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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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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问题和对策 一、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化的特征和事实 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在知识、技术和全球化力量地推动下,全球服务业迅速发展,服务业在一国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标准。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新趋势和阶段性特征是服务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已显露出推动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潜力。 实现服务全球化的两种最主要的途径和方式是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易和服务跨国投资互相促进、融合,推动了服务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中国服务业要实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取得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迅速融入服务全球化的进程,深入和广泛地参与服务全球分工体系。那么,中国参与服务全球化的程度到底如何?中国服务全球化相对于制造业全球化差距到底有多大?并且这种差距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以及服务业长期的发展滞后?虽然国内大多数学者和政策研究者从服务业外商投资和服务贸易这两个指标的角度分析中国服务国际化和服务全球化,但我们认为,单一的从这两个指标的绝对值和各自在总量中的比重难以准确衡量中国参与服务全球化的程度,必须结合中国在全球服务业发展中的相对地位和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才能较为准确把握服务全球化的内涵。我们提出以下两个指标(服务贸易全球化指标STRG和服务业外商投资全球化指标SFDG)测算中国服务全球化指数: SFDI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TFDI为总量FDI,SGDP为服务业GDP,TGDP为总量GDP,STRD为服务贸易额,TTRD为贸易总额 为了与制造业全球化指数相比较,提出以下方法测算制造业全球化指数(制造业贸易全球化指数MTRG和制造业外商投资全球化指数MFDG): MFDI为制造业FDI,MTRD为制造业贸易额,MGDP为制造业GDP。 该指标值若等于1,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地位和服务FDI在FDI总额中的地位,与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相同;小于1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和服务FDI在中国贸易总额和FDI总额中的地位低于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大于1则表明服务业全球化相对水平较高。 根据1983年-2007年的数据计算,结果显示,中国服务贸易全球化指数的平均值仅为0.31,而服务业外商投资全球化指数均值达1.071.06。相对于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服务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偏低。后者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与服务业占中国GDP的比重大体相当。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计算公式的分母是中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而不是全球服务业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于时间序列的数据不可得,我们没有选择后者,如果以全球服务业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为分母,中国服务贸易全球化指数和服务FDI全球化指数将大大降低。考虑到中国服务业占国内GDP的比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虽然服务业外商投资全球化指数略大于1,并不能得出中国外商投资全球化程度已经很高的结论,只是相对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服务外商投资的份额与其大体相当。而且从图5-1中可以看到,该指标统计值在研究期间起伏很大,表现极不稳定。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目前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较低(30%左右)是与服务业较低水平的发展基础紧密关联的,随着中国服务业在GDP份额中的不断增加和服务业发展基础不断增强,服务业外商投资在FDI总额中的比重会逐步增加。尽管该指标有一定的缺限,我们仍可以看到,中国服务贸易参与国际化的程度非常低,大大低于服务外商投资全球化指数,但也预示中国服务贸易参与服务全球化的潜力非常巨大。 如果与制造业贸易全球化指数和制造业外商投资全球化指数相比较,可以发现,制造业贸易全球化指数平均值远远大于服务业,前者均值为2左右。同时,制造业外商投资全球化指数平均值为1.547也高于服务业。这与我国制造业已深入地参与全球分工以及制造业已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发展事实完全相符。(见图5-2) 图5-1 中国服务业全球化指数 图5-2 中国制造业全球化指数 二、在服务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服务业外商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服务贸易进口,但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笔者根据对服务业外商投流量、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进口之间的协整关系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投资与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服务业外商投资流量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大于对服务出口的影响,且服务外商投资流量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统计关系的显著程度高于其与服务出口的统计关系。对于外商投资存量、服务出口与服务进口之间的协整关系分析说明,外商投资存量与服务贸易进口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服务贸易出口之间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从长期看,外商投资流量会转变为存量,外商投资存量更能反映外资进入中国后真实的资本投资情况。因此,可以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各行业总量外商投资与服务贸易进口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从长期来看,外商投资与服务贸易出口关系不显著。 这与我国的外商投资和服务贸易发展的现实相符。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外商直接投资主要进入的行业是第二产业,以利用我国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进入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例很小(仅为30%左右),并且其市场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我国巨大的市场,所起作用仅限于进口替代而并非出口导向,因此对我国服务业出口带动作用不明显。 (二)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规模小,发展速度慢和结构不合理导致中国服务出口发展缓慢。 理论和实证研究已表明,一国对外投资(包括服务业对外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极为明显,中国服务出口的规模小和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和发展速度慢。近年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逐年显著增加,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上升,已经超过50%,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但是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结构看,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而这些对外投资的主要服务行业对服务贸易的带动程度较弱。目前, 与著名外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大量企业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企业在境外的保险、分销、运输等服务领域几乎没有分支机构,而这些服务行业的对外投资是带动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出口)程度最强的行业。针对当前服务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服务外包,涉足服务行业的大量知名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离岸中心、服务交付中心或子公司多种形式在内的运营机构以开拓中国市场,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服务外包提供商在发包企业所在地进行投资建立子公司(或离岸中心)以及通过子公司承接当地的服务外包项目几乎很少。 (三)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差额逐年扩大。 中国服务贸易在1982-1991年期间,除1984年以外,其他年份保持顺差,其中在1991年服务贸易顺差达到改革开放后的最大值(152亿元人民币)。在1992年以后,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并且逆差逐年扩大,在2004年时出现1982年以来的逆差最大值,当年服务贸易逆差额为803亿元人民币。近年来服务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逆差绝对额仍较大。2007年服务贸易逆差额达到799630亿元人民币。从部门结构来看,传统服务业中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贸易顺差的规模逐年扩大,这两项构成了中国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运输服务不仅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部门,而且逆差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主要新兴服务部门贸易差额结构差异较大,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咨询服务、电影音像近年每年逆差共计高达150多亿美元,其中,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服务逆差的增幅最大。其他的新兴服务部门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广告宣传等贸易差额变化不明显,且规模相对很小。 从贸易竞争指数角度分析,在1991年之前,中国贸易竞争指数多数年份为正数(除了1984为负数),表明在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内,中国服务贸易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在1991年中国服务贸易竞争指数达0.26。在1992年以后,各年服务贸易竞争指数为负数,贸易比较劣势表项明显。从1999年以来贸易竞争指数开始缓慢回升,但仍表现为贸易劣势。 三、影响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一)技术进步缓慢和劳动生产率低严重制约了服务业比较优势的提高。 决定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因素主要是技术进步和要素积累两个方面。技术变化和技术进步是形成国内外服务产品劳动生产率差异,从而形成服务产品生产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要素积累是形成国际间要素价格差异和降低要素成本及降低生产成本的主要根源。两者都是形成比较优势差异,进而形成服务在国际间的价格水平高低,最终决定各国服务贸易模式的形成。 服务全球化迫使企业将劳动力成本最小化。东道国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高低成为服务业跨国投资的一个重要区位决定因素,也成为东道国吸引外国投资的重要因素。虽然在分割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价定律不能完全实现,使各国服务的劳动单位成本差异较大,但信息技术的迅猛推进使服务产品可交易性极大增强,因而服务的劳动成本和价格水平仍然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服务全球化趋势下,劳动力成本高的区域或企业,如果不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抵消其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便会丧失吸引国际投资的竞争力和降低国民福利。我们用劳动生产率反映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它是衡量产业竞争力强弱的一项重要指标,可以用产业的劳动者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总额来反映产业竞争力的高低,其值越大,产业的竞争力越强,反之越弱。从表5-1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但大大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马来西亚、埃及、巴西、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例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86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1.6923,美国为9.0354,日本为6.79,法国为8.9559,马来西亚为2.516,埃及为1.772.18,墨西哥为3.393,巴西为2.3816,泰国为1.6294,仅仅高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与菲律宾接近。目前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成为不争的事实,与中国服务业效率低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服务业工资增长迅速,工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1999-20078年,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服务业工资平均增长率为12.513.28%,同期劳动生产率平均仅仅增长6.77.16%(见图5-3)前者是后者的接近2倍。可以认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服务业面临参与国际分工非常不利的局面。 表5-1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068年不同国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比较(单位:国际元) 国家 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国家 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中国 1.2311 1.6963 印度尼西亚 0.8287 1.1278 日本 6.7901 6.7958 韩国 5.2075 4.3739 菲律宾 0.9971 1.6855 墨西哥 3.3940 3.3374 泰国 1.6171 1.9483 越南 0.8249 1.0145 新加坡 12.2068 7.2496 加拿大 5.9289 5.8113 美国 9.5356 9.0328 埃及 2.1823 1.7775 巴西 2.3788 2.1696 法国 8.5901 8.9508 马来西亚 2.5648 2.1636 南非 3.4495 4.4617 资料来源:根据201008年《国际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图5-3 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计算。 图5-3 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计算。 (二)要素积累的规模和质量成为限制服务业比较优势提高的另一重要因素。 在要素积累方面,服务贸易与人力资本有特殊密切关系:第一,服务生产和消费过程都需要人直接参与;第二,人的流动是服务跨境流动的重要载体;第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全球业务增长最快,而人力资本和知识、专利等无形资本是企业资产的主要构成部分。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能极大地增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培育大批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的途径,最终成为一个拥有发达服务经济的国家,其贸易中服务的出口就会快速增长。一般认为,物质资本几乎对各个服务部门的出口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本对旅游、通讯、专利与特许等服务部门的出口具有较显著的作用。以中国和印度为例,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贸易部门具有比较优势,在大部分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部门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则在一些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贸易部门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其丰裕的劳动力,而印度更多地来源于人力资本。因此,加快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对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特别是现代服务部门的出口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结构升级缓慢制约了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存在相互支撑的关系,前者为后者升级和转型创造条件;后者为前者的发展创造需求空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我国货物贸易一半以上的加工贸易主要是由外商投资企业主导,具有明显的两头在外的特点,即一头是研发、设计,另一头是销售、服务,只有中间加工生产在国内进行。由于加工贸易与国内服务业关联度很低,因此,对服务产业以及对服务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 (四)国内服务业发展基础薄弱极大地限制了服务业深入参与国际分工。 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基础较薄弱,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远远低于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一些体制和机制性因素极大地制约了服务业的快速和持续发展,例如,市场机制在服务业资源配置等领域作用较小,政府职能不规范,越位与缺位并存,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政策不平等导致服务业企业负担重,经营成本高,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和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以及服务业对内开放度低于对外开放程度。受国内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服务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品牌创建等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弱,目前还很难进行全球的业务扩展,并依托垄断优势或借助专利、商标等优势进行国际化运营。 四、服务全球化背景下增强中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对策 第一,大力推动服务业对外投资,优化服务业对外投资结构,促进服务业对外投资和服务贸易的互动和融合。 服务业对外投资的长期落后的局面限制了中国服务贸易的稳步增长,并导致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目前,各国服务业外对外投资是推动服务贸易的主要力量,服务行业对外投资不仅会直接带动国内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会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根据WTO秘书处的测算表明,通过商业存在(即对外投资)进行的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值的56%左右,跨境服务贸易约占28%,通过境外消费方式进行的服务贸易占14%,而纯粹通过自然人提供的服务仅占2%。目前相对于日益增大的外商投资额,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规模仍显不足,并且结构有待优化。应制定政策鼓励中国的服务企业尤其是金融、保险、分销、运输等服务行业内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走出国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为本国的服务贸易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 第二,增强国内服务业竞争力是推动服务贸易良性发展的根本举措。 尽管近年来我国在旅游、运输、经营租赁等劳动密集型以及部分资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服务项目上发展较快,但是在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电影音像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上则起步晚,发展慢,水平低。在金融、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部门,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以及企业整体效率和效益不高,使得我国在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差距很大。因此,必须优化现代服务业领域的企业组织结构,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培育形成一批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促进企业联合重组,实行网络化、品牌化经营,同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 第三,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和调节对于保持较快速度的服务贸易增长意义重大。 服务业外商投资流量对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的短期作用表现明显,因此,为了保持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的稳步增长,必须保持服务外商投资流量的持续增长,否则服务贸易规模的增长趋势将会受到影响。一方面,在控制第二产业外资规模的同时,提高第三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比例,已经成为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优化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然选择。从另一方面看,优化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构,引进技术含量高、资本含量高和带动就业程度高的国外服务业外商进入,将有利于我国国民福利的增加和国内服务业的长远发展。 第四,在中国目前现阶段,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迅速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这对于增强中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进而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意义重大。 1.中国处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处于钱纳里描述的工业化发展第三阶段或第四阶段,对消费性服务业的大规模需求的阶段还没有到来,支持服务业快速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整体提高的是生产性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是生产率提高最为迅速的部门,通过技术进步手段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2.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推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3.服务业技术进步能够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促进了这些产业就业的增长。 第五,建立完善的支持服务业出口的政策体系。 为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应建立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专项资金;为理顺围绕服务业出口的各项政策,应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和协调机制;确定对高端产业和产业链的上游业务提供前期市场考察、可行性研究、研发、出国团组、宣传费用等财政补贴,对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和优化贸易环境的人才培训、信息服务等提供普遍的便利。 第六,继续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服务业开放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政策,要继续鼓励引进国外服务业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先进技术和现代市场运作方式,完善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法规,为广大外商来华投资和合作创造良好环境。完善服务业引进外资的相关政策,鼓励外商来华投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将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导向性产业政策适时纳入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鼓励外商在西部投资服务业,放宽外商投资高技术含量服务业的持股比重和行业限制。同时积极扩大服务业的出口,在具备比较优势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服务业领域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第七,根据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特点发展重点服务产业。比较优势是决定各地选择主导产业的基本原则,即根据人力资源、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源拥有情况和占有比例选择重点发展产业,利用在全国产业分工中的不同生产制造环节的成本优势,从而在该产业上形成专业化发展,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和品牌优势。个别城市在服务业发展中形成的服务行业的产业集聚,就是利用全国乃至世界分工格局中的比较优势,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和贸易、北京以CBD为核心的现代商务和金融服务业等等。各地在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同时,也应该把握世界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和自身区域人口、产业结构、城市特点,选择符合自身优势的重点产业。 第八,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促进高新技术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服务企业不注重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那么,已经具备的“比较优势”将随着中国经济逐步国际化而丧失殆尽,甚至转变为"比较劣势"。在中国目前现阶段,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迅速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第一,中国处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处于钱纳里描述的第三阶段或第四阶段,对消费性服务业的大规模需求的阶段还没有到来,支持服务业快速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整体提高的是生产性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是生产率提高最为迅速的部门,通过技术进步手段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第二,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推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第三,服务业技术进步能够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就业的增长。 第九,大力调整服务业结构,积极推进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今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是优化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大力发展作为商品生产中间投入和中间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挥其产业带动能力强、辐射面广的作用;重点发展以信息、科技、金融、会计、咨询、法律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整体水准;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例如需求潜力大的房地产、物业管理、旅游、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改组改造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培育形成一批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促进企业联合重组,实行网络化、品牌化经营,同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中国服务业中新兴行业发展滞后,一些新兴服务甚至处于空白状态。要抓住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机遇,重点突破生产者服务业,大力促进产品研发中心、科技服务中心、产品展示中心等服务业的发展。 第十,遵循市场化原则,通过培育服务贸易出口主体,打造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国有服务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继续发挥服务出口的主渠道作用,同时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体制优势,推动国内服务企业通过跨区域重组形成大型服务企业集团,使他们成为服务贸易的主要载体。 第十一,建立完善的支持服务业出口的政策体系。为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应建立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专项资金;为理顺围绕服务业出口的各项政策,应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和协调机制;确定对高端产业和产业链的上游业务提供前期市场考察、可行性研究、研发、出国团组、宣传费用等财政补贴,对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和优化贸易环境的人才培训、信息服务等提供普遍的便利。 第十二,大力推动服务业外包,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服务业外包充分发挥和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促进了经济增长。例如,原设在美国纽约的世界银行总部的会计部门,在2002年迁移印度,意味着银行业后台办公室职位开始实施外包模式。后台办公室职位外包已经为世界银行节省了大量人工成本,同时会计部门等外包服务会带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制定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大力扶植中国服务外包业务,尤其是金融、会计、电信、管理等外包业务对于改善中国服务出口结构和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尤为重要。 第十三,吸引外国资本向服务业投资的同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鼓励国内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不大。2006年,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460.99113.8亿美元,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5.3140.48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8.5320.51亿美元。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顺应服务业全球化,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内服务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对于培育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和带动服务贸易出口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应该继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强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工作、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税收等政策支持和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社会化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等等。 第十四,为现代服务业的快速高质发展提供合格人才。中国现有人才规模和结构远远不能适应未来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人力资源在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之间以及各服务行业内部分布结构很不合理,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应加紧制定政策,建立人才教育和培训的长效机制。同时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建立良好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用人机制,鼓励企业探索多种收入形式吸引人才。做好对人才的合理使用,给人才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充分调动其内在的积极性,为各类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成长环境。 参考文献 MundellR A. 1957,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6,pp. 321-335.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2, World Investment Report,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Jansen,W. J.,&Schulze, G. G., 1993, “Theory-based Measurement of the Saving–investment Correlation with an Application to Norway”, Discussion Paper 205, Universitat Konstanz, Konstanz. Gary Hufbauer,Tony Warren著姚峰,曾海波译,服务全球化的进程及其涵义,经济资料译丛2005年第3期 江小涓,2008:《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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