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日记(3月5-8日).doc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两会”日记
(3月5日、3月6日、3月7日、3月8日)
◆ 葛剑雄“两会”日记
(3月5日、3月6日、3月7日、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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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两会”日记：
3月5日
　　2012年03月06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 张力奋
　　2012年3月5日/星期一/晴
　　上午，中国人大开幕。路上堵车，赶到人民大会堂东门时，温家宝总理刚开始宣读施政报告。匆匆入场。一位男电视主持人正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巨幅宣传荧屏旁录像。他对着镜头说："刚听完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人大代表，正走出人民大会堂。他们群情激昂，信心满怀 ...... " 听之愕然，仿佛时光倒流。以前我做过电视，知道他正在现场录制LINK，用于剪辑。但不知这位记者“群情激昂，信心满怀”的预言从何而来？！ 这几年，国内媒体时常批评人大代表官本位，不代表民意，素质低，“雷人”辈出。但我们做记者的，是否也当自律?
　　人民大会堂内，温总理正宣读政府工作报告。与往年相比，代表们的掌声似乎吝啬了些。中国的官员发言，习惯上在关键处提高声调，听者也会合作，多报以掌声。施政报告，长达两小时。在场内，听掌声。掌声不少，但并不很热烈，更多出于礼貌。“雷鸣般掌声”的时代已经过去。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的问政意识增强，不满足当花瓶和只投赞成票。加之今年是本届人大最后一次年会，不少代表任期将到，想必会抓住最后一次问政责询机会。
　　施政报告中，温总理提及中央政府将继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努力，使房价合理回归。他虽然提高了声线，但在座的三千人大代表并没有报以任何掌声。对这个中国老百姓当下最关注的民生议题之一，人大代表们的沉默反应，如何解释? 我发了条微博，听听网友的看法。短短几小时，数千转发，数千评论，很尖锐。最为集中的观点是：在座的人大代表中，多非富即贵，很多恐怕拥有多套房产，自然对房价回归合理不感兴趣，很难高兴起来。晚上，偶然发现这条微博的评论数，已从几千条减到了36条。
　　温总理报告中，最有新闻价值的，是中国将今年增长目标调低到7.5%，将通胀目标控制在4%。我觉得，北京明确放弃＂保八＂，是实事求是的举措，有益于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也为全球经济可能继续下挫做好心理准备。
　　下午，发改委主任张平记者会。他对去年未能达到通胀4%的控制目标作“自我批评”，态度诚恳，有担当精神。这是民众希望看到的。

3月6日
　　2012年03月07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 张力奋
　　2012年3月6日/星期二/晴
　　(1)
　　上午，旁听中国外长杨洁篪“两会”新闻发布会。近90分钟，平心而论，中外记者没有为难他。不少中国同行的问题，属于直接“喂”给他的。比如第一个问题，让他评价中国外交10年成就。这个大问题至少可以写本书吧。幸好外长准备了“15个字”，得以完满答疑。
　　一些同行埋怨这个记者会无甚新意。我觉得杨外长也只能如此作答，大而化之，点到为止。一是当下的中国外交，变数太大，应有灵活度，说不得太多。做外交，私密很重要。否则，基辛格和尼克松当年是飞不到北京紫禁城的。当下的中国外交，可能是1979年中国重开国门之后最艰难和混沌的。中国的全球利益，意味着对外交的钳制越来越重，经济、商业、能源、安全无不影响外交决策；很多问题，看似外交，实则内政。目前政府内协调机制并不顺畅。另有迹象说明，民间舆论（特别是网络民意）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度越来越明显。眼下，中国与亚洲邻国多有利益摩擦，美国又欲重返亚洲。中国外长不好当！
　　会上，杨外长用“大喇叭小喇叭没喇叭”比喻国际话语权，并表示“数字”比“喇叭”更重要。这里“数字”指的应是经济影响力。不过，需要问一个问题：经济影响力是否等同于地缘政治话语权？即便日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是否就一定自动取得第一话语权？ 我觉得，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自然与经济军事国力和它的价值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有意愿介入国际冲突，担当国际警察。这是它国际话语权的基石。随着中国的海外利益扩大，即便中国外交的“五项基本原则”写明不干预，北京介入调停国际冲突的半径自然剧增。中国要想拥有真正的话语权，就不得不逐渐深度介入地缘政治冲突，别无选择。
　　看电视里的访谈，解读杨外长新闻发布会。嘉宾、专家分析时，除对杨外长表示一致赞许外，最频繁使用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外交工作”等字眼。这个“我们”到底是谁？是外交部吗？是杨外长吗？是观众吗？是专家吗？专家有自己观点吗？ 在中国，“专家”，别名“砖家”，常遭公众诟病。原因之一，是他们常常不代表自己，光为他人代言。其实，说清楚自己的看法就行。错了也归自己。代表他人，责任和压力就太大了。
　　（2）
　　下午，走访几个省市代表团，旁听人大代表问政议政。每个省市的会议厅，席次安排都一般格局。同是人大代表的书记省长端坐正中央。代表们一不小心，很容易把议政当成向领导汇报成绩或感谢领导了；议政时套话很丰富，如表示温总理报告“催人奋进、高屋建瓴、完全同意”等。“完全同意”还要人民代表做什么？又如何质询？公众常常批评人大代表提案质量低，过于宽泛或随意。这和人大代表的产生缺乏真正的选区基础有关。如果代表们并不清楚他们代表的选民在哪里，又如何问政？
　　全程旁听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王荣华代表谈到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严重影响男孩成长。他称之“男孩危机”：大学中男生比例急剧下滑。不少专业几成“娘子军”；男生也越来越缺阳刚之气。他说，“男孩危机”是教育危机，要“因性而教”。他忆及复旦女校长谢希德生前曾提出考虑降低分数线招收男生，缓解“男孩危机”。王荣华说，他的建言可能激起争议。但这是他在上海高校认真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现任上海政协副主席的王荣华先生，是我刚入复旦时的团委书记，一别近30年。今日“两会”重逢，很感慨。他告诉我，他常读FT中文网。很高兴又找到一位读者。）坐我旁边的资深媒体人曹景行先生悄声说：“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让男孩子推迟一年上学就行！”
　　凑巧，“男孩危机”话音未落，中科院女院士、生化学家王恩多呼吁关注“女科学家退休年龄”问题。她说，女性55岁退休的现行规定，使许多有为的女科学家不得不过早中断研究生涯，导致宝贵科研专才的无谓浪费，要求出台措施。议题虽严肃，场上却一派轻松，至少男女性别两大阵营之间，在上海代表团打了个平手。
　　（3）
　　这两天，数千网友在我“两会”微博留言。主流观点是对中国人大完全不抱期望，认定是花瓶是演戏，劝说记者不必认真。一位网友拜托我，帮他在人民大会堂找到代表"他"的那位人大代表。我在努力寻找。

3月7日
2012年03月08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 张力奋
　　2012年3月7日/星期三/晴
　　（1）
　　每年“两会”，最重要的产品当然是提案。民众垢病最多的也是提案。一般的印象是，政协委员提案的质量比人大代表议案的要高出不少。究其原因：
　　第一，政协委员中，专业人士的比例较高，特别是来自民主党派的委员。他们的专业功力自然体现在提案的眼界和论证上；
　　第二，政协委员多以专业界别议政，如经济、医疗卫生、农业、教育、社科、福利保障等。而人大则以省市代表团为行政单位。开会时，最高地方官省委书记省长坐阵，代表多在他们职权的直接管辖范围内，见官矮一头，很难畅所欲言，笔下也不得不留情；
　　第三，人大代表递交的是议案，理论上可启动立法程序。政协委员是提案，只是建言咨询。既然“不说白不说”，索性胆子和声音大些；
　　第四，不少党内官员退居二线后，转任政协。他们中很多人经过中央和地方的长期历练，对国情和制度理解深刻。在任时，他们为体制捆绑。成为“前官员”后，反而使他们进入从政后的独立思考期。政协让他们获得了新的问政自由和平台。
　　（2）
　　这几天，一边跑“两会”，一边关注民意，特别是网民的意见。最吃惊的是，中国老百姓对人大和政协制度的冷漠无奈和不信任情绪，比预想中严重许多。很多网民戏称“两会”是“全国留学生家长会”，“官方嘉年华”，“歌功颂德会”，“特权秀场”，“花瓶”。一国国民对本国最高立法机构的态度如此消极负面，难道不是潜在的宪政危机？人大代表对民众的这种情绪知情吗？
　　作为施政指标，中国人大可否在每年“两会”期间委托独立机构就人大和人大代表的信誉度展开年度民调，告知代表和民众，以利监督和建立信任？ 可否允许民间代表团旁听“两会”议程？一国之正常运作，公民对制度和立法机构的基本认同和信任是前提。否则授权和代议制的基础就无从谈起。
　　（3）
　　全国人大，代表人数计3000人。我手头正好有一份上海代表团的编组名单，作为样本分析一个代表团的构成：全团代表65人。其中，中共党员籍代表45人，占百分之七十，超过三分之二；余下的三分之一，来自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不知其它各省的代表构成和上海是否基本相同？据我了解，近年来全国人大对中共党籍代表的比例规定了上限，显然是为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
　　（4）
　　今天，不少代表和委员开始进入问政状态。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也多了些牙齿。比如，倡议议政时“不要再称尊敬的领导了”；也有代表对温总理报告中有些段落提出疑问。晚上，听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耳目一新。龙永图的观点很尖锐：以前，政府有权，钱不多。现在的政府，不仅有权，也很有钱。这就使我们的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势。现在，中国还是要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他还表示，当下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创历史纪录，这令人担忧。他说，公务员是分“蛋糕”的。而一个国家的发展要靠做“蛋糕”的，靠的是企业和实体经济。

3月8日
　　2012年03月09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 张力奋
　　2012年3月8日/星期四/晴
　　今早，未去人民大会堂现场，而是通过电视收看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会，主要议程是听取“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这次，刑诉法修正幅度很大，多达110条。上次修改是在1996年。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七个字，明确写进了刑事诉讼法。按照法律常规，“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基本准则只出现在宪法、母法的条文内，而不出现在子法内。修正案的这一特殊的“中国式”处理，从侧面凸现了中国社会包括司法机构中宪法意识淡薄的现状。
　　修正案在现行条款“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排除非法证据；加强对证人的保护；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保护辩护权等；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保护证人等。这些问题多涉及司法公正和滥权。经常收看电视上法律节目的中国老百姓，应不难找到这些条文背后的沉重现实。这个修正案对保障民权和改善司法公正是个重大进步。可惜的是，这个修正案对如何防止党政干预司法未作任何提及。一位网友调侃说，真要等到那一天，中国各级政法委可能就得退出舞台了。
　　晚上，见到资深媒体人曹景行。他告诉我，早上人大全会，他去了人民大会堂现场。记者席上，他居然没有看到一位外国记者。他很吃惊。这说明什么呢？
　　人民大会堂，三楼记者席上，时有中外同行手握着望远镜，眺望主席台的座次和座位的主人。今天全会，应出席代表人大代表2978人，实际出席2830人，缺席148人，符合法定人数。不过，媒体发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没有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道，出现在主席台左角的座位上。缺席。
　　明天，重庆代表团有开放日。相信中外媒体会在那里找到薄书记。
人民网与百度联合推出“两会热搜”。因提案或发言，成为今天最受关注的代表委员是：朱燕来，政协委员、中银香港助理总裁，（前总理朱熔基之女）；宗庆后，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释永信，全国人大大代表，少林寺方丈。

葛剑雄“两会”日记：3月5日
　　2012年03月06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先生微博： 。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08年3月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
　　最近很多人在谈“两会”跟改革的关系。我是这样看的，在中国，真正要去定改革调子的，恐怕应该是十八大。“两会”的作用，一个是在“两会”期间形成的舆论；其次就是按照原计划通过一些例行的政府预算，和工作报告等。对于大局的方案，我们希望它起大的作用，但是不要寄过大的希望。我去年也讲过这个观点，这是一次例会，有既定的程序。
　　但当讲到一些宏大概念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些通过努力就能做到，甚至不要什么努力就能做到的，对国计民生有好处的事情。
　　所以我在想了一段时间后，准备提两个提案。
　　一个是：我们的五年规划，能不能跟政府的任期相一致。比如“十二五”，是从去年开始的，把它调整到跟这一届政府同时开始有什么不好呢？政府做到或做不到，责任很明确，也便于大家监督。这样政府就有自己的目标，因为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责任更大。而现在的情况是，政府都面临着前面一届政府、人代会通过的规划。这种情况对地方政府影响更大。我在地方省市帮人家做规划时，大家都讲，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一点严肃性都没有。今天这个书记市长讲过的事，一旦换了个书记市长，就要改掉，不改掉就显不出他的能耐和政绩。我们现在批评存在很多政绩工程，它们往往也是和规划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政府也应该是规划和任期一致，毕竟这也多一个约束，而且责任明确，容易执行。这个不涉及到体制，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规划的事情如果做不到，交待总得有吧。比如“十一五规划”规定，教育经费要达到GDP的4%，最后没有做到。好像已经忘记掉了，那还定这个规划干什么？当初在讨论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时候，我就问到，这个4%不是答应做到的吗？讨论是在2010年底进行的，那时规划期还没有结束，你们怎么就已经知道做不到，并且把没做到的那部分规范到以后去了呢？我觉得这些问题至少是可以改善的。
　　我提案的第二项内容是，国家应该明确财政年度的起止时间。财政都有财年。我们现在大多数财务项目要12月25号前结掉。就是说虽然不明确财年的具体时间，基本上财政年度跟公立年度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今年的预算实际上要到人大来讨论和审查，而人大是3月5号开，怎么年初就已经在做了呢？这个是很不严肃的。如果财政年度不明确，任何财政上从中央到地方的拨款，几乎都是滞后的。财年不必和公立年份一样，其他国家财年有7月1号开始的。我们的财年实际上是1月1号开始，但程序上又要等人代会开过，要相关部门配合，到年底又结算，这很不严肃，容易造成弄虚作假。应该明晰财年的起止时间，然后全国上下都这样做。我今年类似的提案还有几个，这些要是做到了，也就尽了我们的力了。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等人都在提学雷锋，还树立了一个典型郭明义，而网上出现了不少质疑雷锋的声音。我觉得这些质疑，不在于质疑雷锋的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深层次质疑的是雷锋形象所代表的价值观。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到了雷锋这种完美无缺的程度，一定是经过包装起来的，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他代表的价值观是政治化的，强调绝对的服从和信任，排除自己的选择。以前我们讨论过，如果党叫你做螺丝钉，你可以做；党叫你做栋梁，你就能做栋梁吗？党叫你得诺贝尔奖，你就能得诺贝尔奖吗？这完全是一种违意志的，要求个人绝对服从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比如：如果党叫你做螺丝钉，你就不主动发挥个人的特长，怎么能有发明创造，怎么有创新？雷锋精神的教育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不要忘记，我们的教育方针，到现在还是在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接谁的班？建设什么？答案很明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学雷锋，如果他还有值得我们学的，当然应该学。如果现在让青少年学雷锋，首先要搞清楚雷锋是什么，学什么。简单地模仿郭明义，肯定是要失败的。
　　最近胡锦涛开了微博，俞振声在网上回民众的信。你说这是从政的新形式，我同意。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正常渠道还有阻碍。我们有这么发达的现代化手段，新闻为什么要靠微博呢？毕竟微博字数有限，反映的情况受限制。有人说“微博问政”，但这能代表官员亲民吗？网络作为辅助手段是可以的，但如果官员天天在网上泡微博，就不能真正走到民众中间去吗？如果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上通下达，解决新闻自由，解决让政府积极回应民众的要求，那这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有人问网络问政会对中国政治方向产生影响吗？我说：不会。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是要自上而下，不能靠网络来推动。因为网络有它的另一面。有人造谣，还有人身攻击、辱骂，而且真假难辨。如果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氛围，怎么能创造出民主的氛围来呢？另外，删微博也是很容易的。在政治改革的环境里，微博只能是一个辅助手段，过度夸大微博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是阻碍正常的改革，阻塞正常的渠道。正如当初设立热线电话时，他不接，你又能怎么办？最后热线电话形同虚设。改革还是要讲实质。我赞成网络问政是一种积极的手段和迹象，但过度解读我是反对的。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先生微博： 。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08年3月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

葛剑雄“两会”日记：3月6日
　　2012年03月07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有人看了我前面两个提案觉得不满意，说我只是在“改良”。我有一个前提，既然这么重视“两会”，我又过来开“两会”，当然是承认“两会”的合法性，承认政府的合法性。如果这个前提没有，就不要来开了嘛，也用不着关心它。
　　我还有一个提案，就是全国人大应该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我们国家的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四百多个法的母法。这么重要的宪法，应该有它的守护神。有些国家有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有人会说，人大下面不是有法工委吗？我认为法工委与宪法委员会是两回事。法工委主要是负责具体的法律条文，一个委员会不能既管母法，又管下面的子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还不能成立宪法法院，因为司法独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宪法委员会的职责一个是守护宪法；第二是解释宪法；第三就是制定宪法修正案。有些国家的宪法从来没修改过，都是制定宪法修正案。我们国家的宪法已经修改过好几次了。我觉得有些条例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了。比如：上一次修改宪法，把罢工的自由、迁徙的自由删掉了。中国人有没有迁徙的自由呢？这么多人在迁徙，怎么没有自由呢？这个条文就应该通过修正案来恢复。这几年罢工实际上是合法的，政府至少是允许的，这就应该在修正案中体现出来。如果宪法条文不符合实际情况了，首先要出台宪法修正案。我们现在都是先做了再说，而且经常是通过国务院的文件、党的文件来修改跟宪法有关的条文，这是很不严肃的。比如最近国务院又对户籍问题有了新提法。中国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1958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的。现在谁有权修改它？应该是全国人大，国务院是没权修改的。如果这个条例不适合现实情况了，就应该废止，颁布新的条例，这都应该通过宪法委员会来施行。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往往只看效果，效果好，我们就接受，而不是依照法律程序去做，也不管它合法不合法。我们往往觉得合理的就好，但要注意，今天你觉得合理，可以违法，那明天不合理的，也就可以违法。有些时候我们太重效率，但改革到了今天，这样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应该追求程序合法。
　　最近汪洋讲“乌坎事件没有创新，只不过纠正了走过场的形式。”意思是，不能把违法的事，当成正常的，把纠正过来的，当成创新。但乌坎现在所做的，大家都觉得它是创新，这说明什么，说明普遍是违法的。因为乌坎正常地做了，大家就觉得是创新了。汪洋这么说，是不是为了淡化它的价值，这是他作为一个官员的考虑。但乌坎以外大量的违法现象，谁来纠正？
　　去年我提的提案，是有回应的。比如我提的“央视设立无广告公益性频道”的提案，广电部有回应，但我是不满意的。他们说，现在的少儿频道也是没有广告的。这个跟我的提案是两回事。最近他们也来找我，看看是不是要加强电视的文化含量什么的。我提的另一个建议低收入者免征个税的提案，回复说现在提高个税起征点了，这个跟我的提案也是两回事。政协委员的提案按规定是要有答复的，跟随答复回来的还有意见表，征询你对这个回复满不满意。我通常不回复，因为很难回复。有时我对他们的态度满意，但对答复并不满意。
　　但我可以再重新提。比如我今年还提了一个有关低收入者的提案，就是为低收入者设立保值储蓄。在实际负利率的情况下，对中等以下收入的人，可以设立一笔保命的钱，比如每人最高五万，可以放入这个账户，这个账户比银行利率高，可以不贬值。这个应该是可以操作的。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先生微博： 。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08年3月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

葛剑雄“两会”日记：3月7日
　　2012年03月08日 英国《金融时报》
这次开会之前，有人通过微博向我反映，这次硕士的英文考试出现泄题现象，当时我答应在政协会议期间反映。开会期间，我先是找了我们小组的召集人，前天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事情。我们小组一致决定用“快报”的方式，报给大会。这是我们小组五年来第一次动用这个方式，这种方式通常用于重大、紧迫的问题。“快报”报上去之后，有关部门是一定要答复的。今天上午教育部长袁贵仁和几个副部长来了。预定的发言结束后，本来要请他们发言的，我就站起来说，我本来已经申请了两分钟发言的，你们要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泄题”事件提了几点要求：一是要彻底调查，严肃处理；二是教育部及主管部门应该向考生、向社会道歉；第三是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保证考生的公平，弥补他们的损失。部长说，他已经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这个情况了，即使我不提，他也要回应的。他用了20分钟专门谈这件事。他讲到各类考试中的作弊现象，说已经请财政部投资了几个亿，改造了教室，请公安部动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考试时出动公安，但即使这样，考试时作弊的现象还是有。这次硕士生考试，光是抓到的作弊的就有5000人。这次“泄题”，教育部在前天晚上接到举报，马上报告了中央。中央两位领导做了批示。公安部正在调查，并取了进展，但具体的案情还没有到公布的时候。目前已经对全部150万份考卷进行了复查，因为作弊的试卷还是有蛛丝蚂迹可以查的，发现有疑似作弊的考卷，将采取一些办法，比如在复试时重考之类。他还说，如果查到了，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教育部的领导，一定会依法处理。记者都注意到了，他对我提出的道歉，没有提及。记者问我，对他的回答满意不满意。我只能说，第一，基本满意。第二，要看落实的情况。如果最后查出来的结果让我失望，还是不满意的。至于我是否还坚持道歉的要求，我觉得不管教育部有没有责任，都应该道歉的，这有利于恢复公众对考试公平的信心，有利于恢复教育部形象。下一步，我准备看最后的结果，再看是否坚持让他们道歉。也许最后弊案发生在教育部之外，他们不肯道歉，也就算了。如果跟教育部的人有关，那我坚持要他们道歉。

2012年03月07日，北京，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分组讨论，当主持人宣布将进入部长发言环节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突然起立喊道：“我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
　　现在有人说政协这边的提案比人大那边的质量高。我是这么看的。如果我是人大代表，那我的发言和提案肯定会有所不同。
　　首先，政协这边，我所有的提案都是我自己写，也是代表我自己一个人的，我不需要征得别人的同意。但人大那边，得30个代表联名才能提一个提案。像我的有些提案，很难找30个人联名。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很难对同一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有把握。换作我是人大代表，如果人家写了提案过来找我，除非我对他的议题特别感兴趣，我很难有这个把握在上面签字，因为这要负责任的。第二个是发言。人大是按地方编的，而且当地的党政领导全是人大代表，有的是代表团的团长，有的地方书记自己就是团长。作为代表团中的一员，你当然得服从领导的安排。比如说发言，首先要保证团领导的发言。就像我们今天的联组会，有中央领导来的这种，三个组108位委员聚在一起开会，发言都是之前有准备的。因为我之前已经发过言了，就得把这个机会让给人家。人大的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有些代表可能根本就没有发言机会。像今天这样我自己站起来讲的情况，这种机会是不容易的。而且在人大发言，比在政协有更大的顾虑。因为人大代表，不管是怎么选出来的，都代表了民众。但政协，我主要代表我个人。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先生微博： 。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08年3月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

葛剑雄“两会”日记:3月8日
　　2012年03月09日英国《金融时报》
　　昨天向教育部长提问的事，在网络上成了话题，出乎我的意料。这又让我想起乌坎的事，明明是正常的事，却被视作“新闻”。政协委员对来听取意见的领导，当面提出一些问题，这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有人问我，你有没有顾虑。部长也是人，有什么顾虑呢？也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提呢？我不是代表我自己提的，而是代表考生，代表公众提的。很多人说我要部长道歉，其实我不是要他本人道歉，而是希望主办这个工作的研究生司，考试中心道歉，他们应该有责任吧。谁有责任谁就应该道歉。至于部长道不道歉，是他本人的事。也有高姿态的部长，比如发改委主任，他对房价没有控制住的事道了歉。其实房价并不完全是发改委的责任，但他的态度很好。政协委员向部长提问，本来是正常的事，结果变成新鲜事，说明原来实在是没有照章办事。我希望这种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正常。官员既然是人民公仆，应该有这个雅量。这样也就不会有什么顾虑。
　　今天会场还发生了一件小事。会议结束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大厅被绳子拦住，要我们绕道走，因为有领导要来。后来我对他们发火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走这里，我们是来开会的。他们看我有点生气了，就让我走了，但对其他人还是没有放行。任何国家在这种重要场合，都要注意安保，但防止的是外面闲杂的人，而不是限制与会人员的行动。这就暴露出下面的工作人员，还是没有把领导视作“公仆”，没有把领导视为我们政协会议的一员。我批评工作人员说：我相信领导本人是愿意亲民的，你们不要把领导与大家人为隔开。再说，当时领导还没来。我觉得即使要让领导先行，也要尽量缩短提前量，将对其他人的影响缩到最短。我相信这不是领导的本意，而是下面一些人希望让安保工作做得更好，或者想取悦领导。我看到温家宝倒是很注意。有一个会议他迟到了几分钟，还向大家道歉。今天这个情况，温家宝一定会支持我。
　　我还提了一个优待抗日老战士的提案。到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就70周年了。如今还在世的抗日老战士，哪怕45年时刚20岁，也已经90高龄了，可谓硕果仅存。应该对这些抗日老战士，不分党派、不分国共，所有人都登记，采纳他们的事迹和纪念物，到70周年时，国家应该向他们颁发荣誉勋章。60周年的时候，发过纪念章，70周年时，这些人就越来越少了，国家应该提高等级，给他们优厚的生活待遇，包括医疗待遇。还有就是把这些老战士的坟墓集中安葬，设立抗日战争无名战士墓。很多国家都有战争中的无名战士墓，专门有寄放仪式。我们还没有。散住在海外的老战士，如果愿意回国定居，应该隆重欢迎他们荣归故里。境外的老战士坟墓，应该找人去祭扫，妥善保管，修建坟墓。这反映了国家对为自己做出贡献的公民的态度，对于提高国家的凝聚力是有很大作用的。
　　对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透明式管理，我自己的感觉是越来越顺了，员工越来越接受这种观念了。对我们“服务无疆，读者至上”的标准也越来越认同了。比如有一件事，同学在离校的时候，如果我们图书馆的记录跟他本人的认知有出入，比如图书馆显示他还有两本书未还，但他认为自己还了之类，我们现在就是让学生把情况写清楚，然后签名，就可以正常办离校手续。审案还是无罪推定，我们为什么要假定学生是错的呢？但我们会跟同学讲，什么时候你若真找到了，就还给我们。找不到，没有关系。或者如果我们发现是我们的记录有误，我们会把这张签字的纸退还给你，并且向你道歉。这样做一开始有人担心，万一学生把书拿走怎么办？结果试下来，情况很好。去年暑假办离校手续的，除了有两个人自动推迟办手续之外，其余没有纠纷。
　　我们取消了一切收费，以前的资料费、延期不还的罚款之类都取消了，但延期不还的话，我们会在借新书上有所限制。我们的复印费也只收成本费，一张纸1毛钱。以前有同学把书拿到外面去复印，为了便宜，但现在我们就是最便宜的。现在学生对我们的很多方面也谅解了。以前在我们的BBS上包括我的微博上会有骂人之类的事，但现在大多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了。我觉得只要真心诚意地做事，员工和读者都是会认同的。
　　现在学生反映，图书馆服务态度很好，就是服务质量还不行。有些管理员一问三不知。我回答说，现在还是初级阶段。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图书馆，不是读者来了，告诉他这本书在哪里，而是应该根据读者的研究方向，向他推荐书，或者向他介绍有什么新书，这才是引领学科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去年有一个变化是我们购买数据库和网络产品，花了一千两百多万，总价已经超过了纸本图书。我们还要用远程控制系统等。以前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一些低端的矛盾与争议上，现在基本可以把精力放在图书馆高质量服务的方向上去了。
　　我们建了图书馆的微博，只要是涉及到图书馆的事情，我也会转到图书馆的微博上去。现在也在把图书馆的工作转给年轻人去做。我想现在我们做的许多规矩，应该会传下去。比如馆内图书都要开放，不再另外收费之类的，以后再想收费，估计也很难了。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先生微博： 。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08年3月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