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委婉语特点应用思考.docx

英语委婉语特点应用思考
pragmaticsisinaconstantstateoffluxandevolution，therehaveappeareddifferentperspectivesorapproachestopragmatics，suchasdascal（1983）analyzesthefieldfromthestandpointofthephilosophyoflanguage，green（1989/1996）laysparticularemphasisontextualpragmaticsandmoreformalaspectsofpragmatics，mey（1993）regardspragmaticsthesocietallynecessaryandconsciouslyinteractivedimensionofthestudyoflanguage，thomas（1995）arguesconvincinglyforasocial，psychologicalandcognitiveapproachtopragmatics，verschueren（1999）layshisemphasisonageneralcognitive，socialandculturalperspectiveonlanguageuse，whileblakemore（1992）andsperber;wilson（1986/1995）takeacognitiveapproach.onthebasisoftheabove，pragmaticsbecomesmorelikelytobeconsideredcognitivelyinvolved，althoughtherestillexistsdisagreementsonwhatcognitivepragmaticsisandwhatcoreissuesshouldbeaddressed，andthelike.anyhowitisheldinthestudythatcognitivepragmaticsfocusesonthementalprocessingofinformationforcommunicativepurposesandontheinterlocutors''''abilitiesintermsofwhichtheycreateandunderstandmeaningsbeyondthewordandsentencelevels.
inthepresentstudyitsattentionhasbeenconcentrateduponthefollowingaspects，whichareconsideredessentialincognitivepragmatics：thecognitivebasisofpragmatics，pragmaticmodularit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andtheinterrelatednessbetweencognitiveandsocialfactors.firstly，ittracesthecognitivebasisbacktothesemioticstudyinthe1930sfollowingtheevolutionofpragmatics，sincethecognitive-pragmaticperspectiveoriginatesinthephilosophyoflanguage（marmaridou2000）.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pragmaticsandsomecognitivedisciplinesisexploredsoastoaccountforthefactthatitisofnecessitytodopragmaticsfromthecognitiveperspective，andbylookingintotheessenceoftheeffectsofsigns，effectsofspeechacts，andcognitiveeffects，wecanfindsomecongruityamongthem.thefocusisthenputonthediscussionofmodularityandpragmaticmodule.thenotionofmodulehasbeeninfluentiallyexplicatedinfodor（1983），inwhichinputsystemsareclaimedtobemodularsincetheypossesscertainproperties.whetherapragmaticsystemismodulararisesasafocusinthelatediscussion.sincepragmaticsisnottheextensionofgrammar，itisunlikelythatthereexistsapragmaticcodeandpragmaticsisnotasinglemoduleeither.thirdl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areanalyzedindetail.inunderstandingutterancesthehearerlooksnotjustforanarbitraryinterpretationbutfortheoneintendedbythespeaker，howprocessingeffortiscostforachievingcognitiveeffects，inlinewithcommunicativepurposes，isconcentratedinthediscussion，inwhichrelevancetheoryisreferredtofortheaccountofinferentialunderstanding.fourthly，howtoreconcilethesocialfactorswiththecognitiveaccountofcommunicationandthenecessityoftheirintegrationaretoucheduponsincecommunicationisaparadigmcaseofsocialinteractionandthetheoryofcommunicationisthatofthemostubiquitoussocialphenomenon.besides，insideandattheendofthepresentstudysomerelevantquestionsareputforwardforfurtherdiscussion.
keywords：cognitivepragmatics，modularit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socialfactors
correspondence：researchcenterforlinguistics;appliedlinguistics
语用问题的认知研究是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与趋势，但什么是认知语用学。虽然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理论框架，但这些都不能否认该研究的存在与谈论的必要性。语用模块、认知语境、语用照应与推理等都是语用学讨论中出现的新兴课题，作为对认知语用学的系列研究之一，本文作者首先简要地探讨了语用学的历史渊源和认知基础，因为语用认知研究的出现并非偶然，同时语用学与认知科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接着主要讨论了信息处理的语用模块论，是否存在语用模块，这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本文指出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另外，语用理解与推理也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依赖语境因素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于是作者重点分析了认知语用观和社交语用观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与排斥。最后本文提出了有关的几个问题，与读者同思索。
关键词：认知语用学，模块论，理解与推理，社交因素
1.语用学的认知基础
认知语用学（cognitivepragmatics）这一术语正式出现于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越来越关注语言使用中的认知问题，其中很多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属于认知语用学（kasher1988：xiii），其实认知语用研究早在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很多学者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出发，将语用学视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并认为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但同时交际理论又是一种认知理论（sperber;wilson1995;marmaridou2000）。那么什么是认知语用学。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认同的定义，但这并不能否认认知语用研究的存在，比如指示结构、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的交际意义超出了语言的编码信息，是‘认知心理努力之后’所产生的意义，它们都离不开类似推理这样的信息处理过程，而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所以，有学者认为认知语用学是一门超符号学，“把这种符号和交际意图之间的、在历时过程中逐渐趋向固定化的关系看成‘超符号’关系，研究这种超符号关系的学科就是认知语用学”（熊学亮1999：1），这样的认识自然有其道理，但其概括显得过于简单，未触及认知语用学的本质。
blakemore（1992），green（1989/1996），grice（1975，1989），kempson（1988），sperber;wilson（1986/1995）等学者认为，语用学存在认知基础，对超句子层面信息处理的经验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话语分析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趋势：一种强调研究话语构建的社交因素，比如leech（1983），stubbs（1983）等，另一种强调探讨话语构建的认知因素，比如chafe（1987），prideaux（1993）等。在方法论、目的以及主要趋势等方面都具有心理语言学的特征，尤其关注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具体条件下如何进行语言理解和生成。
我们知道，普通语用学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符号学研究，人们在探讨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是都离不开这一时期的符号学研究背景。那么，早期的符号学研究是否也隐含了语用学的认知基础呢。值得再回首。综述后我们发现，以peirce和morris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中已经涉及符号的认知心理问题。比如，前者提出了语言符号指代事物的心理表征和心智概念，他强调符号的心理表征或心理处理；后者提出了有关解释者的行为概念。morris（1938）在符号学理论中指出，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或理解者）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一定行为范围之内或一定语境条件下的符号运用及其产生的效果。可见，morris试图将peirce的思想具体化，强调符号的使用者和使用符号的语境，他注意到了语言使用中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在符号学理论中，在对语用学进行解释时他将语言使用者当成解释者或理解者。这一结果很可能与peirce提出的语言符号所指事物与该事物在大脑中的心理表征有关。这样，将语言使用者视为解释者或理解者就等于说强调了语言使用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强调语言的理解而非生成。也就是说，morris的定义隐含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们对语言符号的感知和理解不可能是完全客观、一致的，而只能是根据社交和心理因素进行解释，而且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此外，将语言使用者视为解释者还隐含了人类交际的互动性，因为语言使用涉及说话人和听话人，而且他们的角色在交际中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语言使用不仅取决于符号的生成，以实现说话人的意图，而且还取决于对那些符号的理解，这样才能实现该意图。由此可见，语言符号的恰当与否和它们同说话人的意图之间的关联性都可能对主观理解形成一定的制约。
难怪marmaridou（2000）认为，在众多研究中两种主要趋势主宰着整个语用学领域：一是来自于英美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另一个主要趋势是以语言、交际和认知等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哲学语用学是对逻辑实证论的哲学思想作出的一种反应，认为语用学是对语义学的补充。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根据单词、句子同客观世界中事物之间的联系去研究它们的意义，就是语义学，而语用学则研究说话人的话语，其中主要是说话人利用话语希望传递的意义。以上从哲学出发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二分法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使用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学者在探讨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时往往忽略了它的认知基础，将哲学基础和认知基础分离开来，这势必会对我们的研究方法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还认为，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searle等人对该理论的发展、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等都涉及交际中的隐含信息和语用推理，它们促成了语用学研究的“认知转向”（cognitiveturn）。此外，verschueren（1999）在提出顺应论的同时指出，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但这种行为本身同认知、社会、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可见我们在探讨语用现象时不能回避这些因素的介入与干扰，否则难以从根本上说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选择与顺应问题，这也需要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去解释话语生成和理解等的机制。故有本文的散论。
2.语用模块论
2.1语用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主要关系
近年来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除了认知语言学以外，还出现了认知语法、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学、认知人类学等，其中认知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近年来国外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georgelakoff，ronlangacker和lentalmy等，总的来说认知语言学就是对作为组织信息、处理信息和传递信息等工具的语言的研究。geeraerts，caron，coulson等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家指出，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都是以语用学为取向的一种语言学（nuyts1993，参见verschuerenetal1995）。从方法论上讲，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方法，因为它是以用法为基础的模式；从理论上讲，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理论，因为在语言分析中它强调语言的功能，具体就是将语言现象与其不同功能系统地联系起来。总之，认知心理学等认知科学可以向语用学提供一定的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参照，语言使用无疑是人类信息处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反，就信息处理来说，语用现象的系统研究也可以为认知科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要真正探讨语境对话语理解的制约，语用研究就应该同认知研究结合起来，但二者的研究重点不同。语用学家关注的是，合作性互动行为的普遍特征对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会产生什么影响；而认知学家则试图探讨，从语言中我们能够了解合作性互动行为什么样的普遍特征。如果将以上不同角度的研究结合起来，其结果将有助于形成和制约一定语境条件下的语言理论。从以上可见语用学研究和认知科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研究问题和互补关系。
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说，使用符号或语言就是为了做某事，实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这就是‘符号效果’（effectsofsigns），在austin（1962）的言语行为中符号的效果就表现为一种‘言语行为效果’（effectsofspeechacts）。不过，它们与关联理论语用学（sperber;wilson1986/1995）的‘认知效果’（cognitiveeffects）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共性，它们都是一种交际效果。所以，我们认为语用学和认知科学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
2.2模块
在心理语言学中，对信息处理存在两种普通的观点。（1）模块论，认为语言处理是由不同的独立模块完成的，其中不同模块负责语言理解的不同方面；（2）整体观或互动观，认为语言处理是涉及各种不同知识的一个综合过程，或者是不同知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模块论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思想（kasher1991a）：（1）大脑如同计算机程序，具有处理符号的能力；（2）大脑处理的符号具有形式特征；（3）大脑的处理机制要对这些形式进行推算；（4）大脑中存在一些各自独立的器官，它们分别同某一领域的命题内容相联系，而且在推算过程中会利用这些命题内容，这种联系是天生固有的或习得的结果；（5）除了以上器官以外，大脑中还包括心智机制，比如记忆；（6）大脑中还存在认知模块（cognitivemodules），这些模块具有特定的管辖范围，它们是一些天生的、基本的认知单位，可以独自进行推算；（7）输入系统是一个认知模块系统，是独立的信息系统，也就是说与各种信息不发生直接的联系；（8）除了认知模块以外，大脑中还存在没有特定管辖范围、与其他信息相联系的认知系统，即fodor（1983）所称为的“中枢系统”。中枢系统的作用是调节各种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与各种信息发生直接联系。
fodor将大脑中的系统分成输入系统和中枢系统，前者包括视觉、听觉、语言等系统以及其它感觉系统，它们是模块系统，具有范围的独特性、信息的自闭性和遗传性等特征；后者所起得作用就是将来自各种输入系统、记忆等信息综合起来，并进行推理。语言是其中的一个自动输入系统，即模块，那么人们的大脑就是由一些独立的、互不联系的自闭式模块组成。中枢系统就是对输入系统（比如语言）所提供的概念表征进行比较、综合、储存，并再生新的概念表征，作为一种输出信息，也就是说它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推算或推理作用。那么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就无法对信息处理中的信念或语用事实等进行限定。因此，fodor最后指出，大脑中枢系统是经不起研究检验的。然而，以sperber和wilson等为代表的学者对fodor的结论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关联理论，他们的目的就是研究中枢思维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话语理解与推理。
在对语用模块回答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语用和模块。语用能力是否可以通过一个独立的模块具体表现出来。有人认为（kasher1991a，1991b），右半脑和左半脑是两个彼此间互不联系的独立信息单位，在正常情况下左半脑专门负责处理语言语法或句法，而右半脑一方面主管语言使用的语用问题，另一方面还负责语法和认知过程的结合。如果右半脑控制某一言语行为的语用方面，左半脑控制句法问题，涉及句子的运用，那么，在一定语境条件下人们是如何恰当地生成某一言语行为的。要使左半脑生成恰当的话语（即对句子的合适运用），就必须获知恰当的语境条件。然而，如果语用受右半脑控制的话，那么语境信息的恰当性也自然受它控制。这样，左半脑要恰当使用句子或生成合适的话语，就需要从右半脑中提取语用信息。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左右半脑中的信息应该是共享的，如果我们将它们切分成彼此独立的信息单位，那么对人们是如何恰当地生成言语行为，就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语用能力具体表现在右大脑或右大脑模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正好说明是否存在语用模块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是否存在语用模块。如果认为存在语用模块，就等于说语用具有自主性（autonomy）。语用知识具体表现在语用模块中，语法知识的运用同语用知识的运用是密切联系的，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语言运用（比如讲话）都涉及语用知识，那么在负责语言使用（主要是讲话）的左半脑中一定的语用模块就会起作用，这就是左半脑假设中的模块语用论。
模块语用学（modularpragmatics）就是将有关认知和语言的模块论运用于语用学研究。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据彼此之间相对独立的认知系统去描写和解释人们使用自然语言的能力，反过来这又是对人类心智（mind）进行认知研究的一部分。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能力是一种知识系统而不是行事的能力，它受一系列原则的制约，该系统所起的作用就是体现这些原则的一种表征与处理机制，该处理机制本身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要从认知的角度对能力进行描述和解释，该认知理论应该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1）能力的管辖范围是什么。（2）能力是由知识体系构成的，那么制约该体系的原则是什么。（3）体现和应用这些原则的操作体系是什么。（4）制约能力的原则及其处理机制在神经方面的具体表现是什么。（5）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能力是如何产生、发展或习得的。如果语用系统具有独立的管辖范围、理论原则、信息处理、神经方面的具体表现以及独立的习得过程，那么语用系统就具有模块性。
2.3语用不是模块
模块（module）系统，而且有各自的特性。就语言中的语法系统来说，它是否是一个自主的模块系统，对这一点，形式语言学则更多地认为它是一个自主的形式表现系统。然而，人们自然会提出是否存在“语用模块”（pragmaticmodule）这样的问题，并根据对语言使用的了解进行回答。根据前面fodor的观点，输入系统是模块系统，因为它们是一些独特的范畴、彼此独立的信息单位，如果模块具有fodor所列举的特征，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语用模块。
语用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块。以fodor（1983）为代表的学者指出，语言系统是一个模块系统，由各种实施不同功能的模块组成。我们熟悉的语法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是连接句子的语音和语义的一种代码，如果语用问题也是一个模块系统的话，就等于说存在一种语用代码（pragmaticcode），也即承认在言语交际中类似语法的语用代码能够帮助人们获取说话人希望通过话语传递的交际信息。以上观点等于说，语用问题是语法的延伸。此外，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还认为，交际必须涉及语码。wilson和sperber（1991）对这样的语用模块论进行了反驳（冉永平2000），比如（1）语用过程是一个高度依赖语境的信息处理过程；（2）语用模块论不能对话语理解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3）在有的情况下，说话人无须使用语言代码也能实现交际。就言语交际而言，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不是通过话语的字面意义明确编码的，听话人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也不能仅仅根据句法分析直接获取，理解是一个非展示性的（non-demonstrative）推理过程，语用理解如同所有的理解过程一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形成假设与验证假设。这是一种信息处理的认知论。它们都直接涉及一定的语境信息，而不是各自为阵的信息独立单位，相反，语法处理则受到严格的局限，语法处理不受听话人的非语言观的影响。对以上三种语用现象的解释，言语交际中出现的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施为句、会话含意、互动性言谈等同语境因素密切联系的语用现象，模块论是无法解释的。不过，形式语用学家则认为语用是一个模块问题，并可以对有限的语料作过一些简单分析。
对是否存在语用模块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比如，sinclair（1995）曾指出，语用知识不可能是纯语言知识，也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张的模块化知识。不过，sperber（1996）却认为，中枢思维过程一般具有一定的模块性，因为众多的概念模块可以对它进行解释。比如人们大脑中有关“cat”的概念模块，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语言等模块，接收和处理有关“cat”的信息，当中枢思维系统获取了有关“cat”的新信息的同时，它可能会把它们传递给更具概括性的“animal”这一概念模块。当某一概念模块仅仅根据其中的概念实施推理时，概念中的结构信息就会被从一个模块传递到另一个模块，直到所有的模块都得到处理，这样最后取得的效果就是将所有的相关模块综合起来。不过，至今sperber的这一思想是否等同于fodor的模块论还不是很清楚，有待继续探讨（carston，1997）。
可见，模块语用观与非模块语用观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同，对交际的认识是不相同的。非模块论认为，交际中话语的理解有可能失败，因为理解需要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进行推测，其中需要形成假设，然而所形成的假设也可能是错的，也即不是说话人所期待的，这正好体现了语用学的非模块特征。但模块式的解码则不同，可以获取与语言结构直接联系的信息。虽然每一种语用现象，比如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施为句、会话含意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而且受制于一定的理论原则，但它们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模块，有的语用现象涉及心理处理，而心理处理也不是孤立的，需要联系其他信息。
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理解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话语是一种明示刺激，它为理解提供显性表征或依据。首先话语是明示或显现的，说话人将它们说出来就是公开要求听话人加以注意，并利用各种信息加以处理，同时话语还会产生一种最佳关联期待。因此，话语理解结果是一种认知效果，并为之付出了努力。根据关联理论的交际原则，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包括话语等言语交际）都应该设想它具有最佳关联性，也就是说在人们付出认知努力之后会产生一定的认知效果。这适宜于包括话语等在内的所有明示刺激。其次，话语的确离不开代码这一语言系统，它的作用就是对听话人的推理与加工进行引导和制约，代码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显性信息，但是仅仅依靠解码往往不能获取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意义。比如，“今天不想看书”，在不同的条件下它隐含不同的交际信息，可以表示“我累了”、“我想去广州逛一逛商店”或“我想玩电脑游戏”等等。听话人往往要通过消除歧义、确定指称关系、推导含意等语用认知加工，才能对它进行正确理解。这样，话语理解涉及的语用认知处理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张的模块过程。语用处理的非模块化特征是关联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wilson和sperber（1991）指出，不存在为了某一特定目的的语用原则、准则、策略或规则，语用涉及语法、逻辑和记忆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将某一系统称为模块，就等于说存在一种代码，如果语用是一个模块的话，也就承认语用代码的存在。此外，模块和代码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carston，1997）。所以，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
3.语用理解
在讨论语用理解之前，我们首先简要关注以下问题。认知语用学关注的是语言知识系统还是行为系统。如果关注的是能力的话，语用能力是否属于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如果关注的是行为能力系统的话，那么它是一种语言行为。在chomsky（1980）看来，语用能力是人们大脑中有关语言的一种心智状态，也即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他进一步区分了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前者指有关形式和意义的语言知识，后者则表示有关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知识以及如何使用语法和概念结构去实现一定的目的，这样似乎存在一种实施语用知识的语用行为机制，这一问题值得探讨。根据乔氏的观点，语言能力是一种自动的、内在模块系统。在人们的大脑中，除了感觉系统和语法原则以外，还有诸如算术、音乐、道德、假设构想等能力系统，其中还包括语用能力。应该说，chomsky和fodor对模块能力系统的看法是不同的（此处恕不论及chomsky的模块论），fodor更强调大脑中知识系统的实际运用或处理系统。
gazdar（1979）认为，语用能力是语法能力的延伸。那么，语用理解是否必须依赖语法分析呢。显然不能进行类推。此外，kasher（1991a，1991b）等也认为，语用能力是有关语言的知识体系，即属于语言能力系统，“语用能力独立于交际而存在”（kasher1991a：135）。那么，这一观点显然不同于关联理论有关明示-推理交际的基本主张，carston（1999）等学者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离开交际，语用能力变成了无本之源。相反，sperber和wilson等认为，语用能力不是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语言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涉及语言刺激本身，还涉及实现意向交际的各种明示刺激，信息处理一般需要进行非展示性推理，所以语用是一种行为，但它又不等于语言行为或语言能力。当然，不管是chomsky的观点，还是sperber和wilson的认识，都不是我们判断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语言行为和语用行为的唯一标准。
在chomsky看来，语用能力是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一种语言知识，“它对语言使用产生制约，也即制约语句和使用语句的语境条件的恰当关系”（kasher，1991b：385）。kasher继承了fodor的模块论思想，认为某些语用知识具有模块性，也即是语言模块中的次模块，而另外一些语用知识属于非模块化的中枢系统，并受认知行为的一般原则的制约。他进一步将语用知识具体分为以下五种：（1）核心语用知识（corepragmatics）：有关断言、提问、命令、请求等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模块，即语言模块中的一个次模块。（2）扩展核心语用知识（lifiedcorepragmatics）：有关推卸、祝贺、允诺等非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3）互动言谈语用知识（talk-in-interactionpragmatics）：有关话轮、语列、修正等会话行为知识，这是一个独立的模块。（4）中枢语用知识（centralpragmatics）：有关一般认知原则和一般知识运用方面的知识，比如会话含意的产生、间接性、语体风格和礼貌等，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5）接口语用知识（interfacepragmatics）：将来自语言模块和来自感知等其他系统的信息综合起来的知识，比如确定指称结构的所指对象。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不过，kasher本人并未对以上语用知识之间的联系加以说明，也即没有对模块与非模块之间的链结与协调加以阐释。
语言使用就是一种语言运用，那么语用学就是一种有关语言使用的理论，属于语言运用范畴。这样，语用不仅是一种语言运用的行为，而且语用原则对各种形式的人类交际具有引导作用。人类天生就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可以对与认知系统等有关的语言或非语言信息输入进行处理，话语理解中的推理是语言解码之后的信息处理阶段，通过推理去识别说话人的意图，这是关联理论语用学思想的基本主张。这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它与chomsky早期提出的“先天假说”（innatenesshypothesis）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
哈贝马斯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构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并认为理解是交往活动的本质，达成理解的目标就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属于相互理解，共同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体间相互依存（盛晓明2000）。可见，理解这一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它仅仅是一种趋同。从最狭义的角度来看，理解表示两个主体以相同的方式去理解一个语言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它还表示交往过程中两个参与者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的共识，并且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可见，交往总是以理解为目的，理解可视为说话人言语行为的归宿。
我们知道，grice提出会话含意理论以后将语用学的重心转向了话语理解。不管是grice的含意理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人类（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交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达意图和识别意图。要获知交际意图，需要一定的认知推理机制，比如假设或含意，区别说话人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的差异，会话含意理论就是一种类似的认知机制。含意不取决于句子的命题内容，而依赖一定的语境条件，推理是获取隐含意义的主要方式，它就是根据语言手段或非语言语境去获取有关话语内容的逻辑结论。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依赖语境因素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但信息处理过程中，形成假设和验证假设所依靠的是什么，同时语境因素是何时介入的。grice语用理论并未涉及。
当然每次听话人所获取的理解并不总是说话人所期待的正确信息，比如根据关联理论，关联原则不能保证交际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它不是人们可以遵守或违背的一条准则，而且由于存在不同的认知语境假设，话语最后所取得的认知语境效果肯定就不一样。同样，在对含意的推理中，grice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何才能保证推理结果的正确性和一致性。就话语理解来说，语用学需要回答以下两个主要问题（blakemore1992，1995）：（1）为什么听话人认为说话人不可能希望人们无限地扩大语境假设去获取更多的含意。（2）为什么听话人认为第一个恰当的解释就是说话人所期待的理解。根据关联理论，以上两个问题就等于说，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信息加以注意。那是因为人们注意的是关联信息，而关联则是根据语境效果和信息处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去衡量的（sperber;wilson1986/1995）。
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carston（1999）认为，语用学的任务就是对该过程中的推理以及引导和制约该过程的原则进行解释。显然这是一种认知语用观，其最终的语用目的就是对人们的话语理解能力进行解释，尤其是推理能力，人们是如何将语言解码作为理解中的输入信息进行推理的。在carston等学者看来，认知语用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探讨会话含意是如何产生的，比如话语“今天太累啦”，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如下信息：
a.咱们回家吧。
b.该睡觉了。
c.你洗一下碗吧。
d.今天不看书了。
我们不难想象以上含意产生的不同语境条件，可见同一个话语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不同的信息，都是听话人语用推理的结果，它们显然不是语言形式直接编码的信息，必须依赖语境条件。同时，在话语理解时听话人是如何识别说话人所期待的语境，或者说在对话语进行加工处理时听话人是如何从认知系统中选择恰当的语境假设，这是语用学理论的最基本任务。
要实现以上任务，就必须获取恰当的语境信息，以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以‘关联’为取向的认知语用学就要对这种能力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认知语用学应该参照的两条中心原则就是认知原则和关联原则。然而，根据verschueren（1999）的看法，理解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选择过程，也是以认知为基础的顺应过程，不过verschueren并没有指出如何在语境条件下去寻找具体的顺应目标。
为了讨论的方便，下面我们仍借助关联理论，进行分析，当然它并不是阐释话语理解的唯一参照标准。根据代码模式（也称信息模式），人类交际行为是一个对交际内容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这是传统的交际观。它认为，言语交际关注的完全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使用的代码，语法是其中的一种代码，具有语音表征和语义表征的特点，因此话语理解的主要任务就是语言解码，成功交际就是一个信息复制过程，即编码信息等同于解码信息，但话语理解时的语用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理解仅仅是信息处理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很多交际可以不涉及语言代码，比如当a下班回家走到楼下时，看到了妻子停放的自行车，于是就推断出她今天提前下班了，这是一种不需要代码的交际和推理，但推理的基础是明示输入刺激，但这种刺激可以是语言（如话语），也可以是非语言，如此例中的自行车。在sperber和wilson看来，话语理解是一种认知行为，该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认知效果，但同时又要求人们要有效地分派有限的注意力和推理资源，也就是说人类认知往往力求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这是关联理论的基本思想。当然关联理论也没有标记出最少的认知付出和最大的认知效果的量化标准或实际的可操作性步骤，这正好说明了话语理解具有个性化特征，以往的有关理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在话语理解中，对任何新信息的处理都需听话人付出一定的努力，包括注意力、记忆搜索以及推理等（可统称为‘认知努力’或‘认知付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