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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系明珠系宝刀 洗净铅华男儿装
读沈复的《浮生六记》,俨然便是一幅清朝通俗生活画卷铺陈在眼前,璞玉一般的只见精微,未见雕琢,蓬蓬的古朴光辉。生命本是一种沉重,但《浮生六记》里却有空疏和华瞻之美,使得这沉重的生命陡然亮起来,人总会惊觉,原来清朝的人世,也并非那样沉重黑暗。林语堂先生称赞“闺房记乐”一节是“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最细腻的记载”,而吸引笔者的是这样一段,作者沈复和妻子芸娘想去一睹太湖神诞辰之日的盛况,芸娘叹息说:“惜妾非男子,不能往。”沈复灵机一动,想出了女扮男装的一招,于是芸娘“易髻为辫,添扫蛾眉,加余(指沈复)冠,微露两鬓,尚可掩饰。”穿戴完毕,芸娘既“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如此便添了一段闺中趣话。
在文学作品中,如此“不爱红装该武装”的女扮男装趣事很多。《红楼梦》中的憨湘云就偏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瞧她穿着银鼠短袄,腰里束著五色宫绦,脚下穿著小靴,真个蜂腰猿背的小子模样!在贾政闲征姽婳词一节中,讲到有一位恒王出镇青州,喜好女色又好武,故选了许多美女日习武事,有一个林四娘姿色既冠,武艺更精,呼为“姽婳将军”,待到上阵杀敌之时,林四娘“回戈奋力一阵”,最终牺牲。贾宝玉遂为这位姽婳将军题诗道:“丁香结子芙蓉绦,不系明珠系宝刀。”也算不枉“风流隽逸,忠义慷慨”几字。
从历史上看,最早的女扮男装可以追溯到夏朝。夏朝末代国王夏桀的宠妃妹喜便是一例。妹喜,又作末喜、末嬉、有施氏原为喜姓。她常常被引为红颜祸水的例证。《汉书·外戚传》中就这样说:“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及有莘,而纣之灭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可见工余内媚的女子总是国家之难。夏桀得到妹喜后,为博美人一乐,造倾宫,筑瑶台,日夜与妹喜和宫女做长夜之饮,无有休时,不理政事。夏桀甚至还喜欢把妹喜放在膝盖上,“听用其言”,而妹喜喜欢听缯帛撕裂的声音,夏桀就大肆撕裂缯帛,浪费巨大,殊不知这就是亡国之音!这妹喜虽然秽乱宫廷,却也是个女扮男装的先行者。《列女传·孽嬖传》中这样记载她:“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晋书·五行志》也应证道:“末喜冠男子之冠。”从这点上我们看出,妹喜身着男装,腰间佩剑,还颇有两分任侠之气。然而中国古代社会历来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似乎注定生来就得臣服于男性脚下,妹喜有丈夫心,又好男子装,似乎也透露出一点女人干政的意味。她是夏朝亡国的原因之一,在政治上似乎没有多大作为,但却有意无意的流露出不少难得的女性意识。
在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个女扮男装的热潮。在《晏子春秋》的第六卷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于是全国女性同胞跟着君主的喜好走,出现了“国人尽服之”的局面,如此不辨男女的情形自然很让齐灵公发愁,不得不下令禁止,可习惯养成,妇女们穿惯男子衣裳,都改不过来了,齐灵公只得出了个狠招:“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如此一番,仍然未达到目的。幸而晏子出了个好主意:“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也就是说,让宫女们不穿男子衣服,宫外妇女纷纷效仿,这样很容易就改变了女扮男装的风气,齐灵公施行下去,果然数月之后,“国莫之服”。这不禁让笔者想到另外一个相似的例子,在民国初年,风气日开,人们的衣着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尤其青楼女子的服饰“莫不矜奇斗巧,日出新裁”,不少青楼女子还学起男人打扮,《清稗类钞》中痛陈道:“风尚所趋,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不少报纸更是道貌岸然地呼吁“抵制女子服装风尘化”——可笑这些卫道士并不懂得女子的心理。不论千百千年的齐国妇女还是千百年后的民国妇女,对美之追求都是无比热切的,宫女和青楼女子都代表了当时着装的风尚,故其他妇女效仿,真乃无可厚非。
春秋之后,到了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唐朝。这时的女扮男装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旧唐书·志第二十五 舆服》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可见当时“丈夫衣服”之盛。唐代妇女,素以丰腴为美,穿上明倩紧凑的胡服,更显出一种“粉胸半掩疑暗雪”的暴露美。身穿紧身窄袖衣,足踩软筒皮革靴,女儿家洗尽铅华,男装示人,跃然马上,洒脱明丽之态油然生于眉眼间!平阳公主便是此间一人。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隋时就与柴绍结婚。李渊太原起兵时,平阳公主和柴绍正在长安,两人为去留发愁,平阳公主说:“君宜速去。我一妇人,临时易可藏隐,当别自为计矣。”这个“宜”字特别值得注意,笔者觉得,单凭这个字,平阳公主沉静果断的一面就显了出来,足胜须眉。之后,平阳公主身穿战胄,作男子装扮,转战四处,招兵买马,建立“娘子军”,为父亲的反隋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所谓:“以独有军功,每赏赐异于他主”。后人作诗称赞她道:“夫人城北走降氐,娘子关前高义旗。今日关头成独笑,可无巾帼赠男儿。”
唐代的另一位公主也喜男装。这就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女皇武则天的女儿,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几乎成了“武则天第二”。她极受父母宠爱,权倾一时,成年之后骄横放纵,觊觎九五之尊的皇位,虽然得意于一时,但最终在与李隆基的争权中覆灭,赐死家中。在其春风得意时,可谓任意妄为。《新唐书·卷八十三 列传第八》中记载:“主衣紫袍玉带,折上巾,具纷砺,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儿不为武官,何遽尔?’主曰:‘以赐驸马可乎?’,帝识其意,择薛绍尚之。”这一天,太平公主穿上了紫袍,佩戴着玉带。要知唐代各品官员服饰的颜色是:皇帝著黄袍衫;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著紫袍。也就是说,太平公主擅自穿着三品以上官员的男子官服来到父母面前。她所带的折上巾是古冠的一种,在隋唐时贵贱通用,也属男子佩戴。她就这样全副武装的到父母面前且唱且舞,引得父母大笑。实际上,太平公主是非常有心计的,她如此恃宠撒娇之举,似乎也在试探父母对她的容忍度如何,好为日后捭阖天下做铺垫。一个不甘与胭脂水粉为伴的女子,必然具有几分男子雄昂之态,而其施展政治的手段,也必然不输于男子。
古代女子作男装,或文或武,武有名声极大、“原来是女郎”的花木兰,而文有五代时期,四川的奇女子黄崇嘏。她的事迹后来被编进了很多戏曲中,如《春桃记》、《女状元辞凰得凤》等。黄崇嘏是五代前蜀邛崃人,史书上称她“面容俊俏,精通经史,工词翰、妙书画、好琴棋”,真可谓多才多艺。她少时就父母亡故,与老保姆相依为命。成年后就时常易钗而弁,女扮男装,游历天下。《十国春秋》中《前蜀》记录她的故事:唐僖宗文德元年,县城发生大火灾,黄崇嘏正好打扮成男子模样路经此地,不幸被诬蔑为纵火人,被人押回州里候审。知州周庠“令系狱中”,听说周庠为官清正,所幸写了一首《下狱贡诗》为自己辩解:
偶辞幽隐在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在深笼。
简单的几个意象,已经把自己的坚贞表明出来,周庠惊其才,召见黄崇嘏,详细询问。黄崇嘏坦然作答,一派谦谦君子风度,周庠遂判定她是无辜入狱,释放了她。不久又“荐摄司户参军,政事明敏”。她被委以官职后,卓有政绩,“庠爱其才,欲妻以女”,黄崇嘏这才慌了,连忙作诗辞婚。诗曰:
一辞拾翠碧江湄,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郡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身铿然白璧姿。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
周庠看了诗以后,十分惊讶,向黄崇嘏询问,她才坦言自己是女儿身,周庠看她意志坚贞,只有成全她,赠与她一笔钱物,她便回乡归隐——这或许就是女人的悲哀,即使有才,也不能坦然施展,笔下千言、胸中诗书往往只能淹没于滚滚人世,连贾谊式的悲叹都不能发出!最多,只能如南齐东阳女子娄逞叹息曰:“有如此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这里提到的娄逞,也是一位女扮男装的奇女子,她“变服诈为丈夫。粗会棋博,解文义。游公卿门”(《南史》)。最后被识破身份,被命令回家,她才发出上述的感叹:“我有如此才华,还要回家做个老太婆!”写到这个地方,笔者真为这些女子的不幸而顿足扼腕!
这样的女子到底是良家出身,受到道德礼法约束,未免畏首畏尾,而秦淮旧院的女子则更为大胆了。这些女子游走在男性社会之间,无法摆脱人生戏弄,考虑的更多的应该是风月痴情而非道德操守。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就是这样的女子。柳如是(1618-1664 ) ,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她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后来因为辛弃疾有词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遂自号如是,这位名妓个性坚强,放诞多情,名声不亚于陈圆圆、李香君。她喜欢在信中自称“弟”,名刺中同样自称“女弟”。在松江时,她常着儒服男装,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相交往。清人顾苓《塔影园集·河东君小传》中记载柳如是初次拜访钱谦益时,“幅巾弓鞋,著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今人观之,恐怕也想象得出她那幅女扮男装的风流儒雅气度,怪道钱谦益戏称其为“柳儒士”。她喜欢男子打扮,喜欢和当时文人纵谈时势,已经反映出一种追求男女平等的意识。她的刚烈,自然也不亚于男子。明亡时,她奋身跳入荷花池,自杀未遂,钱谦益降清后,她备受猜忌,最终郁郁而死。“珍贵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已成绝响。一场烟花就此消散,一抹相思从今难寻……
在古今豪放词中,笔者很喜欢这一首《满江红》: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独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夫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每每读至此,心潮暗涌,其中豪壮之气一气流贯,激越之情溢于言表。这首词的作者就是近代女中豪杰,鉴湖女侠秋瑾。秋瑾(1875-1907),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后改名竞雄,又称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出生于福建厦门。性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光绪三十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又加入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她反对“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 的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揉抹着。”她认为这是一种被奴役的生活。她曾表示:“我对男装有兴趣”,时人描述一次见到她的印象:“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手中提一根细手杖,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俨然是一个男装美人。女扮男装的意义,到了秋瑾这里,可以说达到了真正的高度,这不仅是一种标新立异,更是女性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女性的独立人格已经形成,从本质上同男性展开了真正的较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里程碑式的穿着理念。难怪孙中山和宋床龄都对秋瑾有很高评价,1942年7月,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称赞秋瑾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
当我们注目当今,发现各种选秀节目层出不穷,很奇怪的出现有一群女作男装的女歌手在台上光怪陆离的费力唱着,笔者只感到不寒而栗,女扮男装在这里已经失去其本来意义,沦为一种噱头,不由不让人感到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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