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神话的重构与消解.doc

男性神话的消解和女性神话的膜拜
————论莫言“家族小说”的文化转型
（ 09春 蚌埠广播电视大学 汉语言文学系 王明贵）

摘要：莫言的“家族小说”有前期的男性神话的重构与消解走向女性神话的膜拜。其转型的原因是由乱伦禁忌和阉割情结引起的种族退化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乱伦禁忌 阉割情结 伦理 个体生命

一、男性神话的重构与消解
莫言前后期“家族小说”的祖辈、父辈形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前期的大男人到后期小男人：《红高梁》(以下简称《红》)的余占鳖——《食草者家族》(以下简称《食》)的《红蝗》篇中的九老爷、四老爷——《丰乳肥臀》(以下简称《丰》)的上官福禄和上官寿喜。这一变化表明了莫言“家族小说”中的男性神话由重构走向消解。
余占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新时期文学寻找真正的男人的必然结果。我们并非是缺“父”的一代，只是我们的父亲太懦弱，不是理想的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人们呼唤男子汉的出现。寻根文学部分作家也顺应着这种情势，致力于重构理想的人格以疗救病态的人生。莫言在梦中，与“我爷爷”余占鳖相遇于高粱地里。余占鳖是个土匪，集善恶于一身，杀人越货，其行为似乎并非草菅人命，而是源于个体生命本能的爱和恨。由于爱，他为“奶奶”而杀了单家父子；因为恨，他又杀了与其母通奸的和尚、摸了“奶奶”奶子的大土匪花脖子和率民伏击残杀恋儿母女的日寇。爱与恨是个体生命最基本的生存形式。余占鳖的性格核心不象新时期的乔厂长和梁三喜等，是抽象的英雄主义伦理，而是个体的生命伦理。他敢爱敢恨、敢生敢死，充盈的个体生命使他犹如红高粱般扎根于大地。
到四老爷和九老爷，莫盲笔下男性形象的阳刚之气开始丧失，个体生命趋于干枯。他们活得无所事事，平时四老爷最大的爱好是到野地里拉屎，九老爷教猫头鹰说话。四老爷为了与红衣媳妇鬼混，利用郎中的便利杀了其公公，几十年后，当“我”戳穿他昔日的把戏时他吓得晕了过去，而不象余占鳖敢作敢当。红衣媳妇最终死于他们俩的争风吃醋，她的死引起了兄弟俩一场儿戏式的战斗：
四老爷站在桥上……他对河水开了一枪，(河里水花四溅)四老爷挤着眼：老九，我操你亲娘!九老爷子……也对河水开了一枪，骂一句：四棍子，我日你活老祖宗![1]
枪在他们手中仅仅是件玩具，而不象余占鳖那样，是其生命的一部分。晚年，四老爷的爱好增添了一项：对着“我”家墙上画儿中的红衣媳妇意淫，生命在苍白的岁月中消耗。上官家阴盛阳衰，被人戏称为“上官家母鸡打鸣，公鸡不下蛋”。阳刚之气在上官父子身上已丧失殆尽。他们打铁只能当吕氏的下手，干活总是偷奸磨滑。上官寿喜懦弱无能，身为男性，可连种都下不了，九个女儿，全是鲁氏向别人借的种。

二、种族退化的忧患意识
种族退化的忧患意识是莫言“家族小说”由男性神话的重构走向消解的原因。莫言曾谈过创作《红高梁》的动机：“人对现实不满时便怀念过去，人对自己不满时便崇拜祖先。”[2] 祖先的所作所为，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3] 这种意识弥漫在莫言“家族小说”的每一个角落。《红》中，高密辉煌，激荡着爱情的红高梁已荡然无存，祖先坟墓四周种的是“杂种高梁”。这些杂种，占据了红高粱的地盘，却无高梁的灵魂。《食》的《复仇》篇中，大毛兄弟找老阮报仇，却迟迟不敢下手，老阮骂道：“老于下的虎狼种，生出两块窝囊废。”[4] 《丰》中，吕氏骂上官父子道：“……上官家的老祖宗都是咬铁嚼钢的汉子，怎么养出这样一些窝囊子孙?”[5]
所以，“家族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常常处于一种恍恍偬惚的无根状态。《红》中的“我’，在家族亡灵前是个可怜的、懦弱的孩子，跟“奶奶”比，他“显得像个饿了三年的白虱子一样干瘪”。[6]《食》之《红蝗》中，“我”如一条丧家犬般在城里惶惶不可终日地流窜，最终又窜回故乡；《生蹼的祖先》里，“我”是个没有尊严的父亲，常被女儿挖苦，怀疑自己被阉割了。《丰》中的“我”(金童)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为了逃避社会曾不惜装疯卖傻。
种族退化的忧患意识并非是“我”的臆想，而是源于与生俱来的集体无意识：乱伦的禁忌和阉割情结。
（一)乱伦的禁忌。“马驹横穿沼泽”的故事追溯着食草家族的来源：很早以前，一群
南方人赶着一匹母马，走进了那块沼泽地，母马生了匹小马驹便离开了世间。不久，这群
人也只有个男孩活下来了。小马驹带着男孩穿过沼泽，变成美丽的姑娘，与他成家并生下
两对男女，其中一对长大后乱伦，被其父所杀……
这个故事通过“爷爷”对“孙子”的讲述一代代流传着。小说中，“爷爷”与“孙子”并非特指，而是泛指。讲故事的情景不变，在放牧的草地上。“爷爷”讲述时重复着同样的开头：“爷爷对我说——爷爷死去若干年啦——我对拖着黄鼻涕的孙子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孙子”总是提出相同的疑问：“你见过苍狼吗……”“爷爷”的回答也从采不变；“不许打岔!”伴随着故事有一首歌同样流传着；“……兄妹交媾啊人口不昌……”[7]歌词中流露着对乱伦的恐惧。
然而，乱伦的恐惧无法禁止人们违反乱伦的禁忌。到四爷爷的爷爷那代，尽管家族明确规定，同族不能通婚，但A与B却无法抵御爱的冲动，住在一块。家族成员把他们活活烧死了。“过了数百年后，那把火一直没有熄灭，它暗藏在家族的每个成员心中。”[8]故事一代代流传，“火光”照着一代代人的灵魂，最终积淀成对乱伦恐惧的集体无意识。
(二)阉割情结。拉康指出，弗洛伊德理论表明了一个人并不生来就是人，而只是通过步入一个文化序列才成为一个人。[9]子辈对父辈有俄狄浦斯情结，父辈对子辈有阉割情结。子辈要进入父辈的文化象征秩序，必须接受秩序“象征阉割”，才能得到身份的认同。[10]
面对父辈的阉割情结，子辈会产生被阉割的焦虑。这种焦虑有两种：一种是反抗父辈的文化象征秩序，如《食》之《二姑随后就到》中的二姑的复仇源于父辈先想杀她。但在中国，父辈的文化象征秩序总是过于强大，故反抗常以失败告终，《食》之《生蹼的祖先们》中被阉的人联合起采反抗皮团长，结果全部被杀。另一种是渴望被阉割，人往往因害怕孤独而逃避自由，顺应社会，甚至处心积虑地想获得秩序的认同。《丰》中的沙月亮，自由成了他的负担，虽说也曾伏击过日寇，但在“有奶便是娘”的原则指导下，后来投靠了日寇。民间抗日人士司马库也放弃丁主体而认同了国民党的党派伦理，蒋立人的渴望被阉割的心态最为明显，名为立人，但其所作所为让他离人越采越远，他的个体生命被以党派伦理为核心的象征秩序所阉割，被物化为工具，以革命的名义掩盖其非人的行径。炸死大二姨子，却假惺惺的安慰司马库：“革命好比割毒疮，总要伤点皮肉，但我们并不能怕伤皮肉就不割毒疮”[11]土改时，他为取悦前来指导工作的“大人物”，不惜宣判司马库的无辜子女死刑，并鼓动群众说：“我们枪毙的看起来是两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我们枪毙的是一种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枪毙的是两个符号!”[12]有鲜活生命的孩子，在其眼中变成了符号，而确实是符号的“大人物”，却是他膜拜的对象。“大人物”是某种象征秩序的代表，蒋为得到这种秩序的认同，不惜以无辜小孩的生命为代价。在反右运动中，他被贬为农场场长，并更名为李杜。在金童眼中，李杜成了—个虚幻的名词，他改姓李是为与倒霉的上官家脱离关系，李杜之前叫鲁立人，姓鲁是为了纪念牺牲了的鲁大队长，而实际是有意谋取政治筹码，故金童怀疑他在姓蒋之前也许还叫X立人Y立人。命名是主体获得文化象征秩序认同的一种仪式，所以改名换姓成了他渴望被阉割的有意味的形式。他一生都在争取某种秩序的认同，在农场，李杜夫妇主持马跟牛、绵羊和家兔交配的“科学实验”，但似乎总是不幸，其夫人对金童说："这几年我们也不顺，就是这样吹，人家还嫌我们右倾。"[13]
渴望被阉割的心理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犹为突出，因为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抽象专制的家族伦理——赋予父辈的阉割情结合法性。即使人们“五四”始就抵抗这种文化象征秩序，但抽象的家族伦理以其变形——民族伦理、国家伦理、党派伦理——占据着新秩序的核心，家国同构的模式一直无法被突破。故在中国，父辈(家长、君、党、国家)对于辈(子、臣、人民)的阉割总是理所当然的。莫言在《红》中塑造了坚决反抗象征秩序的土匪余占鳖，国共两党都试图对他招安，而他谁的壶都不尿，独来独往，道遥自在，但是余占鳖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存在，是莫言追求个体生命自由的产物，若对他进行文化考古，会发现他的成长缺少文化根基，莫言曾说：“事实上，我们的祖先跟我们差不多，那昔日的辉煌和荣耀大多是我们的理想。”[14]故他后期“家族小说”的人物从理想的云端回归到现实的大地。

三、女性神话的膜拜
莫言家族小说的男人越来越不象男人，而女人则越来越象女人。这一变化轨迹主要体现在《红》中的“我奶奶”、《食》中《红蝗》的四老妈、《丰》中的上官鲁氏这三位形象的塑造上。
“我奶奶”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她独特的行为在其临终前的回忆中可找到根据，“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15]即使第一次婚姻自己无法做主，但身体却是自己的，她从未让麻疯病新郎沾身，后由自己做主，与余占鳖结合，据说还和罗汉大爷有暖昧关系，为报复爷爷跟丫头咽觉，又主动勾搭土匪黑眼。她无视社会伦理道德，从不羡慕别人的天堂，也不害怕他人的地狱，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营造自己的天堂。四老妈结婚后，坚决不从四老爷之命，像食草者家族其他成员一样嚼草根，并认为那是动物才干的事，她出于生命本能的要求跟锔锅匠偷情，不料又走人四老爷的圈套。被休后，她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临走前，打扮得体，亲自给自己挂上破鞋，堂堂正正从大路离开村。上官鲁氏年幼时父母双亡，由姑妈抚养成人。为了她以后能嫁个大户人家，姑妈给她襄了双三寸金莲。可由于时代的误会，她开始了苦难的一生，“金莲”贬值，只好下嫁上官家。丈夫软弱无能，打老婆却是高手，下不了种却怪罪于她，她只好四处借种，生了九个儿女。
三位女性的作风都“不正派”，但其行为都是源于个体生命的爱与恨，都是个体生命伦理的维护者。“我奶奶”评价人的标准是“看你是不是男人”，她的形象确实令人激动，但激动之余，我们会发现她过于男性化，四老妈始，莫言的女性形象开始向女性回归。四老妈虽把休书撕得粉碎，却也意识到被休的女人，连狗都不如。鲁氏最具女性特点，她的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是忍辱负重的生孩子和抚养孩子。
男女形象的前后变化，表明了莫言“家族小说”由男性神话的消解走向女性神话的膜拜。《红》中“我爷爷”与“我奶奶”处于平等地位，都是“我”所崇拜的。而《食)》“我”在四老妈和四老爷身上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几千年如一日，还是男人比女人坏”。[16]《丰》是莫言献给母亲和大地的书，他在题记中写到：“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丰乳肥臀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也是女性生殖力旺盛的标志。莫言给《丰》冠了个具有视觉象征意象的书名。小说开篇，天体等景象在马洛亚眼中都成了性的表征。小说主体，金童一生都与“乳房”系在一块，小时候他犯有“恋乳厌食症”，长大后又染上“恋乳性障碍症”。他的一生值得称道的是开了家乳罩公司——为女人的乳房服务。他宜称：“对乳房的爱护和关心程度，是衡量一个时期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17]结尾，金童在母亲墓前回忆往事，眼前飘来的都是乳房，“天上有宝，日月星辰，人间有宝，丰乳肥臀”。[18]母亲生前如大地般承受一切苦难和默默的奉献着，死后又回归大地。乳房——母亲——大地三位一体，令莫言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高密一年一度的雪集，毋宁说是他在精神上皈依女性神话的宗教仪式，因为“雪节其实是女人的节日”。[19]带着美好希望的女人来到雪集，她们自愿把乳房交给雪公子抚摩，祈望得到他的祝福。大雪、乳房、雪公子营造了一个纯洁的世界。在这世界里，人们暂时性失语，害怕冲撞语言的禁忌，即使是乐队，也是无声的，仪式神秘而又神圣。在童年，金童当了次雪公子，依据风俗，他像祭闭一样主持着向女神膜拜的仪式， ·

四、对转型的评价
对丰乳肥臀的崇拜，自古有之。人类远古时代便有展示女性的丰乳和肥臀的雕像，在奥地利就发现了二万多年前的棵女圆雕像，这雕像的乳房和臀部在整个身体的比例，无论怎么说都太大。在我国也发现过类似的雕像，如东山嘴祭坛的丰乳肥臀的雕像。[20]这类雕像是“孕育的生育的女神造型，在全世界，他都被当作怀孕和生育的女神，而且作为不仅是女人的、也是男人的崇拜对象，他也被视为生育力的原型象征，遮蔽、保护和滋养的基本特征的原型象征。”[21]
进入父系社会后，随着男权强化，女性价值取向被逐渐颠覆，女性神话也被消减或被
遮蔽。在中国，父辈的阉割情结的合法化，促使父权走向极端。中国的父权制极具特色，因为它：“不单纯是男人奴化女人的制度，在男人内部也同样以对待女人的方式奴化另一部分男人。”[22]如中国的君臣关系，不仅有“父——子”相应的一极，而且还有“夫——妇”相应的一极，即所谓“臣妾之道”。在古中国同性恋成风的朝代，朝廷的大臣甚至竟相扮成女人取悦皇帝。男人亦可被有权势的男人豢养为性奴仆，把他们视为取乐工具。史书中记载的嬖臣也较多，如汉文帝宠爱的大臣邓通。在这种父权象征秩序中，子辈不仅要接受父辈的象征性阉割，而且还有可能受到生理的事实阉割。《食》中《生蹼的祖先们》用重复话语描绘祖辈对生蹼的子辈残忍的阉割场面：“一刀旋掉两只卵，很利索。刀子非常快……”。[23]中国有特色的太监也是父辈阉割情结的合法化的“遗产”。在这种父权体制下，中国男人已不为男人。莫言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后期“家族小说”中理想的男人开始缺位，回到对丰乳肥臀的崇拜。四老爷、九老爷和上官父子主动接受父辈的象征性阉割，他们的生命沉沦于父辈的象征秩序中。最终物化成了无生命的主体。而尽管父辈这一强大的粗鲁的打碎母——子想象性原初的双边关系，金童还是主动放弃进入父权象征秩序，拒绝父权社会的认同，以期维护自己的个体
生命主体。
父权文化象征秩序追求权威和专制，真正以个体性为基础的爱在其中缺席，而莫言将这种爱引入母性价值系统。莫言对丰乳肥臀的崇拜不仅仅是因为母亲的生殖力使人类的生命得以延续，更因为母爱与博爱相连。他在小说中有意采用了神话的结构模式，直接套用耶稣出生的神话。马洛亚、鲁氏、金童分别与上帝、圣母和圣子相对应。马洛亚是个牧师，却不遵守教规，与多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在性关系上，祟尚博爱，不是想独占对象，这与鲁氏的性关系没有排他性一样。鲁氏一生忍辱负重，在受难之际与马洛亚相爱并皈依了天主教。她一生都为孩子操劳，女儿生的聋子都扔给她，不管是共产党的、土匪的、还是国民党的后代，她都一视同仁。在动乱的年代，她想方设法让他们活下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她的母爱。金童是个病态的人，人们很难把他与救世主相提并论，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又是个健康的神，不以恶抗恶，他的软弱无能，与世无争，反衬世人的争强好勇，物欲横流。
然而，金童的恋母情结和过于发达的阿玛(Anima)倾向，又是他成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婴儿的原因。金童有维护个体生命主体不被阉割的自觉意识，但他对抗强大的父系象征秩序，又显得过于单薄。在母性文化价值系统中，他的个体生命主体能否自立还是个疑问。尽管莫言在小说中没能找到适合个体生命自由生长的文化土壤，但他发现了妨碍个体生命的深层次的因素，重新燃起启蒙之火。

注：
【1】 【4】 【7】 【8】 【16】 【23】《莫言文集》卷四，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16，306，358--367，38，95，228页。
【2】 【14】莫言：《会唱歌的墙》，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42页。
【3】 【6】 【15】《莫言文集》卷一，第2，128，70页。
【5】 【11】 【12】 【13】 【17】 【18】 【19】 【24】莫言《丰乳肥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47，279，440，568，685，327，285页。
【9】凯蒂.索伯：《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10】参见李军：《家的莫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四34--36页。
【2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21】埃利希.诺伊曼：《大拇神》（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22】康正果《重审风月鉴宝》，辽宁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