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反抗理性“神话”.pdf

文学艺术周刊26文学观察罪与罚：反抗理性“神话”颜琳婕罪与罚 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遭际在“上帝已死”的时代呼唤宗教救赎，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而它的主题之一反抗理性神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序曲性质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中就已经得到了体现。地下室手记设置了“地下室”和“水晶大厦”的对比，将非理性的“恶”作为对绝对权威的解构纳入审美范畴，进而把消解“理性”的任务交给了“非理性”。罪与罚则是用整个文本空间传达了“非理性”的现实意义。一、文本内容的“非理性”罪与罚的主要视点人物是 19 世纪中叶挣扎在俄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拉斯柯尔尼科夫。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因为无法负担学费而辍学的大学生，他丢掉了教书的工作，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在一间斗室里遭受着肉体、精神和时代的三重禁锢。他的母亲给他来信，含糊地告诉他妹妹杜尼雅会为了他的学业和前途接受律师卢仁的求婚。拉斯柯尔尼科夫深知妹妹绝不会真正爱上傲慢无礼的卢仁，所以他拒不接受杜尼雅卖身性质的牺牲，“差不多从读信起，他的脸就被泪水浸湿了；可是等到看完信，他脸色惨白，抽搐得脸也扭歪了，嘴唇上掠过一阵痛苦、恼怒、凶恶的微笑”。正是妹妹的命运催逼着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将要去实现一个在他心里酝酿已久的计划，在此前这个计划只是一个虚浮的空想，而在这天以后，它突然以某种具体的、成形的、可怕的新形式镶嵌到他的未来中了。经过数度自我怀疑造成的延宕，他完成了自己的图谋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并拿走她的钱。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唯一的变数是在杀人之后，阿廖娜的同父异母妹妹丽扎韦塔突然闯入，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情急之下又杀死了无辜善良的丽扎韦塔。情节从这里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混沌期。我2023 年 15 期 27文学观察们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并不全是因为缺钱，更多是为了实践他的“拿破仑理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当时俄国的现状的思考是很深入的，他认为人可以分为“平凡的”和“非凡的”两类，平凡人遵守法律，但他们的存在仅作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非凡的人则具有天生的才华和禀赋，他们推翻旧法制定新法，是打破规则的人，哪怕杀了人，平凡人也不具有绞死他们的权力。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大家都杀人，现在世界上正在流血，从前也常常血流成河”“那些人因为杀人如麻而加冕为王，还被称为人类的恩人”。善恶观念在他那里完全泯灭，而代之以“平凡”和“非凡”的二分。“当时我要知道，要快些知道，我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还是一个人？我能越过，还是不能越过！我敢于俯身去拾取权力呢，还是不敢？”由此可见，与其说他的行凶动机是“劫富济贫”，不如说是因为当时俄国的社会环境不断挤压着他这类人的生存空间，而他想用杀人的方式自证非凡，进而为自我的存在赋予价值。他是为了认识自己的深度而投身深渊，为了认知自己作为人类的能力范围和极限而挑战极限，但他的方式却是彻底失败的。在尝试了这样的方式之后，悖论产生了。他同时感到外部警察探案带来的紧张情绪，以及内心道德原则拷问带来的压迫，于是他无法实现确证自我存在价值的目的，反而导致了他对自我存在的怀疑。这种怀疑间离了他和所有按部就班生活的人，使他被困在了一个介于现实生活和噩梦之间的异质空间。（一）“罪感文化”之下的集体无意识荣格在弗洛伊德之后对人格结构理论做了补充，他认为人格由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构成，集体无意识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世代积累的普遍性经验，是人类必须对某种事件做出反应的先天倾向。其实拉斯柯尔尼科夫“拿破仑理论”的显意识背后，一直潜藏着“罪感意识”的影响。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中，从文学心理学的角度总结了两种文化的心理模型，一种是以日本文化为代表的“耻感文化”，另一种就是以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为代表的“罪感文化”。后者最初成形于希伯来人的民族苦难，他们反抗异族统治无果，转而向超验世寻求对自己民族命运的解释，以求得自洽和超脱，故而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罪感意识”。随着后来“两希”文化的融合以及基督教文化的兴起，人们渐渐将“罪感”内化为自身的道德标准，用它约束欲望来保持心灵平衡，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保留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圣经就成为这一无意识最突出的载体。拉斯柯尔尼科夫蕴含着“罪感”的集体无意识决定了他没有办法做到彻底弃置道德的边界，如果他不能向上帝求得救赎，那他终其一生都会为自己的恶行赎罪。他心中有两股力量不断地交锋、纠缠、互相转化，它们分别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实践“拿破仑理论”的决心和“罪感意识”对他良知的拷问。在前者占上风时，他对新约约翰福音中“拉撒路复活”的故事不屑一顾，认为那是弱者为了求生卖弄的蠢行；在后者占上风时，他却在同样的故事中看见了上帝，他见到的是生存的粗粝质感，而非强者对弱者的施舍。（二）梦境蕴含的个体无意识“罪感”的集体无意识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个体层面的表现还可以从他杀人前的一个噩梦中窥见一斑。陀思妥耶夫斯基花费大量笔墨详细描写了这个梦境，梦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回到了他的儿童时代，目睹了农夫米柯尔卡将一匹瘦弱的母马鞭笞至死，而他作为一个小孩只能带着无尽的心碎旁观这一切。弗洛伊德认为梦是被压抑的愿望在潜意识领域的释放，它能表达出人在清醒情况下主动隐藏起来的深层动 文学艺术周刊28文学观察机。所以，梦实际上来源于现实生活，是经过浓缩、移置、象征和润饰的潜意识碎片。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文中写道：“一个有病的人常常做印象异常鲜明的梦，梦跟现实异常相似。有时梦非常可怕，但梦境和梦的过程是如此逼真，并且充满了如此巧妙的、异想天开的而在艺术上又与整个梦完全相适应的各种细节。”梦中的母马是“不中用的”，却拉着一辆大车，它象征着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明明于社会无益却成为前进的驱动力，米柯尔卡则承载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愿望，他对母马的鞭打对应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正在酝酿中的行凶计划。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同时从一个孩童的视角观察着这场暴行。米柯尔卡是年轻力壮的乡下人，他是俄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新生力量，有着改革的动力和改革的能量，却“喝得酩酊大醉”，正如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底层知识分子，沉浸在虚假的“理性”中，寄希望于杀人证道。对母马心怀怜悯的孩子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道德原则的具象化，他看着自己犯下罪孽，却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只能在马将死之时上前亲吻它血淋淋的头。潜意识的梦境泄露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挣扎，他在梦中的双重身份是文中最早体现“拿破仑理论”和“罪感意识”矛盾的一个断裂口，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梦境“非理性”的生命状态暗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非理性”的“罪感意识”的赎罪作用，成为他后来皈依“上帝”的伏笔。（三）“科学”与“上帝”的位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处于 19 世纪的尼采提出了“上帝之死”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一切神秘化的道德准则祛魅，上帝难以继续作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存在，因此，来自彼岸世界的道德约束消失了。人们骤然跃居至生态位的顶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在离散个体对主体的主动询唤之下，他们将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奉为新的神明。虽然上帝死了，人类的造神行动却一直没有停止，“理性”至此成为一种霸权，将自己的内核变成了神谕式的意识形态，与俄国的极权政治狼狈为奸。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拿破仑理论”就是如此，它看似出于理性的权衡和思考，是打破上层权威的第一步，实际上仍旧沿用极权主义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拉斯柯尔尼科夫是被深渊凝视的人，是长出鳞片的屠龙少年，也是“恶”的代行者。追根究底，他的“理性”只是对某一特定观念的迷信，与此同时，他的“非理性”反而给他指明了出路。与科学相对，宗教救赎是“非理性”的。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中，“上帝”并不是偶像式的至高神，而是一种文化符码，象征着永不磨灭的道德律令，统筹着人的行为，使人在人性的模糊之处潜游而不至溺亡，更是一种宽容的大爱，使人明白唯有经受苦难才能贴近生活，罪恶只不过是人类对自身的摸索。索尼娅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劝解就是这一观念的鲜明体现，她用“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告诉拉斯柯尔尼科夫忏悔的重要性，并且只要诚心服罪，就能自我拯救；她让他到十字街头跪下磕头，亲吻被他背叛的土地，拉斯柯尔尼科夫真的这么做了。在此之前，他先跪倒在索尼娅的面前，说：“我不是在向你膜拜，我是在膜拜人类的一切苦难。”这种宗教救赎最终转向人的内部，而非导向一元的崇拜，它的“非理性”特质反而为它赋予了去中心化的可能性。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传达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双向位移，即“理性”成为神话而“非理性”则成为破障的灯。二、文本结构的“非理性”巴赫金用复调理论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多声部现象，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2023 年 15 期 29文学观察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的声音和意识”，在这类小说中，作者和主人公平起平坐，主人公和次要人物同样彼此平等，小说的声音不再高度权威化，而是不分主次、平等交流，这就使得思想交锋没有绝对的定论，不断在被否定或自我否定中更生，始终保持未完成的开放状态。（一）拉斯柯尔尼科夫与自身的“微型对话”如前文所述，在整个罪与罚的故事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面对着“拿破仑理论”和“罪感意识”的拉扯。这两种倾向并不是线性接续出现的，它们共存在同一时空，哪怕拉斯柯尔尼科夫做出了由某一种倾向主导的行动，也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倾向的消失，它们潜伏在他思维的阴影中，持续地参与意志的生成。比如，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阿廖娜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厌弃感也越来越强烈，而在他越来越倾向于服罪的时候，他的心底也仍在喃喃着是否仍需斗争。这样发生在人物内部的“微型对话”，形成了他含混不清的自我。（二）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他人的“大型对话”文中的大型对话集中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后到自首前的这段时间，拉斯柯尔尼科夫分别和拉祖米兴、波尔菲里、索尼娅等人通过对话发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对话双方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他们都是基于自身的所有经验对某个主题做出应答，他们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互为主体，所以才能完成最真实、最彻底的交流，并给读者呈现出各声部旋律相互独立，但又互相成就的“众声喧哗”的世界。（三）“复调”与人性的互文以上复杂的、多声部的人物心理构成了 罪与罚噩梦式的文本世界，然而，正是在这样噩梦般的战栗中出现的荒唐、惊异和迷茫的混杂情感，这样“恶”与“善”的缠绕互换，才能最具体地表现出白日行为更真实的潜意识领域，深入人的灵魂探寻人性灰色的真相。可见，罪与罚的文本结构同它的主题有着严丝合缝的统一性，它们参互成文，合而见义。三、结语罪与罚在某一方面延续了地下室手记的主题，体现了“理性”的辩证性。当“理性”成为大一统的权威的时候，“非理性”就作为人性的根本充当着去中心化的角色。在文本内容方面，“罪感意识”唤起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必要的自我约束，成为对“罚”的解释；而在文本结构方面，“复调”形式对单一话语的解构又说明了“恶”的真实存在，成为对“罪”的宽恕。这两种“非理性”共同作用，使得拉斯柯尔尼科夫由内而外地获得新生，同时也带领着“理性”朝它的启蒙意义复归。作者简介 颜琳婕，女，浙江台州人，汉族，毕业于浙江树人学院，本科，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