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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解读目录八、雨果：《巴黎圣母院》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九、司汤达：《红与黑》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十、巴尔扎克：《高老头》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十一、狄更斯：《双城记》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十二、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十三、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十四、果戈理：《死魂灵》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十五、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十六、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十七、易卜生：《玩偶之家》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十八、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十九、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二十、萨特《厌恶》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二十一、乔伊斯：《尤利西斯》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二十二、艾略特：《荒原》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二十三、高尔基：《底层》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二十四、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二十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二十六、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二十七、卡夫卡：《变形记》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二十八、海明威：《老人与海》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二十九、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三十、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三十一、佚名：《圣经·旧约》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三十二、蚁zhi：《罗摩衍那》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三十三、迦梨陀娑：《沙恭达罗》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三十四、紫式部：《源氏物语》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三十五、佚名：《一千零一夜》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三十六、泰戈尔：《吉檀迦利》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三十七、夏目漱石：《我是猫》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三十八、川端康成：《雪国》内容梗概研究综述参考材料八、雨果：《巴黎圣母院》内容梗概十五世纪法国路易十一统治时的巴黎。“愚人节”那天，巴黎的民众聚集在圣母院前欢庆节日，吉普赛少女爱斯梅拉达在河滩广场上表演歌舞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为其美貌所打动，产生了邪念。圣母院的敲钟人加西莫多是个弃儿，长得其丑无比，又聋又哑，被克洛德收为义子。是夜，克洛德指使加西莫多劫持爱斯梅拉达，被路过巡逻的王室弓箭队队长法比救下，少女由此对法比一见倾心。加西莫多因劫持爱斯梅拉达在广场被捆绑鞭笞，口渴难忍，只有爱斯梅拉达走上前去送水给他喝，敲钟人感激不尽。克洛德趁爱斯梅拉达和法比幽会的晚上刺伤了弓箭队长，并嫁祸于少女，爱斯梅拉达被判死刑，克洛德在狱中对其威逼利诱，遭到拒绝。行刑之日，加西莫多在刑场救下少女，把她安置在圣母院的密室避难，对她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克洛德得知此事，诬陷爱斯梅拉达为女巫，鼓动教会不顾避难权强行将其逮捕。巴黎下层民众攻打圣母院试图救出少女。加西莫多因聋哑无法弄清事情缘由，误把平民当作官兵，从钟楼上推下巨石，浇下滚烫的铅水，平民死伤无数。克洛德趁乱把爱斯梅拉达带走，欲说服少女委身于他，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把少女交给了追捕而来的官兵。与此同时，长期呆在河滩广场边老鼠洞里的隐修女因爱斯梅拉达怀中掉下的绣花鞋认出她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她拼死相救，未果而亡，爱斯梅拉达被官兵强行带走。爱斯梅拉达被施以绞刑，加西莫多因为没能保护好少女而感到沮丧，这时他看到克洛德站在圣母院楼顶对着绞刑架上的爱斯梅拉达发出狰狞的狂笑，他似乎明白了一切，愤怒之下把副主教推下教堂，克洛德粉身碎骨，加西莫多来到墓地抱着少女的尸体死去。研究综述《巴黎圣母院》从诞生之日起就深为各国读者所喜欢。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第一本中译本，当时的译名为《活冤孽》，译者俞忽。6年后，《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又推出译作《钟楼怪人》。直至1948年，陈敬容的译本才以《巴黎圣母院》为名，此后该书名被沿用下来，又有陈宗宝、管震湖等人进行过重译。《巴黎圣母院》还被拍成电影和搬上戏剧舞台。雨果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介绍和研究自20世纪初开始，主要经历了三个高潮，较大规模的一次出现在50年代初雨果诞辰150周年之时，当时茅盾、郭沫若等许多作家学者都纷纷发表了纪念文章，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多在1979年以后。一、关于小说的主题思想茅盾曾在1952年撰文指出：“在雨果的作品中，我们中国的一般读者看见了作者所拥护所歌颂的正是他们所拥护与歌颂的，看见了作者所反对所诅咒的，也正是他们所要反对、憎恨与诅咒的。”可见雨果的作品一开始主要是以其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立场为我国读者所接受和认同的。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认为《巴黎圣母院》是“善良的无辜者在专制制度下遭到摧残和迫害的悲剧”，小说的矛头直指封建教会和专制的国家机器，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封建时代的再批判，也是雨果自己对青年时期保王态度的一次总清算。它体现了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的最高水平。”在表达反封建的同时，雨果还在小说中注入了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王亦农在《伟大和真实的统一——浅谈<巴黎圣母院>的思想与艺术》中认为雨果是“从人性论出发，通过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相互关系的探求，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其反封建主题是“十分丰富和深邃的”。“但在经历一场残酷的搏斗之后，美丑善恶同归于尽，宿命论的思想倾向在这里也是显而易见的。”闻家驷先生指出的这一“宿命”主题也是雨果本人所认同的，他在《海上劳工》的序言中曾明确提出，《巴黎圣母院》是为控诉宗教的宿命而作。“宿命”亦成为后来很多评论文章展开论述的基础。二、关于主要人物形象《巴黎圣母院》主要涉及了三个人物形象——吉普赛少女爱斯梅拉达、敲钟人加西莫多以及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对于前两个人物，常常被视作雨果独特美学思想的体现，爱斯梅拉达美丽善良、热情纯洁，是“真、善、美集中于一身的完整形象，是纯洁和仁爱的象征”，加西莫多则驼背独眼、又聋又哑，“是个被人当作笑料的丑怪的畸形人”。然而外貌极度反差之下的敲钟人的内心却是无比的美丽，“是崇高灵魂的至善典型”，在他个人的身上又集中了美和丑的统一。罗国祥在《丑乎？美乎？——论加西莫多》一文中认为“加西莫多的美是一种不合乎人情的美，是复杂的艺术美，而不是一般人在下意识的支配下追求的那种简单的生理美。雨果在小说中是从Esthetique（美）的角度去看待加西莫多的，而小说的人物爱斯梅哈尔达则主要是从beaut-（美）的角度来衡量加西莫多。Esthetique这个字所指的美，主要指精神伦理的美，而beaut-则主要指生理的美，所以小说中，爱斯梅哈尔达始终未能发现加西莫多的美，因而未能完全地爱上他。” 克洛德·孚罗洛形象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早期评论多把他看作一个反面角色，在提及他的形象时大都用上“虚伪”、“邪恶”、“道貌岸然”等字眼，认为他是一个外表崇高善良，内心邪恶毒辣的伪君子。80—90年代的评论则更多地看到了克洛德身上深刻的人格二重性，进行辩证地批判，在反宗教的主题下指出克洛德其实是一个被宗教异化了人物。刘艳萍《理想中的痛苦渲泄——评<巴黎圣母院>的悲剧性》一文指出克洛德“被专制教会扭曲成非人，人类文明在他发展不全面的畸形灵魂里只是些毫无生气的东西，作为人之为人的自然天性反被压抑了。”“他一方面是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又是制造悲剧的元凶。”侯翠霞在《善与恶相共，美向丑转化——<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性格二重性分析》中则一言以蔽之地称其为“既是教会的代表，又是教会的牺牲品，他既是作者批判的对象，又是作者同情的对象，他既有人性的合理因素，又有社会的非理性成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分裂的人格被进一步解读，对克洛德的憎恶也渐渐转成一种同情。张凌江在《“神－人相遇”的悲剧——克洛德形象再透析》一文中更是从基督教原罪出发探讨了克洛德“信仰生存”的分裂和痛苦，认为“克洛德的奇遇具有人的存在与宗教的存在相遇、人的行为与上帝的行为相遇而爆出的戏剧性的隐喻含义，具有生存论的和审美的特性。”，“作为神父他的生存本身就是悖论，即展现在他的生活中的信仰的悲剧性存在，以及痛苦和负罪状态。对于克洛德，悖论、痛苦、负罪就是生存本身的质地，它是无法勾销的。” 三、关于小说的艺术特色柳鸣九先生在《雨果的意义与启示》中指出，在世界文学史上，雨果把浪漫主义小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显示出真正浪漫主义小说艺术的水平和力量。《巴黎圣母院》作为雨果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把浪漫主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巴黎圣母院》是“对照艺术运用得最全面、最奇特、最鲜明、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对照手法无处不在，渗透一切领域，并构成整个作品的基调。陈敬容在《<巴黎圣母院>重译序》中认为，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小说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善恶美丑的鲜明对照，“这种对照不是按传统方式把美与善、丑与恶分别集中于不同的两类人物身上，或根本回避丑恶的一面；而是让它们互相交错：外表美的，其灵魂未必善；外表丑的，其灵魂未必恶。敲钟人加西莫多，外表丑陋到了滑稽甚至凶恶的地步，但他心灵之美之善，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德外表何等崇高善良，心灵却又何等邪恶毒辣；沙多倍尔（即弓箭队长）是花花公子的典型，贤哲的人们见了他只会摇头，而单纯的少女却会对他一见钟情；天真貌美而心地淳朴的街头卖艺姑娘拉·爱斯梅拉达，对加西莫多的爱情视而不见，却用纯真的感情去爱这个浪荡子，而且至死不渝。”除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还在环境、情节等方面有所体现，收录在柳鸣九主编的《雨果创作评论集》中的卞昭慈的《一曲幻歌辨美丑——<巴黎圣母院>的浪漫主义手法》以及丁子春的《<巴黎圣母院>的对照艺术》等文章从各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关于巴黎圣母院教堂的本身，它不仅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场所存在，更是作为建筑艺术的经典被雨果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细致地描绘。法国作家莫洛亚在雨果的传记中写道：“它的真正的主人公是‘圣母院的大教堂，它那两座钟楼的黑森森的轮廓映现在星空中，石制的躯体，巨大的基座，仿佛是一尊蹲在市内打盹的双头斯芬克司……’”“他的这部作品对法国建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前，文艺复兴前的建筑被人们认为是野蛮的，他的小说出版之后，它们才受到尊重，被当作是石制的《圣经》。”著名的小说家王安忆在谈到《巴黎圣母院》的时候也指出“巴黎圣母院是一种岩层，是历史和文化积累起来的沉淀，通过它可了解到许多的东西”，因而要首先来了解它，这是“理解整个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对圣母教堂的这一描写无疑成为小说的一个亮点，也更增加了作品浪漫主义的氛围。参考材料 1．罗国祥：《丑乎？美乎？——论加西莫多》，《外国文学欣赏》1985年第4期。 2．刘艳萍：《理想中的痛苦渲泄——评<巴黎圣母院>的悲剧性》，《外国文学研究》 1992年第4期。 3．张凌江：《“神－人相遇”的悲剧——克洛德形象再透析》，《名作欣赏》1998年第3期。 4．陈思和：《雨果及其作品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4期。 5．王安忆：《<巴黎圣母院>的世界》，《小说界》1997年第5期。 6．柳鸣九等：《雨果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陈志娟）九、司汤达：《红与黑》内容梗概故事发生在法国革命前夕法朗士——孔德省的维立叶尔小城。主人公于连是锯木工场主的儿子，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以自己的出身寒微为耻，自幼便由衷地崇拜拿破仑，渴望像在大革命时期那样从军立功。可是他生不逢时，于是就转而希望得到教会的职务，那是王政复辟时代唯一留给平民的晋升之途。于连在市长德·瑞那家中担任家庭教师时，俊美的容貌和文雅的举止令德·瑞那夫人对他倾心。于连则出于对市长的报复和对上流社会的挑战，主动向她表示爱情。一封匿名信使私情败露，于连被迫离开，转入贝尚松神学院。神学院里，于连渐渐看穿了那里的尔虞我诈和教派纷争，失去了对教职的热情，堕入深深的忧郁里。后经彼拉神父推荐，他来到巴黎，成了木尔侯爵的秘书。于连善于审时度势的才干深得侯爵赏识，被视为心腹。这时的于连隐藏起了心中的共和思想，开始活跃于社交界，并且逐渐地和侯爵的女儿玛特儿接近。玛特儿被于连所吸引。侯爵见二人木已成舟，无奈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就在于连踌躇满志、个人野心一步步得到实现之时，一封揭发于连劣迹的信由德·瑞那夫人处到了侯爵手中。刹那间，于连梦想已久的荣华富贵烟消云散。怒气冲天的于连拿着手枪跑到维立叶尔教堂中，找到正在做礼拜的德·瑞那夫人，向她连开了两枪，他本人也立刻被捕。入狱之后的于连，从对短暂一生的反省和对世俗的名利野心的彻悟中，获得了清醒的认识和心灵的解放。玛特儿却因此更狂热地爱他，为营救他而四处奔走。于连和伤愈的德·瑞那夫人重逢，明白了真相的两人彼此宽恕了对方，陶醉在真正的爱情幸福之中。在法庭上，于连控诉统治阶级通过惩罚他来惩罚所有出身贫寒但敢于跻身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最后，于连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玛特儿抱着他的头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德·瑞那夫人在三天后也心碎而逝。研究综述 1929年，在中国出现了《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马宗融译）。此后，重译、复译现象很多，名家名译包括黎烈文、赵瑞蕻、罗玉君、郝运、郭宏安、罗新璋、许渊冲和闻家驷等译本。在1980年代中叶，还曾引发了关于《红与黑》汉译的热烈讨论。对于司汤达及《红与黑》的研究相比译介更早，1922年李璜所著的《法国文学史——自十八世纪至今日》就对它有所介绍。尽管大多只是引入朗松和丹纳的视角，但仍向中国的读者展现了司汤达在细节描写与心理描写方面杰出的现实主义成就及其作品的浪漫主义特质，并通过与其他经典作家的简单对比，彰显出其细腻热情的写实风格。 1949年后，中国的司汤达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随着电影《红与黑》的上映，一场持续近20年关于《红与黑》的讨论在全国展开。由于受到当时苏联的社会政治的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的影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揭露的意义较其艺术价值更受肯定。而作为讨论的中心，主人公于连则因其个人主义世界观而受到了非历史主义的道德化批评的猛烈抨击，这也累及了司汤达。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司汤达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发展。一、于连形象研究于连性格研究。刘念兹和王建琦在《对于连·索黑尔的再认识》中强调了于连性格中的主要方面是“强烈的自尊心和对上层社会的蔑视、仇恨和反抗”，而不是以往备受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蒋承勇在分析于连的生活原型的基础上，并在“原型即形象性格的深层构架”的观念影响下，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说明了司汤达在于连这个人物身上“形成了以平民意识、自我观念、反抗精神为基本内容的‘心理原型’。”许光华则在《司汤达比较研究》中指出，对于于连的认识应该抽象与具体相结合：“从高度抽象与概括意义上看，他应该是一个弱小者，反抗强暴者，被奴役受欺凌者对奴役者和欺凌者进行“智斗”（不是“武力”）而努力获胜者形象；而从具体时代阶级内容来看，他又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和抗争，他的形象是随着市民意识的萌发、发展而逐渐形成和成长起来的，他又必须通过种种计谋，包括发挥智慧和施展阴谋、卑劣的手段同贵族和资产阶级进行周旋。”蒋承勇还在《于连性格系统的审美透视》中，从系统论的角度由于连的性格中归纳出的若干独立个的和若干组对立的基本性格元素，在相互之间构筑起有层次的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性格系统。这种认识方式使得对于于连性格的认识由简单、机械真正地走向多元、全面。于连和其他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比较的范围很广，从哈姆莱特到拉摩的侄儿和于连的关系,到于连与拉斯蒂涅、吕西安共同的悲剧，再到德·瑞那夫人、安娜和蘩漪各自爱情悲剧的原因。其中求同倾向明显。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着重在恋爱观、个人气质、各自意图、形成条件和社会影响等多方面比较并指出了于连与杜洛阿的个人主义野心的不同点；在张华的《互窥中生辉、映衬中臻善——于连和高加林比较谈》中，比较而言更受关注的则是超越爱情的爱情体验和对自卑情绪的不同超越方式等差异。罗贻荣的《于连及其评价的文化批判》还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5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连形象的批判作了反省：“今天中国人对于连的口诛笔伐，也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外观。” 二、《红与黑》的主题研究关于爱情主题。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由于受到司汤达“小说是沿路走过去的镜子”之说的影响，加之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要求 “按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生活”的机械理解，更多人强调的是《红与黑》的政治倾向与文献价值，认为司汤达“首先想要表现的是社会历史的内容，而不是两性关系的内容”，只将爱情作为人物之间立场、观念之争的表现。吴洪森的《形象的爱情心理学——谈〈红与黑〉》则从“文学是人学”出发，对“脑袋里的爱情”和“心坎里的爱情”及其中的深层因素，包括性格、情感和生活理想等因素作了深入的剖析，从而开启了人们对于爱情作为独立主题的关注。李迎丰的《〈红与黑〉：一个隐喻》将“到底如何看待于连的爱情追求？”作为理解《红与黑》的关键之一。它从“爱情关系的社会本质应当是一种政治关系”这种女性阅读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司汤达在政治背景下描写爱情关系的作法，发现了在作为构成《红与黑》基本情节的爱情故事背面，由政治事件联缀而成的结构网络。“小说文本通过‘责任’、‘权力’这类的语言，使政治与爱情相互指涉”，两者具有了“同构性”，从而两相贯通。关于激情主题。姜书良的《激情：司汤达小说人物性格论》从对于连性格的分析中发现，激情的主要形式：爱情，激情的本质内涵：时代政治，激情的结构解析：多元、多层次的心理动力组合。从人物所具有的激情，游嘉胜在《三重对立抗衡及其审美比较——于连形象的冲突机制探析》中指出：“他不仅在同社会对抗，而且在同命运抗争，同自我斗争”。这种激情反抗的本质目的，就是要袪除司汤达所厌恶的那种社会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集体虚荣心。胡日佳在他的审美叙事模式研究，更从司汤达“激情与风俗相结合的描写原则”中，在《红与黑》中建立了性格与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对“红”“黑”对抗的具体阐释出发，对主题的阐释也呈现冲突式。如柳鸣九在《〈红与黑〉和两种价值标准》中认为，《红与黑》写出了于连这一个典型人物及其遭遇和命运，提出了在一定历史阶段都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关系。如罗新璋所说，“这个悲剧，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悲剧。” 毛佑民在《论于连的反抗性》中将之表述为“一个不幸的人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一生”，蒋承勇则将《红与黑》的主题构筑为为多维冲突的网状结构的观点。与此相对的，张英伦则认为《红与黑》必然有一个超越这些对立冲突超越、“一八三〇年纪事”的主题存在，那就是人怎样才能够幸福。三、《红与黑》与司汤达司汤达与其人物的关系。在《主体意识的渗透与人物形象的创造》中，蒋承勇运用弗莱原型批评的方法，将司汤达的小说人物作为某些特定原型“反映的变形”。而且，“从作者的角度看，上述的原型实际上是司汤达本人深层意识中潜在的心理模式的外化”。这其实也是对司汤达的内倾性风格和内向型审美心理机制在人物形象系列共同特征上反映的确认。另一方面，柳鸣九在司汤达的某些人物身上发现的“性格的断裂”现象，运用叙事学方法的文本分析也指出了对作者、叙述者和人物在小说中各自不同的主体地位。余华在《内心之死——关于心理描写之二》中认为，司汤达的叙述似乎总是被叙述中某个人物的内心所笼罩，而且笼罩了叙述中的全部篇幅，然而其叙述的方式恰恰不是心理描写。这也就是所谓的人物性格的“自己运动”，它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司汤达对于现代小说的伟大启示。创作心理分析中的精神分析研究。申家仁在《〈红与黑〉：富有启示的成功》中最先运用了文艺心理学，从创作的心理过程中主客体互动的角度阐释《红与黑》。在赵隆勷的《司汤达和〈红与黑〉》一书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司汤达的心路历程与其作品的对应关系的研究中，韩中一在对司汤达的人物性格塑造的具体分析中，都发现了其写作的内倾性与精神分析意识，认为司汤达是一个专心致志于把自己的经历和苦乐都注入其所创造的人物身上的作家。瓦莱里曾说：“关于司汤达的话，说不尽道不完。”关于《红与黑》话，同样也说不尽道不完。这是这部作品丰厚的思想和艺术内涵使然。参考材料 1、吴洪森：《形象的爱情心理学——谈〈红与黑〉》,《上海文学》1983年第5期。 2、郭珊宝：《心理小说中的“力学”研究——司汤达的〈红与黑〉小析》,《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 3、钱林森《西方的“镜子”与东方的“映像”——斯丹达尔在中国》，《文艺研究》，1991年第2期。 4、张英伦《译本序》，《红与黑》，郝运译，上海译文2001年版 5、《谁是“少数幸福的人”》，《同剖诗心》，郭宏安著，中央编译1996年版。 6、《〈红与黑〉和两种价值标准》，《采石集》，柳鸣九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杨凯）十、巴尔扎克：《高老头》内容梗概外省破落贵族子弟、良知尚存的穷大学生拉斯蒂涅来到巴黎寻找个人出路，并找到了远房亲戚鲍赛昂子爵夫人。他所住的寒伧的伏盖公寓和上流社会交际场所的豪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强烈刺激了他出人头地的欲望。在舞会上，他结识了贵妇人雷斯多伯爵夫人，当他向这位夫人发起攻势时，却因为不慎提到她的父亲高里奥老头而吃了闭门羹。他向鲍赛昂子爵夫人讨教，夫人告诉他：“想要成功，必须以牙还牙对付这个社会，越没心肝，越高升得快……”。她唆使拉斯蒂涅去追求高老头的小女儿——银行家纽沁根的夫人。高老头靠在大革命时代囤积面粉发了大财，他很疼两个女儿，给她们每人大笔陪嫁，使她们攀了门好亲事，而自己在破旧的伏盖公寓中被女儿榨干。这给拉斯蒂涅上了人生第一课。在公寓里，他的邻居、逃犯伏脱冷告诫他：“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清白老实一无用处……”。伏脱冷让他去勾引泰伊番小姐，然后派人杀死泰伊番小姐的哥哥，从而获得大笔的遗产。虽然拉斯蒂涅的良心未泯，弃之不用，但这是他的人生第二课。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成了拉斯蒂涅的社会课程：公寓里的住客老姑娘米旭诺为了3000法郎的奖金出卖了伏脱冷，阿瞿达侯爵为了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而抛弃了鲍赛昂夫人，纽沁根鲸吞妻子的财产，大女儿为了舞会上的风光才来看望高老头，而拿到票据后也不管老头晕过去转身就走，后来折返只是因为高老头没有在票据上签名。而在高老头弥留之际和整个葬礼上，两个女儿一个也没来看他，只有拉斯蒂涅与仆人克利斯多夫为他送葬。白日将尽，塞纳河两岸又漫漫亮起灯火，拉斯蒂涅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上纽沁根太太家吃饭去了。研究综述《高老头》是巴尔扎克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自问世以来一直为世人所关注。《高老头》在中国也很受欢迎，在多种译本中，傅雷译本被公认是最好的。“五四”时期，中国就开始了对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介绍和研究。1924年，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出过《法国文学研究专号》，其中就有这方面的内容。此后，国内发表的相关文章数量上有所增加，但主要是一些翻译文章，专题评论《高老头》的文章更少，50—60年代发表的文字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况80年代开始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关于高老头的父爱怎样看待高老头的父爱，这一点曾引起过评论界的争论。如1964年7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刊发的曹让庭的《试论高里奥的父爱》一文认为：“高里奥是一个典型的商业资产阶级，但同时，他却还留着封建的伦理道德的残余影响，心中笼罩着家庭关系的温情脉脉的纱幕还没完全被单纯的金钱关系彻底撕毁，还保有着一丝庸人的温情。”这篇文章引发了60年代中期关于高老头父爱实质的讨论，《光明日报》接连发表了多篇商榷的文章，反对温情说，认为高老头的父爱有着明确的目的。这类观点坚持认为这种父爱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是以金钱和自私自利为基础的。 80年代以来，对高老头的父爱有了更多的解读。有的文章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与人物心理作了分析。晁兆行在《谈高老头的父爱及其典型意义》一文中指出，高老头是作为一个小生产者而发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其阶级地位，他的父爱“用不利于维持这种观念方式——金钱和纵容来表达”，这造成了“父道轴心”被“金钱轴心”所替代，“他对女儿的爱是真挚的……他的死从客观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有的文章认为高老头的父爱源于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是人性的异化与沦丧的表现。《高老头——拿破仑时代法国资产阶级“贵人迷”的典型》的作者认为高老头只是粗俗的暴发户，上流社会咄咄逼人的精神挑战刺激了他的虚荣心、引起了他的自卑感。“小家碧玉的妻子既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又抚慰他的自卑感”，当妻子过世后，这种感情的混杂就转移到了对女儿的爱上。面对来自上层社会的鄙视，他征服上流社会的手段是两个美貌的女儿和金钱。“即爱女儿是为了将来获得名誉……”杨国华在《父性基督的的典型——也谈高老头的父爱》一文中引用了1834年10月巴尔扎克给韩斯迦夫人的信作为高老头的爱是非功利性的的论据，认为阶级性就是人性的自我异化，虽然阶级社会人性扭曲变形，但并不意味人性的全部泯灭，也不排斥人类“共同相通的东西”的存在。还有对高老头的父爱的另两种解读，一种认为高老头混淆了情爱与父爱，“他的行为和语言超出了表达父爱的范围”，并引证了勃兰兑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他以极端的低级趣味管这个老头儿叫做‘父爱’的基督，而且给这种父爱赋予了一种歇斯底里到近于色情的性格”，另一种则把其父爱作了如下解释：女儿出嫁赔去了他财产的大部分，波旁王朝的复辟，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了靠山，加之年老智昏，“在人生的坡路上向下滑落的时候，高老头抚今追昔，回想当年的成功和种种天伦之乐，一种痛彻心肺的恐惧抓住了他的心”，为了逃避这种落寞感和衰退感，“而讨好女儿，满足她们一切荒唐的愿望，以便能经常看到她们，用她们鲜明的实体来充实自己的‘梦幻’就成了他唯一的生活主旨”。二、关于《高老头》中的人物形象《高老头》中人物众多，其中伏脱冷是个很特殊人物，是个“具有象征性的恶魔，又是活生生的典型”。《来自伏盖公寓的美学挑战——论巴尔扎克与伏脱冷》一文将伏脱冷的形象与巴尔扎克本人作了比较与联系，认为伏脱冷的形象来自法国19世纪上半期现实生活的深处，“熔铸了巴尔扎克变形的拿破仑之梦”，是巴尔扎克情欲的升华。巴尔扎克通过他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法律，揭露了社会大契约的骗局，并“从中得到了自我陶醉与自我补偿，以无限的轻蔑，报复了无情的资产阶级法则长期给予他的屈辱”。另有论者则从社会这个角度对伏脱冷进行了解剖。《伏脱冷形象实质辩疑》一文认为，伏脱冷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揭发者，又是这个罪恶的制造者；既是罪犯，又是受害者。文章还分析了促使伏脱冷疯狂报复社会的原因：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使个人私欲无限膨胀，二是病态的个人复仇行为，三是启蒙主义的幻灭。作者还指出伏脱冷的形象揭示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正当愿望怎样被社会可怕的扭成了畸形……金钱使人堕落的主题”。《高老头》中的女性配角也很丰富。有论者认为伏盖太太是“小市民”、“市侩”的代表人物，就像是“吸附在海轮底板上的贝壳阻滞着海轮前行一样，他们每每是社会发展的惰力”。“腐烂社会腐蚀了她，坑害了她，而她的贪鄙和自私，反过来又加深了腐烂社会的腐烂和恶臭”。对于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一般的观点都认为她们是使高老头走向毁灭的一分子，而在《试论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一文中，作者分析了阿娜斯大齐和旦斐纳性格的另一面——单纯。她们虽“混迹于资产阶级的游乐世界，但却不认识资产阶级社会……不了解这个社会与生死攸关的一些重要法则”，因此最终“只能作为佳肴被人享用”，离开父亲只能束手待毙。三、关于《高老头》的比较研究有论者把《高老头》中的重要人物拉斯蒂涅和司汤达笔下的于连作了比较。两人同处于相近时代背景之下，地位都十分卑微，而又都受过高等教育，有强烈的向上爬的野心，而结果却不相同。原因在于：首先在个性上，于连比较倔强，对社会主要取反抗态度；而拉斯蒂涅则比较成熟，对社会主要取顺从态度。其次是政治理想上，于连一开始试图以平民的身份通过立功而改变人生；而拉斯蒂涅则抱有不惜通过损人利己来达到目标的思想。再次是投靠势力的不同，于连与金融资产阶级相抗衡，投靠没落的土地贵族；而拉斯蒂涅则攀附金融贵族，走小资产阶级向大资产阶级转变的道路，顺应了时代潮流。这是前者终于走向毁灭而后者野心得以实现的原因。这种比较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它多少有助于开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人物的思路。就题材而言，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和《高老头》比较相近。有论者从高老头与李尔王的父爱的内容，父爱的悲剧根源、悲剧产生的审美意蕴等角度进行了比较。如在审美意蕴方面，作者认为李尔王是有人文主义理想追求的正面形象，是历史的运转决定了李尔王不可避免的悲剧，悲剧本身是有震撼力的。而高老头则因其身份的卑微而使他给人的不幸印象有所削弱，但它作为社会悲剧，更具普遍的教育意义。《热炭寒冰总辛酸》一文将鲍赛昂夫人和薛宝钗的婚恋生活及悲剧命运作了比较，认为鲍赛昂夫人就好像燃烧的热炭，是叛逆的，为了追求“显示人格尊严的情感生活”而燃烧；而薛宝钗则是与她相反，驯服而顺受，只看重封建义务，自我禁锢，“把自己的感情凝成了一块坚冰”。作者试图通过对比来展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和制约。参考材料 1、杨江柱：《来自伏盖公寓的美学挑战——论巴尔扎克与伏脱冷》，《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 2、晁兆行：《谈高老头的父爱及其典型意义》，《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 3、翁柏青：《高老头——拿破仑时代法国资产阶级“贵人迷”的典型》，《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4、陈昌恒：《〈高老头〉与〈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穷庠师助师终得令〉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 5、杨国华：《父性基督的典型——也谈高老头的父爱》，《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6、易宗江：《〈高老头〉和〈李尔王〉父爱比较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杜靖）十一、狄更斯：《双城记》内容梗概路茜跟随保护人劳雷从英国出发到巴黎去救回她的父亲梅尼特医生。梅尼特被无辜监禁在巴士底狱十八年，出狱后被他过去的仆人、现在的酒店老板得伐石藏了起来。经过长期监禁，梅尼特已变成一个白发苍苍、迷茫迟钝的人。他连自己的名字也遗忘了。路茜的出现让梅尼特恢复了记忆。他们将他带回英国，使他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法国厄弗里蒙地家族的代尔那放弃贵族特权来到英国，不幸被暗探诬陷犯有间谍罪，要判处死刑。代尔那来英国时恰好与路茜同船，路茜出庭作证表明他是无辜的。代尔那的律师也利用他的助手卡尔登与代尔那相貌极其相似的特点说明告发者有认错人的可能，于是代尔那被无罪释放。女儿的爱使梅尼特重新获得幸福。路茜的美丽引起了卡尔登和代尔那的爱慕。卡尔登知道路茜爱着代尔那，他放弃了对路茜的追求，决心要为她的幸福牺牲自己。路茜嫁给了代尔那。正当梅尼特一家过着安宁幸福生活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代尔那为了解救领地总管回到法国，被革命政府逮捕，梅尼特带着女儿、孙女到法国营救代尔那。梅尼特过去的遭遇赢得革命者的同情，代尔那获得了释放。但得伐石太太与代尔那家族有深仇大恨，她要复仇，她以梅尼特在狱中写成的厄弗里蒙地家族的罪恶史为控诉书，重新激起了群众对这个家族的愤怒。这一次连梅尼特也无法为女婿辩护，代尔那被宣判死刑。卡尔登为了路茜一家的幸福，设法以自己换出代尔那。代尔那与梅尼特、路茜及女儿一起逃离巴黎。卡尔登实现了对路茜的诺言：“我甘愿为你和你所爱的人们而牺牲。”他代替代尔那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研究综述中国读者接触狄更斯，始于20世纪初林纾的翻译。但当时，《双城记》并没有被译介。民国时期，陆续有了一些关于《双城记》的评论，这大多散见于狄更斯的传记及一些介绍性的文章里，如莫洛亚著的《狄更斯的生平及其作品》、林海的《狄更斯的写作技巧》、梅林格著的《狄更斯论》、伊瓦雪娃著的《关于狄更斯作品的评价问题》……这些文章大都出自3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关于《双城记》的评论尚不够集中和深入，主要仅限于翻译和介绍国外的资料，独立的研究还未展开。《双城记》研究的真正深入、繁荣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到1966年。受苏联影响，我国的学术界对于狄更斯十分重视，并在1962年狄更斯诞辰150周年纪念时形成了一个高潮。与解放前相比，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出现了几个大的转向：首先，从侧重译介国外的观点转为以自己的独立研究为主；其次，对国外狄更斯研究资料的介绍从西方学界转向了苏联；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更加侧重从社会—政治层面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如《双城记》对社会的批判、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同情、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阶级局限等。杨耀明在《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中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狄更斯由于他的阶级地位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他真诚地同情在那个社会里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和穷人的处境……指出他们的不幸是统治者造成的；他愤怒地指责政治制度的不民主及腐败、社会的不正义、统治阶级的冷酷、贪暴、虚伪及其他罪恶”，“然而，狄更斯惧怕并且反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倡敌对阶级相互谅解、融合，在保存私有制度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改善劳动人民群众的处境”。“在反映、批判那个罪恶社会时”，他“是伟大的”，“当提出治疗社会疾病的药方时，就变得糊涂甚至有害了”。第二个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由于文革运动，这一时期对《双城记》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第三个时期从1977年至今。1978年，王忠祥在《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论狄更斯的《双城记》，我国的狄更斯研究恢复，并取得长足进步。首先，改变了建国初期向苏联一边倒的现象，西方的文艺思想和批评方法开始运用到狄更斯及《双城记》的研究中；其次，改变了过去一元发展的局面，形成了多元并存的研究格局，研究不再局限于思想内容的范畴，艺术方面的特点与成就愈来愈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社会—历史层面的分析仍是这一时期《双城记》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但在这一层面内部，一些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受到了冲击。如传统评论认为，《双城记》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及革命者。针对这一观点，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张玲在《剥笋——〈双城记〉主题层析》一文中指出，《双城记》是故事并非史书，狄更斯并没有试图全面反映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各个方面，“他不过是通过艺术的概括，反映了革命的一些方面或侧面，表述了它最主要的是非功过”。“象这样一场规模宏大，波及深远，剧烈空前的群众运动，出现偏颇谬误本不足为怪，更何况，法国革命既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其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城乡劳动者虽然对革命怀着巨大热情和献身精神，但是他们在文化上、思想上、政治上还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不可能具有高度的觉悟和组织性，相反却带有极大的狂热和盲动。”因此，《双城记》是符合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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