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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瑞龄先生轶事 (2012-12-24 14: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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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的英名和业绩已载入史册，永垂不朽。而她的父亲向瑞龄先生，从乡下的小山村走出来，白手起家，在溆浦商界叱咤风云数十年，号称溆浦商界“小诸葛”，历来却鲜有人知。
出生贫寒，早年艰苦谋生
向瑞龄的老家在溆浦县观音阁镇温湖村，在县城经商积累了一些财富后，买了夏姓人家的旧房，在县城定居下来。向姓是溆浦大姓，历来有“一舒二向三张四李”之说。溆浦向姓奉向宗彦为祖先，属于土家族。《向氏通谱·总世系》中记载：向文皋为向宗彦的12代孙，卜居沅陵狗子潭，为溆浦向氏之一世祖。其子纯仁公“由辰迁溆”，“乃溆浦向氏之徙祖也”。四世祖如松公“徙覃村”（距温湖三里许）。九世祖希诚公“移居温湖”。《向氏通谱·先哲篇》中，把向宗彦列为唐时的第三位先哲。“后人称曰向老官人。”向老官人死后，后人“立庙祀之”。“土人（指土家族人）经常于三月六日荐食之”。“苗蛮原因占吉而卜凶，酋土（当为土酋）藉以禳灾而祈福，击鼓鸣钟，独取于三月六日陈祠荐食。”该谱卷首还记载，文皋后裔希熊公的子孙有的迁往湘西保靖县、龙山县，希达公的子孙有的迁往保靖，伯公四房子容公的子孙有的迁往保靖县、龙山招头寨及鄂西的施南等地。这些向姓早已恢复了他们的土家族成分。据《向氏族谱》记载，向瑞龄为向文皋的23代孙，是向宗彦的34代孙。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向达的老家是麻阳水村（现属卢峰镇），与温湖村相距6公里。两地向姓皆为向文皋二房伯公后裔，麻阳水向姓是从温湖迁去的。八世祖仁远公时“徙居麻阳水。”向瑞龄为向文皋公23代孙，向警予为向文皋公24代孙，向达为向文皋公第26代孙。向达比向瑞龄低三辈，比向警予低两辈，但向警予与向达为同时代人，向警予生于1895年，向达生于1900年，只相差5岁。
向瑞龄的父亲名衍贵，出生于清嘉庆年间，母亲陈风翠。向衍贵陈风翠夫妇俩生有三个儿子，名为从麒、从麟、从狮。从狮，生于清道光27年（公元1847年），又名瑞龄，字诵三，学名嘉年，别号锡龄，后世人多称其名瑞龄，而从狮之名却鲜为人知。因家境贫寒，向瑞龄读了三个月的私塾后就辍学了，在家帮父母亲做点小事情。稍长，即担负起谋生的重担，起初以贩卖陶瓷器为生，挑着农村日用陶瓷器具，走村串寨叫卖，本小利微，挣点小钱贴补家用。后来只身一人，到离家不远的牛角冲，搭起两间土墙屋，磨制豆腐，走村串户叫卖，送货上门，赶在乡亲们做早饭前去卖，以便作早饭菜。虽是小本生意，却非常辛苦，先天晚上磨好豆腐，天未亮就挑着担子出去，卖完了赶回家又得准备明天的生意。结婚成家以后，仍然以小生意勉强谋生度日。说到向瑞龄的婚姻，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才十几岁岁就开始独力谋生，在牛角冲的土屋里，起早摸黑地做点小生意，头脑灵活的他经过几年努力，生活状况慢慢地有所好转。因送卖豆腐的关系，他常来往于邓福元家，久而久之，邓家人对他颇有好感，托人说媒把女儿邓贵玉许配给他。结婚时，按乡间习俗，男方除给新娘的衣物彩礼外，还要给女方的亲朋送一份彩礼，即每户一块猪腿巴肉，一封糖。接亲那天，清点彩礼时，抬盒中少了几封糖，有人出了一个馊主意，在糖封里放些碎砖代糖。被发现后，邓福元大发脾气，不同意女儿出嫁，后经媒人及亲朋劝说，过了三天，新娘才过门成婚。邓贵玉生了十个儿女，有六男二女长大成人，向警予排行第九，乳名九九。邓贵玉1912年病逝。此后向瑞龄两次续弦，均未生育子女。
多谋善断，经营鼎盛昌大获成功
向瑞龄在牛角冲卖豆腐的时候，还不到20岁。那个年代，流通的是铜钱，乡里人手里的铜钱有限，乡村小生意现钱交易极少，多是以物换物，换回的常常是大米、黄豆、食油等，吃的用的，应有尽有。每天早晨一担豆腐出门，晚上一担杂七杂八的东西回家，非常辛苦。一次姚家田，他把豆腐放在邓家门前的一棵大树下，另有别事，临时离开会儿，被邓家的鸡把一担豆腐啄得稀巴烂，为此事他非常气恼又无可奈何。回家后，他气中生智，琢磨出了一个“送货上门，赊销记帐”的办法。就是把豆腐送到各家各户，用划正字的办法把帐记在各户门背后，到一定的时候再一次性结帐收钱。这个办法很快被人们接受，人们认为他有经商天才。时任五区区长的邓福元（后来成为向瑞龄的岳父）认为向瑞龄脑瓜子灵活，口乖嘴甜，会做生意。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向瑞龄很有经济头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与邓贵玉结婚后，他的岳父便托人介绍，让他到县城贺万成南杂店当灶师傅，掌管蒸酒、磨豆腐的事，因他勤劳肯干，做生意点子多，能说会道，深得贺老板的赏识，将灶师傅易人，叫他去货房站柜台，经管生意，招呼顾客。从此他开始步入商场，先后在县城的晋昌恒、鼎盛昌商店当过坐庄、管事、总管事，特别是掌管鼎盛昌期间，业绩辉煌。
向瑞龄为鼎盛昌的崛起和昌盛，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鼎盛昌的经商传奇，堪称溆浦商界成功的样板，远近商家视之为楷模。在清末民初，鼎盛昌是溆浦县城闻名遐迩的大商店。它的前身是钟昌炽开设的立淡昌。立淡昌在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就是溆浦县城最大的一家老牌南杂商店。光绪初年，钟昌炽逝世后，家产一分为二。他的一个儿子钟柳泉与董承汉合资创办了“晋昌恒”；另一个儿子钟湄泉与李祖仪合资在立淡昌原铺店的基础上，更名为鼎盛昌（现在的警予东路原生资公司）。因为向瑞龄在贺方成南杂店当铺房先生，初显经商才华，在县城商界小有名气，深得晋昌恒老板董承汉看好，他想方设法，聘请向瑞龄当了晋昌恒的管事。后来鼎盛昌的老板们分析了立淡昌分裂的原因，决定股东只当东家，不当总管。聘请有能力的优秀人才来管理商店。于是向瑞龄又成了鼎盛昌的选才目标。向瑞龄进入鼎盛昌后，先任管事，后又被委派去常德坐庄，很快就升任鼎盛昌的总管，接掌了鼎盛昌的全盘经营大权。从此，他使出挥身解数，充分展现了经商天才，开创了鼎盛昌最为辉煌的时代，也开创了溆浦商界的全盛时代，使以鼎盛昌为代表的溆浦商业在湘西一带声名鹊起，几乎可以与洪江商帮相媲美。向瑞龄没读过多少书，其经商之才似乎与生俱来，经过多年的商场博弈又富有经验和胆识，对掌管鼎盛昌这样的大商号，毫不畏惧，举重若轻。他大刀阔斧地改革鼎盛昌原有的经营项目和营销模式，把几十年单一的南杂铺面改为前后两进，左右四个店面的综合性大商店，批零兼营，有似当今超市，气势宏勃，生意兴隆。第一进左边是品种俱齐的南杂业，应有尽有；右边是琳琅满目的绸缎布匹，五金日用百货。第二进，左边是经营官府同意的鸦片烟专柜，货源来自云南；右边代收田赋税捐，兑换金银大宝的金融业。四个店面生意兴旺，日夜人流不息，一派繁荣景象。同时，他首创性地开展长途船队货运，更是把鼎盛昌推上了全盛时期，三十来艘货船常年在溆浦至常德等地之间穿梭往返。他把在溆浦土特产源源不断运往常德、长沙、武汉各地，又把内地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运回来，向溆浦及周边地区批发销售。向瑞龄在湘西、常德等地名声大振，许多巨商向他靠拢，日本的通玉商号也来巴结他做生意。据县志（1993年版，下同）记载：“民国3年（1914）县城有钱庄4家，……其中鼎盛昌商号，资本最为雄厚。经理李盛之（实为股东），总管事向瑞龄，把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溶为一体，在经营商业的同时，兼办存放款业务，吸收存款，兑换银钱，办理汇兑，发行市票及代政府收纳田赋。”
向瑞龄善于审时度势思虑精密，常常能出奇制胜，在溆浦商界渐渐地有了“小诸葛”之称。有一个故事，就是向瑞龄不愧称“小诸葛”的很好例证。有一次，已到年底腊月二十几了，向瑞龄突然吩咐鼎盛昌店内员工把楼上的仓库打扫干净，把仓库里的谷米等物资，向内边挪一挪，再把金库的铜钱和光洋（银币）搬来，把每一间仓库门边码满一人多高，然后关好仓门，贴上封条。当时店里的人都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鼎盛昌发行的票子（大商号以自己的信誉为担保发行的，可以随时兑换现金的纸质凭证），在一般情况下到年底已基本兑换回笼，然而那年已近年关，尚有许多票子未回笼，既不见来人兑换，又不见在市面上流通，向瑞龄断定其中一定别有缘故。果然不出他所料，原来是龙潭的谌伯瑞把鼎盛昌的票子囤积起来，准备到县城开商店之用。过了几天，谌伯瑞果然押着六担鼎盛昌票子来店兑换。向瑞龄热情地设宴招待谌伯瑞，当酒过三巡之后，向瑞龄引着谌伯瑞上楼，吩咐徒弟把仓门全部打开，让谌看看“银库”，并问谌老板“带来的票子是兑光洋还是换铜钱，你只下一个仓的钱是否够了”。谌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觉得鼎盛昌财大气粗，名不虚传。连忙表示，钱不兑了，顺便采购点年货回去过年就行了。后来，谌伯瑞才知道向瑞龄唱的是“空城计”。但谌知道鼎盛昌经营有方，对其票子很是放心，对向瑞龄极为佩服。
胆识超群，善于捕捉商机干大事
在掌管鼎盛昌的日子里，向瑞龄干了几件大事，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使他在商界声名远播，在溆浦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几件大事的成功，足以证明他深谋远虑而又胆识过人，也可以看出他眼光开阔，很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
首先，组建船队经营水运。县志记载：“至清宣统3年（1911），交通线路只有5条水路和6条古道。205公里水路河小滩险，只能通小木船和排筏，运量极小；古道、人行道多数崎岖狭窄，只能徒步，轿、马难行。”虽然河小滩险，进出溆浦的大宗货物主要还是依靠水路运输。而当时溆浦本地商家或因财力能力有限，或因虑不及此，都没能建立起自己的船队，跑水路的船只一般是“单干户”，小打小闹，没有形成规模。向瑞龄敏锐地注意到水路运输的巨大市场潜力，他利用鼎盛昌的财力优势和近水的便利，组建了自己的船队，大中小28艘船，大船专运常德至长沙、武汉等地往返的物资；中船往返于沅水流域，从常德至沅陵、浦市（现泸溪县浦市镇）、辰溪、大江口、洪江等地往返接送；小船往返于溆水流域，从大江口至县城往返接送，沿线码头安排专人坐庄主持。整个船队实行三级接力接送，形成比较完善的转运体系，保险系数也大大提高。当时的湘西，土匪横行已有数百年历史，加上官卡勒索，沿途地痞流氓骚扰，长途贩运具有极大风险，许多商家望而生畏，此前溆浦没有船队跑运输，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向瑞龄决心要做，而且志在必得，做了周密布置。他对沿线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精心安排船队班次和停靠地点，沿途货物装卸、保管、买卖等诸多事项等布置得井井有条。在各商埠码头派人坐庄常驻，监管中转货物，接应来往人员，了解市场行情，随时掌握各地情况，巧妙周旋于社会各界之间，使鼎盛昌的船队保持平安畅通。鼎盛昌船队的名气越来越大，在从溆水到沅水再到长江流域长沙、武汉乃至上海等地的大片地区，抢占了水运市场的先机，获得了客户认可，业务量逐年增长。鼎盛昌成为控制溆浦向外进行货物贸易的龙头老大，对内成为顶层批发商，县内商家都要从鼎盛昌进货。通过设在常德等地的日本商号，日本商家也与鼎盛昌做起了生意，向瑞龄应该是溆浦开展国际贸易的第一人。
其次，拓宽业务范围，扩大购销渠道。溆浦及附近县乡农产品、土特产资源极为丰富，可是当时交通不畅，运不出去，许多价值不菲的土特产变不成商品。在建立了自己的船队之后，他立即瞄准这一商机，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收购溆浦土特产品，诸如桐油、茶油、菜油、小麦、黄豆、辣椒、片糖、磨芋、棕片、木材等，运往常德、长沙、武汉各地，进而销往全国其他各地甚至远销日本。再从各地运回五金、食盐、布匹、咸鱼海味等溆浦缺少的生产生活物资。溆浦新码头，每天有鼎盛昌的船只装卸商品物资，往返沅水之畔的大江口。他在驻常德期间，常穿着溆浦土布衣裳。常德地方的人非常青睐这种土布。有的用“平江布”和洋布斠换；有的托他到溆浦采购。这件事触动了向瑞龄的商业神经。他分析了常德滨湖一带盛产棉花，且物美价廉，如果收购棉花，运到缺棉花的沅陵、辰溪、浦市、溆浦、洪江等地销售，定能盈利赚钱。因此，他在常德大量收购棉花，并夸下海口，扬言“要把常德的棉花收尽”。然后，用自己船队的货船，把棉花运到各商埠重镇，由驻庄人员发货销售，有的还销到了贵州的钢仁、秀山一带。这些棉花纺织成土布，他又安排手下人员收购拢来，运往常德等地。仅此一进一出，鼎盛昌就大赚了一把。他不仅为鼎盛昌开辟了一条新财路，也繁荣了溆浦的商品市场，增加了乡亲们的收入。
第三，建立金融兑换钱庄，发行鼎盛昌票子。他揽得当时政府特许的鸦片专买特权、溆浦田赋（即农业税等赋税）代收代解省垣和在溆浦收货、长沙交银等业务，从而鼎盛昌的财力与信誉，在上湘西享有盛名。代收代解田赋，使得鼎盛昌实际上代行了县财政局的部分职能，充分体现了县政府对鼎盛昌的信任，极大地提高了鼎盛昌的地位。在争揽代收田赋业务的过程中，向瑞龄巧使计谋。当时，县城有个大老板叫周利成，他一家人在县城开了十二家商铺，比鼎盛昌的实力要更为雄厚。因那时还公粮（即农业税）不收实物，只收银票。人们要把农产品卖出换成铜钱或光洋（银币），再把铜钱和光洋换成银票上缴公粮款。此间兑换差价，大有玄机。市场兑换价是浮动的，官府要的银子不能少，如果不按照市价兑换，定价低了农户不愿兑换，定价高了就会倒赔进去。向瑞龄可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他根据市场行情，把银钱的兑换价格调低，与外地行情基本一致，这样一调，来鼎盛昌银柜兑换的人少了许多。周利成为了揽得田赋代收业务，没有下调兑换价格，结果亏损巨大，把家产赔进去一半，倒闭了六个商店，鼎盛昌亏损较少，安然无恙，如此一来，实力对比情形顿异。后来向瑞龄利用实力优势，终于获得了代收代解田赋业务的授权。
深孚众望，出掌溆浦商会
向瑞龄出身贫寒，到老不忘本色，一生俭朴。自从牛角冲应聘进城后，生活逐步稳定，家境渐渐殷实，但他“律身治家，勤俭备致”。全家人过着俭仆的大家庭生活。住的房屋是购得城西夏姓人家的四逢三间旧屋。后来随着家庭人丁的增加，逐渐拼凑扩建成一栋结构不甚合理的四合院。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向警予同志故居。支撑全家生活和供子女读书深造的费用，除他自己在鼎盛昌当管事的薪金外，还在城中的西湖口开了一家小商店，蒸酒、打豆腐的作坊兼营南杂，商号叫“大道生”，由次子仙澄经营。经营所得，尽以教育其子女及诸孙。1922年仙澄因病先于向瑞龄一年逝世，其余儿孙又“不愿做管理家业的政治家”。大道生商店因无人经营而歇业。
向瑞龄不仅多谋善断，而且能够吃苦耐劳。他的得力助手钟学炳，在鼎盛昌当店员几十年，回忆说：“鼎盛昌在总管事领导下，下设各部，订有各种规章制度，均能实行。管事（应为总管事，即向瑞龄）以身作责，督察精明；各种帐目，日清月结，绝少差错；店上员工，工资优惠，福利丰厚，奖惩分明，从而深得员工拥戴，取得商场竞争胜利，垄断溆浦商界几十年”。向瑞龄幼时“因枵腹废学，乃始专意于商……执商界牛耳六十年，公平贸易，百战百胜”。他为鼎盛昌付出了毕生精力，开创了鼎盛昌几十年的辉煌。他没什么文化，全靠他的敬业精神，顽强拼搏，也得益于他的聪明睿智，精明谋划。
向瑞龄一生坚持“以义取利”，重商德，守诚信，不取不义之财，不行不义之事。他为鼎盛昌当总管，自己家的大道生商号由儿子仙澄经营。他坚持“犁归犁路耙归耙路”，身在鼎盛昌，就绝不考虑大道生的事，不沾丝毫便宜。凭他在常德坐庄以及后来当总管的身份，让鼎盛昌的船队为大道生商店捎带一些货物，并不为过，但他却没有这么做，人们都很敬佩他的正直无私。龙潭的谌伯瑞在县城考棚街开了一家南杂商店，商号叫“利益功”，也发行票子，与鼎盛昌形成竞争之势。向瑞龄不是想方设法把对手挤垮，而是主动帮助利益功，合作互利。他与利益功签订供货合同，对谌伯瑞说：你跟鼎盛昌签合同不会上当吃亏，你资金少了，可以白天把油抬过去，晚上从后门把油抬回来。意思是说可以赊销、退货，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鼎盛昌可以帮利益功借鸡生蛋。
向瑞龄敢于担当，能够妥善处理棘手的危难问题，为地方公益事业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在地方上威望很高。据戴绪恭《向警予传》介绍，“1916年讨伐袁世凯之役以后，溆浦县城常有军队过往。……有一次溃兵来到县城，地方官吏纷纷逃避，向瑞龄一个人出面与他们周旋，全县才避免了一次骚扰。因而，他在地方上很有威望。”“他‘对于社会公益，尤能挺身以当大难，个人厉害素所不计。”他不是守财奴，毕生谋划钱财之事，却淡然对待钱财。经商是他的拿手好戏，金钱不是他的追逐目标。首次在常德收购棉花销售土布成功之后，他请戏班唱十本汉戏答谢常德市民。在家乡，他乐善好施，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深受社会各界推重。他对教育极为重视，他和他的子女为溆浦近现代教育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这一点，在下一部分再做介绍。
随着年事渐高，筋力渐衰，1923年他辞去了鼎盛昌总管事。由于他年高望重，又被推举为溆浦商会会长。溆浦商会成立于民国4年（1915年），成立时间不长，又值兵荒马乱，一向少有作为。向瑞龄对溆浦商界情有独钟，故当了会长之后，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做些事情，服务桑梓，为溆浦商业的发展再出一把力。据回忆，他“振作有为，办事公道，又善于结纳人心，很受同行的尊重，晚年推荐他当了溆浦商会会长，年已七十六，虽年近耄耋，欲以一新溆浦之商业，阅报每至夜分不辍。”民国初年，县城有商号70余家，在湘西比较偏僻的县城里，为数也不算少了。可惜，当时溆浦虽然僻处一隅，但也深受军阀混战的影响，苛捐杂税日益沉重，兵匪横行，民不堪命，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商家也不例外，在重重压榨下苦苦挣扎。县志记载：“民国11年（1922）9月，县参议会向湖南省政府请愿，历陈溆浦困境，‘连年水旱，盗匪猖獗，死亡载道，惨不忍言，地方困难，已达极点。……’”在这样的局势下，他发展溆浦商业的美好愿望自然难以实现。在担任商会会长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重视教育，支持子女求学办学
向瑞龄一生只读过三个月私塾，只够简单的记事记帐之用。少年时代渴望读书，却因家贫上不起学，常在家乡私塾门外，驻足聆听老师点书，跟着一起朗读课文，“塾师见而怜之，备书教之，读不取偿，甫三月《四书》朗朗成诵，能会大意，时年不过十一二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向瑞龄为感谢塾师“读不取偿”之恩，将名字从“狮”改从“师”。他有此番经历，后来又纵横商界几十年，以其走南闯北的阅历见识，深知文化知识非常重要，因而对家庭和子女前途的盘算与众不同。他艰苦打拼的那几十年，正处于清末民初战乱频仍的时期，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危机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在加深。在与日本商人的交往中，他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强大起来的历史略有所知。在长期的经商和社会活动中，他逐步认识到，国运衰则家运衰，国运昌则家运昌。他曾对子女说，国家不富强，家庭财富再多都是靠不住的。因此，他既不要求子女继承经商的衣钵，委身于商界，也不愿为子女谋取富贵，弄个一官半职。手里有了钱之后，他没有像其他财主那样广置田产或兴办实业，而是将钱财用于子女读书。他常对子女们说：你们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文化知识，没有山川田庄。希望他们求学深造，有一技之长，将来自立于社会，报效国家。他“命子女远道求学”，“对子女教育费则倾囊不吝。”与他的同时代人比起来，向瑞龄确实独具慧眼，他已不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旧式富家翁，而是具有开阔眼光的新型商业家。虽然他还不可能有救国救民的自觉，但是他送子女读书以学一技之长、将来自立于社会的观点，在当时无疑已经远远超出了常人。
他重视教育的观念，对其子女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向瑞龄良好的家庭教育之下，子女个个勤奋好学。子女八人，有六个接受过高等教育。长子先钺，日本早稻田大学专科部政治经济科肄业，思想进步知识渊博，回国后从事教育活动多年，在溆浦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后去常德西路师范任教。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湘西同盟会负责人，可惜英年早逝。五子仙良就读于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武昌起义爆发后，参加中国留日医药救护队回国，赴南京临淮关一带救护革命军伤病员，曾获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员纪念章。七子仙钟、十子仙锞接踵赴日，分别就读于明治大学商科、京都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六子仙铜未出国留学，毕业于常德西路师范，曾任溆浦县视学（督学）。其女警予毕业于周南女校，后赴法国勤工俭学。
对溆浦教育事业的发展，向瑞龄出力尤多。1903年，溆浦县城开办了一所新式学堂，就是向瑞龄的长子先钺创办的。先钺学成归来，与几位开明人士一道，在城西文昌阁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不教四书五经，而是传授新知识，灌输新思想，此举得到了向瑞龄的大力支持，培养了溆浦县第一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青少年。后来许多人从此走出溆浦，进一步求学深造，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年仅八岁的向警予，不愿缠足，坚决要求读书，得到大哥和父亲的同意，进入大哥创办的新式学堂就读，开溆浦女子入校读书之先河。
向警予早年接受教育救国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源于向瑞龄的影响。据戴绪恭《向警予传》记载：向警予“离开溆浦外出求学时，父亲曾对她说：全县到外地求学的女子，从你开始，毕业后，应当为家乡办女学，培养女学生。”1916年，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回到家乡，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立志在溆浦办学。利用以前大哥办学的旧校址，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她亲自担任校长，聘请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当时，以向警予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女子，要创办学校，难度之大，不是现代人所能想象的。首先最棘手的就是经费问题。除了争取县府的支持，家庭资助成为向警予的坚强后盾，一切费用都由家里先垫付。而且，即使县政府能够给办学安排费用，也是与向瑞龄的影响力分不开的。向警予从长沙等地请来的教师，也吃住在向家。向瑞龄还把自家与学校毗邻的一块桔园捐出，扩大学校场地。其次，劝学的难度非常大。学校开学了，但前来报名的学生很少。向警予向县府建议，由县府颁布文告，要求全县各乡动员家长送女孩子上学。她又亲自深入山区和边远乡村，还步行一百多里上龙潭，登门上户宣传，劝说家长送子女入学，她的行动感动了许多人。而向警予组织学生“清道队”，上街打扫卫生，培养学生尊重劳动、讲究卫生的习惯，曾受到守旧人士的纷纷责难。向警予反复宣传解释，还发表告家长书，争取人们的理解。当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溆浦的时候，向警予组织学生游行，她亲自登台发表演说，号召人们起来抗争。在当时，这些打破封建陈规陋习的行为，是破天荒的举动，既需要向警予本人有巨大的勇气，也离不开向瑞龄及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学校在向警予的主持下，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规模不断扩大，由一个班几十个学生发展到八个班三百多人，成为溆浦近代教育史上光辉的一页。
向瑞龄先生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传统商人接受资本主义启蒙、以开放的眼光走上近代商业发展之路的一个缩影。在他身上，中国传统商道文化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而资本主义市场的新型游戏规则也开始影响其经商之道。即使在今天，探究他的人生轨迹，学习他的经商之道、为人之道，仍然可以给予我们许多极有价值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