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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再均衡:数量调整优于价格
袁志刚 陈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经过三十年的迅速发展,中美经贸合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其中的冲突和摩擦也从未间断,而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双方的争议焦点所在。美国政府长期试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措施向中国施压,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帮助解决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和金融危机后其国内凸显的失业问题。但是,熟悉西方宏观经济模型尤其是凯恩斯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都清楚,当一个经济处于严重的非均衡时,只靠价格变量来出清市场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时唯有数量调整、也就是结构调整才能使经济快速获得均衡。本文通过分析中美两国经济中的非均衡问题,指出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在国际政治强大压力形成明显从而预期明显和投机活动明显的情况下调整,而必须由中国根据本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慎重决定,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调整,否则不论对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关键词:非均衡 数量调整 人民币汇率
一、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摩擦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最活跃的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两国的贸易合作也是世界贸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经过30年的迅速发展,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迅速成长到2009年的2982.6亿美元。美国长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而中国也在2006年超越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地和最大进口来源地。但是,伴随着双方贸易的快速增长,中美的贸易不平衡也越发明显。虽然这一不平衡是在全球经济非均衡和以美元为主导的特殊国际货币体系下所形成,且长期的贸易顺差也并非对中国有利,但是由于受到其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和面临产业转移带来的失业压力,美国官方长期把中国顺差的增长视为中国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的结果。
图1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示意图
此次金融危机之后,中美经贸摩擦再度升级。2009年初,奥巴马在经济刺激方案中提出“购买美国货”;年中,美国政府向中国发起轮胎特保案;而2010年新年伊始,面临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和失业率高居不下的难题,美国政府再次把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3月15日,130位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在财政部即将在4月15日推出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确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次日,国会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要求美国财政部点名汇率根本性失当的国家,并启动立法程序,再度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再次成为焦点。
0
人民币汇率
(间接标价法)
E
E’
X’
I’
X
I
A
B
EX
EX'
美国从(对)中国的进(出)口
人民币汇率究竟是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我们可以先借助一个简单的图示来分析一下。传统的经典经济学理论显示,人民币汇率是双方贸易的最直接价格机制,由于当前人民币低估(EX<EX’),美国从中国进口(I)大于对中国的出口(X),从而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AB),倘若强制调整人民币汇率使其从EX升值到EX’,那么,现存的不平衡就可以沿着AE和BE达到平衡点E,这也是当前外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直接依据。例如,美国保罗·克鲁格曼就认为,是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使中国的资本和储蓄输出政策得以转化为实际货物出口,从而导致贸易失衡,并以此指责人民币低估阻碍了全球经济衰退,并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Paul Krugman,2010)。
但保罗·克鲁格曼忽视的是,由于汇率调整对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影响非常复杂,上述通过外部强制的价格调整来使得不平衡的A、B两点沿I与X曲线达到平衡点E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两国宏观经济的巨大波动,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一旦操作不当,将可能对两国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震荡和损失。与之相反,若能通过体制改革和数量调整,在两国经济内部的不均衡问题逐渐好转的情况下,在双方贸易随着各自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而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人民币的逐渐升值,也即在图中通过从I到I’和从X到X’的数量调整,最终达到新的平衡点E’,这将对两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都更有利。也正是基于此,美国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就表示保罗·克鲁格曼的建议“非常糟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也指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帮助美国实现重振经济的目标。事实上,从表1也可以看出,虽然人民币自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不断升值,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总额和净出口额并未随之下降,而是仍然呈现出一定的波动。这也证明了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不平衡并非通过简单的人民币升值就能得到解决。
表1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情况(2005.01-2010.01)
月份
中国对美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中国对美净出口额(亿美元)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2005-01
143.29
73.75
8.28
2005-07
182.35
102.61
8.23
2006-01
183.31
100.76
8.07
2006-07
224.61
118.82
7.99
2007-01
234.34
129.64
7.79
2007-07
264.53
143.93
7.58
2008-01
262.29
120.95
7.25
2008-07
308.13
163.87
6.84
2009-01
222.45
123.36
6.84
2009-07
265.83
139.47
6.83
2010-01
264.82
109.68
6.83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内部经济结构的非均衡,而当中美这样的大经济体处于非均衡时,数量调整应该优于价格调整。熟悉西方宏观经济模型尤其是凯恩斯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都清楚,当一个经济处于严重的非均衡时,只靠价格变量来出清市场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时唯有数量调整,也就是结构调整才能使经济快速获得均衡。因此,我们必须分别对中美两国内部的非均衡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找到解决中美两国经贸摩擦和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方法。
二、 美国经济的非均衡问题
1. 国民储蓄不足是导致美国经济非均衡的重要原因。
从表2可以看出,美国国内储蓄率长期处于低位。由于“储蓄-投资=净出口”,长期的低储蓄率对外必然表现为大量的贸易逆差,严重的年份美国贸易逆差占其GDP接近6%。图2更清晰地显示了储蓄率和贸易逆差的走势。
表2美国私人储蓄率与贸易逆差情况(1980. 10-2009. 10)
时间
私人储蓄率(%)
贸易逆差(十亿美元)
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
1980-10
10.2
6.7
0.2%
1985-10
8.1
134.9
3.1%
1990-10
6.2
78.5
1.3%
1995-10
5.2
70.6
0.9%
2000-10
2.6
410.0
4.0%
2001-10
0.9
357.8
3.4%
2002-10
3.1
479.9
4.5%
2003-10
3.5
509.1
4.5%
2004-10
2.9
686.5
5.7%
2005-10
1.3
789.3
6.1%
2006-10
2.5
714.3
5.2%
2007-10
1.7
702.5
4.9%
2008-10
2.9
590.5
4.1%
2009-10
3.9
449.5
3.1%
数据来源: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图2美国贸易逆差与私人储蓄率(1980.01-2009.10)
数据来源: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通过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创新来发展金融服务型经济,以求通过金融发展来弥补储蓄不足造成的经济非均衡。而在以美元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储蓄过度的亚洲新兴经济和石油生产国家将美元当成财富的象征长期积累起来,因此美国得以用印刷货币来平衡全球实体经济中的非均衡。这些美国经济体外的美元储备又需要寻找对应的金融资产来投资,这又为美国的金融创新提供了条件。这也是本次危机前美国资产泡沫形成的基础。
2. 美国经济中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在全球化加速发展背景下趋于严重。
当今世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全球生产要素(劳动力除外)和产业的大规模转移,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各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从表3可以看出,主要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在其GDP中所占的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都在不断下降,美国也不例外。这其实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高效配置所带来的国际产业转移和各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
表3部分国家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演变(%,1970-2008)
年份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中国
印度
1970
28.73
36.33
39.14
27.11
38.22
36.52
15.94
1975
27.67
32.01
34.92
25.54
32.38
41.29
17.95
1980
28.12
34.63
33.33
25.03
30.26
43.92
19.79
1985
25.67
32.65
33.08
23.18
30.53
36.96
21.63
1990
23.03
27.29
31.28
20.05
28.74
35.49
22.30
1995
21.76
25.70
25.39
18.57
25.20
40.60
23.17
2000
18.98
21.89
25.07
17.74
24.02
40.74
20.66
2005
16.88
17.43
25.21
15.03
23.05
42.15
21.05
2006
17.13
17.48
25.74
14.44
22.80
43.09
21.33
2007
16.83
16.78
26.35
14.09
22.60
43.03
21.14
2008
16.95
17.65
25.97
13.77
22.82
42.76
20.95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署
事实上,在美国人均GDP已超过4万美元的情况下(2009年美国的人均GDP为46136美元),其中低端产业向中国等后发国家转移是必然趋势。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包括像英国一样进行教育出口,这才是弥补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方法。因为美国具有一批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知识创新体系。但是,这次危机已经暴露了美国高端产业发展程度的不足:第一,就高科技产业来讲,无论在新能源、材料科学还是在生命科技等具有引领世界走出危机从而向当年IT产业那样推动世界开始一个新的长周期那样的创新没有出现;第二,美国高度发展金融产业并没有为世界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服务。如果华尔街的金融是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用资本在生产中获得的收益来回报全球投资者,那么危机出现的概率可以大大下降;但事实是,美国只是通过虚拟金融产品的不断复杂化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其国内实体经济的增长率并未能随着金融服务的发达而持续升高,从表4可以看出,美国国内各个部门生产效率的增长率自2002年开始徘徊下降。
表4美国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1999-2009)
年份
制造业部门
商业部门
非商业部门
1999
4.5
3.5
3.3
2000
4.1
3.5
3.4
2001
1.6
3
2.9
2002
6.9
4.5
4.6
2003
6.2
3.8
3.7
2004
2.3
2.9
2.8
2005
4.8
1.7
1.7
2006
1.1
1
1
2007
3.1
1.8
1.8
2008
1
2.1
2
2009
1.8
3.8
3.8
数据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
美国产业升级的滞后和实体经济效率增速的迟缓阻碍了其在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世界贸易中的长久发展。但是从横向来看,相对于中国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美国在高端技术还是拥有很明显的比较优势的。如果美国能够在享受中国制造带来的消费便利的同时,在其拥有比较优势的高端技术行业进行自由出口,那么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可能不会如此严重。但事实是,美国在技术贸易中一直采取严厉的出口限制:据统计,2003年前后,中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18%来自美国,而目前只有7%左右。如果美国能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的管制,中美贸易可能会得到更平衡的发展。
3. 劳动力素质的非均衡。
美国是一个人均收入非常高的国家,但是其内部仍然存在大量的低端劳动者,他们无法很快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发生同步的升级,在经济增长速度不快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很快转向服务业。在制造业转移的情况下,美国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表3),其国内原本从事制造业的人员成为非技能劳动力(unskilled labor),他们的再就业问题成为美国社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也是美国在近期不断向人民币施压的直接原因之一。在联合致信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的130多个议员中,有67%就是来自中西部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州,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帮助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从而解救美国制造业面临的危机和缓解失业压力。
但事实是,制造业由美国转移出去、实现全球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必然趋势,人民币升值并不能阻挡这一进程。各国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表5)决定了美国试图挽回本国制造业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减少,也必然会有从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进口来弥补这一缺口。
表5部分国家的制造业雇员月平均工资(美元)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美国
3467.2
-
4065.6
4188.8
4259.2
-
日本
3106.9
3142.9
3106.9
3096.3
3175.8
3146.1
英国
2480.2
2835.5
2874.9
3072.3
3138.1
-
加拿大
1465.1
1585.2
1625.3
1657.3
1665.3
1729.3
韩国
1254.4
1614.4
1767.4
1910.1
2018.0
2150.4
中国
88.1
125.8
141.3
160.3
187.8
228.8
印度
26.5
22.3
35.8
25.6
-
-
菲律宾
-
19.8
19.7
21.0
22.9
23.0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表示数据缺失)
所以,我们认为,美国的出路在于真正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并对这部分劳动力进行再培训,或者也可以像欧洲一样发展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不愿面对产业转移的现实和一味从他国寻找原因,并不能真正帮助美国解决失业问题。
4. 资本与劳动利益的非均衡。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背后是资本的全球运动,这也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巨额利润的动力所在。表6显示了世界前500强跨国公司的国家分布和盈利情况,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从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美国则是其中企业数量最多、盈利最大的国家,事实上,这些跨国公司的营业额已经占到了美国当年GDP的5.5%。
表6世界前500强跨国公司的国家分布和盈利情况(2007)
国 家
企业个数
营业额(百万美元)
利润额(百万美元)
印 度
7
2210.74
177.50
韩 国
15
6210.89
333.04
英 国
34
17489.12
1700.72
中 国
35
13157.78
976.27
德 国
37
20847.87
929.03
日 本
64
25966.97
1123.26
美 国
153
77389.05
4402.71
数据来源:《财富》杂志
跨国公司的最主要扩张方式是外商直接投资,美国就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表7)。到2010年2月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58362个,美方实际投入达到了628.2亿美元。跨国公司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获取了巨大利润,同时,其产品还大量以出口的形式销往世界各地。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的62%来自在华外资企业进行的贸易转移,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美国。
表7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地的投资金额(百万美元,香港、台湾地区除外)
年份
英国
德国
新加坡
美国
韩国
日本
2006
726.1
1978.7
2260.5
2865.1
3894.9
4598.1
2007
830.9
734.0
3184.6
2616.2
3678.3
3589.2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所以,如果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不向外转移,或许在短期内能够缓解失业问题,但是美国跨国公司的资本利润必然大幅下降。美国国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在去年的轮胎特保案中就有所体现:由于在中国输美轮胎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制造商在华工厂生产或在华贴牌生产,特保案并不符合美国制造商的利益;但是由于当时轮胎工人正在进行劳资谈判,使得美国制造商面临强大压力。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美国制造产业为了其自身的优化配置而不断转移到海外的情况,政府必须考虑如何建设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来保障失业人员的最低收入和获得培训和再就业的机会,而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
总之,美国的长期贸易收支不平衡其实反映了其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倘若不解决美国国内的储蓄不足问题,不在世界产业大转移的背景下做大做强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不对其非技能劳动力进行再培训——在这些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简单的人民币升值并无法帮助美国经济实现真正复苏。
三、 中国经济的非均衡问题
中国经济的非均衡也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当前中国在内外经济关系上仍然处于较严重的非均衡状态(袁志刚,2008)。
1. 多种非均衡问题导致中国内需不足和较大程度的依赖外需。
首先,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第三产业增长乏力。从表8可以看出,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表8部分国家各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8)
中国
美国**
世界平均**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农业
11
1
3
1
11
25
工业
49
22
28
26
37
29
服务业
40
77
69
73
53
4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表示为2007年数据,**表示为2006年数据)
其次,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和部分服务业严格的进入门槛导致了巨大的行业差距。表9显示了我国各行业2003年到2008年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增速情况,可以看出,金融、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等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平均工资增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以2003年的初始工资作为划分依据,低收入组的平均增速低于平均水平,而高收入组的平均增速则高于平均水平,证明了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扩大。
表9中国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和增速
2003年(元)
2008年(元)
平均增速(%)
所有职工平均值
14816
30908
15.4
低收入组
农林鱼牧业
6969
12958
13.3
批发零售贸易
10939
25538
18.5
住宿和餐饮业
11083
19481
12.0
建筑业职工
11478
21527
13.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2095
22182
13.0
制造业职工
12496
24192
14.1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2900
23801
13.1
采掘业职工
13682
34405
20.3
低收入组平均值
11455
23011
14.7
高收入组
教育
14399
30185
16.0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5533
32955
16.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
15973
32796
15.5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6352
32714
14.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501
31735
14.0
房地产业职工
17182
30327
12.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7268
34494
14.9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
18752
39204
15.9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20636
46003
17.4
金融保险业
22457
61841
22.5
高收入平均值
17505
37225
15.9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3年行业工资水平低于总工资水平的属于低收入组,否则属于高收入组)
第三,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工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城乡消费水平对比从1978年的2.9上升到了2007年的3.6,不同地区的居民年收入和消费性支出仍存在较大差距(表10),工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17.1%下降到了2009年的8%,居民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了2009年的52.5%,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当前收入分配中存在多方面的非均衡问题。
表10中国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情况 (元,2007年)
项 目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
18545.0
12392.2
12130.7
12306.2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
12126.6
8339.3
8477.5
8669.4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总之,上面几个因素共同作用,再加上户籍、土地约束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落后,这些都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难以在短期得到很快的提升,国内消化储蓄的能力很低;同时,由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落后、市场体制尤其是要素市场改革的落后以及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不足,产业升级的能力很低,如果盲目促进国内投资,则会导致投资的低效率和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对中国经济发展无益。这就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较大程度地依赖外需。
2.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储蓄过度和无法有效转化为国内投资。
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内部的诸多非均衡问题导致了国内消费的不足和大量储蓄的积累,但是,倘若这些储蓄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功能转化为高效的国内投资,同时使居民通过对金融产品的投资分享到实体经济发展的红利,那么国内内需不足和其它多种非均衡问题都可能得到改善。但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严重阻碍了金融部门有效资源配置功能的实现。一方面,在当前特殊的二元金融结构下,严格的金融控制政策造成了宏观的流动性过剩与企业的融资约束并存,非国有企业面临恶劣的融资环境,催生了国内民间借贷的繁荣;另一方面,金融部门的垄断低效率也导致了国内优质资产供应的短缺,在金融投资渠道相对狭窄、制造业利润相对下降的宏观环境下,国内企业和居民纷纷把自有资金投入到利润率高的房地产市场上去,带动了各类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在对外关系上,就表现为中国的巨额流动性以巨额外汇储备的形式流向国际市场,由于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投资美元资产仍然是中国的理性选择,这就导致了中国对美国的双顺差。
与此同时,国内资产价格的上升、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也导致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他们千方百计进入中国市场,一部分是要分享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有一部分是要在中国快速的体制变革中投机获利。例如,2005年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就伴随着之后两年股市和房市的大涨,这其中就有汇率改革带来的全球热钱涌入中国进行投机的问题。
在这样对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对外金融风险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把握时机进行金融微观组织的重造、金融领域的开放和竞争机制的引进、金融产品的创新等工作,就有可能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国际资本在美元与日元之比为1:200时进入日本,一方面享受日元升值的好处,另一方面投资于日本的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并在资本和地产泡沫破灭之前带着巨额收益离开日本,留给日本一个失去了的十年。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握机会进行体制改革,像美国一样通过发达的金融体系、金融组织和金融创新产品,运作国际资本,掌控全世界的优质生产资源和要素,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实体经济的回报稳住国际资本,那么,挑战就会变成机遇。
总之,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制度改革、结构转型、扩大内需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通过简单的价格调整——汇率改变就能得到解决,而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进行结构调整来逐步实现改善。近期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有利形势,仍然存在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加上中国中东西地区间的巨大差异,都为中国经济复苏提供了空间。在此次危机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相信,随着要素市场改革的深入、劳动力的进一步自由流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政府的逐渐退出,中国经济会逐步走向以内需为主,而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是全世界的福音。
四、 人民币升值的时机选择
从上述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两国国内经济非均衡的必然结果,而在当前中美两国都存在严重非均衡问题的情况下,数量调整优于价格调整,但是我们也不反对中长期来看价格调整的必要性,尤其是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这是一场我们必须面对的改革或者绕不过去的改革。在通过严格的经济学和数据推算之前,对于人民币究竟是否被低估、究竟被低估多少的问题,我们还不能简单的得出结论。事实上,无论用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货币分析还是资产组合分析,都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即使用某种算法计算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修正限定条件就可以用相同的方式计算出人民币没有低估、甚至高估。
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其比值的变动所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是多方面的,及其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来说明,比如美国国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好处,这里我们就需要仔细区分美国的各类利益集团,因此美国政府最终对人民币汇率采取什么态度,是他们各利益集团政治博弈的结果。同样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来讲,也不是所有的产业和所有人都受损,也需要有一个各种利益的计算和比较。
事实上,由于各个行业产品出口和中间品进口的结构不同,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利润率的影响也不同。根据各行业投入产出表的测算表明,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由于原材料和中间品来自国内、产品销往国外,对出口的依赖度大,所以这些行业将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受到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而资本密集型和研发投入较多的中高端产业则由于较多的中间品进口和对出口的依赖度小,将反而会从人民币升值中获益(袁志刚,邵挺,2010),这似乎表明人民币升值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不谋而合。但是,这一人民币升值的产业升级效应要得到顺利的实现、并真正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前提必须是国内体制改革的到位。否则,在当前中高端产业由国有部门垄断和存在严格进入门槛、低端制造业充分竞争的情况下,民营资本不能通过效率竞争进入中高端产业,那么,人民币升值只会进一步加强国有部门的垄断利润,并摧毁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竞争性部门,这也将带来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将受到严重扭曲。
总之,汇率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时间选择问题或者说策略问题。由于涉及到预期、全球性的投机活动和可能存在过度调整等问题,汇率何时调整、以怎样的幅度调整都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宏观经济的一系列波动和调整。所以,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在国际政治强大压力形成明显从而预期明显和投机活动明显的情况下调整,而必须由中国根据本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慎重决定,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调整,否则不论对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强制中国进行人民币汇率升值,在中国产业调整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摧毁中国制造业;全球投机活动猖獗,导致中国资产严重泡沫化,形成当年日元升值之后的结局:中国经济一蹶不振,那么这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因为,2009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强健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都将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获得巨大利益。
参考文献
1. 袁志刚,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表现与走势,学术月刊,2008年11月
2. 袁志刚,邵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各行业利润率变动的影响--基于2007年投入产出表的研究,2010,工作论文
3. Paul Krugman,Capital Export, Elasticity Pessimism, and the Renminbi,New York Times, March 1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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