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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双重挑战
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是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在开放环境下，各个国家、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空前扩大，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更加突出。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文化自主性，为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然而，开放与发展的背景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双重挑战，即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适应性不足，由此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一）结构性挑战：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
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愿意接受这种影响，但须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西方理论和价值体系以苏东剧变为机会，借“普适价值”之名和强大科技、经济实力的支持，成为强势意识形态。只要中国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并坚持现有的基本制度，某些国家和集团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而对中国展开的思想渗透和政治攻击就不可能停止。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不能避免这样的挑战。服务市场和文化市场的开放，将更便利西方国家通过强势经济、科技、信息渠道，直接向我国推行其价值观念与政治思想，甚至“欧美文化中心论”。［1］这必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如不较好引导，很可能导致社会中坚力量的观念分化与思想混乱。意识形态具有很强实践性，它在理论上的攻势具有扩展到现实政治的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冲击，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思想格局。外来思想的传入，对于活跃思想，推动文化建设有积极的意义，但肯定会深刻挑战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也肯定会衍生出许多人想象不到的复杂问题。
（二）发展性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适应性不足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自然衍生出一个重要问题，即传统的以革命与战争为主要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要主动地适应尚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衍生出的其他社会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放松意识形态工作，但是，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适应。这虽与意识形态工作有关，但不完全是这项工作本身所能解决的。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的根基早已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彻底打倒，并被冠以封建糟粕的恶名。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已然被民众淡化，而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的建设却迟迟没有找到方向，整个社会陷入了信仰危机之中。在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中我们提倡个人主义行为，因为改革本身就意味着个人的解放，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我们仍坚持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话语约束人们的行为。”［2］诸如此类分析虽然有些简单化，但也大体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起着凝聚人心和政治整合作用的是简单而实际的致富思想。不同的阶层和社会集团在现代化建设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这种团结以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基础，尽管坚实有效，却难以起到深层次的政治整合作用，也很难直接激起人们对体制正义性的长久信仰。
成功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对社会、政治乃至人生作出根本规定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人并不完全靠利益指引行为。个体乃至某些群体不是在所有时候都能保持绝对理性，认清不同群体间存在长远的共同利益－－在多民族国家中进行族群政治整合时，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因此更多的时候要靠意识形态保持政治团结和社会稳定，使政治体系不至于毁灭在利益分歧的争斗中。
成功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增强意识形态的流行性。要使人们迅速接受某些东西，就要争取给它披上“时尚”的外衣。中国的宣传改进很大，但由于惯性因素的作用，仍然存在一些与时代特征不完全相适应的问题。第一，还比较滞后。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更新慢，缺乏对现实生活中新生事物的认识与解释，因而难以应对外来的更“时尚”的思想观念的挑战。例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97年中国农业劳动者占全社会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已下降到49.9％。［3］但至今，人们谈话时还经常在讲“中国有八亿农民（甚至九亿农民）”。诸如此类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和国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认识和评价。第二，还有错位现象。这一点集中体现为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的关系方面。很多群众反映，现在经济活动中的说辞是一套，意识形态工作中讲的是另一套。社会的不断发展确实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中一些矛盾内容的凸现，例如，如何协调集体主义理念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个人关系的冲突能否在理论高度提出若干可以平衡和化解此类矛盾的思路第三，还不够灵活。传统的革命与战争式话语仍占很大比例，执政党对于自身角色的转换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生动活泼、简明易懂的形式。［4］
总之，在与中国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尚未完全成熟的过渡时期，长期存在多种社会意识相互碰撞、融合的情况，长期存在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遗留影响所导致的部分社会成员厌倦政治的现象，这都是正常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努力寻求解决主流意识形态弱化问题的办法，促进意识形态工作与时俱进，使之有效发挥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的作用。
二、双重挑战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一）政治稳定的概念和相关因素
政治发展以政治稳定为前提和重要基础。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这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是政治体系的秩序和持续性。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与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与政治参与的水平成反比，即一个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它的现有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纳新增的社会政治参与。［5］派伊认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社会变迁中政治文化的破碎，以及人们缺乏政治活动的共同取向，他的政治稳定概念侧重于强调同质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稳定的政治体系一般会有相对同质的政治文化，在其中，对于政治中的合理的制约与功能均有普遍一致的认识。”［6］此外，他还认为政治稳定不是静态概念，而主要指政治体系的适应能力：“政治稳定的实质是一种实现有目的变迁的能力，因为稳定意味着在对付变迁着的情况时的一种适应能力。”［7］
总之，政治稳定是指一个政治体系有序运转状态和持续性。同时作为一个动态概念，政治稳定还体现在政治体系对于社会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政治稳定不是拒绝发展的因循守旧，而是在发展中保持政治体系的动态平衡。
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路径是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不稳定的原因往往来自利益冲突，而发展本身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利益冲突。以更好、更快的发展来创造解决发展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条件和能力，才是调节乃至化解利益矛盾、维护政治稳定的首要方式。此外，推进民主政治，打击腐败，缩小贫富差距等都是政治稳定的促进因素。这些因素对政治稳定的作用要通过一个社会心理和政治文化的中介，即要通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绩效和正义性的认同来体现。可以说，政治文化－心理的主观因素是实现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桥梁。“一个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从根本上取决于该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否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否适应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能否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带来更多的利益，以及对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迁的适应能力。但是包括政治文化、社会政治心理在内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8］政治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成员的主观政治心态、政治情感、政治信仰等主观因素；它既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和政策绩效的主观看法，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政治稳定的思想和价值基础。
（二）意识形态建设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稳定是一切制度的首要目标，也是一切发展的起点。意识形态是为政治稳定提供深层次理论和价值支持的重要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利益矛盾客观存在。而一个成熟的国家机器要尽力保持社会稳定，使冲突各方实现对共同利益和目标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以较为平和的方式处理矛盾。因此，要积极地推行意识形态建设，努力强调社会成员利益的共同性，并确立共同道德目标。这样，拥有不同利益和观念的社会成员，会逐渐信奉这样的原则：他们或者拥有更高层次的共同利益，或者应该放下利益分歧而遵循共同的道德原则。
政治稳定包括政治体系稳定，稳定的意识形态和有序、有效的政治过程三个相互作用的层次。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论证国家制度的合理性来塑造认同。“无论是维持政治稳定还是推翻现存秩序，意识形态都是不可缺少的。从维持政治稳定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可以使社会成员相信现行制度是公平的，并促使人们自觉的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这将大大减少对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从而构建国家政权得以维持－－即政治稳定的基础。”［9］
在意识形态建设面临双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价值基础、政治共识、权威认同等都呈现不同程度的缺失。开放环境下各种观念并存的局面，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结构性挑战。思想领域的重新整合需要一个过程，但多种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在总体上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升华。外来意识形态挑战真正带来的问题在于，西方的“理论霸权”对中国政治稳定的渗透性影响。西方国家在冷战后的意识形态攻势，是以社会科学学术理论为主导的，希望借此来使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宣传披上科学、客观和普遍性的外衣。意识形态作为意图指引全社会的思想体系，必然极力证明自身的正确性，同时隐含着否定其他价值的倾向。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加紧利用“人权”等借口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但需要承认，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应由于带有过浓的宣传色彩而难以与外来理论实现话语对接。关键问题上的“缺位”和“哑火”促使外国媒体更加挖掘中国社会的负面信息。国外的意识形态的立体攻势可能会使国内部分人迷信西方的经济、政治模式，质疑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不稳定、不和谐的潜在因素。
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虽然提高很快，但也客观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时代的适应性不足、自身解释力和说服力一定程度弱化等问题。在急速的发展面前，人们精神领域的多个层面出现了“空位”，而试图来填补这些“空位”的思想意识多种多样，从学术思想、宗教观念到封建迷信尽皆有之。“精神空虚”和“信仰危机”不可能持久存在，因为人们总是能够很快找到一些东西来信仰，而这种不存在基础共识的思想“多元化”对于政治稳定来说几乎是种危害。社会成员信仰主流意识形态程度的降低将直接导致对政治体系认同程度的降低，而社会成员对政权的不信任不仅会在微观层面上致使政策的执行成本增加，而且从长远来看，社会上存在的疏离感、不信任乃至不服从的情绪对政权的持续和稳定是一种致命的力量。近年来，中国社会对政治的不信任情况几乎在各个领域都频繁出现，陷入了“正面宣传，负面解读”的尴尬境地。从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对“俯卧撑”的调侃，到对杭州宝马车肇事司机“替身出庭”的质疑，直至全运会金牌“内定”说－－在真相尚未浮出水面时，部分人愿意认为官方宣布的内容是虚假的。这说明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宣传工作面临巨大的压力。社会成员信仰的多样化也表明，意识形态提供价值信仰的功能与解释现实的功能同样重要，它的弱化将影响到社会成员对政权的认同程度，损害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
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
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能仅仅依靠统治权来维持，也并不必然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地不断完善。它的成功需要主动而积极的建设过程。一种学说和理论，需要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才能真正为广大社会成员接受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首先，勇于表达。不自己表达自己，就会“被表达”。没有诉求，就等于自动放弃话语权。中国对内需要更深层次的政治整合，对外需要通过对自身发展模式的阐述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这些都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保卫和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如果忽视了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后果难以预料。
在改革和发展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建设可以造就最大程度的社会团结，使得社会存在利益分歧的同时保持一定的身份和价值认同，从而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这也是解决多民族国家各族群信仰、价值不同的一些问题的重要路径。
其次，鼓励表达。要鼓励中国公民特别是学者和公务员多讲话，尤其在国际场合和与港澳台方面的接触中尽可能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阐释自己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分析，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对学者和公务员提出相反的要求。如果公务员和学者不谈政治和所谓“敏感问题”，国家利益就会吃大亏。
党政机关和中高级公务员在意识形态工作和对外交往方面，应该加大对学术成果的重视。以学术理论来丰富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加强和规范学术活动而丰富公务员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在对外交流中，学术报告的说服力并不会分量更轻。
再次，学会表达。意识形态自身极强的实践性决定了它必然包含和现实社会与政治生活相关联的部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中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点。我们在以往的工作中过分注重现实的成分，即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过分强调共同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共同价值。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因此对于世界和自身社会的发展，人在心理层面上有所诉求。对于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目标的追求，是贯穿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在阶级社会中这些价值无法实现，但对这些价值的追求欲望又是客观存在的。当前的中国需要在社会范围内确立这些共同价值，以进行良好的社会整合，弥合因利益分歧而引发的诸多矛盾，调和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造就共享价值基础上的社会团结。当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过多强调政治、经济的现实性和技术理性，对于抽象层面的价值目标论述不多。事实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路正包含了为人类解放，为人的真正自由平等而奋斗等内容。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声明我们的事业是为实现这些价值而实行的，能够增加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获得广泛的支持与信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应该有意识吸收和弘扬业已形成的社会普遍心理和情感元素，例如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不失时机地将有利于促进政治认同和社会整合的情感心理因素推广、加深。例如，利用奥运、国庆等契机，推动社会成员的爱国情绪和政治认同。吸收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文化、心理因素，可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道德感召力。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价值的普遍信仰，就是对政治稳定的最有力支持。
最后，相信群众，用政治发展的实际成就反驳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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