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交往中的地位.doc

汉唐时期的中国与西域关系的历史演变

在古代世界，中国是世界上的几大文明中心之一，在整个古代世界中，中国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中国的对外交往在客观上是一个传播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过程。而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对外征服和建立建立朝贡体系，另一个就是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在先进文化向落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发现传播文化主体的力量的大小更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即使是社会需要开始时并不是那么接受新的先进文化，而只是被动接受，但是在强大武力的保护之下，先进的文化很快就能被落后地区的社会所主动接受，无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还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但是一旦文化的交流牵扯到宗教信仰，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文化的异质，我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方面；二是宗教信仰方面。两种文化的交流一旦在宗教信仰方面是异质的，文化冲突就很难避免，并且这种冲突比起意识形态的冲突更具有持久性和难改变性，因为信仰是精神领域的最高层次问题，极难改变。
我们将得出一个结论：在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因为文化水平的高低差异而存在着一个力——文化梯度力，这个力的大小由传播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的大小和社会需要的程度来决定，在古代中国前者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古代中国也必然会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到实用的文化，以丰富充实发展自己文化。
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的交往通道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再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的北麓，经过于阗（今和田）、莎东、蒲犁（今塔什库尔干），翻越葱岭，到达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疏勒，翻越葱岭，到达大宛。再往西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这条横贯欧亚的大路交通线上运输最多的商品是丝绸，因此被称为“丝绸之路”。
汉朝打败匈奴，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朝的使者，出使西域变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
王莽篡政后，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度中断。东汉初，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与此同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汉朝的联合打击下，西迁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亚和欧洲许多民族的迁徙。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时而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 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姓，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公元227—233年间，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也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
秦汉时期，从中国输出的主要货物有丝织品、麻织品、漆器、铁器、青铜器、陶器、玉器和装饰品等，其中丝织品是大宗商品。中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有毛皮和毛织品、玻璃器、宝石、金银器皿、香料、瓜果蔬菜、珍奇异兽等
随着葡萄的引进西域的葡萄酒制作方法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与此同时，汉代的凿井开渠、铸铁炼钢等技术也传入中亚地区。佛教在公元前后由大月氏传入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凉王朝的先后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论是东晋五胡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丝绸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至洛阳; 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西行取经;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诸国; 468年，北魏遣使韩羊皮出使波斯，与波斯使俱还; 518年，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 530年， 波斯国遣使南朝; 此外，还有大量没有留下名字和事迹的使者往来于东西各国。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已经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国的高僧创立了中国化的宗派。三国到南北朝时期，从西域来到中原的高僧有姓名可考的就有74人。他们主要来自安息、月氏、康居。同时，中国高僧也西去求法，最早的是曹魏时期的朱士行，他前往西域取得《放光般若经》，此经由他的弟子带回洛阳，而他本人则留在了于阗。晋宋之际，中国僧侣西行求法的人更多，仅有姓名可考的就达50人，姓名不可考的为数更多。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中国迅速传播，主要是因为佛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并不冲突，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已经将世俗政权和神权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在加上当时的统治者支持和由于战乱社会民生凋敝易于接受收佛教所宣扬的能够救苦救难。
从魏晋到隋唐，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入中国，都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的摩尼教本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在波斯受到镇压，几乎绝迹，但却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先民回鹘人中间广为传播，甚至在九、十世纪建都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王国中，被立为国教。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和各种伊朗语、回鹘文的摩尼教文献，与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献一起，构成今天我们认识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献资料。
科技交流主要表现在中国的养蚕和丝织技术造纸技术外传，波斯的铠甲装具和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中国，由于佛教的传入印度的医药学、天文历算学随之传入中国。西域乐舞大规模传入中国内地，包括龟兹、天竺、疏勒、安国、高昌、康国等地的乐舞。
隋朝统一南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从魏晋到隋唐，随着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人的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等，大量传入中国。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简称作“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国。这些粟特人大多以经商为业，他们组成商团， 成群结队地东来贩易，并且有许多人就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如发动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将安禄山，和割让燕云十六州而作儿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别来自安国和石国的粟特人后裔。
从汉朝到唐朝，中原地区与西域的关系，总体来说是强则通、弱则断，完全是由国家的实力决定的，在西域周边有各种势力虎视眈眈，一旦中原王朝衰落了，他们就乘机占领西域地区，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管辖就会暂时中断。中原地区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随着政治军事上的强和弱而相应的变化。此一时期的西域地区信仰的宗教主要是佛教，而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并不冲突，所以在宗教信仰方面并不存在激烈的冲突，反而促进了两个地区的交往，等到唐朝以后这种局面就改变了，由于之后西域地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这是一种极其排外的宗教，这导致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关系不像之前那样融洽了。

参考文献：
[1] 林梅村著，《汉唐西域与中原文明》[M]，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2] 于太山著，《西域通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 许序雅著，“《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宗教状况考辩”[J]，祆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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