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工程的社会参与式构建研究.pdf

265时代论坛城市记忆工程的社会参与式构建研究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代城市文化越来越趋同，历史文化遗产来不断遭到破坏，甚至产生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城市记忆随之减少和流失，传统的老街建筑和文献文物等应得到重视保护的文化遗产丧失了应有的历史文化价值。针对此问题，2002年青岛市率先带头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目的在于对城市记忆进行抢救，全力保护正在消失的城市历史文化，并延续城市精神1。目前在我国，城市记忆工程作为一项热点工程正在全国展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多个城市的档案部门也针对如何保护城市记忆开展工作。而社会力量是档案部门构建城市记忆越来越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主体，社会力量是能够参与、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2，本文的社会力量是指能够在城市记忆工程中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的公民个体或各类社会组织。城市记忆的社会参与式构建涉及到档案信息资源的各个环节，包括档案资源收集、鉴定、加工、整合及利用，对我国城市记忆事业蓬勃发展有重大意义。社会力量参与到城市记忆中来，不仅有利于扩大城市记忆构建的参与渠道和文化价值，也助力于提升社会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提升文化素养。城市记忆工程的社会参与式实践现状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式构建。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发展，在越来越多的政策促使下，档案局等各机政府单位主导并鼓励社会力量主动参与城市记忆的构建当中，各级单位根据地域特点、合作主体、资源特性等衍生出了多种合作形式，如与大型企业或高校、科研等机构共建、与行业协会或商业化档案运营中心合作、档案外包服务等。各大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出于同一的价值理念和实现目标，针对某种特定类型的城市记忆展开合作，行业协会能为政府部门提供专业性的指导意见，政府部门为行黄诗涵（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上海200444）摘要：目前我国城市记忆工程已经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本文从城市记忆工程与社会力量参与的关系入手，本文在阐述城市记忆工程的社会参与式实践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为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城市记忆工程建设提供参考。关键词：城市记忆；社会力量；研究业协会提供政策和主导性的协助与支持。云南省自古以来就是东方优质茶叶的生产地，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主线段，云南省茶叶协会与云南省档案馆就古茶树文化遗产，对全省范围内的古茶树种质资源、名山状况、分布范围、野生群落等展开基础性数据调研，不仅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权威的古茶树记忆数据库，也促进对古茶树资源的管理和保护。类似的还有政府部门与各类科教组织就学术研究展开合作，合理运用文史档案专家的学术背景，展开专项研究工作，并出版编研成果、形成专题展览活动。2018年，湖北省档案馆与湖北大学就武汉地区的对外贸易记忆共建达成合作，针对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武汉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开放实录，展开史料收集和保护工作，并选取具有历史代表性的江汉关建立专门的江汉关研究中心，成立海内外江汉关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对研究武汉地区乃至我国内陆口岸的历史面貌和文化价值有重大意义。基于合理化经营和降本增效的考量，越来越多的档案局也开始推行档案外包的合作模式，将部分资源整理和搜集的工作交由具有一定资质和专业性较高的外包企业来具体执行，待城市记忆建设项目完成后，由政府单位统一验收成果。例如南京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均对此有所尝试，利用外包公司对具有某种文化价值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此外还可吸纳民间企业的力量，在企业生产管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少有文化价值的档案资源，尤其是当地支柱性产业的龙头企业，政府部门在对这些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也能对当地产业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江苏省苏州市自古以来就被誉为丝绸之府，从事丝绸纺织业的企业众多，在经营管理中产生了数量庞大且有文化属性的记忆资源，这些记忆资源以丝绸样本为主，图纸、文字说明为辅，由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主持资源整理工作。2018年，“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成功266 时代论坛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3，这其中离不开与苏州本地的各大丝绸企业的鼎力合作。诸如此类的政府主导下的参与模式还有很多，大多是从平台资源共建或专业化档案编纂的角度出发，探索与各类机构的合作共享，因地制宜，打通一条社会参与式的全新链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式构建多是在政府出台相关措施、政策后，使得部分社会公众或机构在政府部门的鼓励和引导下，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并起到协助性作用，同时由政府部门扮演总体牵头和统筹全局的角色4。民众自发的社会参与式构建。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的途径不仅依托于机构，其更广泛的根基来自于民众自发的力量。他们不仅主动记录各类记忆资源，还可以组织各种公益性活动和志愿者队伍来深入挖掘城市记忆资源。由于大多数参与者出于热爱或地域的缘故，他们对根植于当地的历史文化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能够深挖资源渠道，获取不同类型的记忆文化。方言文化是反映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大众型记忆，为保存乡音方言文化，湖北省档案馆开发了方言建档项目，在全省内遴选方言发音人，用方言演绎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微电影短片、纪录片等，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记录下乡音方言的发展变迁，并自上而下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贯穿的城市记忆构建体系。有些民众出于对某种特定文化的热爱，以文本、声音录像等多种形式留住了城市旧貌，记录城市变迁，并将这些大量的记忆资源收集起来，纳入个人的民间档案馆或家族档案馆中。在广东省潮州市，李楷瀚是一位民间收藏家，他自幼便对民俗旧物感兴趣，多年来一直搜集具有潮汕文化特色的老物件。在多年奔走努力下，李楷瀚成功建立了广东省岭海档案馆，并于2017年在潮州市举行了“潮汕记忆李楷瀚民间档案文件收藏展暨广东省岭海档案馆巡展开幕式”，该馆馆藏资源丰富，收藏有侨批档案和潮汕记忆录像等民间档案资源3.8万余件，还有非遗文化“潮州歌册”和“温州鼓词”等的唱本，颇具特色，是十分重要的城市记忆组成部分。积极吸纳民间档案的力量不仅提升了民众参与社会记忆构建的有效性，也形成了对这部分民间文化遗产的有力保护。民众自发的社会参与式构建模式下，其所涉及的城市记忆资源不局限于记录历代当地政府机要部门的文书档案，更聚焦于民众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民生资料。这些资料虽看似平常，却是珍贵的保留原始文化属性的第一手资料。浙江省嘉善县涌现了一批积极参与的热心民众，金身强等向嘉善县档案馆捐赠地方档案史料19件，吴越历史文书博物馆馆长申屠勇剑向嘉善县档案馆捐赠了自清嘉庆年到建国初期的历史文献41件，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重要成果，也是全社会的精神文明财富。目前全国各地开展的城市记忆项目中，均能看到民众自发参与所贡献出的重要力量，这对深入挖掘城市文化价值、记录城市记忆有着重要意义。城市记忆工程的社会参与式问题参与有效性不足。资源数量。在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城市记忆建设的起步时间较晚，目前仍处于资源紧缺的阶段。而构建城市记忆所需的档案信息资源数量庞大，呈现出分散和难以收集的特点，往往会出现参与力量所能提供的内容与项目实际所需不符或重复的现象。参与主体。社会参与城市记忆构建所涉及主体十分多元，来自各方的社会力量在地域范围、年龄阶段、受教育层次、社会身份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广大社会力量的参与既要求资源来源和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也势必会导致合作参与的准入标准降低以及管理的混乱。同时城市记忆构建的相关工作具有较高的专业性门槛，在与各方机构主题进行合作时，难度系数较大，管理机制缺乏完善的流程规范，也造成了主体对接难以交流的局面。参与过程不规范。对社会力量参与城市记忆有关的档案资源建设，我国有关的法律主要包括档案法 及其延伸出的档案实施办法，在档案法的第三条和第九条都对社会力量参与各种形式档案资源构建有所提及。在2007年印发的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中也强调了要建设面向民生的多元化档案资源体系。可以说目前已出台不少相关法规，并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由于目前公众参与档案管理领域的合法性和征集范围有待进一步明确，我国法律对公益性征集档案信息资源的类型范围等尚未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笔者未在相关法律条文中找到对相关资源种类、数量、范围等做出具体明确的规范条款。在相关的参与标准无法给出明确指示的前提下，公民参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无法得到保障。主体部门与社会公众双方一边对机制存疑，一边进行自主试探，这就造成了部分公众有资源但未能妥善收录的局面，影响社会参与社会记忆构建的行动效率和资源质量。参与信息化工作滞后。城市记忆的构建贯穿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的全流程，不仅要注重多元化档案资源的收集和整理，在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下，更要注重如何以现代化、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对参与成果进行开发利用，来提高城市记忆的整体参与效果。档案部门在积极构建社会记忆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社会力量在线下以面对面交流的形式完成记忆资源的收集、开发、利用、汇编等工作，但社会力量往往受到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对远距离出行有较高的抵触心理，社会力量不仅离不开区域本地的民众群体，还需要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境外同胞、全球友人等的协助，传统的线下 267时代论坛交流方式已无法满足跨区域城市记忆建设的需求。同时，在城市记忆建设的开发利用环节，也体现出了较强的滞后性。在城市记忆建设开展较早、有较多实践经验的欧美发达国家，可以采用多种信息化、数字化媒体技术来提升开发利用的效果，而我国各级档案部门由于开始时间较晚，实践经验不足，目前对记忆资源的开发利用停留在传统纸质文献的整理归纳、线下展览等形式。城市记忆工程的社会参与式建议增强社会力量的实质性参与。城市记忆的社会需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所需要的档案资源内容越来越丰富，种类也越来越齐全。同时在公民文化程度普遍提升的文化大环境下，公益意识相关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普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城市记忆构建中，社会力量的主动性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各级档案部门要紧密结合十三五规划工作，将公共档案馆（档案部门）、市场、社会组织三者有效结合，开发民生档案，汲取社会记忆。资源鉴定层面。做好档案信息资源的鉴定工作是保障社会力量参与城市记忆建设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民众自发的公众参与模式下，更要重视对记忆信息资源的择优征集工作。民众由于缺乏对档案专业知识的了解，往往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鉴别，因此要做好档案鉴定工作，并结合相关规范和标准，提升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性。资源利用层面。做好资源利用也是城市记忆工程提升自身公共服务能力和宣传力度的方式之一。随着各种数字媒体的兴起，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小红书、信息门户网站等多种对外媒体层出不穷，为城市记忆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多元路径。辽宁省档案馆积极引导民众贡献力量参与到社会记忆建设中来，在官方网站上专门设立“社会档案人”的参与入口，社会公众可以十分方便快捷地进入网页，并对有关档案资源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通过这些门户网站，可以吸纳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也可以做好对外宣传活动，起到双向互惠的效果。完善资源建设体系保障。健全风险控制的应对机制，建立相关的规范制度。遵守制度法规是开展任何实质性活动的基本要求，依规办事，依法办事更是刻在了每一个档案人的心中。社会力量参与城市记忆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对社会力量还是对档案主题部门，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来约束权力、规定义务并划定职责范围，尤其要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私人档案和国家文化遗产的范围划定需要法律法规给出答案。在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参与中，也要注重记忆资源的保密性和不可篡改性，由于社会参与模式下，城市记忆建设的参与准入标准较低，社会力量在积极参与城市记忆的过程中虽然提供了较大的助力，但仍要重视对其的检查督导5。健全法律法规，一方面可以实现对资源质量的安全把关，为城市记忆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也能保护社会力量的合法权益和公民财产安全。完善用户参与的批评和反馈机制。构建城市记忆的各级主导单位应当及时并充分地采纳社会力量的意见，在资源建设的全流程积极合作交流。例如在官方网站增设交流社区，并建立起有效的参与反馈管理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流程，更有效地倡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城市记忆构建中来。加强数字化资源建设。在广泛凝聚社会力量的前提下，可以将城市记忆开发利用结果反馈到城市和社会中，这一点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将数字化技术手段运用到对城市记忆资源的开发中去，让城市记忆走出档案部门，面向大众，与城市记忆的见证者与记录者共享资源建设结果，并提升档案单位的公共服务意识。利用VR/AR等技术举办线上展览，可以与观看者产生深度交互，并运用先进的音效技术和动画等手段使城市历史文化活起来、动起来。浙江省慈溪市档案局、举办的“浙东科举档案史料展”，运用各种媒体技术，深度展演了浙东地区的科举史，尤其是对余姚、慈溪两地的历史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除此以外，还可以将分布式资源共享理念运用在城市记忆的社会参与式构建中。分布式资源共享是指，它能够使城市记忆在多方社会力量的参与下完成信息资源的收集与共享。英国档案馆与萨里大学合作开展合作，不仅研究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保证文档不可篡改性，还在与开放数据研究院合作，共同聚焦开发确保数字档案长期安全并可持续的技术6。我国可以借鉴上述实践经验，社会力量无需经过繁琐的程序便可实现实质性参与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保证资源的合理合法性。参考文献1谭必勇,陈艳.社会记忆视野下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多元化路径探析J.档案学通讯,2018(1):62-662吴宗宪.论社会力量参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长效机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5):137-142.3方鸣,丁家友,裴洋.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研究以苏州市为例J.档案学通讯,2020(06):54-60.DOI:10.16113/ki.daxtx.2020.06.009.4桂美锐,李爱华.新范式下档案文献编纂的公众参与模式探析J.档案与建设,2019(2):19-23.5陈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档案管理的风险及控制机制研究J.浙江档案,2020(8):21-23.6赵屹.区块链存证：可信的数字档案馆英国ARCHANGEL项目及启示J.兰台世界,2020(02):16-20+24.DOI:10.16565/ki.1006-7744.2020.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