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俘在中国.doc

前两天，在天涯社区博文中看到周恩来当年的日文翻译讲述中日关系，知道中共政府与日本外交的起点并不是1972年，“已经做了20年准备工作”；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一个国际经济会议，有日本参议员高良富，众议员宫腰喜助、帆足计都参加，周恩来对中国参会人员明确指示：“无论如何要请他们到中国来”。
　　“当时，日本人最关心两条：一个是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怎么样了，一个是留下的日侨又怎么样了？”为了争取与日本建交，针对日本在华战俘，1954年“经双方磋商，1062名日本战犯中，1017名分批释放，只有40名罪行严重的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判死刑。”
　　1956年，1017名日俘获得释放，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罪大恶极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予以提前释放，从此宣告在中国的日本战俘已全部释放。
一、中共中央对待日俘的态度

　　1、延安时代的日俘遭遇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针对日俘发布了六条命令：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二、不取俘虏财物，惟军用品应没收之；三、医治敌军伤兵；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
　　当时，延安的日军俘虏逐渐增多，据说到1941年5月达1800多名。这些战俘除一部分释放或转交国民党统战部外，大部分仍留在八路军中。
　　⑴、释放战俘：
　　凤凰网曾刊出一组八路军释放日本战俘的图片，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俘，接受过短期教育之后，被敲锣打鼓欢送出境（陕甘宁边区领地）；当时受条件限制，不可能将战俘直接谴送回日本，那么他们被释放后，极有可能再次归队，投入到与中国真正抗日力量的战斗中。
　　⑵、日本工农学校：
　　该校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41年创办，占用16个窑洞和一栋小平房，全体工作人员20来人，主要招收对象就是日俘，校长由日本人野坂参三担任，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学校共存在5年，先后有500名日俘接受教育，教育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等课程；在生活方面，他们受尽优待，《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日军战俘的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的高一倍，年节、纪念日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尽量拨付白面、大米；衣、被、鞋、袜应按需优先发给。这些战俘经过改造，大多直接参加八路军，或者担任军事顾问类职务；但利用他们攻打日本人效果并不明显，在抗战后的解放战争中，因为从苏联手中接收了大量日式武器，这些日俘就有了用武之地。

　　2、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战后由中共控制的日本战俘，一部分是在日占区接收投降时的俘虏，另一部分则是苏联红军进攻东三省后移交给中共的俘虏，他们大部分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监狱于1936年由日本人建造，可关押1200人，曾是杀人魔窟，设有绞刑场和停尸房，抚顺“万人坑”中的死难人士就多出自这监狱，中国人闻之色变。中共政府接管后改建成战犯管理所，共有982名日俘关进这里。包括军队司令官2名，师团长5名，旅团长14名，联队长8名，还有参谋长、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以下所谓“武士”600余名，以及行政系统的总务长官、次长、参议、宪兵、特务等。由于他们熟悉这监狱情况，自认为进入必死，但后来发生的事却让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1954年初，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了一支900人的调查组，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审理，发现他们在侵华战争中大多犯有滔天罪行，一共杀死949814人，烧房19503处又40672间，抢粮3691万吨。其中包括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曾命令所属部队以棍打、刀割、活埋等残暴手段，一次就集体屠杀1280人，强奸妇女100余人，烧毁民房1000多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大惨案元凶；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参与杀害赵一曼烈士的伪满警务指挥官大野泰治，谋杀赵尚志将军的伪满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佐佐木到一……为此，管理所曾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出对罪大恶极的70余名战犯处以死刑的方案。但在1956年1月审判工作展开之前，周恩来却作了这样的指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罪行确凿的才能起诉，对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3、日本战俘的监狱生活和最终的释放

　　根据周恩来总理工作的一贯细致，其对日本战俘营的关怀也用心良苦。管理所区别将官、校官(佐)、尉官以下三个部分，分小、中、大三个灶别。战犯们每日三餐细粮，而管理所的管教人员却只能执行社会粮食供给标准，吃得多就是黑窝头。
　　平时，他们食宿都得到保证，生活极有规律，还会定期组织到各地参观；从城市到农村，从工矿企业到改建扩建工程，从科教部门到名胜古迹。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留下他们身影，耗费的旅费足可以盖4个工厂。每年国庆节，他们还应邀参观抚顺市的国庆典礼和群众游行，关押五年以上的战犯还可以把妻子从日本接来同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除了与日本人走得近的以溥仪为首的71名伪满洲国战犯，另外还关押有293名国军战俘；这些被作为战犯关押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很多人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其中就包括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廖耀湘、王耀武、邱行湘、范汉杰等高级将领，都跟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俘关押在一起。
　　据国民党战犯邱行湘回忆，国民党战犯除了写材料的、养病的，是必须劳动的，而日本战犯却用不着拿中国锄头；国民党战犯除了病号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因为伙食不错，日本战犯有充足精力和时间成天打网球，他所认识的日本战犯上村，其妻子也赶来抚顺，被安置在附近，上村可以定期出去与妻子同居，三年内添了两个孩子。邱行湘疑惑地问他：“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妻子儿女？”上村笑道：“共产党对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一分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4、日本战俘回国

　　1956年6月，抚顺和太原的第一批335名日本战犯在各国记者的临场监听中，被免予起诉，即行释放；同时发还所有除武器外的所有随身物品，发放50元零化钱（当时的50元相当于中国普通工人两个月工资）。临行时为他们举行欢送盛宴，大鱼大肉摆了百十桌，所长孙明斋高举酒杯，向日本战犯频频举杯祝贺，这些战犯从此成为中国的“外宾”。
　　7月16日又遣送了第二批328人（抚顺296名），8月21日又宣布遣返释放第三批354人（抚顺为306名），从此1017名日本战犯分三批经天津港登上日本“兴安丸”船回国。他们存放在库房中随身所带的行李，经过战犯当面清点，一一发还——在这些行李物品，除了一部分是苏联政府发给他们的工作服、鞋帽、背包和日本亲属寄来的衣物礼品外，其它都是从中国各地抢掠来的，共12000件物品都曾编号入库悉心保管。
　　放走日本战俘，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只剩国民党及伪满洲国战犯354人，他们最终要求写下悔过书，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五年三月间，才被分期分批释放。更多作为战俘以及投诚的国军青壮，整编成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融入到志愿军中，在战斗中发挥了中国军人的顽强作风；朝鲜战场上牺牲逾38万志愿军人中，他们占了很大比例。还有一些国军，由于服务对象的不同，潜伏在南方很多省份的山区落草为冠，在剿匪战争及以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陆续得以清理。
二、国民党政府对待日本战犯的态度

　　1、 普通俘虏

　　战争期间俘虏日军极少，加上八路军移交的一部分战俘和俘虏的随军平民，一共只有1300多。关押在两个战俘营里，按照国际公约待遇对待。
　　因为日军投降以后俘虏太多，都在战后送回了日本；为了显示两国友好，国民政府还给日本战俘发放粮食。据估计，在三个月内就要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大包，如果按当时每包8000元计算，共需款102.574亿元。
　　同时允许日本战俘携带物品回国，日本官兵与侨民可以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甚至还允许携带现金，军官可以携带500元(国民政府货币单位，下同)，士兵200元，一般侨民1000元。
　　为了保证战俘和日本侨民的安全和健康，不使瘟疫在遣送途中流行，1946年2月6日《中国战区遣送计划》进一步规定，日俘、日侨在上船前一律接种伤寒疫苗，遣送船也要消毒。为了使伤病和失去行动能力的日本俘侨早日回国，中国政府专门组织了1.2万多副担架和2万余人的护送队伍，对伤病的日俘、日侨实行特殊护送。
　　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抗战胜利伊始，举国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对于遣返数百万日俘日侨无论陆运、水运、空运，以及其他补给行政支援等，都是极大的负担，可是我们仍然排除万难，迅速安全地把他们遣送回国。
　　“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著名战犯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

　　2、日本战犯

　　当时的国民政府从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经南京和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处军事法庭的分别审讯，至1949年1月受理案件共计2200余件，判处死刑者145人，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的400人左右。
　　但一些罪恶昭著的战争犯罪分子没有被列为战犯得到追究，最大的漏网就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一些战犯虽然被拘押，但没有认真审讯，结果无罪释放；甚至有的审判仅走了形式，如太原法庭在阎锡山的控制下，装模作样地对日本第一军司令官澄田涞四郎和参谋长山冈道武审判了一下，旋即将其释放，并聘任他们为山西省总顾问和副总顾问，也借助日本力量投入到进攻中国人的内战中。再如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载：“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处40人死刑，因太过分，经联络班向国防部恳切要求，乃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再审，结果40人全部无罪返国。”

　　3、战场上的日俘

　　战争前期，国民党获得的日俘极少；而且因为多处于败退的状况，因而极少有关战俘的资料。
　　由于中国俘虏在日军中的残忍遭遇，培育了中国军人对日寇刻骨的仇恨，一寸河山一寸血，在抗战初期华东战场上的焦土政策，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但军事力量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正面战场初期的大溃败，以致日军侵占首都南京后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方面更增强了中国军人的仇恨意识。以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时展开了报复，突出表现的是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孙立人将军在仁安羌一役中解救7000英军，赢得国际声誉，在第一次大撤退中违抗命令退至印度兰姆伽，避免了国军更大的损失，经过全新装备后，率部重新开赴缅甸战场，在胡康河谷战役，获胜后俘虏日军1200余人，都是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的第18师团，除一名叫山田正一的台湾人之外，全部处决；尤其到过中国的，即刻枪毙，为此孙立人还曾接受过远东军事法庭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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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本人对待中国战俘的态度

　　翻看日本军人对待中国战俘，在中国的国土上，就是一部惨不忍睹的历史。据统计，“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战俘集中营有40余个，关押战俘约50万名。如果算上日军在各地临时设立的上百个战俘收容所和留置场，关押战俘数量超过百万人；盟军在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2%，在日本管理的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6%，而中国战俘在华北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40%。
　　“‘太原集中营’是当年华北‘五大日军集中营’中最大、最早的， 根据刘林生书中统计，从1938年6月建立到1945年8月结束，7年间，“太原集中营”关押人数有十几万人之多，但事实可能远超过这个数字。
　　在济南，在旅顺，在南京，无一例外。日本对于中国战俘，多就是简单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而且手段残忍，很大一部分是用刀砍，刺刀刺，当活靶操练；在东北，著名的731部队中，很多就是当作活体解剖等试验。
　　对待女战俘，若不是拿去充当慰安妇，便是残忍地杀害。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克南京，即展开了为期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
四、苏联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

　　据苏方统计，苏联红军歼灭日军 22 个师，共击毙关东军8 万多人，俘虏大约 60 万人。他们带走的日本战俘，是在日本已成强弩之末，美国人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之后才开进中国东北来抢占胜利果实，因而取得这些日本俘虏没太花多少代价。
　　从 1945 年开始，苏联国民经济建设中日本战俘被安置在内务部的战俘营以及国防部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独立劳动营”里。利用他们投入到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如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因为这些部门的人力资源严重匮乏。
　　因为当地没有做好接受如此多战俘的准备，以致住房不足、冬衣紧缺、粮食和药品匮乏，加之繁重的体力劳动，致使大批的战俘死亡。根据官方统计，“在1945— 1946 年冬天，在日本战俘劳改营里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总共有 55000 名日本战俘死掉了。”
　　值得一提的是，世代生活在远东的华人，以及大量“抗联”人士，很大一部分在战前战后也被当作日军战俘，不问青红皂白送进茫茫雪原深处，任其自生自灭。
五、日本战犯回国后的人生及二战后的中国格局

　　一九八六年五月，该所经公安部、外交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同意将其作为改造战争罪犯的旧址，正式对国内外开放。
　　50多年来，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那块再生之地”，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中归联”成员最多时1000多人，后来因为成员的陆续去世而解散，“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其中的筱冢良雄，参与了731部队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以及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生命，后多次来中国谢罪。当然，一些日本军人还是具备与生俱来的良知，如日本老兵东史郎，虽然未被作为战俘关押过，却也本着人的良知和深度的忏悔而公布了当年的日记；但更多的老兵却至死不悔，仍旧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大日本帝国的开拓之梦。这些老兵的忏悔，相对于日本右翼势力的日嚣尘上，他们的声音在日本是极其微弱的。

　　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在中国人心理留下难以估算的巨大阴影。
　　战后的清算中，由于受美国等的干预和政府的软弱，蒋介石放弃了对日索赔；72年中共政府与日建交，当一些有良心的法律工作者在起草决议草案时提出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赔款的条款，周恩来果断地回答：“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日本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
　　由于没有得到在赔款上的惩罚，直接的结果是，日本太多人认为这场侵略战争就是合法的，其右翼势力更无视历史，淡化侵略；如今的钓鱼岛以及其它一系列事件，就是他们无视历史的表现。
后 话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开始下滑，而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在全体中国人们勒紧裤带过日子，在大跃进中上千万人饿死的情况下，日本战俘在中国仍旧受到了优待；当相当数量国人在“镇反”等运动中遭受厄运，对中国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人却得到了优待；这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异之外，也不能不说明中国人的宽厚仁慈，但宽厚仁慈往往收不到好效果。
　　民族之间无休止的仇恨，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肯定有很大的制约；但历史必须还原，必须反思，我们的民族才能健康发展，才能奋进，并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萧烟注：本文仅为一家之言，但求警益；文中直接引用了大量资料和文字，不一一列举，一并感谢！
日本似乎不欠中国任何东西。

　　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来北京，与毛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你们有功呀，我们不要你们赔偿！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