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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简牍文字
简牍时代正值汉字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出土简牍听见，汉字由战国时期的多国异形，至秦趋于统一，但同时字体又由篆而隶，与之平行发展的还有草书，汉代又产生楷体之萌芽，展示了汉字形体演变的大部分过程，此后汉字的变化就不大了。
一、 战国文字
战国时期，各国经济、政治发生巨大变化，推动文化的飞速发展，体现在文字上则西周时期曾被普遍使用的’‘正体”遭到巨大冲击，在东方各国字形发生较大变化，只有在秦国宗周的字形保存的比较多.所以许多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将秦国文字与六国文字区别为两大文字体系。称六国文字为六国古文。所谓六国古文，字形也不相同，有时区别还较大，如：

以上文字参见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74、75页，裘锡圭:《文字学概》57页。
有关六国古文的资料，见于器铭、玺印、货币、简帛等。简帛中，唯见楚国文字(曾侯乙墓曾出土200多枚竹简。曾是附属于楚的小国，文字与楚国基本相同，裘锡圭先生把它归人楚简，说是)。六国古文与秦系文字有较大区别，但亦可看出其大体结构有共同之处，以偏旁为例，如：

楚简文字是简牍中最难释读的，疑难点较多，但随着其出土数量的增多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便可掌握更多的字形特征，以资相城比照，并考察疑难字在句子中的作用，从而对其形音义有较准确的认识。楚国文字与西周春秋金文之继承演变关系之轨迹亦较明显，裘锡未先生曾以马、金、则三字展示之：

其结论云:“上举各字，节-铭的写法跟西周春秋金文相当接近，简文就很不一样了(简文“马”字写法跟三晋相似，可能受了三晋影响)。这正反映了正、俗体的区别。”又云:“各国的正体跟西周春秋文字比较接近，因此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也比较多……看来在战国晚期，至少在某些国家里，俗体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正体字”（古文字概要》58—59页)，表明早期及正体之楚国文字与西周春秋文字相近，俗体又由正体演变的，故周秦文字对释读楚简文字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说文》古文、曹魏正始石经中的古文及《汗简》一书皆保存大量的战国文字资料，亦是释读楚简文字的工具，彭浩先生曾将包山楚简文字与之比照，如：

文云：“1—3例的简文字形与《说文》古文和《汗简》相同。4一5例的简文则对《说文》古文作了个别笔画的增删。第6例的简文则省去了《说文》野字古文中的“予”和《玉篇》“野”字写作“埜”相同。了解这一特点后，我们可以根据《说文》古文、《汗简》的有关字形来辩识简文中的一些疑难字……从整体来看，包山楚简的文字与周代金文一脉相承，保留了许多与金文相同或相似的字形，这也是我们得以识读简文的前提”(《包山楚简》69页)。
二、篆书
春秋战国以来的秦系文字正体称篆书，分大篆、小篆，前者年代较早，有代表性的大篆如秦襄公八年所作石鼓文，小篆则见秦统一后的刻石、诏版、虎符等。<说文》一书收集了九千多个小篆，是最丰富的篆书资料，但它成书于东汉中期，所以有的字形与秦篆不尽一致。简牍文字无疑曾使用篆书，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上古简策书体，自用篆书，至汉晋以降策命之书亦无不用篆书，(独断》云:‘策书，篆书，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如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木两行，惟此为异。”’又“事大者用策，篆书，事小者用木，隶书”。《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帝之下书有四，一日策书，二日制书，三日诏书，四日诫救。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今所见简牍文字未见全篇与石鼓文、秦刻石、《说文》完全相同，只是字架结构相同，用笔已趋向平直，大多为篆隶之过渡体，以秦简和《说文》比照如下：

有些秦简篆书虽与《说文》不合，但与秦金文、刻石合，如：
斗：《说文》作，秦简作，秦公簋作，秦简与秦公簋合。
也：《说文》作，秦简作，琅邪刻石作，秦简与琅邪刻石合。
上引秦简文字。就体势及结构而言，属篆书无疑，但隶意已甚多，表明篆书向隶书的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些字变得快些，而有的慢些。小篆是秦统一六国后使用的法定书体，《说文·叙》:‘.秦始皇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当然，小篆并不是秦统一后才形成的，此前当已通行，秦统一后所做的只是标准化的工作。汉以后。篆书仍做为一种字体存在，《说文·叙》述新莽六书，‘“三日篆书，即小篆”。
汉代隶书简中亦不时夹有篆书字、如：
《甲乙编》108·7之‘“长”字写作
《甲乙编》136·15之“甲子”写作
《甲乙编》16·1之“丙”字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