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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事件艺术家转换的中国现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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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感觉很奇怪,在和老百姓的交流中发现他们对国家很满意,对眼前的有些事实非常不满。所谓事实就是比如今天分配简易房,村长家是三室一厅才两代人,然而他们家四代同堂却只有一间小屋子,这些问题暴露出他们对现实非常不满,但问题在于,他们又非常认同共产党、认同政府所做的许许多多事情而产生感激。人们的价值是简单而矛盾的,标语的传播力量是无限的。今天无所不在的传播,救灾的案例、特例的无穷传达对他们心灵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让人们无法拒绝。事实上,本我的“他”已经被消解了,人的自我是活在他方的。人被整个社会所左右,而这种左右是被社会认同的。后来我发现传播对社群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影响都非常大。在对标语观察之后做了相应的记录,最后我把标语收集起来做了一次转换,转换成了“人间道场”。这种转换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就是我找到的问题所在。它从分散在社会到汇集于一个空间中之后,使我们从现象看见了本质。无所不在的标语其实是一种现象,等我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在向我召唤。这也是我看问题的一种角度。当然这个过程中艺术思维给我很大的帮助。   老愚:你觉得现场这些标语对于灾民重要吗?   :很重要。这些标语的影响是点点滴滴的,因为它无所不在。在灾区,标语的投放量是非常大的,在血淋淋的灾区有时看了让你敬畏!艺术家大都很自恋,自恋于自己的艺术小社会,自恋于自己的观念与智慧,当我们在这个令人震撼到失语的5.12大悲剧的情景中,艺术变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所谓的艺术创作变得渺小、幼稚和自恋。展厅中的那些智慧和哲学式的调侃,即使玄妙的陌生物也仅仅是个剧场式艺术的“秀”而已。在大自然与大社会的面前,艺术永远是拙劣的谎言的描述,那一刻,我,自恋的我,不得不放下身段接受灵魂谴责肉身行动的虚伪,不管你有多真诚,在血淋淋事件的现场,所谓创作只是自身矫揉造作而已!但这种拙劣却又是我的真实的艺术之身心历程,尽管我的身心早已恶贯满盈,这是我的问题。把我的问题还是留给我自己,留给我的未来。把我的肉体留给我的灵魂,把我灵魂留给天下吧。 老愚:我理解标语是一个宗教性的存在,它表明一种神的存在,这个神你可以理解为“上帝”,也可以理解为“共产党”等等都可以,他感觉你和我是一体的,这个标语暗示了全世界都在关注你的灾难,抚慰作用是其它难以替代的。那时电视的信号不通,标语是唯一的一种善意的信息。   :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我是在经历的过程中,用冷静的视角看待灾区,不会用血淋淋的现场或用残疾人说事,我更关注的是剥离这些之后的普通而特殊的中国现场,只是灾区这样一个社会其失衡更厉害些。整个事件过程中标语的两个遮蔽作用——一是遮蔽了某些社会现象,二是遮蔽了每个个体的内心——把内心的本我完全消解了,让你忘记自己与生俱来应有的身体权力和欲望本能,这是我研究标语对个体与社会影响的体会。标语本质上对人的关怀是一种形式主义,而重要的功能却是对社会与人的管理手段,于深藏其中的意识形态里却折射出我们社会的生活情况。标语的传播、宣扬、认同影响着、改变着我们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同时我们的身体被这些社会管理工具困扰着。当人的行为产生结果时,其实这种结果中人的自由意志是被限制和压缩的,也许我们已经不是自己。《摇钱树》和《与声512—东风》是一对很矛盾的作品,《与声512-东风》最初我想表达中国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乐观态度,当我在灾区遭遇了这些因为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失去土地的农民——小地方政府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这些与公民的认同是矛盾的——我意识到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了农具,这意味着他的身份有再造的可能性,这种再造对于一个弱势农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就像用这些农具构成的《摇钱树》中的现实矛盾。   老愚:或者可以这么说,这些标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把这些山野民,这些荒野之民突然间强塑为国民,因为标语的呈现出现一个场,因此这些山民不得不成为国民,使之符号化成为国家之民、政治之民。另一方面,它把你的自然属性剥夺了,消灭了人们精神之间的细微差别,使你成为没有差别的一分子。灾区标语的过程就是去个性化过程,把你变成一个被救济的对象,一个需要感恩他者的对象。标语表示一个强大权势的存在,我要来救济你了,抚慰你了,帮你了,这是标语的向心力所在。这是作品《红帘-512》的价值所在,作者本身想去权力之势,在去势的过程中表现出理性的力量。民众不一定相信每一个字,但是相信这种氛围,这种气场。而且每时每刻置身于这种场的发力之下,灾民才会感觉自己是被关注的对象。就像我们每天都看灾区直播的报道,哪天突然停播了,我们会一下子感觉很失落。   :标语已经成为灾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老愚:他们也只能唯一相信这个东西,他们能抓住的就是这个标语,还能抓住什么呢?   :和灾民的交流给我的感觉是,当代普世教育的缺失,公民权力与义务的意义教育完全没有,人还处在“自我封闭”和“自我封建”的状态下。个体所组成的社群也是进一步“自我封建”的,这种“自我封建”通过潜意识中的文化传承在我们的历史中绵延,根性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老愚:“自我封建”这个词很好,这个封建有时不是体制给你的,就像我们相信这个标语,这就是“自我封建”的体现。上帝让你必须相信这些东西,是强制性的,它是一种原著民的状态,是丛林法则。被组织起来的政府是另一个丛林法则,这两个法则有契合的地方。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受很欢迎呢?我理解这是同构作用。我本身就是丛林法则,当你给我另一套冠冕堂皇的词汇,其实和他的组织结构是一样的,所以他很容易接受,他会拥护。他们渴望被关注也会理解为被神所关注,所以他有感恩的心,这是人类的本性之一。   :一个人是无法否定他的传统和历史的,我们无法做到脱胎换骨。组成我们这个社群的每个个体的素质和习性,与西方人的民族习性传统是完全不同的。   老愚:西方社会个人是很强大的,这种个人强大的力量在中国社会是没有的。江湖中只有老大是最大的,每个人只有服从,如何指望他们发育成一个公民社会或者社区? :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的社会,按西方社会的模式并不一定就会成功,也许会很糟糕。这取决于个人与社群的价值观根性。但中国社会还是需要一种开明和公平。   老愚:中国式的民主,就是为民做主,必须有人给他做主。   :中国文化中原始宗教是一个造神化的过程,比如,传说中的有些人物,在封建过程中,我们有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主子,这也许是我们民族性的渴望。它很少从真正的精神角度来讨论人类的终极问题。老愚:是的,这就是我欣赏你作品的地方。《除夕!》、《算命先生》这是一类作品,我理解为给人一种宗教性的抚慰,必须有人观照你的灵魂。我们的救灾报道都是物质性的,给你盖板房,给你一天补助十元钱,就只是让你活下来。在很多艺术家都还没有做的时候,你率先关注人的精神性存在:在我这个肉体之上有个东西在看着我,抚慰我,我和它是一体的——如果没有这个,我活着是没有意义的。《除夕!》、《算命先生》、《摆上神台的灵魂》和拍摄的戴百家姓口罩的人群,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强大的精神性的存在,这些才是你立身的根本。这些作品散发出人文主义的光辉。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很舒服的地方。同时,也表现出你敬重灾区人民的意识,就是因为他们如果只信标语,只信物质性的东西就很可能是行尸走肉。作品《除夕!》很打动人心,灵魂的存在,灵魂对现实灾难的观照,会使这些人有可能活下去。我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先人是一体的,这是中国传统宗教贯穿始终的东西。在这六十多年中是被弱化的,是被去掉的,作品《除夕!》一下把这个传统给衔接上了,这是纪念灾区人民最伟大的作品。这对他们是一种安慰,灾区人民应该要感谢你。听说,你到现场后看见那么多的祭奠香灰,灵机一动,将一把香灰往脸上一抹,就急匆匆拍摄了这幅作品。这种迅即反应,是一种艺术家的本能所致,其作品也更有意义。   :做《除夕!》时的现场还是非常敏感,当时有武警保卫,如果你稍稍有些过激的行为,就会被毫不留情地驱逐,我争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老愚:《除夕!》消解了政权性的存在,这个精神性的存在覆盖了它,遮蔽了它,所以一定是被抵触、被排除、被驱逐的。但这个作品生存下来了,我要祝贺。接下来说说汽车这组作品。我是艺术的门外汉,但从媒体人的角度来理解,我一直说存在一种伟大的“废墟艺术”。比如“楼脆脆”,烧毁的公交汽车,倒塌的株洲高架桥,甚至南京酒后驾车的车祸现场等等,很多人已经做了“废墟艺术”,就是把一些废弃的山拍成照片弄进中国古代山水画的意境里等等。你的这组汽车作品给我的震撼是很强烈的,我觉得汽车像一个死去的昆虫,它能传达出生命的那种特别的无力感,一下子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堆垃圾,但又比垃圾更滑稽。我想请你解释一下,做这个作品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一方面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进入灾区,一路拍摄灾民所面临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微弱,但比起灾民我们却又强大很多,一路上我们都在尽全力资助他们。另一方面,我的艺术思维思考在未来如何浓缩呈现2008年5月份的现场,如何表达灾区那种凄厉、超越我们经验的悲剧感。我以不同的视角在寻找材料,于是看见了一路上被颠覆的大卡车,太震撼了!有些实在是不可思议!你会看见一辆大卡车在半山腰停靠着,虽然是悲剧,但它本身就是大自然的艺术。这种视觉的陌生感、悲剧感让你感觉人创造出的艺术是微不足道的。艺术本来就存在于大自然中,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那些车在地震中被毁以后所呈现出的形式是让我难以忘怀的,于是就决定把这些车运回来,因为它的身上有很多灾区的符号,灾区的映像,两辆卡车发生车祸是在地震中,它们无法在通常情况下撞击成如此的形态,它有地震那一刻的特质。   老愚:这些车主都去哪了?   :车主在地震时逃生了,这些车就是向他们买下的。卡车和农具还是包含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在整个社会事件过程中最终的受害者普通人为多,比如这辆东风卡车原价9万元人民币,但最后我以超过收废铁的3万元人民币收购了它。可能这些车有一些违反国家法规的东西存在,如没有上保险,也许因为老百姓缺乏这种法律意识。   老愚: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见这辆车,就觉得那就是人的命运。人被自然揉搓之后未必会有车那么结实,你一下就变成一个废品,连垃圾都不如。   :为什么我会取名叫“与声512—东风”呢?“与声”,它与声音有关。这辆车在灾难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519国家哀悼日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给予的哀悼公民的权利,为自己的人民哀悼这是第一次。不得不说我们的政治正走向开明,此举是上层走向开明的一个标志,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里程碑。那天全国的车都停在马路上,并按响了喇叭。故此,我把从灾区拉回来的汽车进行改造,全身上下都装满了喇叭,从喇叭里发出519那天哀悼的声音记录,浓缩后的哀悼日场景和声音在我的装置作品上一并呈现。对“东风”而言,古人有“千里东风一梦遥”,是指天长地久,生离做到死别的悲惨。也有过“东风压倒西风”的豪气,此时此刻,“东风”的情结精神是重要的,这也是执意寻找“东风”卡车的理由。   老愚:《与声512—东风》作品表达的是乐观的态度。《摇钱树》则不同,你以媒体人的眼光,从中发现了浮在面上的记者所看不到的真实。你看到农民闲置的农具,孤零零散放在角落里,风吹雨淋,好似被遗弃的战士。决心花钱收购这些东西,看着踊跃送货的农民,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写在农具上,你从内心里涌出一丝悲哀。失去土地又无工可做的农民,他们将会有怎样一个命运?农民以二十元钱上交了农具,这意味着什么?“他会变成没有根的人”,没有根的人就会变成漂泊不定的流民,最终接受一个被人主宰的命运。农民心甘情愿写上他们的名字,排着队把握了多年的农具交给艺术家,他们内心都有一种渴望做流民的冲动。解除土地的束缚,他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终于交出了那个象征身份的农具,他们内心会有巨大的快感。这或许是一种解放,但解放之后怎么办?当土地成为被收集的筹码之后,农具就自然和土地分离了,这是永别。 :自古以来“摇钱树”是象征土地和金钱的,而巴蜀文化区域的地震灾区是“树”崇拜独树一帜的地区,它的多种意义中,祈富和庇护子孙对安定社会是有重要作用的。对农民而言,摇钱树也许只有农具和土地了,有意思的是现代农具中的锄头象东周的平肩弧足空首布,镰刀象战国的刀币,也许是古今演变的过程,古代的“摇钱树”上就挂有各式各样的钱币图像,所以我收购的农具再作构成后成为“摇钱树”是有原因的。对摇钱树的崇拜作为社会的象征是神灵的凭据,也成了百姓的保护者,“树”作为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早就在自古以来的摇钱树的崇拜中把财富、金钱置放于高于一切的位置了。今天同样的问题是农民失去土地和农具后的代价成为了另一部分人获得财富的基础。同样是“摇钱树”,在这里的能指和所指是在古今之间相互交叉的。今天社会显现出的某些缺陷,尤其基层社会存在的问题只有得到了重视,才能社会和谐。在灾区,我遇见的村民几乎没有人说村长的好,而是说村长的富。   老愚:除去标语的力量,除去算命先生,除去倒掉的神像,农民本质的力量是什么?   :做《算命先生》这个作品是在安县。遇见温家宝总理进行春节慰问,交通管制,我们无法前进。在被拦截的马路上,看见三个算命先生的摊位。他们也是受灾百姓,身穿赈灾配发的军大衣,和我带下去送给灾民的衣服一样,我感觉很有意思,于是上前让其中一位帮我算命。他说我本命年不会太好。我又问他:“共产党好吗?”回答说:“好,太好了!”。我刻意选择远离媒体报道的核心区域去了解。彭州受灾情况非常严重,那他们救助情况如何?他们的社会关注度如何?他们所获得社会支援与媒体报道的地区相差是很大的。我这一路上所遇到的百姓,虽然有怨声载道的,但还是说共产党好,连算命先生这样一个无业游民的群体都认为共产党好的,可见党的群众基础,于是我产生了阐释灾区的兴趣。   老愚:《算命先生》这个作品给人以强烈震撼:不论政策形势如何变化,山民还是依赖于这些神秘莫测的东西。 :对国家管理者来讲,最危险的人群恰恰是这些山民,这些受封建文化传统影响的人。他们未来或许是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受到的教育是非常少而且封建的、简单的。普及当代教育是非常急迫的事。 老愚:我补充一下,你的这组作品给我的感觉其实和文明没有关系,除去政治教化的力量,除去倒塌的神像,我想这些人根本就不信这些东西,他们更相信现实和物质的力量,一个盲动的民族。你在最后突出的是街头算命,算命是总觉得存在一种东西,一种不可知的东西左右了它的命运,没有理性,构筑的灾区社会便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作品整体上是个问题作品。出路在哪里?在作品《预产期》里,你抱着虎头虎脑孩子的时候让我感动,让我看到了生命自然延续的力量。通过自然的交替,时间的交替让他们能够达到文明的程度。作品《预产期》的光彩就在于此。 :《预产期》,一个关注生命的故事。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的大地震震惊了世界的每一个人,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大自然的极度的挑战,生命的悲剧在此上演。我深深地感觉到邓林在于失去父亲生命的痛苦的同时,已经将父亲的灵魂置入了自己生存、生育的困境中,他对父亲的内疚感也是以一种信念的方式将其灵魂凿刻在《预产期》之中的。一个肉体死亡的灵魂与预期的生命——女儿邓礼石融为了一体,这种信念就是他对生命的信仰,这是一种超越生存困境对于生命的信仰。这种信仰支撑着他对生存环境的抗争和他生命欲望的延续。《预产期》里的这个悲惨的背影,孤独而痛苦的人,绝望而期待的人,自责而不屈的人,他的人生在各种维度中悲喜交融。然而人最基本的生存就是活着。生存的环境算不了什么,生命的延续,活着才是希望,他用挑战生存之困境承受起悲剧的震撼。这是对生命的信仰啊!人生受生存的困扰日益严重,但这不代表我们的生存就是摇摇欲坠的。邓林遭遇了与自然界强弱之争一样不平等的现实。但作为弱势的邓林,我们在他的身上并没有看见一种软弱的生存方式和听天由命的宿命感,他用生命的信仰表述着他的活法。他痛苦的人生悲剧正如《预产期》中的期待,在新生命诞生之时演绎成了快乐的喜剧!不久,因为镇政府的干预,他家也拿到了全部的补助。《预产期》“这一堆劣质水泥制成的钢筋混凝土”也记录了80后的邓林对传统道德中所谓实施英雄主义而草菅生命的反叛,用生命的信念对生存环境的克服,他在巨大的不幸中,面对一个个可怕的难题所表现出的勇敢,“预产期”的凿刻是他自身对生命的颂扬,是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中,生命成为真正的一种信仰,人生的使命就是以生命的信仰来解脱痛苦而生存着,将有限的生存悲剧置入无限生命延续的快乐之中。 《预产期》是事件中偶发的艺术事件,过程中我不敢于在灾难中玩弄艺术而表达形式,只是想努力使生命以此表达自身。在生命中力求消除生存悲剧所带来的恐惧感,把自己生命的冲动和他者的生、死、灵魂融入艺术。试图因此召唤艺术进入生命,使我们的生存得以完成。我认为艺术的价值不在于揭示了生存处境的艰难,相反在于遮蔽了问题的同时,肯定生命的伟大并激励我们对永恒生命的创造。无论是被道德谴责,还是所处社会的生存环境恶劣,艺术都应当揭示人对生命的信仰。 我不希望艺术以揭示生存问题及社会环境的正义性或名义将艺术泛政治化。生命是我们人生生存的根本尺度。《预产期》所聚焦的生命价值是人生痛苦与快乐的直接感悟,是悲剧也是艺术对生命赞美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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