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资本主义看洋务运动的失败.doc

2010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看洋务运动

内容提要 洋务运动在清朝政府自行探索自强求富的道路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的多年努力和积累也付之一炬，随之破产。洋务运动的失败固然令人扼腕叹息，但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本文从洋务运动创办的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企业来进一步细究洋务运动。

关键词：国家资本主义 民族资本主义 洋务运动

一、 中国商业的资本的特点
一般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本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对于西方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绝不会存在这两种资本形式共同存在的时期，更不会出现在某些产业，国家资本主义先于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在西方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之后，国家政权参与以协调资本主义的经济才成为必要，因而国家资本主义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简而言之，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政府具有控制权的资本主义。 《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 杜恂诚 绪论
这也恰好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条规律并不符合落后与世界资本主义大潮的国家，甚至不适合于起步较完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经过明治维新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日本就是如此。在明治维新前的幕藩改革中，一些开明的藩主也开始在日本设立一些仿照西方的制造业工厂。明治维新后，日本更是依靠国家资本主义大力保护、自下而上实行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当时落后的日本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可能再全班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因而西方资本制度的移植，便要依靠明治政府的扶植和支持。
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又有其特殊的历史性。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自发地发生的，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催生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在轮运、棉纺织、矿业等产业部门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其中包括清政府创办的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占了大多数，这类企业虽由商人集资和具体经营，但是“事虽商办，官仍督之” 《李文忠公全集》，卷1
。事实上清政府对这些企业握有充分的控制权，对企业的一切方针大计握有最后的决定权，在资本层面上看似是私人资本主义，但实质上更像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同西欧各国相比经历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大体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是同一个资本的两个不同的职能分工。若是把资本主义工业比作“皮”，而把资本主义商业比作“毛”的话，那么它们是“皮毛一体”的。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简单分工、工场手工业、机器大生产的发展道路。它们的资本主义商业在本质上也是随着工业的发展需要而同步发展的。纵观西方各国的兴衰嬗变，不难发现，凡是不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终将只能是过眼烟云，黄粱一梦。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都曾经称霸一时，可是由于缺乏资本主义工业的支持，最后同样被英国、德国以及美国赶超，失去资本主义世界里原有的地位。
在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并没有机会经历从简单协作到机器大生产的一个过程，洋务企业开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民间近代企业开始出现在七十年代，若是把这些廖若星辰、经营坎坷的企业看作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标志，那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似乎就存在着一个历史断层。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主权的逐步丧失，和大量国外资本的涌入，中国社会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农产品、原材料的供应地。中国的资本主义首先出现的是资本主义商业，而这个资本主义商业却是依附在国外产业资本之上的。不难推断，中国资本主义具有依赖性和妥协性，缺乏创造能力。由于没有资本主义工业的支持，中国的资本主义商业更是难以得到长足的发展。

二、 洋务运动中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中国国家产业资本的真正全面大规模发展始于洋务运动。在中国本国产业资本的生产初期，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竞争型，如纺织，采矿和轮运企业等这类企业主要由清政府创办，规模较大，对于国外资本具有一定的竞争性。第二类是依附型，如缫丝，榨油和小型的机器工业等。这类企业主要由私人创办。竞争型企业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依托，而依附型企业主要以国外市场为依托，竞争型企业被当时的清政府认为是“挽回权利”的主要产业。李鸿章曾说：“叠奏请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P1
；而依附型企业则未受到如此重视，甚至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在全国各地限制私人企业的运行。如在1881年的《关册》也报道了广东海南手工业者捣毁机器缫丝厂的暴力事件，并说官府在弹压了暴乱之后，主张今后新式企业有官府监督，勿使其扩大规模，独占利润。
一般来说，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产品对国外资本都有不同程度的竞争性，但在所有制造业中，清政府最重视的是棉纺织业。这个可能与中国沿袭几千年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有关。而在清政府未加重视的其他行业，在1894年之前，投资规模较小，毫无气候可言。
在洋务运动初期，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条件和经济因素使得变相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形式合理的存在。
在官商两方面，一度有互相利用互相依托的关系。在官这一方面，洋务派官僚不断意识到振兴商业的重要性。北洋大臣李鸿章曾说：“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创办军用工业，训练新式军队，甚至还清欠款，都需要大量的白银钱财。若是要完全依靠官款税收支撑，对于财政状况日益恶化的清政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洋务派想出了一个由商人出资、由政府控制的创办企业的模式或者政府有部分投资，同时吸引商人投资的模式，这类企业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而在商人这一方面，由于中国风气未开，需要官府帮助扫清企业创办过程中的一些障碍。
在甲午战争之前，为了大力扶植这一类民族资本主义，清政府对于纺织、轮运和主要的矿业采取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政策，并且为了防止商业竞争，清政府阻止小商和华商建立与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同类型的企业。
在中国主要民用产业的发生期，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国家资本主义到私人资本主义的一种过渡。清政府对于这些企业的控制和扶持是互为表里的，离开清政府的帮助，许多大型企业都难以在洋货日益充斥的当时存活。
表1 洋务运动时期设立的本国轮运公司家数
设立年
家数
1860
1
1872
1
1877
3
1886
1
1887
2
1890
5
1891
3
1892
1
1893
1
1894
2
1895
3
总计
25
*资料来源《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

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困难
但是，在竞争型企业的创办过程中同样是困难重重。
（1）创办主体抱残守缺。
面对西方势力的侵入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酷现实，清政府在对于近代企业的问题上发生了分化。尽管洋务派的主张为清廷所采纳，但是保守势力依旧十分强大。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属封建阶级或者由买办转而经营本国企业的人物为创办新式企业流汗流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昧和守旧势力的干扰和束缚。
中国五千年来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因而，真正潜心西学，立志发展本国实业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而对于新兴事物嗤之以鼻的人却大有存在，在封建营垒中，大部分人仍旧顽固保守，对于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充满抵制情绪。
在中国出现第一条铁路的时候，中国当局从违约和侵犯中国主权的角度照会英国理事，要就停筑吴淞铁路 《申报》1876年4月6日
，这固然无可非议，但是后来，由于英国人不予理睬，铁路在当年七月一日通车，中国当局从英国买回铁路不但不加利用，却视之为离经叛道的邪魔之物而拆除，并运之台湾。而当时台湾基隆煤矿正面临“运销之路，亦极壅滞”的问题，急需改善运输条件，扩大销售范围，但是“前从上海购回之铁路，迄今抛弃海旁，任其潮汐冲渍，不久将有朽坏之虞，殊为可惜” 《益闻录》1880年4月18日，45号，第二册，P88
。清政府的愚昧可见一斑。
（2）洋务派官僚，各成派系，相互掣肘。
主持洋务运动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曾国藩去世的较早，而作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李鸿章对于张之洞、左宗棠等洋务派主要官僚不仅不能做到密切磋商，一致行动，反而各自为政，互唱对角戏。李鸿章早在镇压太平军时，就同左宗棠有隙，说其实“阿瞒本色”，左宗棠也因朝廷封赏不均而记恨李鸿章，两人如同水火。张之洞则同李鸿章貌合神离，一有机会就互相攻讦。1878年，李鸿章在新疆问题上极力主张对俄国投降，以保存淮系实力，张之洞对此反对道：“李鸿章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P225
1889年张之洞为筑芦汉铁路拟了一个计划，李鸿章私下攻击这个计划里“煌煌大文，作子虚一赋可观耳” 雷禄庆 上书引 P396
讥张之洞志大才疏，多空论而无确实办法。洋务派内部犹如一盘散沙，其缺乏团结，可见一斑。而倡导者的这种情况，无疑在清政府创办新式企业的过程中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3）民族资本主义遭遇国外资本的冲击和本国传统经济的严重障碍。
清政府创办的国家资本主义民用企业既然是竞争型的，那么必然会受到国外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同时由于国内封建落后经济形式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招商局成立之前，中国的沿海和长江轮运业主要是由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控制的，英国的太古及怡和则急起直追。而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运行伊始，旗昌、太古这两个昔日仇敌却马上握手言和，把轮船招商局作为它们共同打击的对象。依靠清政府的扶持，轮船招商局才得以在外资沉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1877年，旗昌由招商局收购，但是这并没有缓解国外资本对于招商局的压力。一方面招商局原本经营资金本就十分拮据，为收购旗昌更是陷入了财务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太古、怡和迅速崛起，甚至不给招商局一个喘息的机会。
在当时的国内，轮船招商局的兴起造成了传统沙船业的进一步衰弱。但是清政府在扶持轮船招商局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于沙船业不必要的同情和体恤。1878年是招商局财政十分困难的一年，但是与此同时，沙船业者也到官府衙门百般纠缠，要求增拨漕运。例如宁波沙船商到浙江巡抚衙门痛陈困情，要求“新漕开办先尽商船承运，以苏商困”，而清政府则“准照上届成案分拨装载，以示体恤”。

四、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的利与弊
在中国初开国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由清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是不可缺少的，离开清政府的扶持，面对国外资本主义的倾销，恶意竞争，中国刚刚起步的西式企业难以发展。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轮船招商局之所以没有被外轮公司所挤垮，除了因为得到具有爱国思想的中国商人支持之外，还因为从清政府方面得到了漕运专利、减免税厘、官款接济和扩大营业范围等扶持。招商局在运漕方面虽然受到传统传统沙船业的掣肘，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它所得到的运漕额还是增加的，运漕水脚收入为“商局命脉所系”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0
。外国人称此项特权为清政府对于招商局的变相补贴。收买旗昌以后，太古一意倾轧，将长江各口客货水脚大大减低，使招商局也不得不相应减低。这时招商局“专以北洋漕运之盈余，稍补长江减脚之短绌” 《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P3
。招商局的船只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可免天津进口税二成。1881年清政府规定“凡由招商局运茶，自汉运津者只完正半两税以外，概不重征” 《洋务运动》，第六册，P49
。此外，清政府对招商局的长期低息贷款额很大，到1878年即达190多万两。招商局也正是依靠了清政府的贷款才成功收购了旗昌。
在矿业，纺纱业也是如此。中国新式企业的建立既要受到封建守旧势力的多方阻挠，又要受到国外资本的竞争压迫，可谓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在这样的环境了，可以说，清政府的扶持是这些企业初期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
因而，甲午海战之前，清政府对于主要产业部门的控制和商业资本流向清政府所控制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这是中国产业资本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历史环节。 《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杜恂诚 P87

虽然这种企业具有它特殊的过渡性和补充性，但是，直接由国家控制企业的发展史行不通的，不可能长期维持。
商人对于这些洋务企业的投资，主要是期望能得到官府的扶持，可官府的过度控制、干涉和管理机构的腐败则严重侵害了商贾的利益。以轮船招商局为例，清政府可以捕风捉影，任意对企业进行彻查，在1900年之前，这样的彻查就发生过三次。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用说一般商贾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就连为招商局募集了众多商股，出了众多努力的唐廷枢和徐润，他们在企业中的进退，也只凭李鸿章的一句话。开平、织布局等其它企业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官督”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因此，中国的私人投资者不仅对于官督商办企业权操在上深表失望，而且对所有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都缺乏信心。
从清政府的方面说，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民族资本主义形式企业来控制主要的产业部门，也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清政府所举办的包括军火工业在内的管办企业规模大，投资多，原先是为了“自强”、“求富”，但效果却适得其反，要“自强”却越来越弱，要“求富”却越来越穷。官办企业俨然成了清政府的一个巨大包袱。1895年阴历六月，清政府户部的一份奏折说“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资，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购军火。平日工作不勤，制作不精，已可概见”。至于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正如盛宣怀在1896年的一份奏折中所说“纱布各厂成本之重不足敌洋产，五金各矿收效之速不足济急需”。官督商办企业虽然不由政府投资，但是政府的垫借款数额却不少，减免税收等扶持手段也减少了政府官用收入。
以这样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来领导和限制主要产业部门的方法虽然起了一定历史作用，但其自身有这不可调和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当甲午海战之后，政治和社会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经济模式也随之迅速瓦解。

结论
一般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诚然，从清政府“自强”、“求富”的角度来说，洋务运动确实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或多或少，洋务运动总归对于中国产业资本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似乎不能以一场战争的失败或者多数洋务企业的经营失败，而对洋务运动下一个“破产”的结论。
其实，连同甲午海战之后清政府实业政策的转变和各产业中私人资本主义的兴起，不难发现，或许洋务运动是一个历史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洋务运动，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国家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开民风，化民气。是功是过，难以一场甲午海战来标定。

参考资料：
《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 杜恂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年版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过程》 汪敬虞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张国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版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