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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中国干栏式建筑最早的达9300多年。1976年长江下游地区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发现干栏式建筑7000多年,进一步证明了干栏式建筑的古老。在7000年前用简陋的石质工具能在空旷的荒野中凌空架起一座大房子,这是多大的气魄!
原始社会至汉代是中国干栏式建筑体系的形成时期。在原始社会早期,原始人群曾利用天然崖洞作为居住处所,或构木为巢。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在北方,我们的祖先在利用黄土层为壁体的土穴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穴居,以后逐步发展到地面上。南方出现了干栏式木构建筑。在商代已经有了较成熟的夯土技术,建造了规模相当大的宫室和陵墓。西周及春秋时期,统治阶级营造很多以宫市为中心的城市。原来简单的木构架,经商周以来的不断改进,已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瓦的出现与使用,解决了屋顶防水问题,是中国干栏式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战国时期城市规模比以前扩大,高台建筑更为发达,并出现了砖和彩画。
秦汉时期,木构架结构技术已日渐完善,其主要结构方法抬梁式和穿斗式已发展成熟,高台建筑仍然盛行,多层建筑逐步增加。石料的使用逐步增多,东汉时出现了全部石造的建筑物,如石祠、石阈和石墓。秦汉时期还修建了空前规模的万里长城、驰道和水利工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干栏式建筑体系的发展时期。在建筑材料方面,砖瓦的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金属材料被用作装饰。在技术方面,大量木塔的建造,显示了木结构技术的提高。砖结构被大规模地应用到地面建筑,河南登封嵩岳寺塔的建造标志着石结构技术的巨大进步。
隋唐时期是中国干栏式建筑体系的成熟时期。隋朝建造了规划严整的大兴城,开凿了南北大运河,修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大石桥(安济桥)。唐朝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其长安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建筑技术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木构架的作法已经相当准确地运用了材料性能,出现了以“材”为木构架设计的标准,从而使构件的比例形式逐步趋向定型化,并出现了专门掌握绳墨绘制图样和施工的都料匠。唐朝的住宅,根据主人不同的等级,其门厅的大小、间数、架数以及装饰、色彩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
宋朝是中国干栏式建筑体系的转变时期。宋朝建筑的规模一般比唐朝小,但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建筑装饰绚丽多彩。流行仿木构建筑形式的砖石塔和墓葬,创造了很多华丽精美的作品。建筑构件的标准化在唐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各工种的操作方法和工料的估算都有了较严格的规定,并且出现了总结这些经验的建筑文献《营造法式》。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颁布的一部“建筑规范”。建筑特征:屋顶的坡度增大,出檐不如前代深远,重要建筑门窗多采用菱花隔扇,建筑风格渐趋柔和。现存宋代建筑有山西太原晋调圣母殿、福建泉州清净寺、河北正定隆兴寺和浙江宁波保国寺等。
元朝是中国干栏式建筑体系的递进时期。元大都按汉族传统都城的布局建造,是自唐长安城以来又一个规模巨大、规划完整的都城。元代城市进一步发展了各行各业的作坊、店铺和戏台、酒楼等娱乐性建筑。从西藏到大都建造了很多藏传佛教寺塔,大都、新疆、云南及东南地区的一些城市陆续兴建伊斯兰教礼拜寺。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逐步影响到全国各地。使用辽代所创的“减柱法”已成为大小建筑的共同特点,许多大构件多用自然弯材稍加砍削而成,形成当时建筑结构的主要特征。
明清时期是中国干栏式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明朝由于制砖手工业的发展,砖的生产大量增长。明代大部分城墙和一部分规模大的长城都用砖砌,地方建筑也大量使用砖瓦。琉璃瓦的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超出过去任何朝代。官式建筑已经高度标准化、定型化。清朝于1723年颁布了《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统一了官式建筑的模数和用料标准,简化了构造方法。民间建筑的类型与数量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各民族的建筑也有了发展,地方特色更加显著。皇家和私人的园林在传统基础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在明末出现了一部总结造园经验的著作《园治》,并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北京明清故宫和沈阳故宫是明清宫殿建筑群的范例,与前代相比变化较大。明清建筑出檐较浅,斗拱比例缩小,“减柱法”除小型建筑外,重要建筑中已不采用。
古代巴蜀是我国古代干栏式楼居的发源地之一。成都十二桥发现 3000多年前殷商时代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址,已用木桩基础、木地梁、竹木墙体和竹木绑扎与榫卯相结合的屋顶。这种房屋底层架空,用来防水、防潮,也可防备兽类侵袭。
汉时,在干栏式建筑基础上发展出了高脚或架空木地板的木构架楼居,到东汉就发展为廊院庭园式民居,具有现代四川民居的雏型。东汉画像砖上生动地展示了干栏式楼居和栅居的形象。原始的干栏在盆地周边保留时间很长。唐代杜甫进入剑阁,触及诗人眼目的是巴蜀这种“殊俗”:“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现代的四川仍处处可见干栏建筑的遗风。如阿坝州藏族的木楼、蜀南地区的竹楼。最有特色的是土家族的幽美的吊脚楼,常建在斜坡上和河畔边,一般为两楼一底,底层为牛栏猪圈,中层住人,顶层贮藏粮食瓜菜,是独具特色的干栏式建筑。
巴蜀民居另外一大特色是邛笼——石碉文化,它主要是岷江流域的氐羌民族利用岷山多石的条件,因地制宜而创造出来的,今天阿坝州羌族和部分藏族还保留着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民居建筑。邛笼大体可分为几种类型:一是独户的石砌住房,一般分为三层,下为畜厩,中为居室,上有“照楼”和平台,内部则有独木梯或木桥梯作各层交通之用。另一种是集居寨子,寨子里往往建有数十米高的土墙或乱石墙筑成的碉堡,称为“大碉”、“高碉”。在巫溪还有更古老的“岩洞居”。从古代蚕丛氏所居的石室到近代的石碉,是巴蜀人在居住文化上的重要特点。正如“干栏”是僚人的自称一样,“邛笼”也是来源于羌族“俄鲁”的自称。
到了汉代,巴蜀民居已逐步形成特色。从汉画像砖《庭院》、《养老》、《谒见》及陶楼、陶房等冥器看,东汉民居已有廊庑院庭、重门厅堂的庭园式民居,整座宅第以围廊划分院落,有前庭、后院、厨房、库房及木构望楼,各区功能明确,分界清楚,为后世巴蜀传统民居奠定了雏型。其中,德阳出土汉画像砖《谒见》特别表现了大门为三开间与左右耳房的形状。这种官邸式大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到唐宋时期,东汉廊院式民居进一步发展为宅园。新繁“东湖”和广汉“房湖”,就是在唐代李德裕和房琯宅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今仍保留着唐代的建筑格局。
明清时期的四川民居经过历代经验和技艺的积累,已显出四川的特色。大约可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已经定型化的四合院。四合院在四川叫做“四合头”、“三合头”,川东地区叫做“天井”。四川四合院具有南北兼融的特色,比北方的小一些而比南方的大一些,既具有北方封闭型的四合院特色,又兼融南方的敝厅、敞廊和封火墙,有的大型民居还有花园、楼阁、家庭戏台等建筑。“天井”式建筑是四川民居的一大特色,既采光又通风,是纳凉、休息的“共享空间”。大邑刘氏庄园、崇州宫保府、江安夕佳山民居是现存的明清民居的精品。第二类是古集镇,多因地制宜,或沿丘陵和山地而建,或沿曲回河流而建,各具特色。沿街一般都有较宽的檐廊,可遮烈日或风雨,便于沿街摆摊设点。犍为罗城镇雄踞山脊,形似旱船。资中铁佛镇古朴典雅,这两镇始建于明代,至今存留良好。双流黄龙溪沿两江汇流布局,古朴素秀。石柱县西沱镇沿山逶迤而上,状如飞龙。第三类是沿街联排民居,有单纯居住式民居,也有下店上宅式民居。此外,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则还有有凉山彝族的木板房、苗族土家族的泥屋、泸沽湖摩梭人的花房和西部草原的帐蓬,体现了多民族住宅的丰富多彩。
巴蜀地区的古代城墙保留完整者不多,南溪古城是其中最好的一处。 除了各种一般的民居之外,在巴蜀地区还可见到若干各具特色的特种建筑。
巴蜀山寨以忠县石宝寨为代表,是世界上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古建筑之一。石宝寨位于忠县东的长江下游北岸,孤峰突起,四周如削,形若玉印,故又名玉印山。全寨由寨门、寨身层楼和寨顶古刹三部分组成。寨门用瓷嵌有“小蓬莱”三字。寨中为九层楼阁。寨顶为平坦石坝,有三重建筑的古庙名天子殿。石宝寨是清代建筑,寨中九层楼阁全为木结构,是难得的建筑艺术的杰作。驰誉中外的合川钓鱼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南宋名将余斯为抵抗进攻四川的蒙古军队而筑。城周围20余公里,现仍保存内城、外城、一字城城墙和七座城门,有水师码头、演武场、皇城、敌楼、炮台等遗址。与钓鱼城相类的用于军事防御的山寨目前在四川还可见到 20几座,是巴蜀山寨的又一种类型。
古代的石阙建筑汉代最为兴盛,一般成对地建在城门、建筑群大门外或祠前、墓前,用以表示威仪等第。四川和重庆市现存完整的汉阙16座,另有残阙5座,是全国保存汉阙最多的地区。其中著名的有雅安高颐阙、渠县沈府君阙和冯焕阙、绵阳平阳府君阙、芦山樊敏阙、忠县丁房阙等。其中,高颐阙是仿木构型阙的典型,分台基、阙身、阙楼、屋顶4部分,皆仿木雕刻,而实为石砌,是汉代建筑艺术之一绝。
牌坊是封建时代为表彰忠孝节烈或功德福寿而建的石坊,一般都具有很高的建筑工艺与雕刻工艺水平。巴蜀地区的牌坊多为明清时期所建,而且数量不少,例如隆昌县城金鹅镇的至今完好的各式牌坊有20余座,包括孝义坊、贞节坊、孝女坊、棂星坊、功德坊、德政坊、报恩坊等,被誉为“牌坊城”。
巴蜀地区现存的楼阁堂馆类建筑多是过去的各种功能的公众性建筑,有多种样式,风格丰富多彩。其中,宜宾市中心的大观楼气势宏伟,被誉为“西南之最”。自贡西秦会馆建于清乾隆年间,其匠心独道的“阿房宫风格”的复合大屋顶,和内部极为精湛的木雕石刻,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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