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贸易摩擦.doc

中美贸易摩擦近期政策
美方
2018年3月9日，特朗普正式签署关税发令，“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因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
2018年4月4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我输美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方这一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严重侵犯我国合法权益，威胁我国家发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相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实施日期将视美国政府对我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另行公布。
2018年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一做法严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10] 
2018年4月17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宣布，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即“双反”调查）；美商务部还初裁从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存在补贴行为。
中方
2018年4月2日起，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
2018年4月17日，商务部发布2018年第38号公告，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商务部裁定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存在倾销，国内高粱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根据裁定，自2018年4月18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时，应依据裁定所确定的各公司保证金比率（178.6%）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10079000项下。初裁后，商务部将继续对本案进行调查并作出最终裁定。商务部将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规则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正当程序权利。 
2018年4月19日，商务部发布2018年第39号公告，公布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也称卤代丁基橡胶）反倾销调查的初裁裁定。
2018年4月20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卤化丁基橡胶时，应依据裁定所确定的各公司倾销幅度（26.0%-66.5%）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2018年4月20日，商务部公告2018年第37号 ，关于原产于美国、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浆粕反倾销措施再调查裁定的公告：调查机关裁定，在原审调查期内，原产于美国、加拿大和巴西进口浆粕的倾销行为导致中国国内浆粕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调查机关决定，继续按照商务部2014年第18号公告内容实施反倾销措施。

贸易摩擦原因
　美元本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造就美国贸易逆差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哈继铭指出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受到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国际货币地位的影响。哈继铭表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前，美元与黄金的挂钩机制有纠正美国贸易不平衡的功能，一旦出现逆差，货币政策会紧缩，内需减少了，进口需求相加，外贸逆差会逐渐得到纠正，因此美国在1971年以前外贸一直是顺差。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这种自我修复的机制就被破坏了，所以1971年以后，美国在除了1975年以外的其他年份都表现为贸易逆差。
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有效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被认为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而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正是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成为不受约束的事实上的国际货币，各国对黄金的储藏需求逐渐转变为对美元等国际货币的储藏需求。
　“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必须是逆差才能扮演最后消费者的角色，其他国家必须持有美元储备以应对不时之需，防止债务危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解释说，美元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美国人的过度消费，但是只讲过度消费导致贸易逆差是片面的。因为美国也享受到了美元本位的诸多好处，比如美国可以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嫁危机，而其他国家面不得不承受资产泡沫的压力。
　　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指出，国际收支平衡已经由经常项目主导转变为跨境资本流动主导。在此背景下分析中美两国的贸易纠纷，需要考量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如果其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与其整个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影响力不成比例的话，就会导致问题。”杨凯生举例说，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在国际外汇交易和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影响力很大。在债券市场，这四种货币合计占比约80%，而实际上这四个经济体的GDP总和仅占全球GDP总量的50%出头。
　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加大了美国贸易逆差
　　此外，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也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针对此次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是因为其金融市场的发达。从金融市场差异的角度分析国际资本流动是比较广泛的，较早期就有研究说明，为了获得更好的流动性和收益，资本更倾向于流向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因而产生对美国和欧洲的优质金融产品的需求，而美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好于欧洲，导致更多储蓄流向了美国。
　　彭文生表示，从金融视角看，贸易差额强调的是对外净资产变动，美国对外净负债，且持续增加，对应的是贸易逆差。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对外资产配置中流动性资产主要是美元资产，比如美国国债。除流动性资产外，美国金融市场发达，其他国家的风险资产也配置了美国的资产。
因此，美国贸易逆差是因为金融市场发达，其他国家争相购买美元资产，而美元资产并不是免费的，是用商品去交换的，这必然体现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因此，全球经济失衡被认为是金融深化程度不同的各主权国家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结果。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可以持续增加自身的对外债务，为经常账户融资，金融市场欠发达的国家则需要谨慎储蓄，而各国金融深化程度的相对差异不会短期内消失，因此全球经济失衡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如何看待
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由接触政策转向规锁政策的范式转换
　　特朗普政府2017年年底至2018年初的一系列文件宣称，美国放弃了使中国最终走上西方道路的幻想，并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强有力的挑战者和修正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是：第一，美中的竞争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第二，如果现在开展美中对抗，美国不会吃亏；第三，在竞争中击垮中国，是未来和中国“化敌为友”的前提；第四，美国如果现在不和中国竞争，任由中国继续坐大，未来再对抗，鹿死谁手则未可知。由此，规锁（Confinement）政策开始取代延续多年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将成为美国对华长期政策新范式，中美关系开始步入质变期。
　　从特朗普及其经贸政策团队主要成员履历来看，他们向中国发难的设想由来已久。特朗普2011年就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将我们视为敌人”，指责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工作，破坏美国制造业，通过窃取等方式在技术和军事实力上赶超美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2010年就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认为WTO区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框架根本无法约束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主张在WTO之外用创新性的手段来对付中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及其合作者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国》一书中罗列了中国摧毁美国工作岗位的“八种武器”，其中关于知识产权、贸易补贴、掠夺性定价等方面的指责与本次贸易摩擦使用的借口如出一辙。种种迹象表明，本次发难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特朗普及其经贸政策团队对其长期主张的落实。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核心诉求是规锁中国的技术进步进程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声明将对中兴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在高端核心技术领域让美国永久性保持对华优势，是特朗普政府经贸和安全政策的共同诉求。“贸易牌”“台湾牌”“南海牌”以及下一步可能发生的人才限制和金融摩擦，都是为了实现前述目标的组合拳。以贸易摩擦等为抓手，把中国科技发展限制在原本可能出现原创性重大突破从而超越美国的水平之下，应该是特朗普政府的深层次目的。当前美国发起的所谓以缩小贸易逆差为目的的“贸易战”只是借口，低端产品造成的贸易逆差即便规模较大也对美国不构成实质性威胁。美国方面对《中国制造2025》等中方发展战略有非常细致的研究和清楚的把握，将其中列为优先发展领域的行业作为贸易制裁的对象，实质上是通过预先界定打击目标，降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对这些领域的潜在投资水平和合作可能。
　　莱特希泽、纳瓦罗等人在多个场合声称，其贸易攻势指向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领域的未来，从而表明特朗普政府试图缩小中美贸易差额的说法只不过是寻求国内民众支持的幌子，其真实意图是锁定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潜力，让中国无法通过技术维度的长足进步实现经济质量与规模的并进。
　　贸易冲突“负和博弈”性质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无限升级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美国储蓄不足或消费过度，同时也和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密切相关。中国成为输美货物的中间产品生产地和最终消费品组装地，美国公司从中获益巨大。如果贸易摩擦无限升级，不仅中国企业受损，美国企业亦将承受巨大损失。对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心知肚明。从美国商务部的具体政策看，特朗普履职总统以来，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并未显著高于他的前任。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为143项，虽然比上年的112项要高，但与奥巴马第二任期第一年的164项相比还有所不及，甚至也赶不上奥巴马两个任期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年均值（他的第一任期平均每年出台了166项，第二任期平均每年出台了147项）。当然，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政府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更聚焦中国。奥巴马第一任期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中针对中国的占49%，第二任期上升至59.3%。2017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中针对中国的占到了59.4%。2018年第1季度，特朗普政府采取了37项贸易保护举措，其中针对中国的达到25项，占比为67.6%。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不乏对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等“逆全球化”举措的批评之声和掣肘之举。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在2018年2月14日发表的题为《美国退缩后的世界经济：特朗普时代的全球化》一文中指出，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威胁退出全球化，施行单边主义政策，这种退缩将会给世界和美国都带来规则崩坏、收入和福利水平下降等十分严重的后果。由此可见美国内部在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
美中贸易冲突在地域上扩展蔓延的可能性不可完全排除
　　欧盟、日本等与美国在贸易、技术转移等方面联手针对中国事出有因。2017年12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WTO会议间隙，欧盟、日本就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加强欧日美三方合作，来消除第三国政府资助下的关键部门产能过剩、大规模市场扭曲行为和补贴国企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强制技术转让等做法。
　　美国通过关税豁免又打又拉，营造共同对华贸易施压氛围。3月初，特朗普宣布将对进口钢铝征收高额关税，全球一片哗然，相关国家纷纷指责其不负责任并要采取应对举措。但到关税公告签署时，美国表示可以豁免“真正的朋友”。到实施时，许多对美钢铁出口远超中国的经济体都得到暂时豁免。先提升关税，然后做出选择性的豁免，成为美国低成本地敲打各国、协调对华共同立场的“精确制导武器”。美国还积极谋求建立规锁中国技术进步潜力的联合阵营。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实验组”发布的《中国的技术转移战略》报告，建议美国与其盟国在审查国外技术投资时建立情报共享机制，以防止中国获得关键技术。
　　周边国家与地区因为中美贸易风险升高而被动“去中国化”倾向值得关注。围绕中美两国形成的产业链对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非常大。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这些国家可能会考虑加大与中国之外的贸易伙伴的经贸联系，从而客观上造成一种“去中国化”的局面。韩国进一步加大与越南的经贸合作便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