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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之我见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有关“中国模式”的探讨在国际上方兴未艾。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而且产生广泛影响的，是2004年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北京共识》一文，作者乔舒亚•雷默指出：“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国家独立。”这一概念被称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并与“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　
　　虽然我觉得雷默的“北京共识”未必人人认同，但有关“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探讨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
不仅如此，世界银行、联合国的有关机构正在把中国作为“样板”向发展中国家推荐，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曾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尽管这些观点和评论不同程度地对“中国模式”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和概括，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从一般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而很少涉及政治发展领域。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还存在两种值得玩味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的3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发展滞后；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如果要发展民主政治，就只能按照西方的模式行事，现行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行不通。
如何看待上述观点？09年我有幸拜读了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新著《中国大趋势》，他在书中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他特别强调，由于中国平衡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政治秩序，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纵向民主”模式而不同于西方的“横向民主”，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上述见解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它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议题：中国需要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模式：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模式，而且包括政治发展的模式。尽管我们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然而国内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从这个意义上，奈斯比特“纵向民主”的概念，不啻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我认为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奈斯比特对于民主政治的“中国模式”的概括，至少都应该去认真思考和研究他所提出的问题———中国是否存在自己的民主模式，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模式，以及民主政治的“中国模式”具有怎样的意义。以下是我的个人看法：
首先，“中国模式”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从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的道路和经验来看，民主政治可以有多种模式，而不是一种。再从西方的民主政体看，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贯彻“三权分立”；英国奉行的是“议会制”，主张“议会主权”；而法国创造的则是“半总统半议会制”。而就与民主制度紧密关联的政党制度而言，法国、意大利等属于“多党制”，而美国、英国则是“两党制”，德国是“两大党制”或“两个半党制”，日本长期为“一党独大制”。既然连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够形成自己的民主模式呢？
　　其次，“中国模式”也是一个世界大国应尽的国际责任。正如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一个世界大国对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展模式的创新、民主模式的创新。因此，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能只学习其他国家的模式，而是要创造自己的“中国模式”，从而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政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任何类型的民主制度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在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中国模式，为人类的发展事业作出一个大国应有的贡献。

09数理经济(2)
顾逊迪
200930007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