冲突。
3、“全球化个体文明语境”的转化
个体文明是一切文明社会发展的直接承担者、建设者以及文明成果的拥有者,一切物质文明(包括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信息等)、精神文明(包括历史、文化、道德、教育等)和政治文明(包括制度、管理、阶层关系等)的功与过、利与弊无不切切实实地由每个个体来承担、体验与实现。因此,重视个体文明语境在全球化文明微观机制创建中的基础性作用,是解释和解决全球化文明冲突的一种重要方法和线索。全球化使无数单个个体连续地从群体、乡土、习惯的语境中解脱出来,个体在全球化的时空范围内的选择性不断增强,真正实现了自我的任意连接和组合。可以说,个体化语境是全球化建构的直接结果,没有全球化事实的充分侵入和展开,处于诸多物质、文化和制度因素制约下的个体自由就不可能得以实现。个体文明真正实现了文明的自我生成、感知和承受,舍弃了外界所强加的文明话语的各种“不知”、欺骗和虚假的诱惑,使全球化文明真正成为“我的文明”,至少是与我相关的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文明才可以真正成为个体文明的集结与凝聚,成为个体努力参与和奋斗的重要领域。重塑个体文明必须从个体、人本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化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形成适应全球化并建构全球化的开放的个体行为文明、话语文明。
4、“全球化日常文明语境”的转化
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和消费产品直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传统的行为模式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日常话语、日常生活遭到完全一种“异在”因素、事件、氛围的重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从全球化的语境中逐步隐退,成为建构全球化文明形态的“基地”和重要构成部分。日常生活语境是个人和群体熟知的、习惯的话语条件,是形成相对稳定预期和行为批判的基本前提。日常的场域在全球化的声音与图像、事件与现象、话语与行动的冲击下,日益呈现出不稳定、分裂、破损和重组的特征,这种状态既是目前全球化推进过程中无序、任意、盲目、无法控制的表现,又显现出日常语境参与全球化文明生成机制的不足。只有关注重塑全球化条件下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倡导一种全球化的日常生活行为观念和模式,容忍各种差异与对抗,探索日常文明语境的全球化联结,才能真正建构出全球化文明生成和发展的持续的微观基础。
5、“全球化乡土文明语境”的转化
任何有理解力的人都知道,单一的文明是枯燥而失去创造力的,而充满差异的各种地方性知识与乡土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是现实世界富有创造性的源泉。全球化文明的重塑直接指向乡土文明所惯有的各种机制,打破与乡土文明生成语境相适应的生活节奏、生活情节与生活样态,许多被乡土文明认为经典的文本与意象无不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许多被感动、被流传的故事与事件,都受到全球化无情的侵蚀而减弱和消失。全球化的稀释作用进一步减弱了乡土文明语境的归宿感和认同性质,归属的情感被全球化所解构:一抔故土、一株乡树、一条小河、一阵秋风、一行大雁在全球化同一性的背景下,越来越显得孤立和无助,而且乡土文明在轰鸣的城市化推土机,以及世界生产与消费的机制下,日渐破损和凋敝,最美好的乡土情结只能靠想象来填补。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全球化文明的生成必然要为各种乡土情结留下编织的空场和机会,重塑乡土语境的价值,改变乡土情愁、辛酸的失落心态,弘扬乡土对于全球化文明的建构意义,从根本上破除本土化、地方性与全球化的冲突心态,在真实又无法回避的全球化场景中,以乡土的语境展示全球化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和差异性。
总之,历史上的封闭、自足、自我循环的文明发展形态,已经被全球化开放式、网络化、极度宽容的文明发展模式所替代,文明生存的边界、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变的东西南北的地理方位让位于全球化旋转的文明构图。全球化时代中的文明冲突依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在区分敌我、亲疏、远近的世界关系格局中,各种利益之间的争夺越来越以各种“非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世界文明的冲突并不令人恐惧和害怕,因为文明的交往中必然涵盖着各种误解、矛盾和冲突,而设想一种完全和谐、温情和友善的全球化文明交往模式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只有重塑全球化文明生成的新语境,把握不同文明在全球化时空中新的历史命运,一种适应和满足人们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文明新形态才会深入人心,逐步获得不同文明圈层的真正理解与认同,最终实现向“全球化文明”实践领域的顺利转化。
作者: 鲍宗豪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 振 华东理工大学华东社会发展研究所 博士
200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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