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文化安全.docx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文化安全

一、“文化入超”和“文化赤字”
二、 全球化意识形态
三、“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
四、网络文化对中国文化主权的挑战
五、 美国的文化发展战略
六、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文化安全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文化安全

一、“文化入超”和“”文化赤字

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以各种文化的典型载体图书为例，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１０：１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和一些亚洲国家，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逆差则达１００：１以上。２００４年，我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４０６８种，输出却只有１４种；从英国引进２０３０种，输出１６种；从日本引进６９４种，输出２２种。２００５年，对美版权贸易是４０００：２４。文艺演出也有类似状况：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年，仅俄罗斯就有２８５个团体到中国演出，而同期中国到俄罗斯演出的文艺团体只有３０个，相差１０倍。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国进口影片４３３２部，而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美国电影的生产量只占全世界的５％—６％，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放映总时间的８０％。
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美国高中有大约２.4万人学中文，但学习法语的美国高中学生却有１００多万。美国３０００多所大学，只有近８００所开设了汉语课程。英国财政大臣布朗２００３年来中国时说，英国在继续进口越来越多的家电、服装和其他东西的同时，可以用出口一样东西来平衡，这就是英语。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口，它的价值在五年里已经从６５亿英镑增加到了１０３亿英镑，大约占ＧＤＰ的１％。
　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历史上曾出现罗马强权、英国强权和美国强权。三大强权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这些硬实力为物质基础，但同时，三大强权也无一例外地以强大的文化形态和政治制度这些软实力为精神基础。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吸引力是三大强权的共同特点。罗马是依靠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英国把欧洲文化推向全世界，英语更成为世界性语言。美国强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依赖其通俗文化、包装了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民主制度。

二、全球化意识形态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是西方最早关注和阐释全球化的学者之一，早在1990年，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即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的辞典中占据关键位置的术语。他的理论被称为“激进现代性的全球化理论”，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西方政府决策和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说：所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2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
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巨大的“时——空”变化，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生活中，所以他强调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1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族党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第36页。
“全球化不只是在一个‘外在’（out there）的现象。它不仅指大规模全球体系的产生，而且指日常生活每一环节的变革。因此它是一个‘内在’（in here）的现象，甚至影响着个人认同的亲密行为（intimacies）”。2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吉登斯提出“乌托邦现实主义”（utopian realism），即“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 在西方颇有影响,它是形式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而实质上是资本主义 。
今天，人们在讨论全球化的后果时，不再局限于经济全球化，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全球化，即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称之为的“软力量”。在奈看来，硬力量指的是军事、经济等物质杠杆，软力量指的是意识形态、文化和道德诉求。冷战的胜利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 “软力量”实现的。
10余年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曾指出要警惕“全球化”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提出了“利益边疆”（或“战略边疆”）概念，全球化则进一步催生了利益边疆。利益边疆相对于传统意义的领土边疆而言。领土边疆是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国家行使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地域界限。这条地域界限往往以边界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边界线内外有着绝对的、原则的区别。而利益边疆则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它突出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地域的不确定性。西方理论家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要保证国家的“安全”，必须使自身的“利益边疆”远远大于“地理边疆”。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有《超越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的民族国家》等著述。他的“主权终结理论”的立论基础，是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在他看来，全球化已使“民族国家”这一陈旧的概念过时；因全球化的到来，民族国家的主权不断萎缩，并被架空；全球化使社会福利国家妥协面临着终结；全球化使主权国家行使自己权力的能力日益丧失和削弱。为了应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挑战，必须“超越民族国家”，建立“世界公民社会”，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处于萌芽之中。在西方，与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大同小异的理论还有“非领土化的国家”、“非民族化国家”、“虚体国家”，和“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和“没有政府的治理”等等。在一些西方理论家看来，随着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一个体现了新的“全球规则”和“全球结构”的全球化的“帝国”正在形成。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说：“一个已经形成疆界和基础的世界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右翼民众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兴起，可以说就是对此做出的反应”。他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所要强调的是：“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世界主义国家——我们已经作了各种不同的论证——是通过与全球公民社会的融合而形成的国家”。1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及扉页。
在这里，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的社会空间之间的日益紧密的相互交织，而是民族国家的社会空间的内在的全球化本身”。2 蒋仁祥等：《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译后记》，见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9页。
乌尔里希·贝克对“全球化”的这种新定义，继吉登斯之后在西方有广泛的影响，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西方，无论是对安东尼·吉登斯、哈贝马斯，还是对乌尔里希·贝克的理论，都有一些人提出质疑或进行批判。例如，英国学者贾斯廷·罗森伯格在《质疑全球化理论》一书中，对吉登斯的代表作《现代性的后果》进行研究后，得出“全球化理论庙宇的坍塌”1 贾斯廷·罗森伯格：《质疑全球化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的结论，虽然这部著作被认为是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奠基性的作品之一。
世纪之交，法国学者布迪厄的《遏止野火》问世，在作者看来，“全球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产物，正像“野火” 一样在世界蔓延，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布迪厄对“全球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全球化”口号本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为宣传，而新自由主义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是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在经济上控制全球的战略口号。作者反复强调：“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种有预谋、有组织实施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灌输工作”在人们心目中强加的信仰。2 参见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德国雷根斯堡独立讲师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在《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中，同布迪厄一样，对 “全球化意识形态” 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中，第一个谎言就是所谓“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到处都在像念经似的重复着：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向我们走来。考虑全球化的利弊毫无必要，因为全球化已不可阻挡。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一趋势，人们只能从中争取最好的东西。而所谓最好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投资者和企业家享受的最好的结果，……这是一种由政治意愿而决不是命运所决定的发展” 3 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5—46页。
，这里所说的“政治意愿”有具体的内容，显然是在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范畴之内“政治意愿”。
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等认为：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争论之一”。他不是一般性地表示拥护或者反对全球化，而是强调如何实现“被驯服的全球化”。他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在关键的问题上，‘全球化终结’观点错误地把全球化简单地视为一种经济现象、从世界经济的循环运动的停滞（installing）中看到所谓的‘衰退’。这种观点忽视了全球化的文化、技术和军事的维度，而这些维度却显示了更加复杂的画面。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所主张，后‘9·11’世界秩序更多地应该从‘全球化的冲突’来解释，而不能认为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总之，全球化继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但却是以前所未有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世界……”。1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页。
作者认为，现在宣布“全球化终结”未免太早，但同时也不盲目地、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过程，而是要着力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在什么意义山被全球力量与进程即通常所说的‘全球化’所重构了”，特别是全球化的政治所引发的问题。
在西方，关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并不仅仅停留在学者的争论中，而且也表现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中，在纽约、热那亚等地，多次发生大规模的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以上说明，在探讨“全球史”时，对客观存在“全球化意识形态”，诸如“国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运”、“世界经济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全球治理的伦理基础”、“对全球化的各种政治反应”等给予必要的关注是必要的。

三、“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

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限于经济生活领域，也涉及到文化生活领域，但是，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不同，并不形成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趋同化。相反，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方式，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组织和发展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方法，却因各民族相异这一特征所决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形成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然而，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将随之而来，预言未来将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单一的西方文化将取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是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他还预言“文化全球化”的后果，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将遭到破坏。1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和文化》，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单一的西方主流文化——“文化全球化”的形成，必将以牺牲多元的民族文化为代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个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文化”。但能否就此就可以理解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全球化”将成为可能的“预见”，以及“文化全球化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一种必然结果，是人类共同体验、创造的结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3 罗成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创新》，见《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竞争力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79—80页。
这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商榷的问题。
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论者不同意上述观点。如有的论者认为，“世界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画卷，而不是清一色的设计图纸。没有文化的民族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化。失去了文化的民族个性，世界性的文化共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且，在文化领域内，没有了差异，没有了竞争，也就没有了生机活力，自然也就没有了文化进步”。4 丰子义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1—152页。
总之，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不是对立的，世界文化也不等于文化的“全球化”，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竭力要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文化，进而要成为全球的“文化”，这里所推行的实际上是体现西方价值观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所谓“文化全球化”理论,其本质是世界文化发展的“美国化”。其具体内容是：“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那节目同样也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式，它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愿望的价值观”。 David Rothkopf：In Praise Cultural Imperialism, foreign Policy, p.45, NO.107, Summer 1997.
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
“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巧妙的，并且如果他能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所起的典型作用，是辅助其他方法。它软化敌人，为军事征服或经济渗透做准备”。 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化”的涵义，首先应该将其放在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去理解。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被隔绝的世界开始连成一体，使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不同程度地愈来愈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世界文化”是相对于封闭的、孤立的“民族”或“地域”的文化而言，首先是相对于那个封闭的、孤立的历史时代而言。正是由于近代世界和中古世界相比发生了剧变，所以各个民族的文化开始有了“世界”的内容，而这种“世界性”的内容，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是用“世界文化”来否定或代替“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的形成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民族文化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而更加突出民族文化的时代感和时代精神，传统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发生新的转换。在这里，并不存在着与民族文化相悖的单一的“世界文化”。
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说所谓“文化全球化”，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或者说是一个陷阱。对这种观点，一些西方学者也持异议，例如英国学者费舍斯通认为：不断增长的国际间货币、商品、影象以及信息等，已经产生了“第三种文化”，它是超国界的，它调和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总之，在他看来，不存在“同一的全球文化”。又如法国学者魏明德认为；“在文化方面，全球化既可以产生最好的结果，也可以产生最坏的结果。……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我们的根源，通过与外部的接触经感应而再度发现，不是靠重复过去的文化形式，人类可以藉由这些文化形式的相互作用踏上追寻自然天性的种种潜能之旅，从而进行创造。我们必须挖掘个性才能达到普遍，但是，只有在我们学会尊重和欣赏他人的个性时，才能够表达出自我个性的精华”。魏明德从以上认识出发，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方面的“最坏结果”，就是加速每个文化对自身源头的忘却，“而只有一大盆共同的‘汤’”。这似乎可以理解是文化的全球化了，但这只“是一种建立在最平庸的参照和产品上的普遍的伪文化”。1 魏明德：《全球化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页。
法国另一位学者尚-皮耶·瓦尼耶则更明确地指出，所谓“文化全球化”，“事实上，它只是美、欧、亚洲三角地区，受到其所属国家鼓励的私人产业霸权式支配下的一种大型的文化交融现象”。2 尚-皮耶·瓦尼耶：《文化全球化》，台湾麦田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发展提出了挑战，但是，挑战的结果决不是要建立起“一大盆共同的‘汤’”的伪文化，也不是、也不可能实现归于一统的“文化全球化”，而是使各民族文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通过交流和交融，而变得更加灿烂辉煌，这是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依然能够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因为这是和保持民族的独立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民族性，这是这一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如果一个民族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心，心甘情愿地接受异族来“同化”，那就是这个民族走向衰亡的开始。民族文化是民族存在的标志，当任何一种文化失去其“民族性”时，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也就不存在了。建立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其实质是推行文化霸权，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或文化扩张，历来是帝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非始自上个世纪末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美籍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在其代表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有详尽阐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帝国主义的统治与扩张，包括有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内容。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认为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有本质的差别。“人们对于西方与非西方的边缘地带间的地理和文化的界限的感觉与认识非常强烈”，而且认为“这些边界是绝对的”。“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大规模统治现在已经是为人们所接受的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了。现在，就其研究范围而论，已是全球性的了。……帝国的巨大地理疆域，特别是英帝国的，与正在普遍化的文化语境已经结合在一起。当然，是权力使这种结合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还有能够留在遥远的地方，得以了解别人，整理与传播知识，发现特征、描绘、传播、展示和表现其他文化（通过展览、远征、照片、绘画、调查、开办学校）的可能。而最主要的是统治他们的能力。这一切又产生了所谓对土著的‘职责’，在非洲或其他地方为了土著的利益或者为了祖国的‘声誉’而建立殖民地，这是文明人的使命措辞”。总之，帝国主义的“统治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以许多方式传播宗主国的文化。……一系列较新的研究描述了帝国的主题是如何编进了大众文化和小说结构中或历史、哲学和地理的语境中去”。如果说，老牌帝国主义的霸权主要是通过两种力量，一种“存在于直接的统治”，另一“存在于文化领域”，那么在当代美国，“它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扩张的范围的突飞猛进。这主要是由于传播与控制信息的工具空前发展”。1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第150—151页，第415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文化帝国主义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会有所变化，但是，它和现实世界的紧密联系，以及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的利益关系，却是不会改变的。

四、网络文化对中国文化主权的挑战

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则成为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27页。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成果，都会导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变革。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网络迅速发展揭开了人类历史的崭新一页，网络社会化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孕育了具有信息时代特征的网络文化,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在2010年《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发布会上，与会的一些专家指出：“网络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已成为当今社会各种思想文化表达的重要传播平台”。“网络文化促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与沟通大大加快，文化元素的传播速度激增，信息流量的口径成倍增长。然而，网络文化的全球性特点使文化的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进一步凸显”。 《赋予网络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髓》，《光明日报》，2010-7-27
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对我国文化主权的加强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对我国的文化主权提出新的挑战。“网络是一种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新媒体，美国创造的网络标准为全球标准，美国将其贴上‘国际化’标签，强加给别国，通过网络向全球系统推销其意识形态。借助于全球化趋势的推动西方国家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利用对信息传播控制力、影响力，极力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思想”， 张骥等：《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7页。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扩张，表现出鲜明的高技术特点。为了赋予网络文化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髓，使网络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建设问题，在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中，充分发挥网络文化的巨大潜能和深远影响。
1987年9月，中国学术网（CANET）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正式建成中国第一个因特网电子邮件节点，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中国人开始使用互联网标志。1994年4月，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NCFC）工程，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因特网的64K国际专线首次开通，实现了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0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数量为2.53亿人，超过美国。 http：// nic.
2010年根据最新统计,我国网民总数达到4.04亿,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0.2%,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王晨：《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光明日报》2010-06-17。
在我国，互联网对文化创作、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具有越来越加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人们及时了解信息、加强相互联络、增长知识、休闲娱乐的重要渠道。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一切的前提是确保国家文化信息安全，而这又是和维护、加强中国的文化主权直接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是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重点国家。西方敌对势力把互联网作为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渠道。他们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容易多了，可以通过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中国要现代化，就不能拒绝互联网，互联网将与中国进行历史性的决战，中国将在互联网的斗争中失败。例如，美国等西方大国通过他们所控制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实施信息强权，在网络上连篇累牍宣扬的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新干涉主义论、民族国家衰亡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以及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他们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大肆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 鼓吹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军队非党化、领土分治化、生活西方化，极力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丑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有这些，就是“与中国进行历史性的决战”的具体表现。针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西方在网络上不遗余力地鼓吹“意识形态消亡论”和“非意识形态化”，其目的旨在消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而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精神武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各个民族国家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特色文化，反而更加重视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实际上更应概括为“意识形态一统论”。“终结”并不是大家都消失了，而是都统一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上去。这实际上是在鼓吹欧洲中心、白人至上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至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本身就是对意识形态终结论有力的反讽。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极力要建立起统领世界的“网上帝国”，利用互联网特有的快捷性、开放性、隐蔽性，宣扬、传播着蕴涵有鲜明意识形态的西方网络文化，凭借其网络优势，强化“文化入侵”。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并非危言耸听。美国学者埃瑟·戴森曾指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大本营”。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当前，互联网已经覆盖到世界上近200个国家，深入到社会和人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它所传播的形形色色的信息急剧增长，在这方面消极的、负面的作用也同时凸现，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网络所带来的交互与渗透、共享与参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网民的情感、认知与价值取向，成为影响人们理想信念、道德伦理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国家的安全，首先是保证它的社会制度的安全，那么，网络文化在这方面确实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苏联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美国学者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一些人提出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与信息革命的发展相关联。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表现出国家主义无能处理向信息时代的过渡”。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在分析苏联解体的诸多的原因中，这个观点的提出，有助于人们从更多的视角去分析这个复杂的问题。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苏联当时已经暴露出的，和潜在的危机越来越突出。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共生的网络文化，在这方面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一些西方的理论家多从经济方面寻找原因，例如约瑟夫.奈说，苏联经济落后的最大问题，“是在当今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中，苏联的中央决策者们缺乏跟上技术快速变革步伐的灵活性”，没有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约瑟夫.奈还认为，“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需要通过广泛享用、自由交流的信息来获取最大的利润。计算机之间的横向联系变得比纵向联系更为重要。但是，计算机的横向联系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性，……出于政治原因，苏联领导人不提倡计算机的推广和自由使用”。 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00—101页。
约瑟夫.奈在这里所说的，“政治原因”、“政治风险性”等，是指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传播手段飞速发展，使西方大国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文化扩张提供的传播方式更趋便利，导致这些国家的文化主权不同程度地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损害，在整体上使国家的文化控制力量削弱。但是，这决不是说计算机—互联网，或充斥其中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信息恐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或强权政治及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等，结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决不是说网络的开放、交互、自由、平等和参与，只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计算机和网络，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都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问题的关键是对待网络和网络文化，我们如何因势利导，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开发中文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和发展既面向世界，同时又是独立自主的计算机网络体系和网络文化。
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权力资源中的位置和作用，越来越加重要。16、17世纪的西班牙和荷兰，它们的主要权力资源是殖民地、贸易和军队，特别是海军；18世纪的法国，除了农业经济和军队外，文化因素开始显现出来；19世纪的英国，体现了当时先进科技水平的工业和工业革命，金融、信贷和军队；20世纪的美国，位居世界各国前列的科学技术，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大众文化等软实力。进入21世纪后，美国在科技方面继续处于领先地位，计算机、网络及跨国信息流动枢纽等方面，尤其突出，网络技术上明显的优势。
今天，我们对“互联网是社会变革的工具，谁控制互联网，谁就控制世界”；“互联网改变世界”；“取胜网络，取胜未来”等命题，要认真研究。但是，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已经在全球得到迅速发展和普及的今天，对其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利用行政力量一味去堵，也决非正确的选择。在实际生活中，这不仅办不到，而且封杀之类的措施，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苏联解体前车之鉴，提出了许多问题值得思考。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如何在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前提下，发展健康、先进的网络文化。一方面，我们要顺应历史的潮流，充分享用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不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积极营造良好的网络建设环境，弘扬民族文化，不断提高网民的政治素质和人文素质，自觉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同时要正视，并清醒地认识网络文化对中国文化主权的挑战。1989年11月，邓小平与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谈话时指出：“可能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
1989年距今已经20多年了，中国和世界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西方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的战略并没有变，邓小平的话对于我们认识在21世纪初叶，如何应对网络文化对中国文化主权的挑战，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美国的文化发展战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即已开始研究文化发展战略问题，这一研究是和美国考虑如何构建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联系在一起。二战结束后，美国将文化发展摆在和政治、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强调文化发展要和政治、经济发展协调配合，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仅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极力要充当世界的领袖，而且在文化上也要担负起“世界的责任”，由此，美国的文化发展和美国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冷战”期间，则成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和“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美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仅有资本输出、贸易输出、技术输出，而且还有文化理念、思想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输出，即不遗余力地推销美国思想，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战争。文化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特殊工具或特殊武器。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继承了冷战的遗产，在“普世价值”的虚伪旗号下坚持冷战思维，继续推行以文化霸权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战略。在美国的一些理论家看来，美国赢得 “冷战”的胜利的原因，既非是军事力量，也非外交手腕，而是美国“民主思想”的力量。因此，在全球继续推行美国“民主思想”，成为实施美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它的目标和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所追求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企图通过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在全球实现“美国的理想和制度”，即建立起美国的一统天下。美国文化战略的主要内容是诸多形式的文化扩张，如面向全球的影视、广播和报刊出版物的广泛传播；包括接受留学生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文化教育交流；不断加强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输出等。“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俄罗斯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投入明显增加，借此来巩固在这些国家所谓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的 “文化交流项目”，在“超意识形态”的旗号下，蕴涵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内容。例如，在美国政府的直接资助下，一些基金会和文化机构接受“藏独”分子前去“学习”或“访问”，这些人在美国学成回到印度、尼泊尔等国后，成为分裂社会主义中国的“藏独”骨干分子。
在美国的政府机构中，从不设文化部，如果据此认为美国的文化发展完全是依据市场的原则，美国政府对其从不干预或从来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那这种认识是十分片面的，与事实不符。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是国家战略，文化战略深入到国家生活的每个角落，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都有文化战略的主要内容渗透其中，非政府的文化组织在这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塑造“”美国形象，并通过它具体体现或实现美国的文化战略的意图。从表面上看，文化产业是美国政府不加干预的市场行为，而实际上，文化产业在国内外传播、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在不断塑造 “美利坚民族”精神，特别是在强化“美利坚民族”的文化凝聚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任何机构或产业都无法代替的。美国的文化产业被称为“巨无霸”， 据较新的资料统计：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在互联网交易方面，2002年美国占全球3330亿美元网上交易总额64%；音像制品，美国音乐制品占全球音乐市场份额的1/3强，海外年销售额达到600亿美元；在电子游戏方面，美国2002年的电子游戏出口产量占全球的40%。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包括软件）与航空业和农业相匹敌，是最大宗的出口产业.1996年，美国软件和娱乐产品的国际销售额达602亿美元，1999年已超过1000亿美元，，2001年高达1600亿美元，自1991年以来，美国此类产品增长高达89%。以上参见：邓显超：《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4页。
巨额利润使美国政府有可能以各种“非政府”的形式，将巨额资金投入到非营利性的文化事业中去，而这一切又都是和美国政府的整体战略联系在一起的。还要提及的是，无论是美国的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通过不断的文化立法保障美国的文化事业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发展，诸如《联邦税收法》、《国家及人文事业基金法》、《博物馆图书馆事业法》、《联邦通讯法》、《文娱版税法》、《相互教育和文化交流法案》、《福布赖特——海斯法案》等。此外，美国的联邦艺术暨人文委员会、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国家博物馆学会等，虽然不是国家文化管理机构，和隶属于美国国务院的“文化关系处”等行政机构有区别，但这些机构却在一定程度上行使国家文化管理机构的职能，也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的文化产业是美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实现美国文化发展战略核心内容——输出美国文化的重要工具，其目标是用美国文化主导世界。美国文化产业的这种社会功能，往往在它获取巨额利润时被掩盖了，似乎在世界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美国文化产业，仅仅是捞取越来越多的美元，不存在用美国文化价值观去“重塑”世界的使命，这是一种假象。当美国新闻署在数以百计的国家开设新闻处、图书馆，建立数以千计的美国文化宣传中心，在全球，以至在非洲的赤贫地区，大肆推销代表美国文化精神的好莱坞的影片、乡村音乐、快餐、软饮料和廉价的美国文化商品时，美国的政治理念、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同时输入到了那里。这些东西建立在强势文化，其实质是强权文化的基础上，同时依托于美国雄厚的物质力量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往往在当地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美国诸如“民主”、“自由”等政治诉求和价值观念披着文化的外衣，逐渐为当地居民所接受。这样，美国有着极其明确目标的文化输出、文化扩张或价值观念的渗透，却在某些国家被认为是“自觉的文化选择”。当美国的文化输出俘获了、改变了被输出国人们的头脑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挑战，民族尊严、国家利益被抛至脑后。美国在战场上，在激烈的经济贸易市场搏杀中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