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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9期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赵秋运万岑张骞*摘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变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取得了经济“增长奇迹”。近些年来，国家对于经济发展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单纯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还要关注环境保护与区域协调发展，以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对于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能否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文章选取中国20032021年282个城市的数据，使用技术选择指数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引入政府和市场以探究两者的作用。文章实证结果表明：遵循比较优势显著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政府和市场均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而且两者的协同效应明显；东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及发展水平较高城市中，遵循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对促进我国各地区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一是各地需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是立足于比较优势，加强地区间合作，积极融入国际市场；三是选择适宜的创新策略，避免盲目自主创新；四是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五是完善环境治理机制，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发展战略DOI：10.19592/ki.scje.410012JEL分类号：O47，R15中图分类号：F127，F06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249（2023）09-047-19一、引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的（旧）结构主义认为政府大推进是跨过发展陷阱的必要条件（Rosenstein-Rodan，1943）。大部分拉丁美洲、亚洲以及非洲国家在这一阶段实行“赶超战略”，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追赶发达国家（林毅夫、蔡昉，1994；赵秋运、王勇，2018）。在此背景下，中国同样选择了“赶超战略”发展重工业（赵秋运、王勇，2018；郑洁，2018），而重工业由于建设周期长、技术水平要求高、资金投入大等特点，不适宜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国，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特点主要为：第一，资金十分紧缺；第二，出口商品稀少，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水平高；第三，经济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这致使中国无法*赵秋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E-mail：；万岑，江苏大学财经学院，E-mail：；张骞（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E-mail：。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研究”（18BJL120）、2021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特点研究”（2021MZD015）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转型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范式”（72141301）的资助。47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借助市场机制实现重工业优先增长（林毅夫、蔡昉，1994），且衍生出的“三位一体”制度安排长期和持续地影响着产业结构，造成诸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城乡发展不均等、环境污染严重等（Lin，2003；林毅夫、陈斌开，2013；郑洁等，2018），这制约着我国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新自由主义作为第二代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休克疗法”，主张取消政府干预，推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林毅夫，2010），但因缺少对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保护，反而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而与“赶超战略”和“休克疗法”不同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需要遵循比较优势（林毅夫，2022a），根据各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带动经济发展（林毅夫，2017b；赵秋运等，2021）。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重工业赶超战略，转而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林毅夫、蔡昉，1994）。两种战略选择的不同经济效应更加凸显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既要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要保证高质量发展，需要将产业发展、创新、绿色发展、包容性以及开放纳入统一的框架内进行考虑，追求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下，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实现动态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林毅夫，2022a）。现阶段，中国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虽然我国不断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并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但是，我国发展仍受环境污染、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的阻碍（韩永辉等，2021）。为加快我国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进程，有必要深入探讨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并展开定性和定量研究。二、文献综述（一）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概念最早是由可持续发展及包容性发展基础上衍生而来的，但研究其内涵的文献较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亚太地区可持续和包容性城市化”战略文件中表明支持包括政府和地方社区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和地方合作伙伴实现包容性的、弹性的和可持续的城市化（Hildebrand，2014）。根据欧洲2020战略（EC，2010），欧盟（EC）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智能、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体，提供高水平的就业，生产力和社会凝聚力”。因此，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关注。针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界定，许多专家争相讨论但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围绕两个关键词展开：不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Kopnina，2016）。Lin et al.（2019）认为其代表着包含环境友好以及社会包容的现代经济发展水平。除此之外，包容和可持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生产性就业增长、收入贫困和不平等的持续减少、人类发展指标的可持续改善以及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护也是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Herman，2016；Islam and Islam，2015；Schmid，2014；Szirmai et al.，2013）。部分学者认为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性发展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Puf（2017）认为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可以自动成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因此，经济体应当同时关注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以确保人人享有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Geirgescu and Herman，2019）。482023年第9期由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兴起较晚，针对其进行测度的研究成果较少。Lin et al.（2019）从制造业、贸易、创新、就业、性别包容、污染、能源和资源管理八个维度构建包容性可持续转型指标体系，测度了近200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庄佳强（2012）构建包容性财富指数，并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1990年以来我国省际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差异进行比较。李苏、尹海涛（2020）借鉴联合国环境署的绿色发展（GEP）指标体系，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视角构建了与我国国情相匹配的GEP指标体系，并测度了我国各地区的GEP指数。赵秋运等（2022）运用条件核密度估计和拉格朗日乘数综合赋权法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二）比较优势的研究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是Ricardo（1817）在斯密（1776）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在生产要素不可能在国与国之间流动的前提下，后发国家也能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外贸活动。不同于传统的比较优势，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比较优势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即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与技术选择，而不仅是给定产业与技术下的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最优配置（林毅夫、付才辉，2022）。林毅夫、蔡昉（1994）和林毅夫等（1999）引入比较优势重新诠释了“东亚奇迹”产生的原因：由于这些经济体较早地察觉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适宜本国发展，开始按照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积极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从而产生“东亚奇迹”。跨国地区的相关研究中较多使用要素禀赋结构来衡量比较优势，而在对同一国家不同地区进行研究时，不同学者针对比较优势的衡量标准持不同观点。蔡昉、王德文（2002）选择劳动力集中指数、劳动力物质资本拥有量等指标来衡量不同角度下的比较优势。Balassa（1965）提出使用各地区产值占比与全部地区的比值来衡量显示性比较优势。吴群（2007）考虑技术、外资及产业政策等随产业发展相应变化的动态性比较优势，在静态比较优势衡量的基础上，采用要素禀赋系数来衡量动态比较优势。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林毅夫通过计算技术选择指数对最优技术的偏离情况来衡量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林毅夫、刘培林，2003；林毅夫、陈斌开，2009；陈斌开、林毅夫，2013）。除单个指标的衡量方式外，也有学者对比较优势指标体系进行测度，王欣亮（2015）通过成本及费用两个维度构建地区比较优势测算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来分析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三）比较优势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主要是针对对外贸易，强调不同生产优势的国家通过进出口贸易交换商品，利用比较优势实现利益最大化（Ricardo，1817）。而林毅夫、蔡昉（1994）将比较优势学说引入对发展战略的分析中，以研究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模式是如何内生形成的，其认为选择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发展战略，是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Chen and Lin，2021）。目前鲜少有实证研究探讨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仅有部分文献研究比较优势对各经济因素的影响。林毅夫、刘培林（2003）、陈斌开、林毅夫（2013）研究发现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选择会对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技术进步等经济因素造成影响。彭文平、揭阳扬（2019）从政府和市场的调节作用入手，实证发现比较优势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郑洁等（201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导致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增加了财政赤字，从而致使环境治理水平变弱。此外，Lin（2003）认为只有在产业和技术选择上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才能实现较快的资本积累，欠发达49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国家才能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Robert and Lucas（1993）研究发现比较优势和经济效益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比较优势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个经济体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才能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创造更多剩余，为进一步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供物质基础，从而推动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林毅夫，2017a）。第二，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推动对外开放。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通过对外贸易取得效益；同时缺少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样可以利用国际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开放发展（林毅夫，2022b）。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推动一个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有效利用世界市场（Lin，2012），从而解决了资源分布不均问题，有效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李强，2019）。第三，按照比较优势选择更适宜的创新模式，突破技术瓶颈，有助于创新驱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挖掘创新潜力，既需要企业在市场中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来抓住创新的机会，也需要有为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突破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的瓶颈，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Lin，2012）。第四，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能够有效提升软硬基础设施的建设，兼顾公平和效率，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重工业赶超战略下，城市化进程受阻，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赵秋运、马晶，2018），而采用比较优势战略能够极大提升城市包容性。一是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收低收入群体，完善就业结构；二是随着资本积累加快，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密集程度随之发生变化，从而提高收入水平，降低资本回报率，逐渐缩小收入差距；三是增加财政收入，使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投入不断提高，有助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林毅夫，2022b）。第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加速产业绿色转型，从生产源头提供绿色发展动力。遵循比较优势的企业其自生能力不断提升，获得更多经济效益，更倾向于采用绿色环保的生产技术，遵循绿色发展的要求（林毅夫，2022b）。郑洁等（2018）认为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发展战略越符合其比较优势，环境污染问题更轻，更有利于环境友好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朱欢、李欣泽（2021）认为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提升，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会从重工业等能源密集型转向更加低碳清洁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实现绿色发展。综上，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挖掘创新潜力、加速对外开放、促进共享发展以及绿色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H1：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能够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二）政府和市场的调节效应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引导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市场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经济运行依靠市场力量有效调节，实现高502023年第9期质量发展。但是两者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政府主导的模式存在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况，同时也存在不可控因素导致事前判断失败的可能性，而自由市场由于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市场失灵总有发生，因此经济运行失去效率和公平。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之下，政府和市场从来就不应该是矛盾对立的存在，而是两者之间相互分工、相互配合，共同配置经济社会资源。发挥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既有利于克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发展活力不足的政府失灵，又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从而弥补市场失灵。通过遵循比较优势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a和2b：H2a：政府和市场在遵循比较优势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H2b：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关系对遵循比较优势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调节效应。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对遵循比较优势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进行探究，并整理绘制了如下的理论框架。图1遵循比较优势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四、研究设计（一）模型设定1.基准回归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为验证假设1，本文构建比较优势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计量模型，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设定方程如下：Isdi,t=0+1Tcii,t+2Controli,t+i+t+i,t（1）其中，下标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Isdi,t为测度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Tcii,t为技术选择指数，用来代理比较优势，Controli,t为控制变量。此外i为城市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t为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样本期内对所有样本产生共同影响的时变因素。i,t为随机误差项。2.调节效应回归模型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从政府及市场两个角度引入调节变量以验证假设2a与2b，仍采用双向固定模型，设定模型如下：51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视角Isdi,t=0+1Tcii,t+2Govi,t+3Govi,t Tcii,t+4Controli,t+i+t+i,tIsdi,t=0+1Tcii,t+2Mari,t+3Mari,t Tcii,t+4Controli,t+i+t+i,tIsdi,t=0+1Tcii,t+2Mari,t+3Govi,t+4Govi,t Mari,t Tcii,t+5Controli,t+i+t+i,t（2）其中，Govi,t为本文中引入的一系列政府变量；Mari,t为一系列市场变量；Tcii,tGovi,t是技术选择指数与政府变量的交互项，以探究政府作用的调节效应，Tcii,tMari,t是技术选择指数与市场变量的交互项，以探究市场作用的调节效应，Tcii,tGovi,tMari,t为技术选择指数、政府与市场变量的交互项，以探究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二）变量测度及数据来源1.被解释变量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Isd）。参考已有相关测度研究，以包容性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内涵为基础，结合赵秋运等（2022）和Lin et al.（2017）的研究思路，考虑中国城市的自身特点，针对性地建立包含产业、开放、创新、包容及环境五个维度的指标体系（表1），利用条件核密度估计法及拉格朗日乘数法组合赋权对中国20032021年282个城市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进行客观测度，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1中国城市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产业开放创新包容环境二级指标高新技术企业个数（个）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工业增加值（元）制造业从业人员（万人）外贸依存度（%）单位GDP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元）外商投资企业（个）国际旅游收入（百万元）科技支出占财政预算支出比重（%）普通高等学校数（所）专利授权量（件）职工平均工资（元）城镇失业率（%）性别比（女性=100）基尼系数医院床位数（张）教育支出占财政预算支出比重（%）工业SO2排放量(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指标属性+-+-+综合权重Wj0.25200.25550.24270.24980.24810.24960.24790.25440.34380.31010.34610.16460.16970.16750.16530.16770.16520.16860.16840.17210.16230.16770.1610注：“+”表示该指标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则表示具有负向影响。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越接近于0则表示收入分配越是趋于平等。522023年第9期2.解释变量技术选择指数（Tci）。一个地区只有遵循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才能够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若该地区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部门的人均资本更高，且具有更多的政府外部性补偿，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被忽视，此时的产业结构偏离该地区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因此本文采用Lin and Liu（2004）构造的技术选择指数（Tci）来衡量一个地区违背比较优势发展的程度，计算公式如下：Tcii,t=AVMi,tGDPi,tLMi,tLi,t（3）其中，AVMi,t为工业增加值；GDPi,t为国内生产总值；LMi,t为工业部门就业人数；Li,t为总就业人数。计算所需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该指数越大表示该地区的发展战略越违背比较优势。3.调节变量参考彭文平、揭阳扬（2019），从政府和市场两个角度引入调节变量，一方面，政府通过政策及补贴等干预手段帮助经济体按照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创新及绿色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市场的力量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有力增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对经济及产业带来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使用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的数据，从不同维度来衡量政府干预：财政干预（Fi）：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彭文平、揭阳扬，2019），通过积极的财政支出对产业进行外部性补偿，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财政压力（Fp）：（城市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城市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城市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彭飞等，2020），财政压力会倒逼地方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进行制度改革创新、优化供给模式等一系列应对措施，从而有利于经济效益稳步提高；生产总值增长率（Grgdp）：各城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刘坚，2021），用以衡量政府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财政支出增长率（Grfe）：各城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同比增长率（刘坚，2021），用以衡量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同时，依据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的数据，从四个维度来衡量市场的作用：市场化指数（Mi）：衡量各省份市场化改革相对进程；非国有经济发展得分（Ned）：作为市场化指数的分项指数之一，其反映市场导向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要素市场发育得分（Fmd）：从金融、人力资源及技术市场三个方面描绘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而高水平的市场配置能力是促进地区遵循比较优势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得分（Itd）：完善的中介服务条件和良好的法律环境能够保证企业的合法权益及科技创新，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除此之外，使用财政干预与市场化指数的交互项来衡量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4.控制变量本文从多角度出发，选取了可能影响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均通过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的数据计算得到。人力资本（Capital）：该地区的劳动者所承载的资本，包括其工作能力、创新思维、文化水平等能够促进产品的产出但不随产品转移的要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参考陈钊等（2004），使用受教育程度衡量人力资本拥有量，划分为文盲、小学、中学、大学四等受教育程度，其对应的学龄分别为0、6、12、16（忽略不同高等院校学历的年限差距），计算方式为：（小学毕业人数6+中学毕业人数12+大学毕业人数16）/总人口数。53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城镇化率（Urban）：该地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规模，以及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的程度，劳动力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随着城市规模变化产业结构亦不断提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使用城镇常住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率。社会消费（Lncon）：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社会消费能够直接反映经济活力，不可忽视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本文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值来衡量。经济发展（Lnp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最直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变量，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处理。人口规模（Lnpop）：人口规模直接决定劳动力的丰富程度，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丰富的劳动力能够带来更多产出，进而支撑经济快速发展。本文使用城市总人口数量的对数值来衡量。（三）描述性统计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政府调节变量市场调节变量控制变量IsdTciFiFpGrgdpGrfeMiNedFmdItdCapitalUrbanLnconLnpgdpLnpop样本量535853585263526353585358533953585358535853585358535853585358平均值0.5001.3800.1902.77012.9018.239.9007.6805.2405.8901.1500.86015.1110.295.880标准差0.1200.7800.1901.8009.85023.403.1002.4401.9903.6900.4000.3901.2300.8400.680最小值0.1600.1000.0300.650-46.86-85.611.9600.9400.370-0.4100.2100.01011.247.4702.770最大值0.81016.436.04018.0289.14129019.6913.5915.8724.334.7003.59018.9212.588.140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技术选择指数（Tci）来看，最小值0.10，最大值16.43，标准差0.78，表明不同城市的技术选择指数差异不大，且大部分城市技术选择指数偏小，即选择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Isd）来看，最小值0.16，最大值0.81，标准差0.12，表明城市间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差异较小，在0.160.81范围内变化。从政府变量来看，差异性最大的是财政支出增长率（Grfe），最小的是财政干预（Fi），说明不同政府变量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从市场变量来看，标准差差异较小，而市场化指数（Mi）的平均值最大（9.90），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得分（Itd）的平均值较小，且包含负数，说明变量之间大小差异明显。五、实证分析（一）基准回归为验证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本文对20032021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542023年第9期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为控制了年份和城市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第（2）列和第（3）列分别为只控制城市和只控制年份的固定效应模型，第（4）列为不加控制的随机效应模型，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应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看，所有模型中技术选择指数（Tci）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技术选择指数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由于某一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越大，该地区的发展战略越违背比较优势，因而该结果也表明如果该地区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不利于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反之，遵循比较优势能够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表3基准回归结果变量TciCapitalUrbanLnconLnpgdpLnpopConstantHausman检验Chi2-统计值ObservationsR-squared城市固定时间固定（1）FE-0.005*（-5.36）0.025*（6.98）0.046*（9.45）0.015*（3.97）-0.094*（-24.23）0.038*（6.14）0.891*（15.21）0.0000（345.62）53580.133YESYES（2）FE_city-0.004*（-3.70）0.020*（5.60）0.031*（9.13）0.039*（13.43）-0.066*（-18.85）0.037*（5.89）0.322*（8.10）0.0000（322.83）53580.089YESNO（3）FE_year-0.009*（-5.99）0.036*（11.53）0.014（1.63）0.102*（27.28）-0.077*（-18.75）0.007（1.53）-0.324*（-13.57）0.0000（164.35）53580.586NOYES（4）RE-0.011*（-7.42）0.044*（14.43）-0.038*（-8.86）0.092*（25.34）-0.075*（-18.40）0.015*（3.41）-0.216*（-10.28）-53580.580NONO注：*、*和*分别表示t值检验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统计量。（二）稳健性检验1.更换被解释变量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方法不同，可能会造成回归结果存在较大偏差，因此本文替换为更改测度方式的被解释变量后重新进行回归，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重新回归的结果如表4第（2）列，即使更换了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技术选择指数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仍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再次验证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仅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本文中被解释变量（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原有测度方法为三级指标加总到二级指标后，再加总到一级指标，而更换过的测度方法为三级指标直接加总到一级指标。55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同时也证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测度具有稳健性。2.解释变量缩尾处理通过对技术选择指数（Tci）数据的观察，发现存在个别极端值，由此可能造成估计结果偏差，为此，对该数据进行1%的缩尾处理，观察极端值情况不明显后，再次进行回归，如表4第（3）列所示，回归结果仍显著地支持遵循比较优势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定性。3.样本敏感性检验本文样本包含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个直辖市，考虑到直辖市在行政等级上属省级，相比其他地级市样本更高一级，因此剔除四个直辖市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第（4）列所示，表明上述结论仍成立。表4稳健性检验（1）变量TciCapitalUrbanLnconLnpgdpLnpopConstantObservationsR-squaredNumber of City城市固定时间固定(1)基准回归-0.005*(-5.36)0.025*(6.98)0.046*(9.45)0.015*(3.97)-0.094*(-24.23)0.038*(6.14)0.891*(15.21)53580.133282YESYES(2)更换被解释变量-0.005*(-5.26)0.025*(7.45)0.048*(10.31)0.014*(3.91)-0.084*(-22.83)0.038*(6.35)0.816*(14.72)53580.123282YESYES(3)缩尾处理-0.012*(-7.91)0.024*(6.86)0.046*(9.53)0.013*(3.57)-0.095*(-24.44)0.036*(5.85)0.936*(15.89)53580.138282YESYES(4)删除直辖市-0.005*(-5.36)0.025*(7.04)0.047*(9.42)0.015*(4.08)-0.093*(-23.70)0.039*(6.21)0.865*(14.69)52820.130278YESYES注：*、*和*分别表示t值检验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统计量。4.替换估计方法由于估计方法的不同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较大，本文采用两种估计模型进行重新估计。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PCSE）。参考崔丹等（2021）和陈强（2014），为避免可能存在的组间自相关和组间异方差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使用面板校正标准误方法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5第（2）列，仍显著地支持本文论点。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为探究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影响，参考陈黎明等（2023），选取0.1、0.25、0.5、0.75四个分位点，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562023年第9期表5第（3）列表明即使分位点变化，技术选择指数系数仍显著为负，上述结论具有良好稳健性。表5稳健性检验（2）变量TciCapitalUrbanLnconLnpgdpLnpopConstantObservationsR-squared城市固定时间固定（1）基准回归-0.005*（-5.36）0.025*（6.98）0.046*（9.45）0.015*（3.97）-0.094*（-24.23）0.038*（6.14）0.891*（15.21）53580.133YESYES（2）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0.005*（-3.88）0.025*（6.67）0.046*（4.53）0.015*（2.80）-0.094*（-15.95）0.038*（3.90）0.764*（8.41）53580.890YESYES（3）分位数回归QR_10-0.008*（-3.16）0.024*（3.15）0.038*（3.66）0.014*（1.74）-0.092*（-11.13）0.039*（2.74）-5358-YESYESQR_25-0.007*（-3.78）0.024*（4.46）0.042*（5.55）0.014*（2.48）-0.093*（-15.62）0.039*（3.77）-5358-YESYESQR_50-0.005*（-4.05）0.025*（6.27）0.046*（8.44）0.015*（3.52）-0.094*（-21.68）0.038*（5.11）-5358-YESYESQR_75-0.004*（-2.21）0.026*（4.81）0.051*（6.95）0.015*（2.72）-0.096*（-16.45）0.038*（3.79）-5358-YESYES注：同上表。5.内生性问题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及互为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模型出现估计偏差，因此选用解释变量滞后一阶及滞后二阶作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使用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进行估计，结果（表5）显著支持前文结论，且过度识别检验结果（p=0.2298）表明工具变量外生，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p0.001）表明选用的工具变量为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选取合理。表5内生性检验Tci.L1Tci.L2Tci-0.005*（-5.36）0.391*（23.77）0.155*（8.89）-0.010*（-4.71）变量（1）基准回归（2）FE2SLS第一阶段第二阶段57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视角CapitalUrbanLnconLnpgdpLnpopConstantObservationsR-squaredNumber of City城市固定时间固定0.025*（6.98）0.046*（9.45）0.015*（3.97）-0.094*（-24.23）0.038*（6.14）0.891*（15.21）53580.133282YESYES0.115*（1.67）0.036（0.45）-0.106*（-1.82）-0.216*（-3.34）0.100（0.91）4.076*（3.87）42300.225282YESYES0.024*（6.13）0.045*（8.69）0.014*（3.60）-0.091*（-21.29）0.032*（4.75）0.937*（14.35）47940.106282YESYES变量（1）基准回归（2）FE2SLS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注：同上表。（三）异质性分析（1）城市区位具有异质性。对于处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可能更大。东部地区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资本密集度强于中西部地区（赵秋运等，2023），其技术选择指数小于中西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区能够更好地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而中西部地区还存在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朱欢、李欣泽，2021），因而本文参考李政、杨思莹（2019），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将282个城市划分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城市并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6第（1）和（2）列所示，分地区回归时技术选择指数系数仍显著为负，支持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能够有效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这一结论，且东部地区比较优势对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优于中西部地区。（2）城市规模具有异质性。城市规模往往强调的是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规模大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发挥人口红利，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产生更多剩余资本以构建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城市。因此不同城市规模对本文研究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参考李代花（2022），根据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调 按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位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内的城市称为东部城市；将位于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内的城市称为中部城市；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城市称为西部城市。（续表）582023年第9期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划分为中小城市（300万人以下）和大城市（300万人以上）分别回归，如表6第（3）和（4）列所示，无论城市规模如何，技术选择指数依旧显著抑制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而大城市中该效应被加强，说明在人口聚集的城市，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更有利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3）城市发展阶段具有异质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同。在低发展水平地区，缺少资本而拥有大量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有助于经济发展，而在高发展水平地区资本集聚，适宜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对此，参考尹应凯、陈乃青（2022），将人均GDP高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划分为高发展水平地区，而低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城市划分为低发展水平地区，进行分组回归，表6中第（5）和（6）列表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均显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