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解剖学与抒情诗的连结：以济慈和狄金森为例.pdf

20119世纪解剖学与抒情诗的连结：以济慈和狄金森为例谭源星提要：19 世纪医学技术，尤其是解剖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对于英美诗歌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和美国诗人狄金森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本文以这两位诗人为例，进行文学与医学的跨学科研究，经过分析发现，19 世纪解剖学为诗歌注入了新的隐喻和意象，对诗歌语言产生了双重影响：解学激发诗人更加关注身体的感受，并在诗歌中呈现与身体密切相关的欲望体验；解剖学影响并改变了诗人对自我身份问题的哲学认识。该时期的解剖学从诗歌隐喻、诗歌主题、诗歌哲学等方面层层入侵并改变了诗歌书写的过程。在跨大西洋的文学流动中，美国诗歌对英国诗歌进行了吸纳、批判与革新。关键词：解剖学；浪漫主义诗歌；济慈；狄金森；身体在19 世纪，随着医学的进步和进化理论的兴起，人们对解剖学和人体的兴趣日益浓厚，而诗人们也试图在作品中捕捉身体的感觉和体验。这种对身体的兴趣强调身体及其体验是我们理解世界和表达世界的核心，对当时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身体为中心的思考方法可以用来探究19 世纪解剖学和诗歌书写的关系：通过研究解剖学与诗人生平的连结，考察诗人如何使用身体意象和隐喻，例如心脏、血管和其他器官的图像来传达情感、暗示身体不同部分的相互联系；了解这一时期身体如何被感知和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如何塑造当时的创造性表达。文学与医学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重要领域。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方向包括：1.文学作品中的医学主题，特别是疾病、瘟疫、死亡、医疗等主题背后反映的历史事件、社会现象、作家思想等。2.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医疗手段对创伤的辅助恢复作用。3.对有医学背景的作家生平的研究。然而，对医学分支下的解剖学与文学关系的关注，研究甚少。特别是解剖学视角下对人身体的关注如何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研究更少。研究解剖学与文学创作，O Haejoo Kim,“The Rhetoric of Hydropathy and Lay Medical Agenc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Literature andMedicine,Vol.39,No.1,2021,pp.44-68.Kristine Swenson,“Temperance,Feminism,and Phrenology in Lydia Fowlers Nora:TheLostandRedeemed，”Li t e r a t u r e a n d M e d i c i n e，Vo l.39，No.1，2 0 2 1，Pp.8 9-10 7.李宛霖：埃德加亨特利）中夜游症的隐与布朗的民族文学主张，外国文学研究2 0 2 2 年第4期；吴银燕：种族之砀：索尔贝娄小说疾病书写与隐喻研究，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2 期。M a z z a Ni c h o l a s，Po e t r y T h e r a p y：T h e o r y a n d Pr a c t i c e，R o u t l e d g e，2 0 2 l；王宁：医学人文：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2 年第6 期；丁涵：“话疗”与“梦疗”：论汉赋中的治疗主题与祛疾机理，中国诗歌研究2 0 2 2 年第1期。陈艺璇、张全之：鲁迅的嗜糖偏好及其文学表达浙江学刊2 0 2 3年第1期。2022023年第4期浙江学刊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关系，可以丰富文学与医学比较研究的成果，填补现有研究中医学学科对文学影响的空缺。济慈是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之一，他曾在托马斯哈蒙德手下做医学学徒，并在伦敦盖伊医院(GuysHospital)实习了七年。狄金森虽没有专业的医学经验，但也在学校通识课程中系统研习过医学课程。虽然国外学界对于他们所学到的医学知识与诗歌创作之间的牵，做过一些研究，但将解剖学视作医学分支下的完整学科，从隐喻与哲理两个层面比较研究解剖学对这一时期诗歌书写的影响还比较罕见。本文将济慈与狄金森联系起来，一方面因为他们的诗歌作品具有互文性，狄金森在其书信中曾说“至于诗人，我会读济慈”；另一方面因为英美两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认同、两位诗人的性别身份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诗歌的表达重心。通过以两位极具代表性的诗人为例，进行解剖学与诗歌的比较研究，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解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如何渗透到诗歌写作中，影响传统的诗歌话语和诗歌哲学，同时揭示跨学科背景下文学作品跨大西洋传承、批判和接纳的复杂过程。一、19 世纪的解剖学与浪漫主义诗歌在19 世纪，用于解剖的尸体主要来自被执行死刑的罪犯和被谋杀的受害者。特别是在英国，罪犯被处决后，外科医生会将其尸体进行解剖，以此作为一种宗教式惩罚，证明其身体不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同时面临比死亡更可怕的被千刀万刷的命运。随着医学技术不断发展，医疗设备得到改良，解剖学这一医学分支也得以不断壮大。然而，对尸体需求的增加导致一些医生进行非法和不规范的尸体掠夺。这促使英国议会在18 32 年通过解剖学法案，增加了用于医学研究的合法尸体供应。同年，格雷解剖学（G r a y s A n a t o my）的出版将解剖学从手术台转移到教室，各大医学院纷纷建立了医学课堂和医学博物馆。这些向学生和公众开放的解剖学学习通道，减轻了公众对尸体及其非法交易的恐惧，使解学摆脱了以往在公众视野中的“非法”地位，为其获得了作为一门正统科学学科的声望。济慈在短暂的二十六年生命中，花费了五年（18 10 18 15)时间在托马斯哈蒙德的指导下学习医学知识，一年多（18 15年7 月一18 17 年3月）时间在伦敦盖伊医院（GuysHospital)做药剂师并获得了执照。在此期间，济慈不仅学习了大量化学、医学知识，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课程，还参与了多场手术实操。他还做了详细的学习笔记（Anatomicaland Physiological NoteBook）并保留了下来。教授解剖学的老师有阿斯特利库珀（AstleyCooper）、亨利克莱因（HenryCline）和约瑟夫格林（JosephGreen）。在实习期间，济慈使用的教材是格林编写的解剖学课程学习大纲（Outlinesof a Course ofDissectionsfortheUseof Students atSt.ThomassHospital)，这本教材的出版时间正好也是济慈进人医院学习的那一年（18 15）。除此以外，库珀在课程中讲解的“有关手术实操的原则”也被与济慈同时期进人医院学习的另一个学生弗雷德里克泰瑞尔（FrederickTyrell）整理出版。这些经历表明，济慈虽不一定精通医学解剖，但对解剖学有相当的了解。1847年9 月至18 48 年8 月，狄金森修习了曼荷莲女子神学院（MountHolyokeSeminary）的解部学课，并使用了加尔文卡特（CalvinCutter）编写的解剖学与生理学（Anatomyand Physiology）这本医Richard Gravil,Romantic Dialogues:Anglo-American Continuities,1776-1862,2nd edition,Palgrave-St Martins,2015,p.315.Nicholas Roe,John Keat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p.46,92.Donald C.Goellnicht,The Poet-Physician:Keats and Medical Science,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4,pp.120,121.20319世纪解剖学与抒情诗的连结：以济慈和狄金森为例学教材，由此成为美国第一代将解剖学和生理学作为通识课程学习的学生之一。尽管狄金森没有成为职业医生，但她通过学习解学课程，对人体结构和各器官的功能十分熟知。在一门科学一学者们这么说的（AScience-sothe Savants say）（F147）一诗中，狄金森写道：“比较解剖学通过它，一根骨头一一/成为被揭开的秘密。”在此，她用诗化的语言去领悟解剖学的价值和意义。在狄金森看来，不论是活人的身体还是尸体，都是只有解剖学家才能揭开其秘密的信息载体。只有通过比较解剖学研究生物体结构的异同以及解剖学家剖析各个器官，保存在尸体里的所有信息才不会消逝在坟墓中。和济慈一样，狄金森也将自己对于解剖学的兴趣分享给了她的朋友阿比亚鲁特（AbiahRoot）。巧合的是，狄金森使用的解剖学教材的编者卡特，曾在书中引用过济慈的解剖学老师阿斯特利库珀关于人体大脑解剖的案例。他向包括狄金森在内的学生教授了大脑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会停滞思考、意识将在困惑中丧失感觉的生物事实。这些记载不仅证明了狄金森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而且反映了解剖科学是狄金森诗歌创作的重要素材和灵感来源之一。解剖学不仅与济慈和狄金森的人生紧密相关，还挑战和改写了整个19 世纪传统的诗歌书写方式。例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旋转的桌子（The Table Turned）中称解剖学为“杀尸体”（mur-der thedissect）（39 3）的行为，但又承认这种“犯罪行为”是为了研究身体、获取知识和经验。济慈在卡里多（Calidore)中以解剖的方式局部刻画了城堡中美丽少女的身体特征：甜蜜嘴唇、珍珠长发、纤细足踝、轻盈双脚。美国诗人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mes）在栖息的圣殿（TheLiving Temple）中将人的头部比喻为“在层层神秘的褶皱中藏纳思想的瓣状球体”（143）。这些诗人将解剖学与诗歌语言完美结合，一方面试图在诗歌写作中注人深刻的、科学的、系统的解剖学思想，另一方面也试图按照诗歌中美的规律来领悟和构造解剖学知识。从英国的华兹华斯、济慈，到美国的狄金森、霍尔姆斯，都印证了解剖学作为医学的重要分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二、解剖学术语对诗歌语言的双重影响解剖学改变了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学习解剖学的经历使诗人更加关注人的身体及其器官。通过剖开器官观察其中肌理，诗人不仅感受到了解剖学在呈现美感方面的实用性，还在探索人体内部器官的复杂结构时，感受到了人体机理的统一性。久而久之，解剖学为诗人带来了新的语言体系。一方面，诗人在诗歌中逐渐使用与解剖学相关的身体器官词语来表达情感，关注身体是如何反映抽象情感的。在早期的诗歌如致希望和明亮的星中，济慈还是使用“despair和“hope等一类直接的情感词语，但学习解剖学之后，济慈开始使用“静脉”“动脉”“血液”等医学术语来表达情感的波动。例如，在这只活生生的手（T h i s Li v i n g H a n d）一诗中，济慈用“我的静脉（veins）里将再次流尚红色的生命”来表达死亡边际血液停止流动、手部失去温度的绝望，以及垂危时刻想要抓住爱人与生命的迫切。另一方面，诗人在诗歌中将解剖的对象直接作为诗歌隐喻，构建出解剖式的想象世界。例如，在赛姬颂中，济慈将大脑的内部褶皱结构析分、解剖为“屋脊”“运河”“海绵窦”等地理学隐喻，通过数学、地理、建筑概念的形容，赋予诗歌更加B.Baumgartner,Anatomy Lessons:Emily Dickinsons Brain Poems,Legacy:A Journal of American Women Writers,Vol.33,No.1,2016,pp.55-58.H.A.Balcioglu and S.Senlen Guvenc,Anatomy and modern western poetry,Edorium Journal of Anatomy and Embry-ology,Vol.3,2016,p.30.B.Baumgartner,“Anatomy Lessons:Emily Dickinsons Brain Poems,p.56.C.Cutter,Anatomy and Physiology:Designed for Academies and Families,Benjamin B.Mussey and Company,1847,p.237.William,Wordsworth,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eorth,Troutman&Hayes,1851,p.393.?S.Wolfson,Keats and the Manhood of the Poet,European Romantic Review,Vol.6,No.1,1995,p.3.O.W.Holmes,Poems of OliverWendell Holmes,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881,p.143.204浙江学刊2023年第4期可视、具体的隐喻。通过量化的形容，济慈在诗歌语言中绘制出了解剖学里复杂的人脑地图。这种对大脑内部结构清晰的想象和前期诗歌恩底弥翁中对于大脑模糊成像的想象是相反的。依托于解剖学解释的清晰图像，济慈的想象世界里万物变得丰富，想象与实际感官之间建立了联系。解剖学相关的医学词汇也影响了狄金森的诗歌语言，使其诗歌不同于传统诗歌中常见的涉及眼睛、嘴唇、皮肤等外部器官的描写，而是更注重人体内部器官的描述，如静脉（veins）、动脉（arteries）、血液（b l o o d）、大脑（brain）、神经（nerve）、细胞（cell）、骨头（bone）等。这些器官只有通过手术刀划开人体表层的皮肤才能看到。在狄金森的诗歌中，“血液”和“脉搏”的隐喻尤为突出。例如，在其他花朵的脉络（T h e Ve i n s o f o t h e r Fl o w e r s）（F8 11）中，狄金森用静脉、颈静脉（jujular）两个解剖学词语来描绘一朵暗红色的花，将其比喻为其他花朵身体里的“静脉”，构建出一个形象的隐喻世界：在广衰的田野中，各色盛开的花丛里，暗红色的花像流消的血液贯穿整个花丛，有时连成一线，有时在某一点分支。通过模拟人体脉络的分布，自然中的艺术视图转化成了医学视图。同样地，在她一直忍耐到只剩简单的脉搏（Sheboreittillthe simple veins）（F8 1)中，狄金森通过放大静脉状态刻画了一位饱受疾病折磨的女性形象，她在濒死前日渐消瘦，血管突起，犹如半透明状。直到人们认为死亡终于来临时，她再也无法忍受。在解剖视角下，狄金森着重描绘的是因为接近死亡，血液逐渐凝结而变成了“蔚蓝色”（azure)的血管。此刻，死者不再有和正常人一样的“血色”。但蔚蓝色同时代表了天空的颜色，通过隐喻弥合了实体和精神之间的鸿沟，连接了冰冷的身体和即将来到天堂的灵魂。解剖学为诗歌语言注入了新的元素，诗歌语言得益于解剖学本身对人体的解构和重组，以及解剖过程中的实验精神。解剖学涉及的人体器官和解剖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医学语言，为济慈和狄金森提供了描述身体的新语言素材。此外，解剖学秉承的实验精神也影响了诗人的想象方式。狄金森对于美与真相的认知与济慈的“美即真相，反之亦然”不谋而合。而解剖学为理解诗的美和真实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因为只有观察到的真相才能称之为美。狄金森在诗中曾说道：“美的定义即没有定义。”这种叙述看似矛盾，但实际上与解剖学的精确性相匹配。狄金森在向希金斯叙述诗歌带给自己的感受时，认为这是一种“头被砍掉”暴露在外的感觉：身体被开，极容易被任何未知的事物渗透。而解剖手术的过程正是将身体剥开、将组织结构暴露在外的过程。诗歌仿佛拥有了解剖学的力量，诗的语言使狄金森感觉到自己的某些部分被置于外部，与自已的身体产生了分离。尽管这些部分与身体存在一定的外部距离，但它们仍然是身体的一部分。可以说，解剖学的话语已经在济慈与狄金森的诗歌中形成了规模，并影响着他们对于疼痛、生死、灵魂的认识和对美的感知。科学追求真，艺术追求美，解剖学让诗人在科学与艺术的交汇中进发新的诗歌灵感；这种科学与人文的交汇让英美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能以脱俗的语言和视角突显对“人”的身体的关怀和对“人”的欲望的阐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解剖学能持续为诗歌语言供能。解剖学在为诗歌带来新的语言系统的同时，也潜藏着对诗歌语言的破坏。济慈不仅意识到解学对结构的瓦解影响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同时也直接威胁了“美”本身。在拉米亚中，济慈写道：“天堂出现了一道可怕的彩虹，我们知道她的声音，质地吞没在极其寻常的事物中。”（2 31一33)他认为，一旦我们了解了彩虹的本质、了解彩虹的颜色如何形成，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件神秘而美好的事物了。作为受过医学训练的诗人，济慈经常在诗歌中透露出对科学侵犯诗歌语言的无力感。医学一方面帮助济慈创作了美好的诗歌语言，但同时也触发了济慈对新语言系统的警觉。这就像拉米亚从蛇身幻化成人身时，“口吐白沫”，眼睛“在折磨中被固定”（148 一52）、“被猩红的疼痛折磨到抽搐”。在济慈看来，拉米亚从妖身幻化为人身，是神妖堕入凡人女子的过程，是蛇形的光彩美丽被人形的平凡所取代的痛楚，是充满恐怖的。这个过程和医院里器官被割裂、血液喷溅John Keats,Complete Poems and Selected Letter of John Keats ed.Edward Hirsch,Modern Library Classics,20o1,p.191.20519世纪解剖学与抒情诗的连结：以济慈和狄金森为例的血腥场景相互呼应，暗示了解剖学的入侵对于诗歌语言来说也是一个堕落、向下的过程。济慈将拉米亚的美放置在与人无关的隐喻中，比如“斑马”“海豹、“孔雀”，浑身是“银月”，犹如“彩虹”，反而强调人的身体禁、消磨了这种绚丽的美。这说明，科学与艺术之间既存在同一性，又存在对立性，科学之真也会消解艺术之美。三、解剖学视角下的身体呈现与欲望书写：被动与自主师从威廉索尔兹伯里（William Salisbury），济慈早期掌握的解剖学是基于观察和想象的植物解剖学。在济慈早期和晚期的诗歌中，以植物为意象的解剖学知识得到了体现，而植物意象与身体、情爱、欲望的表达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济慈诗歌中大量的花卉植物意象与人体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艾伦比维尔（AlanBewell)认为，这种对自然意象的运用展现了济慈强大的文学能力，使其读者“透过济慈的眼睛观察自然，并看到一个生动的女性身体”。济慈的老师库珀在盖伊医院教授过女性乳房解这门课程，其中详细记录了外科解剖女性身体的过程。虽然这门课已然回归到人体解剖学，但库珀仍然将女性的乳头、乳腺描述成“花瓣”状的结构。此外，济慈的诗歌语言仍然受植物解剖知识的影响，两种客体的解剖学共同作用在济慈的诗歌意象中。例如，济慈在致玛丽弗洛格里（18 16)中写道：“黑色的头发就像嚏根草的叶窥视一颗丰盈的珍珠”（1315），“你甜美的声音”（2 32 4)和“甜蜜的隐私处”（2 7）。再如，玫瑰代表女性的乳房，作为圣诞玫瑰的嚏根草在库珀教授女性乳房的讲座中占有重要地位，“乳头腺体呈现玫瑰状褶皱”。济慈尤其强调玫瑰丰富的露珠，让人不禁品尝。在恩底弥翁（Endymion）中，玫瑰象征被恩底弥翁爱上的狂野女人（55一59）这些意象都暗示了对女性身体的欲望与植物花朵之间的联系。花是情爱与激情的重要象征。在济慈层层解剖下，花、情色、女性身体之间出现隐喻的联系。济慈将植物视为女人的形象，而女人也是植物的形象，这种植物意象隐喻了对女性身体的欲望和男子在性问题中的权威。然而，济慈笔下的植物意象并不是情爱的主体，济慈将花瓣、根茎的结构解剖与女性身体结合，并没有赋予植物或女性身体以情欲的能动性，植物本身依然是静态的，就像被置于手术台上等待观察的器官。巴什福德(Bashford)认为，解剖视角之所以如男性视角一般单向而直接，是因为尸体永远不会反抗，也不会用相同的眼睛看回去。所以，济慈笔下的叙述者才得以像解剖学家一样对着美丽的女性身体“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他运用植物意象来展示人体解剖，将整体简化为组成部分。这种方式让济慈在诗歌中使用解剖习惯来表达他对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认识。然而，这些解剖视角下的植物意象，虽然在诗歌语言中极大程度地表现出济慈的情爱欲望，但仍然无法避免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强烈凝视和解读。这种欲望的表现形式缺乏男女之间性与情爱的民主、平等。女性身体在自然意象下被展现为情色的、被动的、好看的身体碎片，这是一种为满足男性窥探和愉悦欲望而安排的目的性行为。19世纪现象学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即强调身体的“属我性”，这一特性反对像济慈般对他者身体进行凝视，支持身体是“我的”而非“他人的”。狄金森也使用植物意象表达自己的身体和欲望，但在她的诗歌中，女性身体与植物的结合方式与解剖视角下的男性凝视有着明显不同。狄金森对身体的关注几乎始终保持着女性视角，身体拥有自己的话语和个性，可以活泼、安静、自我满足，也可以粗暴、霸道、易怒。在一些使用植物隐喻描述女性身体的诗歌中，诸如铃兰松开了她的腰带了吗？（Did the Harebell loosehergirdle）（F133）中的铃兰、花朵不能责怪蜜蜂（TheFlowermustnotblamethebee）（F2 35）中的无名Alison Bashford,Purity and Pollution:Gender,Embodiment and Victorian Medicine,Macmillan Press,1998,p.80.Alison Bashford,Purity and Pollution:Gender,Embodiment and Victorian Medicine,pp.108,115.H.A.Balcioglu and S.Senlen Guvenc,“Anatomy and modern western poetry,p.30.206浙江学刊2023年第4期花、总有一种花让蜜蜂更喜欢（ThereisaflowerthatBeesprefer）（F6 42)中的紫色首藉、天使误人歧途（Pigmyseraphs-goneastray）（F9 6)中的玫瑰，狄金森赋予其情妇、少女、贵族夫人等不同地位的女性形象，并赋予她们选择自己情爱和欲望的能动力，以及丰富的情感变化，如被青睐时欢喜、被冷落时无奈。这些具有自主性的身体，没有被诱惑、被幻象所异化，而处于谁在看、谁在被看的状态下不断切换，使得身体参与到不同的经验类型之中。狄金森通过使用植物意象来比喻女性身体，这种比喻并没有使女性身体失去情感上的主动性，与济慈单向地展现女性身体如何在医生手中被解的诗歌形成鲜明对比。济慈解剖视角下的诗歌表现出男性凝视，保留了积极的男性主体性，给女性身体施加了被动性，使女性首先被物化，然后再被解剖。这种男性主导的解剖视角事实上是对女性身体的侵犯，是将自然和女性身体暴露在手术台上，以侵犯式的方式加以解析。济慈过度的男子气概浪漫主义（MasculineRomanticism）倾向使他没有真正领悟到无差别、无性别的身体科学，而狄金森的作品则是对19 世纪英国男权浪漫主义的反叛。四、解部学视角下的身份构建与哲学自我济慈通过对人体解剖的学习，重新构建了自己对于世界形态的想象，并重新定义了作为自然的人、社会的人和诗人的身份。本雅明海登（Benjamin Haydon）作为济慈的书信往来对象和浪漫主义时期的画家，也曾上过人体大脑解剖课，并在通信中向济慈强调这种知识对他的绘画技巧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体解剖的研究可以让人们透过表层皮肤观察皮下的静脉分布、皮层的褶皱和肌肉的走向，甚至看到更加细微的结构，如眼球和指甲等组织。这使得画家、医生和诗人的视角得以不断缩小、聚焦，并寻求数据上的精确。这种学科观察习惯将整体不断切分为部分，并通过合理的逻辑建立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规定了一切事物的最自然形态。以至于哈兹莱特（Hazlitt)曾说：“真相、自然、美其实都是一个东西的不同叫法。”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济慈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也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使济慈认为最好的艺术表现在于“通过无限接近美和真理，消除万物的差异。”伯顿（Burton)在剖析抑郁一书中认为，不同医生采用独立的治疗方法，已经在医生的脑海中形成了健康的形态。济慈通过对身体结构的科学研究，为心理上定义“健康的身体”提供了一个区别于诗学的视角，并为描述受疾病困扰的身体提供了解剖学的思路。库珀在一则医学案例中提到，“由于大脑循环的中断，心智功能跟着中断，长达13个月之久。从那一刻起，病人仿佛喝下了忘情酒他的大脑完全处于遗忘的状态”。可能受库珀的医学解释影响，济慈在夜莺颂的开头也写到：“我的心在痛，昏睡麻木地痛，我的感觉就像我喝下的毒芹一分钟过去了，遗忘之河沉没了”。这种麻木沉睡的感觉并不是在强调麻醉剂和毒药的功效，而是济慈在模拟大脑暂停运转的情形。在这里，“毒芹”应该被解读为正面的比喻：诗歌的力量就如同诗中夜莺的歌声，媲美毒药，侵人并麻痹了大脑，使诗人一直处于“中断”的状态，进而能够逃离当下的身份，进入新的幻境，成为夜莺本身。济慈认为夜莺的歌声如此美妙，是因为夜莺无法知道人所承担的痛苦与遭遇，无法理解人所处的“青春变得苍白，像幽灵一样消瘦，然后死去”（W h e r e y o u t h g r o w s p a l e，a n d s p e c t r e-t h i n，a n d d i e s）的世界。但可悲的是，济慈最终发现，即使处于这种麻痹和遗忘的状态，他的大脑和身体仍然无法完全停留在夜莺的世界里，他的身体和灵魂仍然要回到充满痛苦感知的人类世界。夜莺的歌声只是短暂的“毒药”,亦是良药。人必死的属性（mortality）与诗的Hermione de Almeida,Romantic Medicine and John Kea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48.Robert Burton,Anatomy of Melancholy Vol.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78.Joseph Epstein,The Medical Keats,The Hudson Review,Vol.52,No.1,1999,pp.44-64.John Keats,Complete Poems and Selected Letter of John Keats,p.236.20719世纪解部狄金森为例永恒性（immortality）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共存于人的大脑和身体中。济慈对于伊莎贝拉也并不满意。高尼奇特认为，伊莎贝拉并没有消除济慈对于人类个体经历自然衰败和陨灭的恐惧，罗勒叶的隐喻最终是具有双重意义的，既指诗意，也指植物有机体的陨落。这种生与死、兴与衰的矛盾在解剖后被观察和放大了。在诗歌中，济慈对死亡的表达很大程度上借用了解剖学和药学的知识作为工具，但这种工具的作用有时是消极且不确定的。例如，在享受感官生活的同时，济慈也激发了自已对于非感官生活的向往，以至于他在诗歌中渴望找到一种长眠的、假死的状态。这种肉体的长眠让精神得以独立存在，在另一个时空以另一种身份感知生与死的交织。但这种诉求伴随着痛苦，济慈一直在衡量通过痛苦获得知识的价值和减轻痛苦的困境中摇摆。在苦难的道德价值中，济慈最终明确了自已对死亡的理解和欣赏，并将其进化为支撑他继续存活的希望。医生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济慈对身份和死亡的恐惧，但也留下了诗歌是否能给人带来安慰，就像痛苦是否能给人带来智慧的未解之谜。植物和人体的兴衰加深了济慈对于自然循坏、变化、替代过程的理解，从而为他在生命末期接受命运的安排做好了铺垫。这种坦然的态度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济慈对解剖整体、放大部分的深刻理解上。解剖学强调对真相的层层剥析，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将表面之下不断放大，揭示真相。而诗人的痛苦则在于需要通过理解真相来理解痛苦，从而获得最终的满足和平静。不论是作为医生还是诗人的济慈，在事物形态可视化的过程中了解了真相，实现了对痛苦的共情。狄金森对于身份问题的焦虑主要体现在性别身份方面。接受解剖科学教育后，狄金森深刻认识到自已作为女性诗人的社会身份与作为女性的自然身份紧密相连。她不断确认自我与他人的身份，探究自已拥有的身体特征，维持着“不确定的确定”（uncertain certainty)状态。这是一个向着更好发展，逐渐清晰的过程。当狄金森意识到女性身体会因时代而不稳定时，她接受了肉体终会消逝的现实，从而更加追求精神的永恒。在诗歌将日落放入我的杯中（BringMetheSunset inaCup）（F140），狄金森通过“谁把窗户关得那么紧/我的灵魂看不见？”表达了自我被困在凡俗身体里，被自然驱逐的不满。而在我听到苍蝇的喻喻声当我死时（IHeardaFlyBuzz-WhenIDied）（F59 1）中，苍蝇的声音仿佛变成打开永恒世界的警铃，躺在棺材中的尸体那颗跳动的灵魂终于跳脱出了那具停止的躯壳，走向不受凡胎肉体控制的想象世界。在她一直忍耐到只剩简单的脉搏（F81)中，狄金森的女性主体被描绘成一种谦恭温顺的状态，处于濒死的边缘，似乎与天堂的丰裕和气派不符。然而，天堂对她的补偿似乎比来世的痛苦更好。狄金森探讨了具有性别特质的女性主体，她们渴望从残缺的肉体中解脱出来，想要给已去世的女性带来天堂的丰裕，提高她们的地位。在诗的最后一节，狄金森用so fair这个双关语，既表示“如此美丽”，又表明“如此公正”，来表达她的目的是完全应得的。然而，句尾的疑问又提醒读者，来世终究只是一种猜测，“我们在为谁低语？（OfWhomwere whispering here?)削弱了“天堂”对女性身体的救赎式概念。这首诗反映了狄金森对于性别问题的自我反思，她试图从解剖的视角假设看见一个血管暴起、眼周发紫的濒死女性形象，来推测别人会如何看待她作为女性诗人的晚年，以及是否会认为她“胆怯”“羞涩”。在这首诗中，身体经历了两次解剖，分别呈现出性别特质和社会文化层面对自我的压抑。第一次解剖针对的是自然濒死状态下的躯壳，展示了身体内部清晰图像和内部“自我”想要摆脱原有躯壳的愿望；第二次解剖则聚焦在世人对“女性”特质的解剖，揭示了狄金森作为女性诗人的焦虑和不安。女性身份在社会文化中的困境触发了狄金森的生存焦虑，并在解剖学视角下得到了科学依据。在如果你的神经否定你（F329)中，狄金森提醒道，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并不属于我们自已，身份问题超越了大脑、神经的物质性，具有超验性。在诗的最后，狄金森认为超然的“你”与灵魂不同，当“你”发现自已与灵魂在拉锯，Donald C.Goellnicht,The Poet-Physician:Keats and Medical Science,p.i15.208责任编辑：项义华浙江学刊2023年第4期“你”应该明白灵魂已经被身体束缚住了。“你应该打开身体的门（liftthe fleshdoor），让灵魂呼吸到更深奥的空气，避免在日常琐碎的闲聊中变得虚弱。最终，狄金森向读者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媒介来调节自我的灵魂和意志？是否存在比灵魂更伟大的自我？在这首诗中，超验的“你”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心灵（mind），神经（nerve）代表有机生命，灵魂（soul)代表抽象，三者之间的差别构成了“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下的不同“自我”：依靠感觉、思考或者行为的“自我”。感觉的“自我”需要被给予自由，思考的“自我”即超验的“你”，需要用知识约束，而行动的“自我”则需要时刻被鞭策。结语解剖学对于19 世纪的诗歌创作意义深远。它不仅通过注入新的术语和实验性的描绘，人侵了已有的诗歌语言体系，建立起独立、科学、新奇的话语模式，从而革新了19 世纪传统的诗歌书写，还帮助诗人重新认识身体器官在科学和人文双重视阈下的存在方式，并借助植物解剖的意象帮助人的身体表达情感与欲望。更重要的是，解剖学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激发了诗人对于自已多重身份问题的思考，包括生物、性别、社会和哲学方面。济慈和狄金森在诗歌中开启解剖视角，不断探索大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的协调，最终发现一个医学事实：人类行为、情感和思想都是人体神经电脉冲驱动的。这对他们重新认识自已的身份、感知情感的运作机制以及进行诗歌想象具有重大的意义。最终，解剖学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科学的视角，以解读19 世纪诗歌关于身体、情感、死亡和身份问题的书写。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解剖学是一种男权主义的科学，诗人们在幻想诗歌中的身体时充斥着男性的凝视，如济慈一样的诗人，其诗歌中女性身体的解剖描述占据了绝大部分，并伴随着男性视角下对身体的欲望想象。被解剖的身体在诗人眼中是被动、诱惑、充满情欲的。而美国的诗人，特别是像狄金森这样的女诗人，一方面吸取了英国浪漫主义思潮中对神至上的颠覆和对人本主义的歌颂，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赋予解剖视角下的女性身体以情感和思想，消除男权浪漫主义的侵犯式想象。这反映了在19世纪跨大西洋的文化交流中，美国文学对英国文学的批判式传承。【作者谭源星，英国杜伦大学文学哲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上海2000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