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软改变中国》摘抄与评论.docx

2014年《柔软改变中国》摘抄与读书笔记《我们怎样，中国就怎样》（该书成书于2013年作者邓飞）
撤村并校背后是更加宏大的时代变迁与断裂。中国一度牺牲乡村来发展城市，制度性抽空乡村的劳动力、资源和资金，给乡村留下至少6100万承受空虚重担的孩子。
用新媒体发起倡导，呼吁联合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实现官民合作，令改变大规模发生。我们为中国温和变革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由此出发，我们又发起了“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项目，为孩子筹钱治病，让他们有尊严且病有所医。我们发起“让候鸟飞”，帮助候鸟免于大规模杀戮。今年，我们又发起“中国水安全计划”，再度联合各界着手解决中国水污染问题，坚守生态红线，保卫人民健康。
温家宝说，任何一项改革都将艰苦卓绝，需要人民的觉醒（我认为觉醒最重要，也最难），参与和支持
这些乡村孩子，是各自家庭的未来，也是中国的未来。
而孩子们，他们的生命里有了免费午餐的成长印记，未来将拥有更舒展的身段，还有植入爱意的心灵。以善养善。
《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8期，《营养的贫困》中国贫困地区儿童严重营养匮乏，发育迟缓。怎样截断贫困代际遗传的链条？
当城市里一些家长担心孩子营养过剩时，在中国中西部的山区学校里，无数孩子还在遭受饥饿，营养不良导致了诸多问题。（乡村，另一个中国）
教育部认为，给孩子吃饭是一个家庭和家长天经地义的事情，学校负责教书育人，不管饭。（都有责任。父母：不能给TA正常的成长条件，你就别生，你真没权利生，生了也是对这个孩子正常成长权利的剥夺）祖辈可能忙于照顾数个孩子、土地农活和家务，看护不会太精细，所以他们连一顿冷饭都没有（贫穷代际传递，与教育、生育、政府的不闻不问不无关系）（农村经营方式早几十年就该改革，成天说三农问题，报道个别脱贫致富的社会阳光面，一年几十，几百块的粮食植补，我们的政府真伟大！仿佛中国农村与中国无关。
在一面土墙上，我被一个白色石灰水刷出的标语震撼，上面写着“读完初中，再去打工”打工，就是又一代乡村孩子的宿命？这不公平。
心里想每一个学校的孩子们，如果吃得像乡干部一样好，我们国家就强大无比了。
在贵州，我们看到所有的小学都没有食堂。孩子的午餐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这个问题困扰了几代人！（政府的人都怎么了？人民受教育水平太低，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更不懂得抗争）
黔西县沙坝小学的校长方坤友。两个小时后，他一身汗水地站在我们面前，四十多岁，身材瘦小，脸色苍白，诚恳却坚决地请我们去他的学校看看。他显然是一个很用心、细致的校长。
作为一名记者，我首先想到的是报道，展现这里发生的一切，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或许会有改变。
如果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
平息一种酸辛，
帮助一个昏厥的知更鸟，
重新回到巢中，
我就不虚此生。 ---狄金森*美
王树春，向警方捐款壹佰万元，帮助建立失踪孩子父母DNA数据库。
广东荣晖投资集团老总刘嵘，建议我借鉴企业的方法，一定要做出容易复制、推广的简易模型（免费午餐，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激情，后期需要更多的是理智，需要技术、资金各方面的考虑）
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真正考验我们的是“免费午餐”的成本、安全和流程控制。胡益华律师从北京带来一份合作协议，规定我们和学校的权责：我们定期给学校打款，校长是第一责任人，组织全校做饭，并负责食品安全。1.就地取材 2.师生同食 3.厨师必须在当地乡村聘请，我们来支付工薪。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本村厨师可能较多维护乡村孩子而不是外来校长。乡村老干部老党员，身上刻着革命年代的烙印，有较多的使命感和光荣感，赋予他们定期查阅学校账本和询问学校午餐进展情况的权利，形成第三方力量。
在网上募捐必须要获取合法公募资格，否则就是非法集资。去挂靠福基会。和官方合作，如何确保我们更大的独立自主权，不会被它吃掉。我则上网进入一个叫“蓝衣”的QQ群，里面有500个在全国各省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和编辑。2005年，我建立了这个群，组织全国调查记者们交流信息，守望互助（人脉意识同样是一个人情商的体现）
“微博打拐”证明了社会力量可以帮助政府作为，民间行动可以助推制度完善。
调查记者不只是一名记录者，更是一名真相挖掘者，展示真相和逻辑。需要在较短时间完成一个复杂事件的调查并形成精确报道。《凤凰周刊》是一个调查记者的天堂，尺度大，约束少，我们可以尽量写出想写的东西。
（不认同“钉子户”说什么安土重迁，都是守旧、惧怕改变的心理，不知扼杀了多少种人生可能性。为抗争而自残，求社会同情更显出无知、不识大局，莫不是地下有宝？是不是意味着来年的社会巨变中更多的人不堪忍受变化要自杀？其实都只是一堂课，一次学习的机会，为什么都拒绝成长呢？塞翁失马。）
中国人中不缺乏良善，缺的只是一件将它们聚集的工具。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
公安部公开的数据表明：2009年4月到2011年2月，公安机关共侦破拐卖儿童案件5900起，解救被拐儿童9300个。感受团圆、平安和健康，于每一个家庭，都是何等重要。
公安部打拐“一长三包制度”，即一个孩子被拐后，当地公安机关一把手或者分管领导要迅速成立专案组，并亲任组长，包破案，包找到孩子，包安抚家属。之前，一个孩子被拐连案都立不上，更何况抓捕？（同时家属在平时应看好孩子，教会他们提高警惕以及自救的方法）
“免费午餐”是否也可以这样做：把一个主题抛出来，展现贫困山区儿童的饥饿困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再通过微博连接传统媒体，进行持续而深度的报道，成为一个全民议题，进而完成改变。
我们刚离开黔西不久，媒体对沙坝小学开餐的报道，引发当地教育部门的不满。有官员辩解说，当地人一天就只吃两顿饭，所以孩子们也只吃两顿饭，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他似乎不认为这是需要解决的儿童饥饿问题。如果我们事先沟通失败，教育局不让在这个学校开餐，或许连这个机会都会丧失。（中国多数官员是这样子，尸位素餐，自己不作为也不允许别人作为，好比自己家里的老人，自己不赡养，别人好心送俩包子去，他觉得你是在侮辱他的名声，这种人比箱水母都毒。奇怪的是明明是叫“人民公仆”的，原来是“把人民当做公仆”少了几个字，千百年来，不一直这样吗）
方坤友校长委婉地向我们表达了他的压力---有官员甚至批评他招惹了一大帮声名在外的调查记者来到黔西，可能会报道当地诸多不足和问题。但他告诉我，他不会放弃。（你有问题才会害怕，这已经是一个纸包不住火的时代了，ok？）
（其实，最主要、最难、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他们为什么这么穷甚至于温饱都解决不了？怎样让他们富起来？就像白血病患者，靠输血是救不活而且不经济的，必须有造血干细胞。这些好心人解决的是最紧迫的问题，然而不在根本上施治。国家对当地生产力、教育的无视是对这些孩子，这好几代孩子的犯罪，你造吗？！但是他们的行动仍然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投石湖中，涟漪散开）
国家一直在说要清退代课老师，可是贵州大山里每所学校都有代课老师，师资匮乏，一个老师什么都要教，这叫“包班”。一般的代课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是60块钱。雁冰发现还有一些代课老师没工资，家长用帮代课老师家干农活或给土豆玉米换来孩子的教育。（真想说，你们去首都闹革命吧，还种什么地！）
终于无法抑制，雁冰开始向陪同他们一起去学校的乡党委书记发飙。他问，改革开放都30年了，你一个党委书记，竟然连学生的凳子都没解决？再穷，也可以做几把木头凳子啊！
我们开始讨论如何说服浙江人给贵州孩子捐款---杭州市民为什么要关心千里之外的事情呢？我们敏锐地发现这些县的劳动力早年流向珠三角，后大多流向长三角，很多就在浙江。他们为浙江的发展贡献力量，我们是不是该为他们的孩子做点什么？我哭了。 贵州康成富，33岁 “我们在浙江打工的很不容易，你们这样惦记着我们，我要替老乡，谢谢你们”
他的问题很实在，显示了他的思考力，我认定他就是我的伙伴。（好的伙伴才能让你们的同行走得远，不枯燥）
新晃侗族自治县团委干事钱亮发来了11所该县贫困学校的情况介绍（这才是领袖风度，不是人家给你提出问题你恨不能一口咬死人家，而是诚恳合作，早日解决问题，让人家无话可说，没有挑拣的）事实证明，新晃携手“免费午餐”不仅没有丧失颜面，打开门，它得到的是源源不断的支持。
“每一代都是越长越高，我的父亲比我矮，我儿子现在上初二就比我高了。”在他看来，营养的改善让他的孩子获得更强健的体魄和更自信的心态。
对于这一行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免费午餐”期待政府接棒》，指出“免费午餐”背后隐含着营养权这项基本的权利，它与生命健康权息息相关，也关乎社会公平公正、长远发展。提供物质上、经济上的支持，提供保障这一权利的法律程序和服务，本是政府应尽之责。这篇文章反响强烈，第一次立足儿童的基本权利，明确了解决儿童饥饿问题是政府的责任。它也帮助我袒露了心迹---我们做“免费午餐”是提醒政府重视和介入，你暂时没有做，你缺位，我不指责，不抱怨，先做着，做给你看。要想帮助数千万名的乡村儿童摆脱饥饿的困境，非国家出手不可。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但我想把它改成“信息流通改良最为基础”。
我们不能只展现乡村儿童痛苦，更多要展现他们的希望、成长和热气腾腾的改变。
公开而充分的讨论，会帮助一个事情的事实部分变得清晰精准，也将让我们看见更多方面和可能性，谋求更稳妥的解决方案。能力可以培养，但热情较多来自天然。
规则明确，合作才会安全而愉快。管账和用钱分离。
传统观念中，人们对公益和慈善的认知往往是“达则兼济天下”。她们是政府、大机构和少数成功者的专利，变成一种道德竞赛---谁捐的钱越多，境界也就越高。但“微公益”改变了局面。我们倡导一顿午餐3元钱，降低行动门槛，令人人可为，让公益从此变得轻松温暖和非牺牲。
被郭美美拖入漩涡的中国红十字会，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27日，来自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披露，红十字总会2010年度预算执行和财政收支中存在多项问题，包括一份合同金额超出中标金额420.33万元的设备采购。红十字总会随后声明称，这个问题仅属于违反财政规程的“操作层面的问题”，“绝不存在任何贪污腐败和违法犯罪的问题”，但是有关红十字会种种“历史丑闻”的积怨还是被一一勾起。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期间的“天价帐篷”采购，2011年4月曝出的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天价餐费”等等。多家媒体继续披露有关商红会运作以及同相关公司的业务，期间的紊乱与隐秘被展现在世人面前。6月29日，《东方早报》曝出消息，青海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尼玛，疑因“经济问题”在接受青海方面调查期间突然死亡，进一步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公众最关心的是他们捐款的去向。官办慈善的透明度不够，让一些捐款人放心不下，宁愿选择自己不远千里去当地直接发钱。我们的策略只能是从小做起，先联合微博网友，实现积沙成塔。我们还意外促使整个官办慈善提升透明度。
淘宝公益店，是“免费午餐”跨越的一大步，意味着我们获得了自我造血的强大能力。
淘宝公益店新闻发布会那天我的社长孙谦说：“天下原本没有免费的午餐，但邓飞做到了，我为他感到骄傲（SO DO I）.我相信在不久以前谁也想不到可以团结这么大的社会力量，汇聚这么多的草根爱心。我越发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越来越现实的世界里，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温暖而坚定地往前！作为发起单位（这说话，太有艺术含量了）《凤凰周刊》其实很惭愧，没有出多少力，”（pause）“除了，我们贡献了一个邓飞。”
淘宝网和淘宝商城首页最珍贵的广告位给“免费午餐淘宝店”做入口，大量网友涌入捐款。公益不再是有钱人才能做的事。阿里系成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引擎，有力地牵引我们前行。巩固了造血能力又进一步传播了品牌。坐在电脑前，我能感到各地城市正在一点一点给中西部地区的山村输血。这个发展不均衡导致毛细血管断裂的国家，现在通过互联网已开始联系到了一起。
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逐步缩小城乡教师收入待遇差距。
社会监督一个民间组织，要比监督一个庞大、不透明且强权的官僚体系容易得多。开创了公开清点善款并当天公布数据的模式，为其他城市开展线下募款建立可复制模式。
湖北鹤峰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刘琳看到《恩施日报》介绍“免费午餐”项目后当天就要求县教育局对全县小学生的午餐就餐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积极做好各种申报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演讲说，中国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而不是作为人进入城市。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就赶他们回乡村，生老病死由农村承担，城市则享受一切成果。城市发展撕裂和摧毁了乡村，制造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歉疚。深以为然。
勤劳的人从不会等着老去死去，他们总会选择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这是国家项目启动后，我们第一次进入校园，但不是去募捐，因为大学生还是依靠家庭支持的消费者，我想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公益的种子，激发他们的爱和善心，学习一点点地改变。温和却有效地改变社会。
王振耀老师告诉我，他在民政部当司长时，曾向温家宝总理建议为中国孩子构建一张保护网---中国有3亿孩子，给每个孩子买上一份100元保险，就可以保护孩子免于大病伤害。这个300亿的计划后来没有实施，令王甚为遗憾。
钱呢？我又找到了史玉柱，巨人CEO（就是卖脑白金那个）这个赫赫有名的企业家曾给“免费午餐”捐款100万元，他又给了我200万元启动大病医保。
英国的学校供餐计划已经实施100多年，美国、日本也都有60多年历史。而中国的供餐计划才刚刚开始，更需要迎头赶上。
政府参与后：
3月13日云南省雄县木卓乡六井村苍坪小学59名学生吃了牛奶和面包后，呕吐、腹泻、肚子疼痛、全身无力，被送进医院做全面检查。9天后，云南省镇雄县坡头镇镇簸笠小学44名学生吃了牛奶和鸡蛋后，被送进医院。孩子们说，他们吃的鸡蛋散发出刺鼻臭味，有的鸡蛋内是长毛的“小鸡”。同天，该县另外一个学校芒部镇中心小学几十名小学相继出现腹痛症状。他们吃的是牛奶和白煮蛋，都是前一天准备好或煮好，拿到手时都是凉的。（一个不以教育和儿童为意的国家，谈什么梦想，谈什么未来。这就是我们的政府，狼来了）
有监督的制度比没有监督的人文可靠多了。把爱心捐进玻璃口袋。
织金县86名学生疑似食物中毒，与学生食用的面包牛奶无关，是个别学生因胃肠道功能紊乱呕吐，使现场所有学生产生心理暗示，形成不舒服的感觉。坦率地说，对如此言论我不太惊讶，去年也是这个地方，声称戴安全套性侵妇女就不算强奸。
面对这种连孩子饭钱都不放过的贪污，我们的人民要不要觉醒？要不要团结起来痛打贪污？
关键是地方政府没有用心
“免费午餐”基金愿意为国家营养改善项目提供参考，贡献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子贡赎人的故事。公益需要细水长流，需要免于牺牲，不能被高尚绑架和摧毁。一个慈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建立在良好制度设计之上，具备自我运行、接受监督和及时纠错的能力，而不是靠一个偶像的一己之力。
但会宁方面说：他们财政窘迫，无力配套（放屁！牛奶面包，方便死你们了）我们表示愿意支持该县配套，但他们又提出会宁开餐，可能令甘肃陷入尴尬（贱人就是矫情啊），我们只好退出。
我们学校多在边远贫困地区,乳制品运输和保存的条件匮乏，再好的牛奶也可能在这个漫长的链条中出现问题。一名乳业内部人士私信我说，每个孩子只有3元，如不遭克扣，除开一块蛋糕或者面包，用于牛奶采购的钱只有1元多，刨去包装、运输和应得利润，真正落在牛奶身上的就只有几毛钱，几毛钱能获得一盒营养牛奶吗？另，牛奶公司最揪心的是严防死守保证牛奶不出事，必加多次消毒。所以，这种送进乡村学校的牛奶，最后只可能是一盒放了多种无毒添加剂的奶状液体，不可能有多少营养。
我们“免费午餐”不和国家项目在一个学校搞，更隐蔽的一个心思是，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很难厘清责任，届时我们很有可能成为替罪羊，今儿遭遇停掉，伤害整个项目。（在中国想做好人，做一件好事真得如履薄冰，防“上面”不让你干好事，防伤害他们的颜面，防一不小心成了替罪羊……总之，你要把“官老爷”考虑在第一位，不要发幺蛾子）
不要纵容自己误解去伤害那些善良无辜且努力前行的人。
但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是不折不扣的吃饭财政，偏远贫瘠和庞大的官僚体系耗尽财力，根本不可能拿一笔钱出来给孩子吃饭。一些地方政府怕做饭出事，而买牛奶面包可以省事，还可以有一些明里暗里的好处（堪比豺狼啊）
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一场伟大的人力资源投资，意义深远。这个营养改善计划正在帮助中国的软肋成长。
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执政党当年的法宝。（可是那然后呢?）
一份事故报告显示：当年春季以来，新疆吉木乃县，云南宣威、镇雄、景东、泸西，贵州织金，甘肃康县、灵台，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广西马山、那坡，青海同德县、大通，安徽颍上等8个省份14个县（区）相继发生了10余起食品安全事件，波及学生1500多人（我们的人民政府官员，是揣着怎样的一颗心给孩子们提供营养的？又是怎样在糟践纳税人的钱？国家财政的利用效率在哪里？腐败也好，无能也好，既然总之是不称职，为什么没有人喊他们下课？）即便如此，只有53%的试点学校采用了学校食堂供餐，35%仍在执行牛奶和面包。
至此，中国领导人一共为营养改善计划作出47次批示，创造了一个新的批示记录，专门就食品安全问题作出的批示就有12次，占到25%。（呵呵，问题真的出在批不批示吗，既然批了也没起到任何作用？赏罚不称吧？体质，人文好像都不行吧？让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者付出他们付不起的代价试试）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儿童发展伙伴组成一个联合考察组，走访了一些地区，形成了评估报告。考察组建议国家项目增加采购当地乡村农产品。尽量多支持农业生产，也可以提高农民的自生能力（我们的政府不都是一直让农村自生自灭吗？说什么“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是“以制造业为中心”【或者说“以城市为中心”】后来转为“以楼市为中心”【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农村一直都是国家战略的盲区，啊好啊？你还敢相信“先富带动后富”的神话么？有几个先富想起来劳苦大众了？因为长期以来没有人对政府愤怒，所以他们才这样无压力，无责任感吗？）
他们还建议，中国需要学习美国、日本、智利、印度、巴西等国家，通过立法确保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地位与效果，从根本上确保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可持续性。
10月，希望厨房（是国家项目）邀请我参加了农村学校厨房建设研讨会（人家都有成功的范例了，还研讨甚？装模作样，低能还想“一把抓”，为的就是那些“明里暗里的好处”，也是让人叹为观止）我呼吁教育部拿出160个亿交给乡村、社会组织和企业去做，带着媒体、卫生、审计、和家长监督他们，不要把自己变成“做饭部”，何必呢？ 教育部一名官员马上表态说，他们联合15部委（耳朵听出茧子了，怎么办？他们饭桶又要联合了，好害怕…）一定可以做好，请社会相信他们。我一声叹息。
后座上，另一个朋友惊慌失措打电话，追问移民公司为什么他的文件迟迟下不来。挂掉电话，他激动地说，一定要走，一定要离开这个国家，令我震惊。因为这台车是韩国车，外形和日系车相似，司机担心会遭到误伤，便一路狂奔，去北边郊区逃避打砸。而微博上，青岛一个日系车被纵火焚烧，数百万财产化为乌有，令人发指。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不停发微博呼吁大家不要用暴力伤害自己的同胞和他们的合法财产。我们要更加努力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一个又一个，我们才会获得安全和自由，而不需要移民他乡，惆怅余生。
怕给领导添麻烦.（我真的搞不清是人民公仆还是人民老子了）我再次呼吁教育部把午餐权和资金交还给学校，省去盈利环节。有官员联系我，请我去帮助他们的学校。我愿意，甚至还可以联合几个厨房团队来帮忙，但前提是国家的钱也应该用于午餐，他们很为难，说教育局早已和经销商签署了一年采购合同，违约要赔钱，合作只能放弃。（提前“盈利”，目光长远啊！简直是叹为观止，吃人饭不干人事。国务院闭目塞听装聋作哑）
这让我很诧异，湖南再穷困，也不会穷过贵州等省，只要心里装着孩子，随便挤一挤，就有了。（哭穷是因为这些官员怕苦了自己）
中央播160亿，财政部播将近200亿配套做食堂，但教育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说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并不是给孩子做饭，只是加餐补营养（呵呵，温饱且不顾的他们，不给他们吃正餐，难道买零食“补营养”！你那面包牛奶到底有多营养！贱婢！纳税人的钱，你们花得何其自在，何其省事！操！）
国家好不容易拿出360亿元，结果你们就做了一个“免费零食”吗？我是纳税人，我反对！
最后《21世纪经济报道》对营养改善计划再开一枪，发表文章《营养午餐：最乱的一项资金》，援引一名教育官员的话称：“这是我接受的最乱的一项资金。由于国家政策比较含糊，要求各地自己探索，地方都会选择花钱最少的方式，比如供应牛奶面包。”山里孩子午餐都没得吃，何谈营养改善？（如果没有“免费午餐”的模式，你提出这样那样的借口可以原谅。可是人家一个民间组织都做成功了，你又是个什么地方特色或典型而不能办呢？大官果然都不食人间烟火且不了解自己手下人那些节操啊，吃大便长大的吗？）
教育部一名官员发短消息给我，希望我能理解国家项目的艰难和复杂，口下留情。（这种说辞只会让政府失去民心，加深老百姓对政府的怨恨和鄙视，给自己日后行政增加更多的障碍。想做，你会努力找很多方法；不想做，你才会找很多借口。谈什么艰难，后面还有很多高明等着呢，赶紧下课吧！）
鹤峰县成为中国第一个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项目（不好意思，这又是社会组织在给政府发幺蛾子）的试点县，大病医保基金会每年在此投入167万元（虽然没有政府大手笔，但寸寸爱心捐款都用得有效率。如果你接触过乡村儿童患白血病等大病，其家长焦急无助，病急乱投医的情状，你会相信这些钱都用在刀刃上），为鹤峰22,232名6至16周岁儿童购买一份商业医疗保险，保费每人每年75万元，最高赔付额20万元，赔付保障金总额达44.5亿元。
一次杨安文和我讨论有无可能帮助鹤峰发展经济。他笑称，我们帮助了鹤峰百姓，名气很大，但GDP没有较大发展，他的领导从来没有表扬过他。我能理解，书记州长如果表扬他，各县区领导也去抓民生，而不是抓经济发展，他们的仕途也会被影响---中国官员升迁最主要指标是GDP，也正是中国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源。（隐秘的连锁反应。停下来想一想，GDP下，你们还有人性吗？）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郭久礼
2011年数据表明，中国260余所高校每年培养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约10000人，但实际不到3000人进入公益行业。
你必须要用你的影响力准确无误去告诉社会这个常识—你需要开支，做公益需要开支，有时候需要较多开支。你都不去说，不敢说，不愿说，那还有谁去说呢？中国的公益界要持续发展，我们有责任帮助建立一个正确的公益观。
中国人最讲究人情，有人就有情。
公益也是一个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有产品，有需求，有供应，有消费，有市场。
《警惕慈善恐怖主义》痛批中国长期沿袭着至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做慈善不能有缺点，导致慈善界形成一种潜在的恐怖主义，令善者畏惧行善。
使命感就是一个人使用生命的感觉
照顾这些孩子，我们要为中国的未来做一笔巨大的投资。若干年后，我们掉转头来，再发起一个养老项目，呼吁数以万计的孩子来照顾当年帮助他们的人。如此循环，以善养善，令爱生爱，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公益的亚马逊雨林，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