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姐妹情谊.doc

商洛学院

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姐妹情谊
系别专业： 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生姓名： 闫 雪
学生学号： 10013328
指导教师： 刘 婷
毕业时间： 二〇一四年七月

2014 年 6月20 日

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姐妹情谊

摘 要：女性情谊指的是女性之间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对男权意识的反抗，相互提供和接受物质与精神援助的情谊和情爱。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姐妹情谊”叙事经过了异性恋机制中的精神“方舟”、欲望化的嫘斯宾情结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本文从“姐妹情谊”的源始与发展，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小说《方舟》与《弟兄们》中所体现出的“姐妹情谊”等不同的角度的分析，揭示出构建女性乌托邦的虚妄，女性生存的困境和寻求自我的重要性。
关键词：女性文学；姐妹情谊；嫘斯宾情结；寻求自我

New Era In Women's Literature Of The Sisterly Friendship
Abstract: female friendship is shared between women of the rich inner life, to the men's awareness of the right to resist, mutual giving and receiving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ssistance brotherhood and love. China's new era in literature of the brotherhood between the "sisters" narrative is a heterosexual in the mechanism of the "Noah's ark" spirit, desire, Yitzhak Rabin, the overall sentiment, and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rom the "sister" of the brotherhood between source and development, China's new era women's literature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novel "the ark" and "brothers" as reflected by the sister of the Brotherhoo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in the context of particular works of literature reveals that, build the phantom female utopia, the female survival and the search for self-importance.
Key words: female literature; sister feelings; comprehensive complex; the search for self

目 录
引 言 1
一、姐妹情谊的源始 1
1、西方文学史对“姐妹情谊”的解读—“嫘斯宾主义” 2
2、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姐妹情谊”的萌发 3
二、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姐妹情谊” 5
1、新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女性小说的发展 5
2、小说《方舟》与《弟兄们》中的“姐妹情谊” 6
三、“姐妹情谊”的乌托邦 8
1、女性共同经验的虚妄 9
2、被男权社会隔离 9
3、被母性、妻性解构 10
结 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3

引 言
也许没有人否认，中国女性的命运与中国历史命运之间有着密切的错综纠缠。女性那由地心而地表的特殊历程，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一种群体经验，都引人也值得人作不仅纵贯历史今昔，而且横贯历史表里之思。 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页。

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 历史便成为一部男人的历史, 女人只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 作为奴隶和生孩子的工具而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庭中, 也掌握了权柄, 而妻子则被贬低, 被奴役, 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 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四卷 ,第52页。
但同时, 人类社会的历史又是一部妇女挣扎与反抗的历史, 几千年来, 她们中的很多人不甘处于从属的地位, 不甘任意被人摆布, 向男权社会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勇猛的冲击。20 世纪初期, 更是由于受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 男女平等, 婚恋自由, 自主自立成为现代女作家们的共同呼声。在这一行列中, 那些有知识有追求的女性成为最优秀的一群, 她们不仅是最先的觉醒者, 身先士卒的反抗者, 还用笔记录下她们自己的血泪历程, 欢乐痛苦。这些被称为“女性文学”的优秀作品, 成为人类历史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女性文学中关于“姐妹情谊”的书写令人注目。
一、姐妹情谊的源始
通常，女性主义用“女同性爱”、“女同性恋”、“姐妹情谊”、“女性情谊”等名词，表达女性之间的情谊和情爱，它们都携带着性别意识形态和性别政治意味。在国外，“女同性恋”有着强烈的先锋性和批判性，标识了女性主义对“异性恋”格局中女性受牵制处境的反抗。在国内，不言自明的原因使女作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选择了比较温和的“姐妹情谊”和“女性情谊”的概念，但其中所涵纳的精神却保留下来了。
1、西方文学史对“姐妹情谊”的解读—“嫘斯宾主义”
女同性恋主义者(lesbianist)国内有时也音译为“嫘斯宾主义者”，因古希腊著名女诗人、女同性恋者萨福所居住的嫘斯宾岛(lesbos) 而得名。西方20 世纪60、70 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界还风靡一个语汇“姐妹情谊”(sisterhood)，它们都用来表述女性与女性之间那种基于维护共同利益、反抗男权文化的特殊亲密关系，这特殊亲密关系是情感、精神、心灵上的共鸣与现实利益上的惺惺相惜。
作为一种写作母题，女同性爱出现在英国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等西方文学家的作品中。
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主义者,沃克认为在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依然存在的美国社会,黑人妇女必须自身首先结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才有可能逐步摆脱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因此,我们看到《紫颜色》 [美] 艾丽斯·沃克：《紫颜色》，陶洁译，外国文学出版社，第39页。
中的姐妹情谊不再是局限于两个女性之间,而是扩展到了黑人女性群体,她们共同缝制被她们称作“姐妹的选择”的百纳被。姐妹情谊也不再仅仅是黑人女性获得安慰和鼓励的源泉,它将成为黑人女性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寻求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正是来自于沙格、索菲亚、聂蒂等三位黑人女性的情谊使主人公西丽获得了完整的自我。通过展现西丽自我价值的实现，沃克充分表达并高度赞颂了黑人女性间的姐妹情谊。
作为性别政治宣言及政治运动的女同性恋主义（Lesbianism）,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逐渐蔓延壮大后，成为女性主义的一个支流—女同性恋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t）。女同性恋把妇女归结为一个阶级，女性个人的痛苦被上升为政治问题来认识。它认为男性本位的异性恋霸权，无孔不入地渗透并支配既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以至私人情爱等不同范畴。如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维悌格（Monique Witting）就认为，传统的性别二分的观念本身就已经被异性恋话了，所谓“女人”只有“在异性恋思维系统与异性恋经济体系里才有意义”，维悌格因此宣称“女同性恋并非女人”。 Monique Witting,"The Straight Mind".Feminist Issuse (Summer 1980):110.
相对于“女人”在社会关系上被男人宰制，女同性恋至少在性实践方面逃脱了此种奴隶状态，它是一个超乎男女性别的概念。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宣称：“一个完全独立于男人的女人—她从别的妇女那获得爱情、性生活和自尊—对大男子主义是巨大的威胁。她不需要男人，因此他们对她的权力就比较小。”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39页。

基于此，女性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姐妹情谊”（sisterhood）。不论阶级、种族、宗教、社会制度的差异，作为女人的共同经历可以将妇女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权力集团，以父权制为共同的靶子，推翻男性的统治。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打破禁忌，反抗父权和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它提倡的“姐妹情谊”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性别压迫下女性的悲凉，也为抗衡男权世界的女性提供了有限的精神援助，因而成为女性主义写作策略之一。女同性爱，不再是传统眼里的“邪恶”与“病态”。
2、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姐妹情谊”的萌发
在中国文学史上男性叙述者那里，女性之间的情谊被悬置。在男性历史沉迷于编织“英雄惜英雄”的男性神话的同时，女性却一再被书写为互相嫉妒和排斥的分裂群体。几千年以来妇女都好像用来做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反照出男性的宽阔胸襟和非凡力量。女性之间呈现出来的，是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历代古人更是大肆渲染后宫之争，众多女性为获得一个男人的欢心，用尽心机，争得你死我活，结果两败俱伤，还蒙上了淫荡下贱的罪名遭人唾骂。各类报纸、小说、传记等似乎都在加深这种印象：女人对女人是严酷的，女人不喜欢女人。几千年文学史上可供记载的女作家廖若星辰，即便是在她们笔下，女性之间的同性爱也绝少被提及。
20世纪初，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女性作家群，具有描写性别意识的女性书写因此产生。现代文学史上的庐隐、石评梅、丁玲、凌叔华等人以女性独特的感受或浓或淡的为这道以展现女性生存真实面貌的独特景观抹上了自己的色调。
石评梅的《玉微》、《漱玉》、《小苹》等散文以哀婉的笔调倾诉着青春少女的多愁善感和寂寞失落。在这哀婉笼罩的薄雾中，姐妹间的情谊便显得十分纯真与可贵。《玉微》描写一位少年的爱恋，这种爱恋是对那“冷静高洁的丰韵”的欣赏，是出于一种审美的关照，体现出年轻女性对青春美的追求以及爱的渴求的萌芽。《小苹》、《漱玉》等中篇也写出了对女友的依恋，甚至日思夜想，久久不能忘怀。但是这种依恋是基于流落于险恶人世间孤苦无助的同伴的同病相怜。更注重对女性之间互相同情、相互照料的真挚情谊的留恋与回味。
《海滨故人》是庐隐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它清晰地勾勒出一批“五四”知识青年从追求到幻灭的心灵历程。作品的主人公露沙和她的同窗女友玲玉、莲裳、云青、宗莹，这群在女高师读书的青年在“五四”精神感召下，产生了反对封建
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强烈愿望。她们抱着美妙的幻想走向生活，希望做一个“社会的人”，可是年轻的心灵同旧的习俗观念又难于决断。于是，当她们接触恋爱、踏入社会时，便“不幸接二连三都卷入愁海了”。 庐隐：《海滨故人》，中国现代文化馆编，宁夏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第56页。
露沙为着思考“人生到底做什么？”而犯了“哲学病”，“弄得精神衰颓”。她在与梓青的交往中与其结为知己，但梓青却是使君有妇的青年。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世俗观念的障碍，露沙转而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精神恋爱的路依然不通，露沙最终与
梓青结合，飘零而去。但他们不知所往的结局，仍然是悲剧。原“想做一个完美的教育家”的云青，为礼教、家庭而割舍了自己的爱情，实际上却又难以忘情。为抚慰自己矛盾的心灵，走上一条归隐的路。宗莹、玲玉、莲裳也都经受了爱情上的烦恼痛苦。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使昔日聚首言欢的女友们，一个个笼罩在“生的苦闷之中， 哀叹社会的险恶和人生的不幸，而终至风流云散了。”
还有凌淑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等多部作品多描写女学生之间的亲密和爱恋。作品刻画了青春期少女性爱萌动所产生的情感冲动，也体现出封建家长制包办婚姻的沉重阴影仍然笼罩着刚刚踏上追求自由之路的知识女性的残酷现实。在她们对包办婚姻的恐惧与失望之中仍然抱有神圣的爱情理想，于是她们借助于女伴扮演的恋爱角色试图延宕被婚姻吞没的命运。这是觉醒的新女性拒绝重新成为男性依附和玩物而做出的苍白无力的自卫和反抗。
丁玲的《在暑假中》 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第386页。
在同类的作品中则显得更加丰满与厚重。在偏僻小城的自立女校中，一群年轻的女教师之间掀起类似女同性爱恋的种种风波。她们一对对以情人相称并且在情感上相互依恋：她们反复上演着情人间斗气吵闹和好的种种波折，她们对女伴的偏离也会伤心嫉妒和吃醋。她们甚至效仿异性情人间亲昵地拥抱、亲吻以及对女伴身体的喜爱。然而，篇中德珍的出嫁掀起了极大地波澜，不仅德珍的女伴春芝失落抑郁，承淑也开始追悼她那过早逝去的初恋。她们开始神往那逝去了的可爱青春，甚至羡慕朋友所说的做人家媳妇的苦痛。整个同性爱恋的联盟开始岌岌可危，近乎崩溃。但新学期的到来，似乎把这一切的动荡和危机一扫而光，她们又开始了以前的那种生活，女伴们的爱恋似乎又继续下去了。丁玲以其敏锐的女性目光，传达出边远小镇知识女性在情感追求上的扭曲的发展，隐隐道出了时代对女性情感生存关照的忽略和伤害。
二、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姐妹情谊”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小说演变的核心是表现女性的充分觉醒，女作家们不再戴着男性的面具写作，而是主动地以女性身份看取人生，多角度地完成对女性本质的认识，解构爱情神话，而体现女性意识的“姐妹情谊”的书写也相应的出现，女性小说的发展日渐成熟。
1、新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女性小说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女性意识呢？所谓的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我国建国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提高，受教育的权力得到保障，更多的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形成了一批经济上、人格上比较独立的女性群体。她们从关注集体、社会生活到关注个人，从关注生活到关注生命，女性作家表达出自己对社会的感悟和思考。尽管这些女作家年龄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创作风格与方法有异，然而她们都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在作品中透露出女性意识。
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得到了迅速发展。张洁、张辛欣等女性作家首开先河，张扬女性的自我意识。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代表的女性小说，以诗意抒情的方式表现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80年代初，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以平等的观念叩问男女是否真的平等，对男性话语社会的标准提出了质疑。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女性小说家对女性意识的表现不再停留在是否能爱、是否平等的层面，而是深入到对女性本质的追寻中。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深入揭示了女性的内心隐秘。
此后，又涌现了一批新的年轻女作家，她们重新审视女性自我的特异性，反思女性被压抑和被遮蔽的历史，重新认识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心灵、情感、思想、文化以及语言。这是对女性自身角色的逐步认识和发展，也是女性意识的逐步深化，至此，女性意识不断觉醒。
女性文学，当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带有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的文学作品。女性作家涉足创作，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自觉不自觉，都不可能不投入一定的主体色彩，因而也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它挑战父权文化、反抗“被书写”的命运，充满离经叛道的文化。它直面女性，关注女性生存的本相，以自己的身体和经验作为审美出发点，通过记忆和想象，展露女性身心的体验与经历，是一个构建女性“自我”的精神历程。
女性小说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13页。

第一阶段是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这个时期的女性小说还处在主流文学的众声和鸣之中。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女作家与男作家一起走过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创作之路，并以各自的实力在文坛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至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文学开始由一员走向多员，女性写作也十分自然地逸出主流话题，女作家们各自寻找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例如王安忆的《小鲍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小说各具特色，但都流露出试图超越男性话语的女性意识。
第三阶段到了90年代，女性小说的创作出现多样化和走向个人叙事的趋势。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理论的引入，使女作家们在写作中抛开了一切羁绊，表现女性意识的充分觉醒，于是女性小说在90年代形成了文坛关注的焦点。1994年以来，海男的《我的情人们》、陈染的《私人生活》的几部自传性的女性小说的相继出版，标志着女性小说在摒弃宏大叙事、抒写个人生命体验的写作潮流中走在了前列。
新时期女性小说，无疑是本世纪末中国文坛上最具风采的小说思潮。它萌发于80年代初期，借社会改革和西学东渐的良好氛围，得以长足发展，至9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在它的麾下，几乎汇集了新时期最具活力，也最有成就的一批女性作家，如张洁、王安忆、铁凝、残雪、陈染、林白、海男等。她们不断探寻，而作为一种存在于女性相互之间，寄托了女性梦想的姐妹情谊，成为她们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
2、小说《方舟》与《弟兄们》中的“姐妹情谊”
新时期80、90年代以来，女作家对女同性爱的书写更加普遍，姿态更加大胆，她们以女同性爱反抗男性中心社会的态度更加激进，对女同性爱可能走向的探索也趋向多维。其中，张洁的《方舟》和王安忆的《弟兄们》比较有代表性。
张洁曾被认为是新时期最早最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她的小说《方舟》，也被女性主义者评为是一部“姐妹情谊”的小说。小说的副标题是“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这是由三个经历感情、事业磨难的知识女性组成的“女人国”。荆华从事理论研究，梁倩是电影导演，柳泉精通英语。三位女主人公有着相同的命运：当人到中年时爱情失衡，婚姻沮丧，分别失去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她们的悲剧来自理想追求与现实境遇的矛盾冲突。现实要求她们做一位安于现状的妻子、母亲和满足于成功的文化人，但是她们受过高等教育，崇尚真理，有思想，有追求。骨子里那种不断追求理想的精神绝不会屈从于庸俗的人生，而是要不断地自我超越。为此，她们付出了沉重地代价：牺牲了婚姻、爱情，失去了平静的幸福生活，包括性欲在内的人的天性也受到压抑。曹荆华因为醉心于自己的事业，供养自己的爸爸妹妹而与不满意她这样做的丈夫离婚，柳泉主动离开了只把她当做商品的丈夫，梁倩与已被生活的烟尘所锈蚀的丈夫貌不离神不合。小说中那些色情的、僵化的、妄自尊大的男性，构成了三位女性的对立面。来自男性社会的巨大的打击以及精神的围困，她们结成一体共同作战，她们彼此维护、相互帮助、患难与共，相互间传递着真诚与关怀，体现感人至深的“姐妹情谊”。
如果说张洁对“姐妹情谊”的书写，是在参与社会历史救赎的社会化主题之下对女性现实境遇的深刻指认，即妇女真正解放的艰巨性和漫长性。亦是对女性在事业追求，社会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强调。那么，王安忆的《弟兄们》则在另一个层面上展开了讲述。
《弟兄们》的故事是三位在学校相遇而成为亲密的“姐妹们”的已婚妇女，她们相互以老大、老二、老三相称，缔结一种“兄弟”结盟的关系。故事中的三位女主人公离开了家庭进入了一个自由、宽松，富有启发性的学习环境，以自己喜欢的节奏和方式去生活，在思想感情上尽情地呼吸和交流。这样，她们才开始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快乐，亦意识到了只能为别人而活着的悲哀。她们更反省了很多有关婚姻、生育、家庭方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发现了自己与一个男人的结合，完全是由于害怕孤独，而找到一个人作伴的代价却是自我的失落。三人间相互支持和鼓励被形容为“一个自我灭亡与新生的奋博过程”，在“你拉住我，我拉住你”中才没有沉没，因为与家庭和男性社会拉开了一段距离而喜悦地窥见女性自我存在的意义，感到生存的满足，并在同性相处之中获得了自我认识和肯定。这种女性间的平等、团结、自由和进取的情感关系，是历来为女性主义者所推崇和重视的姐妹情谊。然而，毕业在即，她们必须分离，这不仅意味着在空间上带来的阻隔，也意味着再度回到现实的婚姻家庭中去，这是建立在纯粹精神层面的同性情感与物质社会的一次较量。先是老三在爱情和事业两难兼顾之间选择了爱情。她妥协的理由是真正的爱情可以吞没真实的自我，假如这个人无法给你带来快乐。老大和老二分别经历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和自我内心的挣扎。王安忆安排了老大和老二的重逢，女性之间的理解体悟之手似乎再次拉紧。有一刻她们似乎已经完全融入彼此的理想之境中去了。老大的孩子却在她们忘我的交流之中突然跌破了头，两人之间的友谊，被这意外击得粉碎。分手时，老大一再为自己当时的无情和冷漠后悔不跌，“我是爱你的，真的，我很爱你!”但老二并没有作出她所期待的回应，老二说：“有些东西，非常美好，可是非常脆弱，一旦破坏了就再也不能复原了。”
《弟兄们》的叙述不似《方舟》那般明朗的建立在与男性社会尖锐地对抗，不屈不挠的斗争之上。如果说张洁的“姐妹之邦”是出于对男性社会的绝望与抵抗，被逼无奈而结成的同舟共济的“避难所”，以期使受伤而疲惫的心灵得以治疗，以为再战作好准备，那么王安忆则是在并非激烈对抗的性别秩序中比较温和的理想主义的书写，更体现出了自觉主动的女性探索。
同为三个女人，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她们或为事业奔波劳累，或为情谊忧愁伤心，两个中篇小说读完后的感受却不尽相同，“姐妹情谊”在各自的故事里的结局更是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呢？
三、“姐妹情谊”的乌托邦
或许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同性恋等多元性伦理虽已出现并在理论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在生活实践中却是极少数，且形式隐蔽并极易为主流社会改造）相关，中国当代文本中的姐妹情谊也往往成为自我解构的对象，而不是像西方《女同志身体》那样将女性之间的“性革命”执着地进行到底。除了 《方舟》、《小姐你早》等少数文本为女性同盟、姐妹情谊保留了一个相对意外的结局外，大多数此类的作品也都走了一条“否定之路” ：解构异性恋机构—构建同性恋关系—复解构同性恋伦理—重新回归异性恋阵营。当然，这个过程是痛苦而复杂的，它既体现了叙述者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与女性心理的清醒认知，也传达出了面对女性情谊的无望与悲凉。
1、女性共同经验的虚妄
女性共同利益、共同经验的虚妄容易使女性情谊被攻陷于内部。有西方女性主义者说，关于所有女人都是“姐妹”，不分种族、阶级、代沟，因经历相同，同属受压迫集团而结成一体。的确，不要说女性在种族、阶级、地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单就女性心理来说，“瓶中之水”也许是女性情谊最好的隐喻：纯洁晶莹、潋滟清澈，但却因为缺少坚实的护卫和现实的支撑而随时面临流溢四散的结局。女性之间总是因为社会角色，包括身份、地位、名声的悬殊而彼此离散，还会因为女性才智、气度、品貌之间的比试而彼此轻视甚至仇恨。比如林白的小说《瓶中之水》 林白：《瓶中之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中的二帕和意萍，引发她们两位女性情感破裂的只是一次事先无任何征兆的谈话。在意萍向二帕诉说自己对男友的不满时，二帕说：“意萍，你别太表面，最根本的东西是心”，而后又调侃了一句：“意萍，你别太形而下了”。但这句话却深深地伤害了意萍，意萍本来期待二帕与她同仇敌忾，却听到这样的话。意萍从来没有听到二帕用这样的语调跟她说话，感到很刺耳。她想二帕竟敢教训她。而此时的二帕还满脑子都是她的时装发布会，并头也不抬的问：“意萍，你说我的照片哪张好？”而意萍则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二帕，你听着，你没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什么心的问题，我从心到脚趾甲都比你纯洁得多。”从此，二人彻底断交。意萍的话像一把尖刀插在二帕的心上，意萍声音中最响亮的词是“纯洁”与“资格”，一个女人就这样把另一个女人真正伤害了。当然，表面上并不起眼的口角，甚至可以说是误会，实际却昭示了她们这种姐妹情谊的内在危机，在她们彼此欣赏、相互关爱，并能产生欲望的背后，却暗藏着对自己在这种关系中分量几分的揣测与心机。
2、被男权社会隔离
另一个影响女性情谊的重要因素是男性的侵入。玛丽·埃尔曼在《思考女人》一书中指出“男性把女性之间的关系看作是邪恶和不自然的”，“女人的团结威胁着男性和男性特质”［4］所以男权社会往往千方百计地孤立、分割、拉拢女性个体，对女性间的亲密关系极尽挑拨、离散之能事。而另一方面，女性一般亦难以真正斩断与男性的联系。张爱玲在半个世纪前就曾感慨道：“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姐妹情谊往往缘于理想异性爱的缺失，像《方舟》、《弟兄们》、《小姐你早》中的女性同盟基本就是建立在“恨男人”的心理基础之上的，而一旦理想异性爱出现，女性同盟便会自行风流云散。典型如徐坤的《相聚梁山泊》，在这篇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个全力支持他的女人，而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必定站着无数个伤透了她心的男人”，在这个言论引起不少人深深地共鸣的小说中，即使是称兄道弟的豪爽女人，当一位男士介入后，她的目光一下子就把“壮士断腕”的姐妹豪情给冲散了，顷刻间片甲不留。在此，“女性同盟”的真实性、现实性、持久性是颇让人怀疑的。
3、被母性、妻性解构
男权文化还往往借助母性话语离间、分化女性间的姐妹情谊。王安忆的《弟兄们》在如实写到以老大、老二、老三为代表的男性世界对女性情谊的一次次分化和瓦解时，便提到了母性因素。如果老三顺从丈夫放弃事业，主要源于老三内心中无法彻底斩断异性恋情思的女性妻性特质的话，老大则更多受制于母性的期许。老大在丈夫“孩子想妈妈”的理由下被击中了原本坚挺的心理防线，也回到了家。老二追到老大家，她们二人以互称老李、老王为标志的第二次联盟，虽然抵挡住了老大丈夫以妻性为武器的进攻，却在孩子面前溃不成军，老大孩子的一次偶然受伤，成了割断她和老二情谊的一把刀子：“别碰我的孩子！”老大失声叫道：“我的孩子！”这叫声使老二战栗起来。她看着老大，好像看着一个从不认识的陌生人。老大的脸色铁青，牙关紧咬，眉毛竖了起来，面目竟有些狰狞。
母性、母职从来不可能从一个年轻女性的内心中剔除出去，所以，姐妹情谊在鲜活、可爱的生命延续面前往往也会黯然失色。
《方舟》和《弟兄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女性情谊构建的不同倾向。《方舟》堪称一部女性生活的艰辛“创业史”，对三位女主人公来说，生活的第一要义不是爱情、家庭、子女、不是享受，而是事业。可惜这些喊声亦是被淹没在她们的不幸与痛苦之中，显得软弱，难以自慰。她们在“方舟”里生活的太过辛苦，所有生之艰辛，爱之无奈都要她们自己来承担。使人欣慰的是，三位女性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在她们之间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姐妹情谊”。
而《弟兄们》则另当别论，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弟兄们》探讨了的只要是“一种纯粹精神的关系”，如果没有婚姻、家庭、性爱来做帮助和支援，可否维持。小说跑开了女性谋生之难，主要探讨的是没有物质瓜葛的纯粹精神交流能走多远？小说的主人公们在同性相处中获得了自我认识和肯定的体验。这种具团结、平等、自由和发展特质的感情关系，是女性主义者极为重视的姐妹情谊。对于女性在爱、责任和自我之间所面对的矛盾和容易陷入爱和责任的罗网而难以摆脱的处境，作者在叙述中流露出很多地感慨和体谅，她似乎相信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和精神上的相互支援是唯一自救的良方。
然而，当她们回到现实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时，曾经的姐妹情谊却在“妻性”
和“母性”的分崩离析下走向瓦解。老大和老二之间的感情破裂的似乎过于戏剧性，一下子打碎了她悉心构建起来的女性联系纽带，还是意味着女性之间的情感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方舟》中女性万分珍视的姐妹情谊在《弟兄们》的解构下是否已成为一个乌托邦神话了呢？
结 语
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女子，却有着相同的目标，各自奔波劳累于彼此的世界里。那么，在谋生亦谋爱的女性生存的本真状态里，女性该如何做到自救呢？
贝尔·胡克斯在其《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描述了这样一幅西方图景:女性主义者之间、普通女性之间相互攻击，女性理论家、导师或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受到围攻，渴望融入团体或者期待理解接受的女性受到污蔑等等［5］。中国的情形也差不多，若说略有差别，只能说在中国，女性主义者因为声音过于微弱仿佛根本用不着围攻便消隐于男权文化的喧嚣中，而无论是大众女性，还是精英女性，她们之间似乎永远弥漫着没有硝烟的战火气息，否则也不会专门有“女人为何为难女人”之类的歌曲流行于坊间。难道理论上言之凿凿的女性情谊真的只是一种无法坠落凡尘的乌托邦? 事情当然还不至于如此令人绝望，无论现实世界还是文学文本中“姐妹情谊”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实“姐妹情谊”的美丽与虚无、坚挺与破碎、完整与残缺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因为男权社会中受压抑感的某种深刻的相似与一致，女性之间才会彼此需要相互依存，但同样是因为太过相似和一致，对峙和忿怨亦会由此产生。这就是女性关系的悲剧性之所在。要形成阵营并衍生对抗男性文明的力量，女性整体的统一性是必要的，而作为个体的女性，同样必要的独立、独特的个性丰富性又可能会被这种统一性所磨损、遮蔽，作为群体的女性“我们”与作为个体的女性“我”之间会产生诸多的张力、裂隙。“姐妹情谊”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永远的悖论。
所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女性们唯一自救的方法，既不是执著地追求与心爱男子心心相映的理想爱情，也不是沉醉于同性之间的随时可能消失的情爱之中去。我们唯一要做的是自爱，多爱自己一点，不断地发现自我，不断地自我觉醒。在自己的生命里发现希望的源泉，精神支柱只有放在自己的身上才是永永远远不会倒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2]Monique Witting,"The Straight Mind".Feminist Issuse (Summer 1980):110
[3]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39页。
[4][美]乔纳森·卡勒:《作为妇女的阅读》[A].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55。
[5]［美］贝尔·胡克斯：《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 晓征，平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6]丁玲：《短篇小说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张洁 ：《方舟》，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3年4月第一版.
[8]王安忆： 《弟兄们》， 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9]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致 谢
四年的大学生活在这个季节即将划上一个句号，而于我的人生却只是一个逗号，我将面对又一次征程的开始。四年的求学生涯在师长、亲友的大力支持下，走得辛苦却也收获满囊，感谢所有培育我的老师，你们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视野雄阔，为我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精神氛围。特别感谢李老师，从论文题目的选定到论文写作的指导，经由您的悉心的点拨，再经思考后的领悟，常常让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在毕业设计中曾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学，以及在设计中被我引用或参考的论著的作者。

(全文共11424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