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死了,我们还有什么.doc

人文精神死了，我们还有什么
—兼谈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经历过许多失败与挫折，但影响最深远，遗祸最着的莫过于教育失败，其中，又以高等教育最令国人诟病。在旧中国，长期的战争和外患，使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社会与经济的频繁动荡使学校也难以独善其中而不受影响。然而，就在这种环境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交通大学以及东北大学这些成立不过十几年的高等学校，虽然不一定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但可以说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即使在抗战时期，整个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军事与国防消耗了国家绝大多数财力和物力，清华、北大等几所著名的大学不得不辗转几千里到重庆大后方成立西南联大。可就是在那种艰苦卓绝的环境里，西南联大却堪称当时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那里集中了许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学者，也培养了许多一流的科学家和学者。杨振宁、邓稼先就是其中杰出代表。自蔡元培先生1917年入主北京大学后（这是正宗国学的基地和国立大学的翘楚），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研究现代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基地。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以梁濑溟、辜鸿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北大造就了当时新旧文化的两大高地。两大阵营君子论道，隔室登坛，学生穿梭其中，传递对立观点，以子之矛攻彼之盾。这些大师级的学者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机智诙谐的讲授是当时北大最瞩目的课程（在北大，真正国宝级的教师，不是数理名家，而是领一时风气之先的那些人文学者。尽管当时学校在数理等方面也有世界一流的学者。不象现在，人文教师在学校似乎是最被蔑视的群体，特别是哲学系）。正是因为这些人文学者的共同努力，造就了当时空前活跃并且有创造性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又成为稍后教育富有成果的文化基础。可以这样认为：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观点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为当时的学生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和治学的行为准则；梁濑溟等人的传统文化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又为当时的学生提供宝贵的爱国主义思想观念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道德责任。这种人文精神不仅成为北大的主流意识，而且成为当时国内所有大学的主流意识。尽管从物质意义上、生活环境上，现在的情况要比抗战时期好得多，但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国家。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所有的学习就只有一个目的：出国，出国之后的目的是办绿卡，然后是入籍。而在旧社会，那么多学有所成的游子，却放弃国外较好的生活与学习环境，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特别是战争年代，他们不畏危险，回到祖国，共赴国难。今昔对比，实在令人嘘唏不已。为什么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的今天，为什么在没有硝烟的环境里，我们那么多有成就或者最有可能有成就的学者反而选择离开祖国，背井离乡？为什么这些精英会背离中国的文化精神和道德传统？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主要的：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确立，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彻底灭绝，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自由主义的文化精英也随之而消失（有些是流亡海外，有些是无声无息）。伴随这些人员的消失，中华文化的传统开始衰落，自由主义在国内被禁止。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以后，我们的教育虽然取得一系列表面上的成就，但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精英却逐渐丧失甚至是彻底失去（文革之后特别严重）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其中传统人文精神的丧失将是影响最深远和后果最严重的。它使中国的读书人失去了固有的价值取向和传统的道德责任，失去了传统士子固有的“处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那种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济世情怀。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伦理里，读书人不仅是先进知识与文化的代表，更是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的代表。所谓知书识理是中国社会对读书人的基本定位，也是农民等社会底层对读书人的基本认识。当农民和市民都认为现在干坏事的大都是读书人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当前的教育以及高等教育辩护？

一、人文精神的缺失既是当前高等教育失败的原因，又是当前教育失败的结果。如果说文革时代及文革以前的教育没有多少成绩，那是因为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影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态的反复无常使知识精英无所适从，但又无法置身其外。不过，虽然屡有政治运动和思想清剿，但旧时代的一些教育模式和人文精神却无法短期消除。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多数专家、教授和学者（按照文革式的语言叫：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还来自于旧时代，还有文人士子特有的清高、自觉和学识。还有“穷则独善自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还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济世胸怀；还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抱负。他们可能没有上层社会的出身，但一旦成为读书人，无论他们是在国内读书，还是在国外留学，儒家的传统思想还在他们身上印有深深的烙印。因此，无论从政治理念，还是生活原则，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向上层社会或者是统治阶级靠拢。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有现代科学的意识和传统人文的自觉精神。当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绝大多数知识精英是诚心诚意拥护新政权，并希望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然而，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先是新政权的改造对象，然后是新政权的批判对象，最后却成了新政权的打倒对象。一场反右运动，撕裂了整个文人群体，使他们被动地分成先进文人和反动文人这两大阵营，而且通过人人过关的方式，让所有的知识分子必须从中择其一（这种不留余地的斗争方式，让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无法置身事外）。虽然这种分裂主要发生在知识分子内部，表面上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除了个别的反面典型之外，还没有触动整个教育体系，事照做，钱照拿，但道德的裂痕与伤痕却永远生成。因此，尽管文革以前的教育成果本来还可以更好一点，但与文革期间相比，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改革开放时代的许多中坚人才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令人悲哀的是，自那时起，一度缩小的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却开始加大，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呈加速的趋势。文革是中国人的悲剧，但更是中国读书人的悲剧。当文革发生后，一直在政治运动的漩涡里苦苦挣扎的那些知识精英们彻底绝望了。在反右运动中已经下了地狱的“牛鬼蛇神”被抓回世间重新批判，一些曾是政治红人的知识精英也被当成“牛鬼蛇神”并和他们从前已经打倒的那些“牛鬼蛇神”关在一起接受批判（整人的和曾经被其整的关在一处，那个场面……），更多的想置身事外的读书也无一幸免，一时间，中国“牛鬼蛇神”和“地、富、反、坏、右”多如牛毛，除了白丁和白痴之外，任何人都有可能。先是学有所成的知识精英，搞得差不多了，正在上学的成绩优秀的学生自然也就成了新的“黑五类”。那是个极度颠覆的时代，优秀就是有罪，优秀就是反动，然而，如果到此为止，可能对中国的人文影响还不至于象以后的那样空前绝后！我们无从研究和分析处于文化与知识劣势的人们出于何种动机，正是在这些文化弱势群体的文攻武斗下（当然，背后的主使却是另一类的读书人，这才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悲哀！），文革在知识精英之间相互挖粪之中达到高潮。陷入极度惊慌的精英们，面对一边倒的形势和持续不断的高压，由不安发展到恐惧，精神开始崩溃，人格开始扭曲。昔日的光彩与高尚不再，人格上的、心理上的阴暗面开始暴露，道德缺陷日益突出。相互间的学术分歧上升到政治上的分歧，学术上的争鸣演变成政治上的斗争；求同存异演变成你死我活；个人的私怨上升成政治的公愤；出身上的差异成了阶级上的差别；生活习惯上的差别成了衡量政治态度的标准；个人物品、私下交谈都会成为可能的罪证。一时间，出卖、污陷、自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兄弟相残，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使延续了几千年传统的家庭伦理遭受毁灭的破坏（这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所在）。文革对人文的破坏，不是局部的损伤，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自觉和不自觉、甚至被迫参与，无人可以独善其身。在那个时代的非理性洪流中，几乎听不到理性的呼号。现在幸存的文革精英中，能有几个人可问心无愧？绝大多数人不愿面对、不愿回想文革时代，就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过来人都问心有愧。当年经历文革的精英，有几个没有整过人，又有几个没有挨过人整？有几个象梁濑溟那样呐喊“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有几个象马寅初那样：“我虽年届八十，明知寡不敌众，我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今天，又有几个精英象巴金老人那样在垂暮之年，勇于自责？正因为整个知识精英全面地陷入这种完全颠覆的时代，当他们的内心完全赤裸地暴露在过去他们曾经教育过的、或者管理过的、或者指导过的、或者批评过的、或者处罚过的，甚至瞧不起的、忽视的人们面前时，当内心世界的所有鲜为人知或龌龊的东西被彻底揭露，当人性最阴暗的一面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完全揭开，甚至连一块道德的遮羞布都没有时，这些曾经高尚的人，曾经高贵的人，曾经代表良知和良心的人，曾经是国家和民族颜面的人，他们的人格荡然无存，他们的尊严灰飞烟灭。中国的道德高地还有吗？中国的士大夫精神还有吗？师道尊严还有吗？知识和拥有知识的人还可能高贵吗？当所有曾经神圣的东西被曾经高尚的人以令人心碎和无地自容的表演亵渎之后，其结果就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死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造就的人文精神也死了。

”）清华大学如此，何况其它大学。
二、政治上无法定位是困扰当今文人（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主要问题，也是高校管理弊端的主要根源。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文人本来就是统治阶层的天然盟友和忠实的拥护者。当然，他们也因这种政治态度获得应有的回报。儒家的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经典，使整个知识精英对于政权的态度基本是合作的态度，而这种合作并不在于谁是当权者，而在于当权者的政策和理念是否有利于民生。这一点在明末清初表现得非常突出。实际上，明朝覆灭的主要原因是其政治上的极端腐败。当李自成打进北京，清军入关之后，主流的知识精英选择了清朝而抛弃了南明就能说明问题。这种民本思想使传统的知识精英愿意和所有以民为本的政权合作。同样，任何政权，无论是原始政权，还是现代政权，都应当是精英主导的政权，它们离不开职业官僚（这些人本来就是知识精英）开展政务和教化民众，也离不开社会名流的捧场和归顺。当新中国成丅立时，知识精英对新政权基本是持欢迎和接纳的态度（在内战后期，国共两党除了在战场上拼命争夺军事胜利之外，人才争夺也非常激烈，不管蒋介石出于什幺动机，他在人才争夺上还是尽了应有的诚意，比如，其曾经数次亲自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岑家，请其到台湾。不过大多数社会贤达人士没有跟随国丅民党到台湾，则说明多数知识精英当时的政治态度），出于政治需要，新兴的共丅产党政权也将知识精英们列为团结和利用的对象，对他们优礼有加。然而，共丅产党的政治理念和知识精英的政治理念本质上是矛盾的。共丅产党的政权基础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这种联盟并不包括知识精英。知识精英（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只是这个政权改造的对象，团结的对象，专政的对象，但不是这个政权的理所当然的一部分，甚至不是同盟者。而知识精英们认为治理国家是他们的责任和份内的事，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千百年来，他们似乎拥有这样的特权和责任。这种认识上的碰撞在共丅产党还没有夺取政权时就已存在，当政权建立和巩固后，这种矛盾开始激化。57年反右使上层知识分子与新政权的蜜月期彻底结束。上层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的知识分子政治上开始受到歧视，知识精英和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忠诚度受到质疑（即使1962年由周恩来和陈毅主持召开的专门会议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使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在此后一度有所改善，但随后的文革将所有的改善全面地摧毁）。建国初期，高等院校基本承袭了以前的体制和传统，虽然学校的领导可能由职业革命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担任，但学校的教学管理和教员自身管理基本还是由教授们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担当，因此，那个时候，教师对学校的管理仍有相当大的发言权。然而，50年代的院系调整打破了各个学校的建制，也实际上打破了以教授们为核心的主导地位；专业的党干部、专业的行政干部和以党委为核心的领导架构使以教授为核心的教师团队对学校的影响力更趋边缘化。到了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高考制度，但高校的管理模式和刚刚解放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党政干部占有了学校管理的所有资源，而教授们只能在他们提供的资源上开展工作。权力不适当的集中和教授地位的矮化成了高校的致命伤。这种情况比文革前期更严重和更恶化。在文革以前，一些著名大学的领导诚然是职业革命家，他们可能出身于知识分子，但并未成为教授中的一员，虽然政治上，他们对教授可能有歧视和隔膜，但他们对教授之间的问题（如果不牵涉政治因素）却能采取超然和公正的态度，对教学与科研业务采取积极推动的态度。然而，在文革以后，一大批教师成为学校的各级领导（虽然民国时代也是教授领导学校，但那个时候和现在有本质区别，他们首先是社会名流，然后再成为校长，无论是蔡元培，胡适，还是梅贻琦，傅斯年，在当校长之前，已经大名鼎鼎，众望所归。现在的校长虽然也是文人出身，但却先做校长，再出名），名气和公信力无法和民国时代的名流级的校长相比，也不能和建国初期的职业革命家出身的校长相比（他们有政治权威和道德公信）。反右和文革，使本该产生大师和大家的一代学人失去了时间和机会，也使高等学校和著名的研究机构无法求得学术水准与道德公信相当的当家人。大师级的学者是靠魅力和公信力行政，人们是服而行之。从上世纪80年代后，各学府和研究机构陆续换班，反右和文革期间出身的文人逐渐接棒，依靠学术权威和道德公信已经不可能（有必要说明一下，在反右和文革中那些有道德公信的人要么被干掉了，要么刚刚从哪个监狱和农场里出来，学术上还谈不上有什幺成果，从年龄上看他们也不会再多少惊人的成就可以出。相反，能够继续留在学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人，道德上都有硬伤，大致都说过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还可能长时间不做正事），也没有政治权威和政治资历。因此，这一类领导获得权力和行使权力，必须依赖被历次政治运动而彻底官僚化和政治化的党务和校务（所务、院务）组织系统，而这一套组织系统在文革后，已经完全蜕变成教学与科研人员的管理者，评判者，甚至是命运决定者。从教学与科研一线人员，一旦成为行政干部，就迅速地脱离他们原来的圈子，成为政治与行政的一部分，有些时候甚至成为教学与科研人员的对立面。
笔者曾经是大学的一名教师，曾经目睹一些昔日同事，一朝成为领导之后，就完全变了，变得陌生，变得冷漠，变得城府，变得麻木。他们与教师之间的天然纽带完全断裂，但是，与那些职业革命家型的领导不同的是，他们对原来的专业与业务又无法采取超然和公正的态度，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昔日的同事争夺资源：职称、经费、学术权力和权利（主编、编委、评委等）。他们不断修改规则，使他们自己处于有利的处境。这一代学校领导（所领导、院领导）上台，不仅没有改变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处境，反而使教师与研究人员的地位更进一步恶化，也进一步加大了领导与教师（研究人员）之间的隔膜。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本人原来的单位几个领导的学术水平都不强（除院长是教授外，其它的几个领导当时都未晋升副教授），按照当时的专业标准，基本上连副教授都当不上，为此，在评定职称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一再修改准入条件，使自身的条件达到这些降低的标准，因为这些标准的降低，使其它一些本来不具备资格的人也搭了顺便车。结果是，整个学院的学术水平降低了，也造成了教授、副教授职称的贬值。事实上，这一类领导的所作所为，客观上促成了当前学术杂志的泛滥，学术文章的大跃进和职称的平民化或者平庸化（特别恶心的是，从事专业党务的人也评了所谓的高级政工师，权力在这些人手中可真是随心所欲！为什么文革前的老革命干部让人尊重，就是他们没有利用权力给自己捞这一类荣誉）。但是，中国整体学术水平却呈整体下降的趋势。本来，我们的经济和国力在不断上升，经济总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七，以十三亿人口的巨大人力优势，无论如何，科技实力也不能低于世界第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说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教授越来越多、连两院院士都已增至近一千七百人，然而科技竞争力不升反降，１９９８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十三位，２００２年却降至第二十五位。另据《亚丅洲周刊》２０００年对亚洲大学实力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位，而印度理工学院竟有五所分院（印度理工学院成丅立于１９５１年，现设有七所同名分院，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分别进入前十强〔当然，这是一些私人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结果的权威性还有待检验〕。和我同事的大多数教师都认为，现在的学校领导比以前的老革命还要糟糕。本来，教师是学校的主人，应当主导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事务，这本是国外和民国时代的大学传统，但这一传统随着党的领导而被打破。现在，教师和科研人员是被领导者，是具体干活的人员（相当于工厂的一线工人），从人数上，不占学校职工的多数（我从前所在的学校，职工800余人，正式教师不足200（一些不具备教师资格的干部，也混进教师队伍，目的是职称而不是对教学的热爱）。我的一个同事曾经打趣的地说：现在的大学，一个教师走路，后面有四个打杂的替你提鞋。问题在于，这四位你可千万不要把他们当成打杂的，他们都是各级领导，不是处长，就是书记，或者是科长、主任，甚至是具体办事人员等等，你得罪不起他们，职称、分房等权利都攥他们手里，弄不好是吃不了兜着走。最后，挣钱成了教师的任务和责任，但花钱和分配其它资源却是行政人员的权力。大学和研究机构，是知识分子密度最高的地方，如果在这个地方知识分子都没有话事空间的话，其它地方还有吗？
三，进入80年代后，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生活水平也遭遇严峻的挑战。蔡元培先生入主北大所处的时代（1917后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比较而言，当时的大学教师不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生活水平也不低。苏步青教授当时的月薪大约300块大洋，雇了一个做饭的保姆，月薪3元，包了一个黄包车，月薪5元。他那个时候基本不用为生活操心，主要的精力和兴趣都放在工作和研究上。胡适的爱好是结交朋友（以至于鲁迅讥之为“我的朋友胡适之”云云）和逛琉璃厂，喜欢请人吃饭和购买善本和孤本，这些爱好是要有一定的财力才能玩的。可见，当时教授们的生活是很闲适的（注：北洋政丅府时期的公务员薪俸标准，暂时无从查到，这里只能就所知者作一比较。鲁迅于1912年5月至1926年8月，是在北洋政丅府教育部任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从1912年5月至7月，教育部部员一律发生活津贴60元，8月至9月，定每月发半俸125元，10月以后，月薪220元。1913年2月以后，月薪为240元。1914年8月以后，月薪增为280元。1916年3月增为月薪300元。1924年1月重缮的《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鲁迅(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360元，即每月补贴30元。同一时期的大学薪俸情况是：周作人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言定教授月薪240元。随后可以加到280元为止。胡适也是1917年7月来北大任教授的，刚来时，他的月薪是260元，第二个月就增至280元，后增至3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每月薪俸400元。当时，北大教授一般在200元至300元之间。再看30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周旋、赵丹是大明星，他们的月薪为每月200元（当时无片酬，和电影公司签约后从公司里领取固定薪水）；二流演员如蓝萍，也就是后来的江青，她的薪水是每月60元。
而同一时期工人的平均工资仅十几元，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也不过十多元。20年代，北京城内一座四合院的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包一辆“洋车”每月也才10元）。当时的教授们有择校的自由，择业的自由，出国的自由，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名望，也是当局用以脸上贴金的招牌。反右运动以后，知识精英的生活是每况愈下，除政丅治上受到歧视和孤立外，生活质量迅速滑下社会底层。文革结束时，一个本科毕业生的月工资是51.5元，而那个时候的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只有18元。那一段时间是知识分子真正的春天（政丅治上解放，生活上滋润）。然而，当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工人的工资开始上升并直追高校教丅师的工资。实事求是地讲，上世纪80年代是城市工人的黄金时代。不要说国有大型企业，就是一般的集体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都比我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教丅师高（当时国内，名牌大学与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是同样的工资，这在国外似乎不大可能的）。我的一个堂兄是一家集体企业的普通工人，他当时的工资（包括奖金）比我的月收入高50多元。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煮茶叶蛋的”，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反映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这种无奈的处境（可能不包括企业内的知识分子）。然而，令人不能容忍的还是90年代初的那次工资调整，这次工资调整的受惠者是行政和后勤人员，通俗地说，就是工人类（劳动编制）的职工是这次调资的主要受益者（我们单位有几个人尖在这次居然将自己的人事编制改为劳动编制，当然，这是一种短视，几年之后就后悔不已）。这样，学校看门的校工比我的工资还高！受不了这个刺激，许多同事都调到沿海地区或者下海，我也是其中之一。回顾80年代以来，国家对知识分子，特别是教丅师的待遇调整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似乎总是被迫地调整。90年代始，一批先锋式的知识青年，率先放弃铁饭碗，大胆地干起了自己事业，其中有不人掘起了第一桶金之后而一发不可收。如果说文革后第一批富人是当年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失业青年）；第二批富人是有后台的权贵及权贵的代理人（这些人要么直接掌握了国家资源的分配与调拨权，要么与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第三批富人则是那些靠技术、靠头脑、靠勤奋、靠个人奋斗而发财的知识分子（我现在的老板就是其中一分子）。知识是因这一类人的成功向世人显示出它的价值，也因为这种价值的体现吸引了更多的有知识和智能的人走出象牙塔（我和一起分配的同事中，除了那些留校的同事外，几乎全走了）。大量有经验的教丅师流失引起了学校及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关注的结果之一，就是待遇的不断提高。然而，这种改善与本人现在拥有的相比，差距还十分明显：本人三个月的薪水恐怕要比内地一个大学副教授的年薪还要高。象我这样的一类人，目前发愁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和如何把身体保养得更好。我们的那些前同事呢？他们要为职称操心，要为孩子的教育费用操心，要为日常花费操心（房子、电器、家具），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工作，扩招了，任务加重了，再多也得做。至于身体，等把前面的事做完做好之后再重视吧！高等学校本应是中国改革的排头兵，现在却成为中国最为保守的地方，也是中国改革还没有真正渗透的地方。闲人太多是高等学校的主要病症，也是教丅师待遇上不去的主要原因。高校要想提高教丅师的待遇，必须做的就是裁人，而且主要裁非教学类的人员。可是，高校的行政资源和权力都掌握在这一类人的手中，他们能裁自己和自己的手足吗？看来，由国家垄断的高等教育是不可能指望其在短期内得到改善，至于长期吗，本人也深表怀疑。
而这一切失去的东西却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的失败首先就是从道德沦丧开始的。知识和智力如果没有道德和伦理约束，可能会走火入魔。特别对那些有知识和智力，但又身无分文的穷书生来说，没有道德约束，个人的欲望和野心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最伟大的人和最邪恶的人都是人类最有能力的人，区别在于：伟大的人服务于崇高的目标，邪恶的人服务于极端自私的目标。崇高的目标要比邪恶的目标更难达到，邪恶的目标却比崇高的目标更具诱惑力。通常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达成邪恶的目标，而道德和伦理就是人类走向邪恶的一堵高墙。当道德高地已经无存时，我们面对的就是整个知识精英的道德沦丧。本人无法也不愿一一诉说二十年来发生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的种种丑态。只要看看后果就可以了：「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是泛滥当今学术界的“8宗罪”。一个高等学府和高等研究部门，本来是一个德高望重之所。整体性、全局性的作弊这一类连晚清那样腐败的社会都不会发生的事（清朝存在卖官鬻爵，但还没有卖功名，现在功名成了可以标价的东西，成了商品。即使是晚清时期，朝廷对科举的管制还是非常严格的，对科场舞弊的处理是很严厉的，因此较少发生舞弊现象。这几年的高考和中考，作弊成了常见的事），现在已经遍及整个教育届和学术届。公然抄袭、剽窃、占有他人研究成果者有之；伪造学历、成果和经历者有之；篡改、编造实验数据者也有之。这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行为。不仅包括本科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等初级研究人员，还有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院长、校长甚至院士等资深研究者和管理者。所有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在学校和科研机构都能找到，而这一点已经危害到整个国家的文化命运和科技能力（民国时期，特别是北洋军阀军阀统治时期，社会那么黑暗，但那个时候学校，至少是部分高等学校却是世外桃源），社会上的腐败思想和道德沉沦进入学校和研究机构，由于没有道德和伦理这一道高墙的拦截，很快在这里漫延和滋长。 一些科研人员科学精神丧失，热中追逐名利，忙于垄断资源，不做学问而擅长拉关系、走后门、立门派；同时还有行政干预、黑箱作业、权力垄断、官学一体、学术霸道、权学交易等权力滥用和制度失灵现象。就连院士制度这一国家最高学术机制也受到道德学风问题的困扰，以至于院士增选时要搞所谓的公示；部分学者心态浮躁、科研欺诈，令本已十分稀缺的研究资源浪费，科技界整体创新能力下降。中国特有的「官本位」现象导致科技界屈从于权力意志，损害良好学风；政府管理部门直接参与科研资源分配，滥用权力；管理部门利用职权求「政绩」，使科技界浮躁风气滋生蔓延；「官本位」激励机制使专业人员无心科研，科研单位把向管理部门「输出官员」作为获取资源的手段，更滋长了这种歪风。一场大学扩招运动，掀起大学城热风，那么多人突然对大学城那么感兴趣，似乎不光是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可能在于这里面巨大的商机。而那么多学校的领导对新校区的建设那么积极，也不完全是对学校的发展多么关注，可能这里面有满足他们欲望的巨大机会。现在的大学，贷款动辄就是几亿甚至是十几亿，它们有这个必要吗？它们有这样的偿付能力吗？大学城建设将成为国有银行未来的又一个信贷黑洞。学校应是一个崇尚学术和道德的地方，是树人的地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中心、道德的高地、价值的航标、思想的源泉、创新的基地。在这样神圣的地方，即使不是蔑视权威和权力，也应是排斥权威和权力的地方，然而，一向被文人所轻视的权力（文人过去还比较清高，１９４０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方桂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却成为文人达到目标的重要资源。反过来，因为权力不是终身制，而职称却是终身制，很多拥有权力的干部又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获得职称。这样职称与权力的结合，不仅使职称泛滥成灾，也使权力成为文人向往和追求的人生目标，这本来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一些领导往往又以权威自居，侵占别人的科研成果，剽窃国外的学术文章。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不仅丢尽读书人的脸面，也使整个国家蒙羞。这种“官本位”的现象，不仅毒化了学校的学术氛围，也使学校的办学方向产生了偏离，我们的大学没有培养出更多的杰出工程师、教授、科学家，倒是培养出很多干部。清华大学是公认的中国最高理工类学府（这几年似乎有压倒北大之势），建国55年了，就是每届十个（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也应该为国家培养一大批学术大师。然而，给全国人民的印象里，清华大学对国家的主要贡献不是奉献科技人才，而是国家的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曾昭奋先生于１９９４年参加清华校庆时，看到校园内一群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左顾右盼，发现其中多是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也许是级别更高的高级干部，却不大见到学术界中的名家和大师，于是感叹：“四十多年清华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

而同一时期工人的平均工资仅十几元，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也不过十多元。20年代，北京城内一座四合院的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包一辆“洋车”每月也才10元）。当时的教授们有择校的自由，择业的自由，出国的自由，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名望，也是当局用以脸上贴金的招牌。反右运动以后，知识精英的生活是每况愈下，除政治上受到歧视和孤立外，生活质量迅速滑下社会底层。文革结束时，一个本科毕业生的月工资是51.5元，而那个时候的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只有18元。那一段时间是知识分子真正的春天（政治上解放，生活上滋润）。然而，当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工人的工资开始上升并直追高校教师的工资。实事求是地讲，上世纪80年代是城市工人的黄金时代。不要说国有大型企业，就是一般的集体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都比我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教师高（当时国内，名牌大学与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是同样的工资，这在国外似乎不大可能的）。我的一个堂兄是一家集体企业的普通工人，他当时的工资（包括奖金）比我的月收入高50多元。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煮茶叶蛋的”，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反映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这种无奈的处境（可能不包括企业内的知识分子）。然而，令人不能容忍的还是90年代初的那次工资调整，这次工资调整的受惠者是行政和后勤人员，通俗地说，就是工人类（劳动编制）的职工是这次调资的主要受益者（我们单位有几个人尖在这次居然将自己的人事编制改为劳动编制，当然，这是一种短视，几年之后就后悔不已）。这样，学校看门的校工比我的工资还高！受不了这个刺激，许多同事都调到沿海地区或者下海，我也是其中之一。回顾80年代以来，国家对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的待遇调整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似乎总是被迫地调整。90年代始，一批先锋式的知识青年，率先放弃铁饭碗，大胆地干起了自己事业，其中有不人掘起了第一桶金之后而一发不可收。如果说文革后第一批富人是当年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失业青年）；第二批富人是有后台的权贵及权贵的代理人（这些人要么直接掌握了国家资源的分配与调拨权，要么与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第三批富人则是那些靠技术、靠头脑、靠勤奋、靠个人奋斗而发财的知识分子（我现在的老板就是其中一分子）。知识是因这一类人的成功向世人显示出它的价值，也因为这种价值的体现吸引了更多的有知识和智能的人走出象牙塔（我和一起分配的同事中，除了那些留校的同事外，几乎全走了）。大量有经验的教师流失引起了学校及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关注的结果之一，就是待遇的不断提高。然而，这种改善与本人现在拥有的相比，差距还十分明显：本人三个月的薪水恐怕要比内地一个大学副教授的年薪还要高。象我这样的一类人，目前发愁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和如何把身体保养得更好。我们的那些前同事呢？他们要为职称操心，要为孩子的教育费用操心，要为日常花费操心（房子、电器、家具），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工作，扩招了，任务加重了，再多也得做。至于身体，等把前面的事做完做好之后再重视吧！高等学校本应是中国改革的排头兵，现在却成为中国最为保守的地方，也是中国改革还没有真正渗透的地方。闲人太多是高等学校的主要病症，也是教师待遇上不去的主要原因。高校要想提高教师的待遇，必须做的就是裁人，而且主要裁非教学类的人员。可是，高校的行政资源和权力都掌握在这一类人的手中，他们能裁自己和自己的手足吗？看来，由国家垄断的高等教育是不可能指望其在短期内得到改善，至于长期吗，本人也深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