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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企业家的特性
霍华德·E.奥尔德里奇（Howard E.Aldrich）
正如不断涌现的杂志、会议、捐款、机构和研究中心所表明的那样，企业家研究已在制度上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最鼎盛的时期，各种资源都涌入各大学校的商学院支持企业家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研究这个问题。尽管商学院的研究论文使社会学黯然失色，但是比起社会学从事企业家研究的数量而言，更重要的是社会学家思考企业家研究问题的社会学角度。
为理解创建新型组织所需要的条件以及哪一种社会场所最可能孕育出这些组织的创立者，社会学家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韦伯对于企业家有贡献的倡导禁欲的新教分析开始，关于新教对创业研究的分析，社会学家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对企业家现象做出了一番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企业家研究作为一个单独的学术领域出现，相关的社会学研究变得更为丰富起来。今天，无论是微观上私营企业家个人网络关系研究，还是宏观上一个社会是如何从社会主义转变到资本主义等问题，社会学家都在多个层面上进行了探讨。
在最近的理论和研究中，社会学对企业家研究的关注主要涉及至少以下的三个方面：
第一， 企业家既能够挑战现存的社会秩序，又能再造新的社会秩序。
第二， 企业家肯定了现存组织群体的“再生产”，并为新组织群体的产生打下基础。一个新的企业是沿袭已有的形式还是能够开创新的领域，这取决于组织创建者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能力，还取决于其创新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三， 企业家在社会中通过塑造组织创立者自身和企业雇员的生命机遇，影响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的现状。组织的创建和解体以及由此产生的就业与失业问题，这一切产生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雇佣问题。在任何特定时期，我们观察到众多新创立的企业中只有一小部分存活下来。由于难以对企业人员的调整和动乱程度进行评估，社会学家往往看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下组织的混乱。
当然不仅仅社会学家对企业家和创业研究领域感兴趣，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都对这一领域感兴趣，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已使用企业家的概念和解释原则，建立起各个学科研究的不同范式。
企业家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历程
富有热情的倡导者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企业家研究。作者考察以往所有已出版的文献和书刊，除了那些受组织理论系统训练过的并兼任大学商学院管理和决策系教职的那些社会学家之外，大多数社会学家只在这个学科的发展中扮演较次要的角色。尽管如此，今天企业家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使用着当初社会学家提出的许多概念，引领着该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发展。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企业家研究要被接受还面临诸多的障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企业社会学”逐渐被列入商学院开设的应用性学科教学中。在商学院内部，企业家研究始于对小企业研究的应用取向领域。
1947年和1935年，哈佛商学院和纽约大学分别开设了几门关于企业家研究的课程，但这些课程主要关注小企业的管理而不是企业家理论。
1970年，Purdue大学（我国称“普渡大学”，位于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城，是所州立大学）举行了一次关于企业家研究的会议，似乎引起了企业家研究的学者们在集体行动层面上进行研究的兴趣。这次会议后，一个研究小组开始游说管理科学院并且成功组建了一支企业家研究兴趣小组。而直到1987年，这个研究小组才作为科学院的一个部门而取得完全地位。
20世纪70年代召开的几次会议都试图建立企业家研究学者的专业协会，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尝试都没有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研究者更愿意参与自身学科建设而不是企业家研究学科领域的研究。
学术出版机构的短缺时阻碍企业家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障碍。直到80年代才出现了有关企业家研究的主要杂志——1949年哈佛大学出版了一本叫做《企业家历史研究》的有发展潜力的杂志之后改名为《经济史研究》。当时几乎没有那个学科对企业家研究感兴趣，没有有影响力的刊物关注这一研究主题，也几乎没有来自有国际声望的大学学者参与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而当时所研究的问题通常缺乏理论基础，研究设计也存在不足。早期的出版物主要由一些案例分析和问题分析构成。在获取更多学术合法性的后续努力中，许多专业协会和大学创办了企业家研究的专业刊物。
作为学术领域的企业家研究，其另一重要的制度化发展是企业家研究大会的召开。然而，具有明显企业家研究学科背景的学者们鲜有出席，而社会学家们也参与甚少。制定这一日益显现领域的学术规则的另一尝试是人文学科讨论联合会组织出版的一批关于企业家的手册和读物，一小群大学在职教授在1980年第一次发起了这种努力。到了2002年，各个编辑团队已出版了六卷论文集。
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正如关于企业家研究会议和刊物数量的增长所表明的那样，人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企业家研究的学术兴趣越来越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繁荣，股票市场爆炸性的增长，网络技术的高度普及等现象增强了大众及学术界对企业家研究的兴趣。
在20世纪80年代对出版者而言面向从业者的书籍和期刊成为一个获利源泉。虽然许多这些刊物没能在2000年4月股市震荡中继续经营下去，但是2002年8月仍然有18份企业家方向研究期刊在出版。
相对而言，几乎没有社会学家投身到这门学科研究的发展之中。不同学科对该领域兴趣的其中一项指标，能够通过“企业家”这一词在相应杂志文章中出现频次的多少来进行测量。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尽管在博士阶段其研究地位并非如此牢固，但是企业家研究在美国大多数商学院的本科和MBA阶段的课程中有着牢固的地位。只有两所商学院专门设有企业家研究的博士课程，但是仍有几十所商学院允许学生专门研究该领域。然而，考虑到教职以及晋升问题，委员会依例降低了企业家研究的文章在学科领军刊物上的等级水平。附属的或兼职的教学人员讲授了企业家研究的课程。在社会学学科内，许多对组织和管理感兴趣的学者已转到了商学院，而不是社会学系。他们中许多人基本上是从生态学或制度主义的视角，而不是从传统的企业家理论视角来研究新企业的产生与创造。
Schumpeter、社会学以及“企业家”术语的使用
Joseph Schumpeter（熊彼特，1883-1950），他虽然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学家，但他也被当作是社会理论家。Schumpeter关于企业家研究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处是在他关于经济发展著作里的第2章，第二处是在他1928年经济学手册的一章。以后出现的关于企业家研究的著作都从Schumpeter的著作中借鉴了不少的东西，但是该领域仍然忽视了他提出的许多东西。
第一， 在他的理论著作里关于企业家研究的那一章的第一版中，Schumpeter提出了一个相当宏大的企业家概念并对其活动做出界定。他断定有些人有能力成为企业家，而另一些人则不能。他几乎把领导者的超能力都归因于企业家个人的先天因素。相反，在经济学手册的相关章节中，他把注意力更多的转向了企业家的职能，而不再是履行职能的个人。
第二，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必须要置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去认识。按照他的观点“没有人永远都是企业家，只有当他在进行创新活动时才是”。Schumpeter也指向了几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家行为，包括引进新的商品和生产工艺、开发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的新来源等。这些去个性化的观点认为，人们在特殊历史时期的集体性行动才是关键性的，而并非那些特殊个人的行动。
第三， Becker和Knudsen认为Schumpeter在他的手册中抛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观点是欠考虑的。不很明显的是物竞天择思想与他那个时期流行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是相抵触的，特别是与历史学家对经济发展的解释相抵触。他强调竞争性的斗争和经济组织核心特征基本保持不变，即使经济总是不断发生波动。但是不幸的是，虽然他在1940年代更多的转向了社会学的思考，但在他的出版物中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思想。
今天进行企业家研究的学者几乎不再提及Schumpeter，而用其观点进行新企业产生研究的学者更微乎其微。在关于企业家的刊物中，不论是组织理论刊物中的作者，还是社会学刊物中的作者都没有很多地引用过Schumpeter的著作。即使当“Schumpeter”在文章中与“企业家”被同时提到，也更有可能是关于“企业家管理”的而不是关于“新企业”的。可能这是由于Schumpeter所提出的概念已经演化为该领域中一种“理所当然”地理解了，至少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看来如此。
关于“企业家”定义的争论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仍是有争议的术语，特别是对那些定期在企业家研究领域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圈内人以外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关于这两个术语含义的争论一度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会议以及期刊论文的一个特点。部分争论反映了该领域正视图区分“企业家研究”与“小企业研究”。而小企业研究一直是人们研究企业创建的传统来源。正如Gartner在他颇有见地的评论中所提到的那样，这种争论也反映了不同学科在分析单位与层次、时间构架、方法论以及理论视角上的差异。
在这场争论中四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分别强调了各自的研究框架。
第一， 一些学者认为高度资本化和高速增长的企业才是企业家研究领域的焦点。日常的或传统的企业是由那些满足于低增长和低回报的人们所创立的。
第二， 基于对Schumpeter著作的研究，有些人认为企业家研究是关于创新活动与创新产生新产品和新市场的过程的。
第三， 按照kirzner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机遇识别”是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行为的核心。按照这个视角，初始资源的总量不是一个问题，反而那些被其他人忽略的个人“探寻潜在的有价值的机会”的能力显得重要。由于考虑到一部分自我就业者在其投入人力资本后获得了很少的回报，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企业家自我创业中的机遇感知和其决定中的非理性特征。当人们变成企业家后，人们似乎抛弃了对成本——利益的算计。
第四， 一些企业家研究者要求研究者们注意“企业家们为新组织的创建在做什么”Gartner认为企业家研究应当关注于那些试图创建企业的人所表现出的行为和活动，而不是他们的心理动机和个人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家是那些创造新的社会实体的人，这种观点也符合传统“企业家”一词的概念，即那些承担一定组织创建风险的人，无论组织大小如何。
这几种研究视角都有问题，这些问题随着企业家研究趋势有政策趋向研究、个案研究过渡为更加经验化的研究而逐渐显现出来。第一，把“企业家”和“企业创建风险”的研究仅局限于高速增长的公司，这种做法将导致研究中严重的选择性偏见。
第二，用创新程度作为选择研究对象的企业家或企业家风险行为的评判标准，也会导致研究中的选择性偏见。
第三，正如“创新”概念一样，“机遇识别”的观点也潜在的适用于许多研究工作中。它没有将企业家与其他领域区分开来，除非我们加上一个条件——这些有争议的机遇会导致新企业的产生。
第四，把企业家研究作为新组织的产生，这要求研究者能够确认新社会实体产生的时间。作为目标明确、范围清晰地行动系统和组织是新的社会实体，而它们在社会上普遍存在。
组织兴起：组织的创建过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研究者已将注意力转到新企业出现的过程上。通过研究其创建的过程而不是已建立的企业，研究者已经使孕育企业家的社会背景清楚地展现出来。
新生企业家
新生企业家概念抓住了企业成立过程中的混乱无序的特征。企业家被定义为在企业成立初期进行正式活动以使企业良好运转的人。在操作层面上，如果人们正“赋予新企业某些想法”并且同时致力于至少一项可能的企业家行动，那么他们就可以被称为是“企业家”。
这些活动的三个特点显示了企业创建过程的复杂性。第一，企业家研究尚未涉及许多不同组合活动，并且这些活动难以进行量化处理。第二，新生企业家的企业创建活动会表现为许多不同的顺序，他们的行为并不固定次序。第三，跟踪研究发现了在企业集中活动开始前往往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期。
企业家及其生命历程
大多数企业家在他们30岁末或40岁初时，开始了创业的第一次尝试。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积累足够的业务经验，能够识别各种潜在的商业机会。尽管资源的缺乏似乎并不能完全限制人们的行动，但其中一部分人也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本。他们以前的工作单位却会对企业创建产生一定的影响。新生企业家善于利用在以前的工作中获得的知识。然而，依赖已有的经验也会限制他们对机遇的发现，局限他们看问题的视野。
以往的工作经验会以三种方式影响企业家，第一，关于机遇的各种想法会产生于已有的组织内部以及组织同外部的关系网络之中。第二，企业主倾向于创办一个在产品或服务商都与他们先前工作的公司相似的企业，并且可能为同一客户群服务。第三，在某种职业环境的人，当转到其他工作环境后会保留原有的行为、习惯、价值认识、语言表达和身份认识等。
社会网络和机遇
一个恰当的社会位置会为企业家提供重要的创业良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处在能够有准备地应对把握良机的位置上。许多人祸团体不是达不到有利的位置就是缺乏能使他们达到位置所必需的社会关系。所以如果不考虑他们个人建构社会网络的能力，那么那些占据不利社会位置的企业家就可能让自己与潜在的机会相隔绝。
在对企业家机遇的获取中，人们需要某种途径来获取信息和其他资源。如果不考虑关系的强度，那么这种关系的多样化是重要的。多样化程度通过与处在不同社会位置和具有不同维度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公司及种族）的人的联系而得以提升。这些多样化的联系增加了得以获得更广泛的关于市场、新企业位置、创新、资本来源以及潜在投资者信息的途径。
如果新生企业家在许多不同部门都呆过，那么这种多样性就能得到增强。由于不同部门间的新生企业家们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因而社会网络能成为不同行业之间的桥梁。多样化程度也取决于新生企业家的网络中存在的结构洞数量。当企业家成为其他人相互认识的中间人时，结构洞就产生了。比如，尽管银行家和会计并不认识对方，但是一个新生企业家与他们都有直接的联系。
在此解释一下结构洞：结构洞是指两个关系人之间的非重复关系。结构洞是一个缓冲器，相当于电线线路中的绝缘器。其结果是，彼此之间存在结构洞的两个关系人向网络贡献的利益是可累加的，而非重叠的。结构洞概念来自《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一书，作者罗纳德·博特，著名社会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社会学和战略学教授。研究结构洞的主要目的在于最大化每个人人际关系网络的收益，通过打造和占有结构洞，做一个“渔翁”，来使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规模和质量发挥到极致。
从另一个策略点来看，一个同质关系构成的网络对于企业家而言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在同质的社会网络关系中，一个人拥有的信息会很快扩散到其他人那儿，并且大家都会用同一套类似的话语系统对其进行表述。与相同特征或处于相同社会位置的两个以上的人保持关系似乎就显得有点多余了，就要怀疑其提供的信息是否有价值。正是基于这个原因，Burt（罗纳德·博特）认为关系的强度比起是否拥有恰到好处的关系要显得更次要一些。但是，强关系有时也可能是重要的，尤其是当企业家在一起组建创业团队时。
从结构的观点来说，能够同其他人保持有利的联系但又不受结构限制的位置，是最有利于新生企业家的。组织严密的部门和那些能够被一小部分强力行动者支配的部门是最不利于企业家创业行为的。所以成功的企业家并不一定是那些创造结构洞的人，而是那些知道如何使用他们发现结构洞的人。
对于还没有处于有利位置的新生企业家或者还没有同能帮助他们的“贵人”建立起直接联系的新生企业家而言，他们也并非完全地被阻隔在圈外。他们可能没有与他们所需要的人或物建立起直接联系，但是他们能通过“中间人”建立起间接联系。在社会网络术语中，“中间人”是指那些促进在没有直接联系的人之间建立起便捷联系的人。
企业创建团队的构成
几乎一半的企业创建团队都有两个或更多的人，剩下的都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在少数知识密集型产业中，4到5人的企业创建团队是最普遍的。Cooper表明，企业创建团队人数是两人或更多全职企业者的比例占到了70%。
Ruef，Aldrich和Carter用组织创建团队的全国抽样数据检验了影响企业家团队构成的五种机制。他们极力支持一种影响团队组建的机制：某些先赋或自致特征中存在的同质性。比如，男性和女性各自都更愿意组建同性别的创业团队；而且他们还发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相比于它们在新生企业家中的人口构成分布而言，同种族的人愿意结合在一起；对于同质性职业的人而言也是如此。他们也发现了另外两种机制的根据——网络和生态限制。两种机制常混合在一起，难以区分。由强关系施加的网络限制，比如情侣关系或家庭纽带，是非常明显的，而人们通过对企业关系的认识来衡量的弱关系，这种做法是不重要的。他们认为在企业家群体中生态学限制严重地加剧了少数派（例如企业中的女性及蓝领工作人员）的孤立。
资金来源
大多数企业创建者在开始他们新的冒险时并没有多少资本。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年的特别调查结果又说明了以下两点：第一，大多数创业者（有54%的男性和64%的女性）只用不超过5000美元的资金开办他们的企业，少数的创业者需要的初始资金更少。第二，只有一少部分（5%的男性和4%的女性）需要超过10万美元的资金，少于1%的团队则需要100万美元或更多（精确地讲，有51000的男性和24000的女性需要这么多）。（疑问：当时的调查数据能否运用于现今时代？这项调查数据能否说明中国的企业创建的初始资本情况？）即使在调查时，有多熟的男性创办企业的销售金额已经有100万美元甚至更多，但他们之中也只有23.5%的人在开始融资时超过了100万美元。在某些部门，创业者需要很大一笔资金去创业。比如在硅谷，冠名“斯坦福企业创建计划”（SPEC）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家公司在注册资金上至少有250万美元。作为在高新技术部门中的快速增长公司，它在资金需求方面代表了一个相当极端的现象。
资金的非正式来源
大部分企业在创建时规模很小，因为这种情况下小企业更容易得到资源。企业创立者通常不能确定企业所能提供的市场，因此他们必须在开始时进行一项市场的开发性探索。企业家通常不会靠借贷去创办企业，要么因为他们不需要借贷，要么因为不可接受的附加条件。
比之借贷，新生企业家更倾向于用他们自己的储蓄或个人资产创办他们的企业。几乎没有任何企业在早期的创业过程中能积累足够多的资源，以使自己的企业得到一笔能抵制未来通货膨胀而进行缓冲的额外资金。虽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资产折现力的限制——缺乏资金——约束了人们的企业创立行为，但是实际研究却并不认可这个观点。
几乎没有创业者会从他们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中获得投资。即使可以得到父母的投资，然而这对于人们实际开办企业起不了多大作用。而朋友在贷款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也因为从个人信用卡上透支就跟从朋友那儿借钱一样。（疑问：作者在此处所分析的这种情况能否完全运用于中国的创业者，似乎还有待我国学者进行精确地调查和分析。）
“企业赞助人”是那些在企业创建时提供资金的富人。他们通过继承、储蓄或生意而积聚了大量的资金。许多人因为其创立或者效力的公司通过初试公众认购或者兼并的方式被出售而迅速拥有了大量的财富。比起在股市投资或加入那些投资公司，企业赞助人更愿意直接寻找风险投资的新方式。“企业赞助人”依据机构和个人与企业内他人的关系来决定其是否投资，通常使用个人关系网络或中间人寻找投资良机。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企业赞助人”比银行或风险资本公司资助了更多的新办企业。企业赞助人倾向于在企业早期阶段进行投资，因为他们试图主动地介入到企业中，而且他们比风险投资家更能够接受低利息的投资回报。
资金的正式来源
银行和其他借贷机构不愿借贷给刚创办的企业，除非签订让新生企业家感到十分艰难的贷款协议。正是由于贷款给新企业存在着很高的风险率，银行家要求新建企业支付大量抵押所规定的很高利息。不同于大多数企业赞助人，银行家主要精力放在了企业家个人身上，包括对企业创立者背景的调查和对投资金融前景的全面考察和评估。
银行面临了一个由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代理人理论所认同的一个经典问题：道德风险和有害选择等问题。由于借贷者企图掩盖其缺点和夸大他们的竞争能力，所以他们便在银行面前摆出一副道德受害者的形象。对银行有害的选择问题也随之产生，因为申请者越多，贷款风险就越低。银行经理在评估新生企业家的能力时有一定难度，比如，有些人故意掩饰其不足或鼓吹其能力。因此银行必然会提出一些条款来约束那些总体上表现不错的贷款申请人。
除了一部分专门从事原始资本操作的风险资本家外，其他资本家对小企业不感兴趣。由于新创企业以往没有从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历史经验，因此到他们有这些经验之前，他们必须一直依赖于其他的资金资源。研究表明正式的资金来源在解释新企业创建率方面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即使对于技术型的企业而言也是如此。
企业创建者有两种创造财富的外部方式（所创造的财富表现为公司业绩的有效增长）。第一，告诉增长公司的创办者能通过初始公众认购方式使其企业上市。第二，他们能让大公司收购自己。但是与新企业创建率相比，这两种方式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尤其是公司上市的比率在现在相当低。（疑问：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很多企业都在争相上市，进行股份制改造。作者的观点又能否完全套用在我国企业身上？）
另外一条快速获取资金的方式是被更大的公司收购，但是这种方式也难以实现。比之被大公司收购，大部分企业常通过企业经济人将企业出售给其他的所有者。商业中间人善于为那些想将企业转化成资金、退休或进入其他行业的企业主寻找买家。
决定新企业其他方面统计数据的一个因素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大量新创建企业的投资风险在开始时是很小的。如果她们需要资金，她们从个人储蓄中获得资金，而不是寻找外部资源。使用自己的资金使他们保持企业决策上的独立性。然而，它们仍然很弱小。比起那些有外部资金支持的组织，它们更容易屈服于竞争性压力。最初的资金规模对组织的存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刚开始就缺乏资本的组织会面临夭折的风险。想必之下，有良好资金基础的企业能平安度过企业开创的早期艰难岁月。
企业创建研究中出现的争论
在企业创建研究中所提到的众多问题中，有两个让社会学家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女性占有企业的股份异常少，而且为什么她们不太可能成为新生企业家；另一个问题则是哪一种文化资本在企业家调动所需资源方面发挥特别的作用。
性别
威斯康星洲和全国的抽样调查研究都表明，女性成为一名企业家的可能性只有男性的60%。PESD在1999-2000年全国典型研究中发现男性比起女性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倍。女性创办企业的规模较小并且倾向于零售或服务行业。
女性企业家的数量之所以长期不多，是因为其被排斥在男性生意洽谈网络之外。如果女性本身不在银行、投资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中心占有显赫的位置，那么男性就不可能在日常的企业关系中同她们打交道。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女性从业的社会环境有所改善，所以女性创建企业的比率远高于以前，这也提高了改变男性商业讨论网络的可能性。
在社会网络中男性参与到同性群体中。这反映了社会权力分配和所有权地位以及在同性之间选择同类人的倾向。然而女性的强关系工作网络中常常有不少男性，因此存在着性别上的重叠点。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这个巨大的性别差距仍然存在，并且这个差距不能被收入、财富或人力资本等因素所解释。要弄清楚这种差距存在的原因，就需要进行跨国性比较研究。
文化资本
在古典企业家研究中，“科层制领导者”和“卡里斯马型领导者”两次主要意指要有比成长中的组织实际表现出来的更强的科层制结构。这两个概念充分强调新创建的社会建构特性。在企业成立过程中，企业创建者的意图与该情景中的其他部分形成互动，特别是那些有贡献性的资源，比如其他的创办者、家庭、朋友和潜在的雇佣者。考虑到成长中的企业规模小且处境不稳定，那么几乎没有创业者能够负担得起单方面行动的代价。虽然他们偶尔必须采取策略性行动以离间他们的对手进而阻止他们合作，然而他们更多的是寻求实现合作的途径。
Jóhannesson认为一个企业家获得与他人合作的能力，部分地取决于他们的文化资本。认为文化资本能够通过对孩子和个体自身进行家庭投资而得到丰富。文化资本提高了企业家分析问题和同他人进行目标交流的能力。
问题分析能使企业家制定具有强有力心理效应的计划纲要。那些有实质行为——创建和指导较大组织——的企业创建者能够使他人相信新的企业创建行为的真实可靠性。那些经验丰富的企业创建者能够使用强关系和网络中间人去证实他们的可靠性和名誉，也利用他们自身的社会经验使得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合作更加安全巩固。
企业家精神和新企业的创建
虽然Schumpeter提高了企业家会用他们的资源区创造全新企业的可能性，但是，多年以来企业家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并没有区分“成立了的新企业”和“正在成立的企业（新兴企业）”之间的区别。相比之下，企业经济学家对新兴企业表现出更大兴趣，关注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在企业人口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虽然Stinchcombe并不经常被认为是一个企业家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但是他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学方法去研究企业家，这种企业家研究方法在范围和可检验命题的数量上是史无前例的。他著作中的思想仍是寻求社会学对组织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研究组织创建和新组织形式的问题上。
社会结构形式组织
Stinchcombe对企业家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他观察到“组织的形式和类型有其历史”，并且这种历史时期在组织创立时有时会对组织形式产生长远影响。某些组织形式一旦确立下来，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最初的形式，尽管组织的其他部分很快就发生变化。国家角色的转变、市场性经济的发展和其他影响资源分配的力量是解释组织形式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一个给定的历史时期中，Stinchcombe认为三个因素最能解释企业新形式的出现：技术创新和社会结构对新技术发展的支持；企业家获得权力和财富的途径；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结构。
Stinchcombe直接概括了他以往的分析要点，“在特定时期创建的组织一定会用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建构其社会系统”。新生企业家，特别是那些采用新的组织形式的企业家，当他们寻求企业在社会中的位置时，就必须克服许多生存障碍。劳动力的特征，譬如技能水平和文化水平，影响到新企业所采用的控制类型和交往结构。市场的特征，比如准入限制和行业的集中度，通过获取资源途径的难度，影响了新企业的生存稳定性。发绿限制，不论是政府或私人所施加的，都严重地限制了行业准入，或者限制新企业只能接受现存组织的实际状况。
影响新企业的制度性因素
Stinchcombe关于新企业的观点，通过组织生态学对分析层面上群体的强调，在社会学方面被赋予了新的活力。
出现问题的学习和合法性
新创企业中的新生创业者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学习问题，第二个涉及合法性问题。第一，企业家必须在被忽视不确定环境下发现和创造有效地路径和竞争能力。第二，新创企业必须同那些不理解或不承认其存在的环境建立某种联系。那些设计、模仿或采取策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企业家们，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无疑增加了他们生存选择的机会。
关于学习问题，在新群体中使用一些知识以能够被组织实验发现的科学法则或规则的形式而存在。
学习和认知合法性问题。认知问题是指组织知识的缺乏和低层次的合法性。认知问题不是社会政治问题，构成了进行全新活动的企业创建者所面临的直接困难。认知合法性是指一种新的风险行为被看作是环境中利索当然应存在的一种特征并被人们接受。只有在新产品、过程或服务被看作是社会文化和组织背景中的一部分才会出现认知合法性的最高形式。当一种行为变得如此熟悉和广泛知晓以至于人们认为其是理所当然之时，新加入行业者才可能仿效现存组织形式，而不会选择一种新的组织类型。学习和合法性是由群体层面上的集体行动促成的。如果很多关键性的创业者发现了一条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企业各部分并且把新企业的创建当作可见的和理所当然可被群体接受的荣誉，那么认知合法性才更可能实现。那些跨企业建立的商业利益同盟及政治行为小组促进了便于产生群体层面的学习和认知合法性。组织间最初的合作通常是在企业间关系网络中非正式地展开的。但之后他们会形成一种更正式化的战略联盟、工会以及行业协会。
作者认为学习和建立合法性的过程开始于组织层面，并最终包含另外三个层面：群体内部、群体之间和整个群体共同体。企业创立者能够独自追求策略，但是这个合法性过程若没有同其他企业创立者展开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政治的合法性问题，是指重要股东、公众、知名思想家和政府官员把一种新的风险行为看作是合适和恰当的。它有两个构成要素：道德可接受性和规则接受。前者是指遵从于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后者是遵从于政府条例和法规。衡量道德规范和价值遵从情况的指标包括，没有来自宗教或市民领袖对于新形式的攻击，并且其领导者的公众威望得到提高。衡量政府条例和法规遵从情况的指标包括通过监管产业的法律和获得政府的津贴。在新群体中的企业家也面临社会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创业者要么适应已有规范和法律，要么改变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抵挡来自宗教或市民领袖的攻击，并且想方设法提升组织的公众形象。通过富有策略的社会行动，企业家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可能最终改变了已有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并且倡导新的规则和法律。
在组织层面，在已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没有创办者会面临严重的道德合法化问题，因为企业家有法律权利创建新的企业。然而，新的组织形式偶尔会激起公众反对甚至谴责。
在文化标准和价值观上的国际差异意味着有些行动在一个社会中可能是合法的，但在另一个社会未必如此。（思考：跨国公司、跨国集团的某些行动）
如果依靠自身努力，个体创业者很难克服自身固有的道德缺陷。集体行为是构成群体层面的社会政治策略的基础，特别是涉及其他组织类型的形成方式。因此，组织的行动对新企业成长早期的社会政治问题有最为重要的影响。集体行动通过交易联盟、企业理事会以及其他组织，允许整个群体表达一致的意见。
对企业家领域未来研究的有价值的问题
在由企业家研究学者提出的新的研究方法中，作者提出一些有意思的可能情况：为什么大多数初创企业只是简单地重复已有的组织形式，为什么在不同的工业化社会里企业的启动资金会如此不同？在多大程度尚，初创企业会再生产已有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模式？
第一， 再生产型组织被定义为在一个已经确立的行业中建立的组织，它们至少或者根本不同于那些在整个行业中已经存在的组织。比起许多的“再生产”企业，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数量是很少的，这些企业家创立的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有潜力开辟新的专门市场甚至是全新的行业。是什么迫使已有的“再生产”组织形式冒险开辟新的市场呢？制度主义的解释指出在某种程度上组织的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而深深地嵌入在了企业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使得企业家理所当然地接受其为组织的规则。关于能够识别企业发展机遇的理论家指向认知上的失败，而那些倾向于技术解释的学者则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定的失败以及研究和发展中投资产权的法律制定的失败以及研究和发展中投资产生的失败性后果。几乎没有研究者研究新企业的起源，然而，这些替代性解释的成效至今尚未得以证实。
第二， 组织是工业化社会中集体行动占主导性的、理所当然地工具。作为特定文化和社会结构条件下的产品，集体行动的策略充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企业创立的资金也是如此。社会学的分析应当关注社会结构和诸如跨国变化率之类的制度性根源。在所有已研究的国家中，非正式的投资者比起专业的风险投资公司对刚起步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是什么结构和制度性因素使得个人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成为企业赞助人，并在多大程度上社会网络影响到他们的投资对象呢？
第三， 企业研究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有重要的影响。对于企业家来说，创建一个新的企业就意味着存在着潜在的向上流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许多企业雇佣家庭成员，有些则在在世时或去世后，把他们获得财富传递给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些成功积累了大量资产的企业家能够在孩子的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因此他们就能扩大他们孩子的社会资本和职业机会。对雇员来说，组织的建立或解体会干扰他们职业生涯或消耗掉已积累起来的财富，或创造了晋升的机会以及创造更有利于获得额外人力资本的机会。建立在工作场所或其他商业联系之上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影响人们关于他们在考虑假如哪一家企业时的选择。
个人总结
上面的内容基本是对这一章的原文进行了筛选和摘抄。当然，我也在部分地方加入了一些个人的观点、解释和疑问。通过对整章内容的通读，我归纳奥尔德里奇的“企业家特性”内容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企业家研究的过程、企业家的功能论述以及企业家精神。
在第一个方面，作者主要通过回顾学术领域对企业家研究的历史、企业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企业家定义的论述对企业家特性进行陈述。
在第二个方面，作者的论述主要有企业家的组织创建、企业家网络和企业家的资本。
在第三个方面，作者从学习性、冒险性、创新性三方面解析了各种企业家精神。
奥尔德里奇在这一章中大量引用了熊彼特对企业家研究的“创新功能学说”，重点强调了企业家特性中的革新性。奥尔德里奇在最后总结了“对企业家领域未来研究的有价值的问题”，他所提出的有意思的情况也值得我国企业家学术领域去深思。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奥尔德里奇在“企业家特性”这一章中所引用、罗列的观点和数据，大多来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观点和数据能否真实与完整的说明我国体制下的企业家状况，这一问题还需国内企业家研究领域更多的探索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