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溪“第一模范区”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为视角.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龙 岩 学 院 学 报 才溪“第一模范区”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 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为视角李顺禹（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福建福州）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才溪苏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民主建政，进行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伟大尝试，创造了第一等的业绩，赢得了“乡苏工作的模范”的赞誉，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条件下治国理政的一次成功探索，雄辩地证明了“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关键词：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局部执政；成功经验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地处福建省上杭县西北部的才溪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各项工作中创造了第一等的业绩，被誉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区、模范乡。年 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到才溪进行社会调查活动，撰写了才溪乡调查，对才溪乡是怎样建设成为先进的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全面的总结，称其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为整个苏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工作指导。一、通过土地革命，构建起乡村社会新的政治秩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占人口极少数的封建地主和富农占有绝大多数的土地，豪绅地主和宗族组织在乡村拥有压倒性的权力与地位，横行无忌。广大贫苦农民则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架构的最末梢，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饱受剥削奴役与压迫欺凌。因此，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要获取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发动农民群众，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为争取广大工农群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要求“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发动和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探索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要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就必须解决好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年 月，中共六大强调要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府，提出党的任务之一就是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年 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提出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坚决实行党的土地纲领，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广泛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并颁布法律明确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大众的”，从而在法律上赋予本归属于广大苏区群众的正当权利。在上杭才溪，农民暴动之前，“地主、富农占人口的，却占有可耕地总面积的；而占总人口 贫苦农民，只有 的土地。”而且“农民平均每户仅有 亩多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被迫租种地主的田地，遭受重租剥削，一般山田要交 至 的租谷，肥田租谷高达。”残酷的压榨使得贫苦农民生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李顺禹，男，福建尤溪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副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福建地方史。才溪“第一模范区”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 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为视角专 刊活困苦、流离失所。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年 月，才溪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此后，在红四军两次入闽大好形势下，才溪人民发动武装暴动并取得胜利，并于 年 月 日成立了才溪乡革命委员会。年 月 日，才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溪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分田斗争。通过土地革命和分田斗争，经济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挣脱了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年 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由下而上地建立苏维埃的群众政权组织，以确立工人贫农的领导权。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即闽西土地法）提出要“用革命的方法，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归于农民生产者”，这就铲除了地主阶级和宗族势力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地主作为阶级革命的首要对象，被苏维埃政权“施行严厉的制裁和镇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法中规定：“凡满十六岁的男女而非剥削劳动者（资本家地主等重利盘剥者）、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均有进行苏维埃选举权。”年 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苏维埃政权组织法，对各级苏维埃代表职业成份的比例进行了规定，县人民代表中“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农民占百分之六十，士兵占百分之五，教员学生占百分之五。”区人民代表中“工人占百分之二十，农民占百分之七十，士兵占百分之五，教员学生占百分之五。”乡人民代表中“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工人占百分之二十。”这样，苏维埃政府就将地主阶级及其他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拒绝于政权之外，打破了地主阶级和宗族势力对乡村权力的垄断。而作为乡村的主要群体，农民通过土地革命在政治上完全翻了身，一跃成为苏区农村的政治主体。毛泽东在才溪调查中发现，在上才溪 个代表中，在原先只有 个工人代表的基础上又增加 人，达到 人，其余的为农民代表。下才溪 个代表中的工人比例也大为提高。从才溪选举的代表数来看，正说明了苏维埃政权代表着工农阶级的利益。通过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在乡村中推行新型的苏维埃制度，将乡村权力从地主豪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而且随着对地主、豪绅、富农、中农、贫农等阶级概念的区分与定义愈发细化，阶层出身的不同决定了革命与否、进步与否，使得阶级界线愈加明确而不可僭越。如“富农家中之女子因没有选举权，纷纷到政府要求离婚，不愿做富农老婆（旧县才溪两区）”，加剧了乡村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的变动，贫农跃升为农村政权的指导阶级，这就改变了旧有阶级关系和政治格局，实现了乡村权力秩序的重新构建。二、实行民主选举，激发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广大贫苦农民在革命后改变了其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跃升为苏区农村政治生活的主体，但并不意味着其作为权利的主体的民主意识的觉醒，有些选民并没有认识到选举是一种权利的体现，“有些群众开了选民大会后，还不知道做什么，有些群众，不到选民大会，说我们知道什么让他们去干就是了。”如果随意地放弃行使选举的权利，就会弱化选举的广泛代表性。因此，要将原本孤立、分散的且游离于政权之外由宗族所统治的底层群众有效地纳入到崭新的苏维埃政权体系之中，就必须不断激发农民参加选举运动的主动性。为实现对乡村秩序的彻底改造，培育广大工农群众的民主意识以提高选举的实效，建立起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工农兵政权，才溪乡在选举动员、选民登记、选区划分、名额分配等选举的各个环节都依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选举法令和选举程序，规范化地开展选举各项工作。一是由“选举委员会领导选举”，作为领导选举运动的专门机关。“召集党的团的区委扩大会，支部大会，再召集区苏扩大会乡苏代表大会讨论领导全区全乡的选举的工作并组织选举委员会乡选举委员会分会等其他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会等”，以加强党的组织领导。二是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的选举动员工作。才溪各乡村的宣传队“挨户宣传，还表演新戏及化装演讲等，学校里俱乐部都动员起来运动了”。先是召开党团员会，尔后又召开工会、贫农会、妇女会、互济会等各群团会议，并印发宣传小册子和标语。“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宣传选举的意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才溪选举宣传过程中“组织了化装讲演，演新戏，俱乐部开晚会，各学校上选举课等，造成选举的热潮”，进行了公开的表扬。在才溪，通过普遍深入的宣传动员，广大才溪群众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除了因生病、生育及担任警戒、外出公干的人未参加外，全乡有 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大会，更有老人撑着拐棍参加选举大会。通过参加才溪“第一模范区”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 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为视角专 刊乡苏维埃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选举活动，使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也为才溪乡的选举运动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是进行居民选民登记，并“发榜三张”。名单上不仅“写了有选举权无选举权，并把他的成分和工作和斗争历史也用了红纸和白纸分别布告全乡。”四是对代表的候选名单进行贴榜公布，候选名单是“经过了共产党员及共产青年团支部及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讨论提出的，交选举委员会发布”。每村贴一张，每张上都写明候选人名字，接受群众监督。名单贴出后，群众会根据代表的政治表现按最积极的、中等的、最差的三个等级分别在每个候选人名下注明意见，有注“好”与“不好”的，也有注“同意”与“消极”的。如果代表工作消极，只顾自己的生活，漠视群众的利益，就会受到群众的批评。被群众多次批评之后如果仍是工作消极，不但可能要被群众标明“官僚”，还要“被代表会开除”。五是召开选民大会，乡苏维埃向选民报告政府有关土地斗争、生产发展、扩大红军、经济动员等工作，并“发动选民提案交新选代表讨论”。六是召开选举大会，选民可以充分地、直接地表达自己对候选人的意见，并进行公开民主表决。无法胜任工作或选民不满意的代表或被罢免或是将在选举中落选。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上才溪原来的 名代表中，只有 人再次当选，落选的有 人，新当选的有 人。下才溪原来的 个代表中，只有 人再次当选，落选的有 人，新当选的有 人，充分说明了选民具有罢免权和改选权。此外，选举中还注意工人和妇女代表的当选。在上才溪，个代表中，工人有 人，占代表总数的。选举过程中也充分保证妇女的权益。上才溪 个代表中，妇女代表有 个，占。下才溪 个代表中，妇女代表有 个，达到。通过严格的直选程序和差额选举法，由全体选民直接选出，群众进行全程监督，有利于“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份子选进苏维埃”，从而建立起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民主政权，既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行政合法性，也从制度上保证了工农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以落实，保障了参政议政权利。对此，毛泽东称赞才溪乡的选举是“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三、密切联系群众，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土地革命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代表工农利益的民主政权。新生的红色政权要想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寻求生存和发展，将分散的乡土社会整合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就必须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与苏区建设，创造出有别于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执政实绩。苏维埃作为一新的国家政权形式，是由群众选举产生的，在领导人民群众举办地方事业、宣传并实现土地法和劳动法，以及扩大革命武装和发展苏维埃区域等一切工作中，都必须“真正建立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之上才能胜利，而且获取成功，因为必须有群众的力量才能做到。”才溪苏区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是乡苏维埃，是全乡“工农兵自己选举代表组织的政权机关”，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同时也承担着党和上级苏维埃政府赋予的职责，执行“掌管各该级的一切权力，行使一切职权”。与此同时，作为行政权力的末端，乡苏维埃政府又要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全面介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工作实践中及时解决广大工农群众的各类诉求。人民群众是红色政权的力量源泉，由广大工农群众选举产生的代表，就必须和群众保持最为密切的联系，才能吸引工农群众参加管理政事。为此，才溪乡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了代表会议制度。一是实行代表主任（代表团）制度，即每个村由 或 人组成代表团，每村选举一名代表成为乡苏的“代表团”，每次代表会开会之前，先召集代表团开会，而比较小的工作就由乡苏的主席召集各代表团开会解决。二是实行代表与固定联系选民的制度，即每个代表固定联系所在村 至 人不等的居民。通过此种方法，一方面，有利于代表将其固定联系的群众意见与提案及时上传到乡苏维埃去讨论，并得到第一时间的回应与解决，从而加深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有利于把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以及乡苏维埃的各项决议及时下达所联系的居民，并领导他们坚决地贯彻执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上下联动；再一方面，乡苏维埃政府既是议事机关，也是执行机关，工农群众既可参加议事，也可对代表的工作进行直接监督，从而增强代表的责任感，切实担负起执行苏维埃的工作。毛泽东因此认为这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为畅通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表达和监督反馈渠道，才溪乡在政权机构中设立各类委员会，有常设性的才溪“第一模范区”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 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为视角专 刊如拥护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劳动、土地、山林等委员会，也有临时性的如选举委员会、查田委员会等。此外，才溪乡还建立了覆盖面极广的各类群众团体，如工会、贫农团、赤少队、合作社、反帝拥苏同盟等群团组织，既将乡苏维埃政权延伸到每个民众，弱化和消除了封建宗族组织对群众的影响，又通过吸收工农群众加入多种多样的群众团体，参加政权并管理乡村事务，为群众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平台，保障了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生活，从而发挥了联系、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重要作用，使广大群众“象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不断加深对党组织、各级苏维埃休戚与共的信任感和责任感。因大批青壮年参加红军上前线，才溪各地普遍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上才溪 的青壮年男子外出参军，全乡只剩下 个男劳力。翻身解放的才溪妇女们不论是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还是参加生产劳动、进行各项经济建设，都成为“一支有力的产业军”。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就称赞才溪妇女：“耕种主要依靠于女子”，先前能用牛耕田的妇女只有 人，现在达到了 人，能莳田的也 多人。广大妇女不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各项政治运动中，也敢于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这些妇女参加工作后，“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对乡苏的工作以及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婚姻问题等进行讨论，从而切实保障了妇女的利益。正是因为才溪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乡村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和控制，保证了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加符合实践的要求，为党在局部执政中开展乡村社会治理、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四、稳定苏区经济秩序，切实改善苏区人民的生活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要调动群众参与民主管理和社会活动，必须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否则将使“反动派易于反动宣传”，以致出现“群众脱离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因而，如何解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改善苏区群众的生活，满足群众的实际生活需要，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工作任务。通过土地革命，贫雇农因为平均分配土地而成为新的个体劳动者，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生产，扩大耕地面积，粮食不仅够食用，甚至有所剩余。但也应看到，在才溪，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有绝对的地位，而且由于苏区长期面临着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经济封锁、激烈的革命战争和苏区经济制度尚未完善，造成苏区经济窒息的局面。此外，才溪苏区的主要的生产是农业生产，但由于支援革命战争，大批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上前线，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加之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的摧残、掠夺以及地主、富农的破坏和偷贩耕牛，致使耕牛严重紧缺，仅才溪乡无耕牛的农户就占，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为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才溪乡除了发动妇女、老人、儿童参加农业生产之外，还首创了劳动力互相调剂的新劳动形式，即组织耕田队与劳动合作社。年春，为帮助红军家属及群众互助，才溪乡组织了耕田队，每组 人，人为一班，人组一中队，人编一大队，上下才溪各有 个大队。年夏，在耕田队的基础上以乡为范围、村为单位，建立由 人组成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设主任 人，个村各选 人担任委员，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生产互助，调剂农村劳动力。劳动互助是“议定每天工钱二毛，男女一样，紧时平时一样。”群众帮助红属要自带饭包（不带菜）和农具。每个村的委员登记村中劳动力的情况，有请工、帮工必须经委员会同意，不得私请。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导致苏区农副产品价格猛跌，如谷物的“暴动前每担（一百斤）十元，一九二九年二元五角，一九三年五元，一九三二年六元二角，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元，十月五元。”作为苏区重要出口产品的纸，其价格也是暴跌，“暴动前每球（四十斤）草纸四元五角，一九三一年六元，一九三二年五元，一九三三年一元五角”，以致“无人造纸了”。这就使得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愈发严重，严重影响了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为调节粮食价格，减少“剪刀差”现象，才溪乡于 年创办了粮食调剂局（年 月改名为粮食合作社），由群众募集股金。每乡组织 个调剂局，全区有 个局，共有股金 元。在粮食收获的季节以高于市场价向社员收购谷子入仓，用乡苏长条标封，待青黄不接之时按买进价格略除耗失后再卖给社员。卖出时先卖给红军家属，后卖给困难群众。如果红军家属无钱的或群众特别困难的，可以先借给，等割完谷子后照数归还，且不收取利息。正是有了粮食合作社，即使在“上村、障云两乡发生饥荒”，在全区合力救济下，“结果无饿饭的”。毛泽东把这归功于才溪“第一模范区”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 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为视角专 刊“调剂局调剂之力”。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之下，苏区重要的民生物资紧缺，如食盐在“暴动前每元十斤，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春仍是十斤，此年复贵至七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十四两。”洋油在暴动前“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一九三三年每元仅买一斤五两”。因此，苏区“极大的问题是要打破封锁”。为冲破经济封锁，解决物资困难，才溪乡组织建立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购买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等各类合作社，仅消费合作社就有 个，包括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等等。加入消费合作社的社员，上才溪占总户数的，下才溪达。合作社把收购来的农产品如土纸、烟草、米谷以及鸡鸭蛋运到白区，换回盐、布、药材等生活必需品，按成本价出售给群众，物价大体上是暴动“前后略同”。通过建立各类经济合作组织，整合了有限的资源，对调剂苏区物质流通、防灾度荒，保障军需和改善农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群众不仅能吃饱了，并且还可以卖给红军、买公债和兑换油盐，以暴动前只能吃 个月米饭和暴动后可以吃 个月米饭相比，改善了。吃肉也改善了，穿衣则改善了。才溪乡群众对此也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合作社第一好”，毛泽东也称赞这些方式是“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总之，才溪苏区在进行劳苦大众自己当家作主的伟大尝试中，以高度的革命感和责任感，努力创造“一流工作”，改变了才溪苏区的社会风貌，发展了生产，密切了军民关系和党群关系，提高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威信，赢得了“乡苏工作的模范”的赞誉，为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局部执政树立了典范，积累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注释：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年 年），甲，年编印。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政府文件）（年），甲，年编印。参考文献：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才溪革命史资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黄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