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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吴越
2002年7-8月间，我受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改写《水浒传》少年版。由于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特殊性，我专门为少年朋友写了一篇《导读》，阅读《水浒》少年版的朋友参考。
我不是研究《水浒》的专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领导要求我把《水浒传》改写为拼音文字，我则先从研究《水浒》用词着手，反反复复看了多遍《水浒》及一些参考书，记过一些读书笔记，并写过《<水浒>方言词语例释》一稿，可惜这件工作1957年之后停顿了。如今事隔将近半个世纪，从新“捡”起来，不免有些“手生”。所谈观点虽然都是我最近形成的，但也不知是否妥当，请读者不吝指教。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
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内容不同，风格迥异：《红楼梦》最善于写情，不但写了大观园中“哥哥妹妹”的儿女情长，也写了人生百态，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三国演义》最善于写战争和人际关系，是一部半文言的政治历史小说，所有人物、故事，基本上都有所本，可以说是“九分真一分假”；《西游记》最善于写佛道神仙和妖魔鬼怪，除了唐僧到西天(印度)去取经是实有其人其事之外，其余都是想象中的神话；《水浒传》呢？最善于写坏人，最不善于写战争，其人物、故事，却只有一分真、九分假，严格地说，它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一部虚构的演义小说。——所谓“演义小说”，指的是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历史上的确有过，但有相当一部分却是编造的。
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借助文学艺术的力量，在中国早已经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了。但是其中只有三十六个人物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余七十二个，大都是创作出来的“子虚”加“乌有”。单说人物，就已经是三分真七分假了；再加上三十六个人的故事当时并没有客观具体的记录，大部分是根据传说编造出来的，这样一算，岂不就只有一分真、九分假了？
《水浒传》可以说是一部“奇书”。说它“奇”，不仅因为书中的人物生动、故事有趣、文字优美，而在于他的取材：在古今中外成名的小说中，至今也只有这样一部《水浒传》，是以土匪强盗及各种坏人做主角，而且是拿他们当作“忠义”的正面人物来鼓吹歌颂的。正因为如此，《水浒传》出版四五百年来，有人说它好，也有人说它坏：说它好的，把宋江等人捧成英雄，连书名都改成《忠义水浒传》、《京本忠义传》等等；说它坏的，认为它颠倒黑白，把为非作歹的恶霸匪徒吹捧为行侠仗义的豪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被朝廷列为禁书，不许出版发行阅读。即便解禁以后，民间也有“少不读《水浒》”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少年人思想认识单纯，对是非好坏的分辨判断力不强，容易拿书中的霸道匪气当作英雄业绩去模仿学习，成了少年犯。直到几年前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还有人反对它得奖，原因就是指责它“是非不明”，歌颂了为非作歹的坏人，有负面影响。
阅读古典文学，不像看儿歌、童话、革命英雄故事那么简单。古典文学第一产生在古代，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第二产生在封建社会，不但立场、观点和现代人不一样，甚至还有相当多的封建迷信、诲淫诲盗之类的糟粕部分。因此对少年读者来说，读起来可能要吃力一些。我们希望小读者通过阅读古典文学来增加历史知识，同时学会开动脑筋，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历史事件，从中学会正确地思考问题。
我们这个版本，虽然把原著中封建迷信、诲淫诲盗的情节全部删除了，但是整个故事的中心主题思想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我们特别写了这篇导读，用最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中学生所能够接受的语言，让少年朋友在阅读《水浒传》之前，先知道一下这部书的背景知识，以便分清是非丑恶；同时在每一回书的后面，利用空白的版面，写几句短短的“简评”，针对本回书中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帮助小读者更好地理解。
一、《水浒传》的历史背景及形成
《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淮南地区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历史故事。宋江实有其人，在正史和野史中都有记载。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四》中说：“(宣和)三年春正月……是月方腊陷婺州①，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二月庚午赵震坐弃杭州，贬吉阳军②，罢方田。甲戌降诏招抚方腊。……是月方腊陷处州③。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④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四月庚寅，忠州⑤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⑥。”
① 婺州——今浙江金华。② 军——“军”是宋代的行政区划之一。宋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后又增加三路，共十八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路下面，又分府、州、军、监。吉阳军、淮阳军以及后文小说中写的无为军，都是小于州府的城镇。淮阳军应该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③ 处州——今浙江丽水市。④ 楚、海州——楚州的辖境历代不同。宋代的楚州治所在山阳(不是陕西的山阳，而是今江苏淮安)，辖境相当于今天江苏淮河以南、盱眙[音xū-yí须移]以东、宝应盐城以北地区。海州故治在今江苏北部灌云县西南。⑤ 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⑥ 清溪——应作青溪，今浙江淳安县。
这里的记载，时间地点都很清楚：宋江进攻淮阳军和招降的时间都在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二月，比方腊起义稍晚，是在方腊已经攻下杭州、处州之后投降的。
关于宋江投降的经过，《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中有更详细的记载：“……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音chān搀)所向①，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加直学士，徙济南府。”这一段记载分明说：张叔夜是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在海边逼降了宋江，然后升为济南府知府的。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侯蒙传》和《东都事略·侯蒙传》中也说：“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罢(中书侍郎)知亳(音bó博)州，旋加资政殿学士。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东都事略》作“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
这一段记载，说的是侯蒙在当亳州知州的时候，曾经上书徽宗，认为宋江能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必定是个大能人，建议赦免他的罪过，让他带兵去征方腊。传中没说皇帝是否同意他的建议，却为此把他升为东平府的知府。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据此可知：方腊起义的时候，宋江还没有投降。这一点与《徽宗本纪四》的记载相同。方腊于宣和二年秋冬之交起义，三个月时间内，占领了睦州②、杭州等七州四十八县，宣和三年四月兵败被俘(晚于宋江投降两个月)。
① 使间(音jiàn鉴)者觇(音chān搀)所向——派遣间谍窥测所走的方向。② 睦州——今浙江建德(新安江市)，下辖淳安县，是方腊起义的地方。宣和三年方腊起义失败以后，睦州改名严州。
方腊起义军，是一群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的乌合之众，从起事到灭亡前后一共不过半年多时间。事实上，即便宋徽宗同意侯蒙的建议，让他到东平府(梁山泊就在东平府的管辖下)去当知府，主持招安事宜，一方面是他还没到任就死了(到底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一方面即便等他到任，再去招安，方腊起义也早已经平息下去了。
以上是正史的记载，此外的野史记载还很多，如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史书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宋史》称宋江为“淮南盗”，这有两个概念：一个指他是淮南人，一个指他在淮南开始“作乱”。从上下文及其他记载看，指他是淮南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关于宋江“横行”的地区，史书上一说是“河朔”，一说是“齐、魏”。河朔，是泛指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齐，是山东北部和河南东南部；魏，是河南北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和河北北部。从“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这句话分析，意思是“原先盘踞在淮南(不一定是淮南人)的匪盗宋江等人进攻河南东部的淮阳军(应该就是今天河南的淮阳)，派军队去征剿，宋江等人又窜到京东(开封以东地区)和长江以北，到了江苏省北部楚州、海州地区”，分明没有到过“河朔”或“齐、魏”，最后也是由在苏北的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的。宋江等人投降以后，怎么做官，怎么去打仗，就没有史料记载了。
由此可见宋江是“淮南盗”，据点在江苏北部，而不是“山东及时雨”，据点也不在“梁山泊”。
山东梁山县境内，的确有一座梁山。但那是一座只有海拔197.9米的小山，既不雄伟，也无险可守，绝不像《水浒传》所说的那样：四面是高山，中间是平地，建有宛子城、忠义堂和六关八寨，山下有金沙滩、鸭嘴滩、蓼儿洼，山的四周有八百里梁山泊！
在元人杂剧中，梁山的气概那可就更加不凡了。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中说：“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①，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音yùn运)，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船；三十六座宴台楼，聚得百万军马粮草。”《水浒传》晚出于元人杂剧，所谓的“八百里梁山泊”，很可能就是从这个“方圆八百里”演化出来的。要知道，洞庭湖的直径还不到一百里，太湖的直径也不过一百里，中国与俄罗斯共有的兴凯湖，南北最长的直径也不到二百里！如果梁山泊按圆周计算方圆八百里，直径也在二百里以上，岂不成了中国第一大湖？——古人写书，不作调查研究，信笔写去，已经习以为常了。《水浒传》中的地理错误，多得不可胜数，这里不详细列举，放到每回书后面的“简评”中再说。
不过把宋江故事的核心地点设置在梁山泊，绝不是作者的心血来潮或随意安排。梁山一带，处于鲁西南与豫东结合处，梁山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建立的，以前隶属寿张、东平、汶上、阳谷、郓城等州县节制，实际上是个“五不管”地区，长期以来土匪多如如牛毛。《宋史·蒲宗孟传》中，就有“梁山泊素多盗”的记载。而且有的不分善恶，逢财就抢，有的杀富济贫，抱打不平，被人称为“义匪”。清初曾在这里设置“梁山营”(全称为“梁山营都阃[音kǔn捆]府”)，负责东阿、东平、寿张、郓城、汶上五县军事事务，主要防止匪患和百姓造反，营址就在今天的梁山县城内，占地五十余亩，有营房、府街、演武厅、关帝庙、戏楼等建筑。《寿张县志》记载：“梁山营，都司统之，驻梁山后集，顺治七年设客兵三百名，守备一员领之。”
① 济阳——有两个概念：指县，在今济南北面；指郡，在今河南兰考。从“北靠青济……”文字看，似乎应是后者。
梁山营都阃府为武职四品，多为武榜眼、武探花、武进士出身的旗人，也有行伍出身的汉人，战乱时也曾起用过地方名流富绅。辖五营、四汛①，阅边时可北至东昌(聊城)，南至曹州(菏泽)，西至范县，东至兖州，隶属满清中央政府直辖。当地至今还有“梁山营的兵——精(京)兵”这样的歇后语。辛亥革命后，梁山营撤消，这里又成了“强盗窝”。民国年间，还有个刘洪周在这里落草为匪，是一支远近闻名的土匪队伍。一九三九年秋，八路军鲁西抗日支队任命刘洪周为鲁西抗日独立旅三营营长。可惜匪性不改，后来又反水，最终被镇压了。
可见，梁山地区自古就是个出名的土匪窝儿。历史流传中的宋江似乎是个“流寇”，说书人才把宋江的据点安排在最出名的土匪窝儿梁山上的。
宋江一伙儿究竟有多少人？侯蒙说他“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这可以有三种解释：一是他一共只有三十六个人，这似乎又太少了些，三十六个人再怎么厉害，总不至于“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二是“三十六”为虚数，不是实指(梁山当地民间就有“大杆子三十六，小杆子七十二”的传说，杆子指土匪团伙，三十六、七十二泛指数量众多，不一定是实数；也可能据此演变为《水浒传》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因此，第三种解释：这三十六人是头目，下面还有许多士卒，就比较合乎常情。
宋江能够带领三十六人(及其部下)纵横千里，“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侯蒙说他“其才必过人”，是有道理有根据的。但是到了《水浒传》里，尽管作者一个劲儿地夸他如何“仗义疏财”，如何“爱结交天下豪杰”，还给他起了一个“山东及时雨”的浑名，但是所描写的故事，只要稍稍有些头脑、有些是非感、正义感的人，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出他不但是一个言行不一、嘴甜心苦、心狠手辣、阴险狡诈的小人，只不过比王伦更有手腕而已，而且许多作为简直毫无人性、毫无血性。为什么历史上这样一个“其才必过人”的人，到了小说里，会蜕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其原因和过程，当然是很复杂的。
① 汛——明清时代地方军队的驻地叫汛地，兵叫汛兵。
《水浒传》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施耐庵死后将近200年了)的一百回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又出现一百二十回刻本，比嘉庆本多了平田虎、平王庆的二十回书。但是有人认为一百回本是施耐庵的“原本”，有人认为一百二十回本是原本。多数人倾向于一百回本是原本，平田虎、平王庆是后人添加的，理由是这两次征战中一百单八将一个也没死，太神了。清代比较流行的，是金圣叹①“腰斩”后的七十回本。而在明代以前，早在南宋时代，就已经有“水浒英雄故事”流传了。
① 金圣叹——1608-1661, 文学批评家，明末清初江苏吴县人，本名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曾于明崇祯年间批改《水浒》，删去七十一回以后受招安、征方腊等内容。清顺治十八年，因联合士子向省级官员检举当地官员贪污，受到官官相护的陷害打击，以莫须有的叛乱罪被凌迟处死。
宋代是“说书”这一文学形式的兴起时代。宋人话本中，就已经出现了水浒人物的故事。南宋罗烨(音yè页)的《醉翁谈录》中，就记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篇目，应该就是《水浒》人物孙立、杨志、鲁智深和武松的故事。最早“公布”宋江等三十六人名单的，是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中所辑录的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宋江、卢俊义、关胜、阮小七、刘唐等三十六人的姓名都齐全了。南宋末年或元朝初年，就已经有更详细的讲宋江故事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流传。
《大宋宣和遗事》是一部宋代人的笔记小说辑录，也可能是讲史人的话本底本，编者不详。讲史就是讲历史故事，但不是老师讲给学生听，而是专业的“讲史人”讲给不读书的人听，是一种民间文艺形式，是宋元话本的前身。《大宋宣和遗事》内容可以分为十段：第一段讲历朝历代荒淫无道的昏君，一直讲到宋徽宗；第二段讲王安石变法； 第三段讲宋徽宗任用蔡京；第四段讲宋江等三十六人(其中包括晁盖，关胜则作关必胜)聚义，最后被张叔夜所平，内容已经有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征方腊等故事，可以说已经初具《水浒传》的雏形；第五段讲宋徽宗与妓女李师师的故事；第六段讲宋徽宗和道士林灵素的故事；第七段讲东京汴梁(今开封)元宵节放花灯的盛况；第八段讲金兵入侵，攻陷京城；第九段讲金兵掳徽钦二帝北上；第十段讲康王南渡即位，定都临安(今杭州)。各段来源不一，文风也不一致。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南渡以后辑录的宋代人作品。第四段以后，就大都是《水浒传》所涉及的内容了。
此外，在元人杂剧中，也已经有《黑旋风李逵负荆》、《梁山七虎闹铜台》、《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之类大量的水浒故事出现。只是《宣和遗事》和元人杂剧中关于聚义的地点和人数则不相同：史书中说宋江等人“横行于河朔”，河朔，是泛指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所以《宣和遗事》中写宋江的聚义地点在太行山；而元人杂剧则写宋江的聚义地点在山东梁山泊，搬到黄河以南去了；人数则从史书记载的“三十六人”逐渐演化扩大成“一百单八将”。
因此，说《水浒传》是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选择、编辑、补充、发挥而成，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二、关于《水浒传》的作者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早在明代，就有三种说法：罗贯中编；施耐庵编；罗、施二人合编。例如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现代人则大都认定是施耐庵所编。不管是施、是罗还是施罗二人合作，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力创作，而是根据前人的零散单本稿件进行统一编纂，再加以发挥扩充，则是一致的。因为在最早的《水浒传》出版之前，就已经有宋江故事流传并有书籍出版了。
因此，《水浒传》只有“编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说的“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编者的姓名，目前一般认定是施耐庵，少数人以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编，并认为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更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造个元代人名字随意加上去的。
用今天的读者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是有版权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愿意署名呢？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要饭的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名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人”。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思想陈腐一些，而且有些夸耀才华，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资格，就是明证。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孽，要受到责骂、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说得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来污蔑小说家的地步了。
① 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州知府。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 高兰墅——高鹗(1738?-1815?)，字兰墅，别署红楼外史，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所以说他“终生困厄”。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作者不敢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里咱们姑且按照一般的说法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罗贯中。那么咱们先来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历史如何。
遗憾的是：关于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目前一般的说法是：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2)中的进士，曾在钱塘当官两年，后终生不仕，立志著书。生卒年月大约为1296-1370年(元元贞二年至明洪武三年)，也就是说：考中进士的年龄大约是三十五岁至三十八岁，做官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至四十一岁，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十五岁。
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陕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月约为1330-1400，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那一年，罗贯中刚出世；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有《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龙虎风云会》等共有几十种。但是从文字水平看，有的文字水平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有可能是伪托。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本(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粗粗一想，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的年龄是四十二岁，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应该定稿了。一般说来，老师水平总应该比学生高些，但是事实上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施耐庵著述三十多年，一生只编撰了一部《水浒传》(也许还有别的著作湮没了)，而罗贯中一生却写了十几部书；罗贯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水浒传》如果经过罗贯中编辑整理，战争场面应该写得比现在的版本更好一些，作为学生，而且参与“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见老师的作品中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水浒传》里的地理性错误相当多，单是常识性的，就不下几十条，这里不一一列举，只说几处最突出的：
第一，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几乎是一条向南的直线路线。书中通过杨志的口说，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最后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个黄泥冈，按书中介绍，却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后文又说：二龙山、桃花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
第二，戴宗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出发到开封去送信，不走直线经汉口、信阳，却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到山东去，在梁山泊经过！
第三，为了救宋江，梁山好汉二百来人不远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劫法场，回去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这样的军事部署，不懂打仗的假冒伪劣军师吴用也许敢于这样做出，懂得三国纷争的罗贯中，敢于这样写么？不要命了呀？
第四，为了救史进和鲁智深，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沿黄河而上，经过都城开封和“泥丸可封”的天险潼关，直达华州，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救出史进和鲁智深，又平安回到梁山，也是来回三四千里！——这简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神话！宋代的军事力量的确比较薄弱，被称为“宋鼻涕”，版图最小，四周都是强敌，国内还有许多“独立山头”，但也绝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宋江如果仅带一两千或七千人马就能够做到“纵横天下”，“大宋”的江山不拱手让给宋江，也早已经被“异族”所吞并了。
像这样的笑话，熟悉三国战事艰辛的罗贯中，会这样写么？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江大军一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据我高中时代的同班同学、浙江水浒学会会长、杭师院中文系主任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小到一个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具体、详细而准确，真是熟之又熟，一点儿错误也没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没有到过北方，是个南方人，而且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
除了地理方面的错误之外，气候方面的错误也不少。下面也随便举两个例子：
“风雪山神庙”之后，那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得紧，可是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也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不但这一年梁山泊湖水没有结冰，整部《水浒传》，梁山泊就从来没有结过冰！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的时间，也正值冬令，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就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就得拖着走)，就那冰封的湖面，所有的马匹都要滑倒，哪儿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而否定了《水浒传》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的说法。其实《水浒传》的故事来源是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话”，也就是“首都语言”开封方言，这是不足为怪的。有许多方言语词，很可能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
三、怎样理解《水浒传》的积极意义
《水浒传》多年来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被封建统治者所痛恶，这与它的积极主题分不开。这个积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个字。
杀贪官，老百姓绝对高兴，当然拥护；有人造反，朝廷必然震惊，肯定要镇压。
《水浒传》就是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书。它的前半本，通过各种典型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为代表的官府是多么的昏庸和可恶，特别是通过林冲的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就只能上山为匪，其真谛是“官逼民反”；后半部书是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造反必须彻底”，不能投降，如果投降了，就会走到“造反”的反面，第一是当了朝廷的鹰犬，去打同样是造反的弟兄；第二是兔死狗烹，最终免不了还是要被昏君和奸臣所迫害的结局。
《水浒传》的作者非常明白：古往今来，凡是造反大业，绝不是依靠几个满口仁义道德、会念诗云子曰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写几篇妙笔生花的诗词歌赋所能完成的。造反是真刀真枪、赤膊上阵、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尽管历史上的造反大军中都不乏几个手摇鹅毛扇、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谋士，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正冲锋陷阵、过关斩将的，还要靠武将，靠英雄。
当丞相的，必须“十年寒窗苦读，胸罗锦绣万卷”；当武将的，“英雄不怕出身低”，哪怕你原来当过奴才讨过饭，甚至杀过人当过强盗，只要辅佐“贤主明君”把天下打下来了，就可以封王封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因此，贯穿于整部《水浒传》中的，都是这种“会杀人者即英雄”的中心思想，而不论其杀人的动机与效果。不但林冲为报私仇杀了陆虞候是英雄，武松为报兄仇杀了奸夫淫妇、为黑吃黑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是英雄，鲁达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是英雄，连李逵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只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的杀人狂浑人也是英雄，连张青、孙二娘这种不管好人坏人只要你有钱就杀了你做人肉馒头的“铁杆歹徒”也是英雄。
这部单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格格不入，就是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杰也无法相容——因为“侠客”的主旨是“侠意识”，其行动“除暴安良”；而《水浒》英雄的主旨是“霸意识”，其行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体地说是“除良安暴”或“除暴安暴”。
那么，是《水浒传》的作者头脑不清、观点不明、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英雄”么？也不是的。
要想读懂《水浒》，首先必须了解一个前提：《水浒》故事，包括《大宋宣和遗事》、元人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以及《水浒传》的成书，都在元代。元代是个异族统治中原的朝代。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对于由哪个民族来当统治者，应该一视同仁，无可厚非；但是倒退六百年，当时的统治者蒙古人，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视自己为高贵的民族，对包括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采取的却是残酷统治和武力镇压政策。民间传说：当时每十家人家要养一个蒙古人，十家人只许用一把菜刀，还要由这个蒙古人保管，所有的“南人”，衣服上都要缝一块写有“南人”字样的标签，以表示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没有平等之可言：评理必输，打官司必败。
另外再请注意一点：宋元时代，是我国说唱文学鼎盛的时代，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元人话本，却极少有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统治十分严酷，即便有人写了，也不可能拿出去演唱，更不可能流传下来。
但是汉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第一是正统观念，视蒙古人为“异族”；第二是道德观念，讲究“礼仪”和“伦理”。汉族人对异族的统治不满，是必然的。在高压政策下，不可能喊出打倒异族的口号来，于是就写鼓动造反的书，目的是“唤起民族英雄们”，起来造反。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最容易满足、最谨慎安份的一个群体”①，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裳穿，不把他们的土地、儿女抢走，大都不愿意去造反；而能够被“唤起”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是包括痞子、赌徒在内的“游民”，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联合起来，上山造反。
要造反就要杀人。你不会杀人，我来教你杀人。作者生活在元代，他不喜欢那个政府，希望那个社会越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鼓吹“善杀人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
一个造反集团，必须有一种“粘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在今天，革命者有理想社会，有奋斗目标；在六百年前，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朝换代”。哪怕我来做皇帝还不如你。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造反者不能人人当皇帝。能把造反者凝聚成一个集团的力量，除了造反成功能够当开国元勋、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目标之外，主要是“义气”二字。只有在“义气”的感召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
施耐庵将近四十岁才考中进士，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官，就“终身不再仕、立志著书”了。一个刚刚金榜题名、仅仅做官两年的人，为什么“急流勇退”？而且退下来以后是做这样一件既无名可得又无利可图的勾当？这其中肯定经受过痛心的打击和认真的抉择的。只是今天没有材料可查了。
四、关于《水浒传》的一些评论
(一)《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
有一段时间，某些文学评论家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水浒英雄们划到了“农民起义”的范畴中去，一方面在水浒英雄们的头上戴上了“革命”的桂冠，一方面又谴责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立场。今天看来，这是一种误导。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衡量一下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究竟哪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除了解珍、解宝是安份守己的猎户、阮氏三雄是地地道道的渔民之外，其余的人物，大都是军官、地主、吏役、商人(包括店主)、土匪、游民。就是被认为“革命性”最强的李逵，虽然出身农村，但是打死人之后逃亡在外，当了狱卒，已经不是农民，而是个强索硬要的无赖、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抡起板斧排头价砍去”的嗜杀的浑人了。这里面还有像卢俊义这种根本不想造反而是被吴用设计搞得他家破人亡、走投无路“逼”得他不得不上山的“被裹胁者”。因此，尽管林冲和卢俊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他们两人在本质上绝对不同。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其成员的出身、成分，大都很复杂。要求农民军中个个都是农民，就好像要求共产党员个个都是工人一样不现实。评价一个人、一个集团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进步的、反动的，要看他或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地看待、分析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菁华。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绝不能离开当时历史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一切以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古人、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衡量农民起义军的做法，固然是错误的，把一切造反者都冠以“革命派”，同样是错误的，甚至会导致笑话。
质言之，农民起义由于阶级本身的认识局限性，起义也就是造反的目的，无非是“打倒旧皇朝，建立新皇朝”，因此“彻底的革命性”根本就不存在，成功的可能也是极小的。偶然的成功，造反者成为新的统治者，最后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从农民变成封建主，不再代表农民利益了。甚至像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那样，其所作所为，比前朝更坏更恶，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前朝更苦更可怜。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看历代的造反者，只要他敢反抗，不论他反的是贪官还是皇帝，就应该承认他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尽管这种积极性有量和质的不同。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贪官总是被老百姓痛恨并咒骂的。尽管清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就是在今天，老百姓也还是痛恨贪官，拥护清官。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说，反贪官，总比不反好。
同样道理，对待欺凌和压迫，只要敢于反抗，就是好样儿的。这里不存在阶级观点。我们不能说：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是积极行动，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是积极行动，属于革命范畴；而地主、资本家、小官吏反抗皇帝的欺压就不是积极行动，就只能算是狗咬狗。这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斗不能同日而语。只要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部分水浒英雄的抗争和反贪官，尽管他们不一定就是农民起义，但就其积极性来说，也应该得到肯定或部分肯定。
正因为以宋江为首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皇帝还抱有希望和幻想，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的受招安，导致后来的全军覆没。《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无限拔高这些英雄们，而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认为这样的写法是现实的、成功的。是在暗示造反必须彻底，不能半途而废。反之，如果人人都像李逵那样大喊“反进京城去，夺了鸟(音diǎo)位，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不但不符合这批人的思想境界，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真的造反成功，也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多一个封建皇朝、多一代封建皇帝罢了。
只有运用这样的观点来读《水浒传》，才不会把这些英雄人物无限拔高或无限贬低；才能够正确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各路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过程的真实本质和社会意义。
(二)《水浒》作者是否鼓动农民起义
前面已经说过：从本质上说，农民起义是不存在真正的“胜利”的。何况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根本就没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游民”甚至地主、官僚的手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不能不简单地说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史。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社会制度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变，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原始社会，人们聚族而居，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个人财产，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由于部落战争的失败，一部分人从战俘沦落为奴隶，开始发展农业劳动，于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剥削和压迫，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敌对的阶级。由于奴隶对自身地位、待遇的不满，出现怠工、破坏甚至武力反抗，于是人类历史中出现了阶级斗争。但是奴隶的反抗因为力量的悬殊及认识的局限(不知道打倒奴隶主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胜利(即便成功，也是换了个人当奴隶主，敌对的阶级并没有消灭或变化)。只有在生产力逐渐提高的前提下，奴隶主认识到如果给予农奴更多的自由，可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于是一部分开明奴隶主率先解放农奴，让他们成为佃农，除了交出一定数量的地租之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佃农所有。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生产力有所提高，使社会发展到封建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依旧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但是因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和生产力的无法解放，农民起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所谓的“造反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也就是“把你打下去，我来做皇帝”。有的时候，改朝换代以后的新皇帝，比原来的旧皇帝更坏。为什么呢？因为在皇宫中长大的皇帝，他所能够倒出来的“坏水儿”，无非是吃喝玩乐、宠爱美妃、偏听偏信、任用小人、不理朝政等等，而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杀出来痞子、流氓，一旦做了皇帝，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坏能量，可就不是一个“宫廷娃娃”所能够比拟的了。
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发生一千次农民起义，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也不是打倒皇帝的结果。因为农民头脑中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地主阶级本身认识到从佃农手中一升一斗收取地租不如经营工商业更发财，只有地主阶级因为改变了生产关系、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把自身变为资产阶级之后，才有可能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把证券夺到手里，把社会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