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化及儒家文化及谐共融.doc

彝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和谐共融
——历史小说《先生与祖摩》的简评
◆安静

“花都”文艺2010创刊号刊载了彝族作家安文新先生新著的中篇历史小说《先生与祖摩》，再现了中国儒学的集大圪者王阳有先生在被贬贵州龙场驿期间与水西地区的祖摩安贵荣和谐共融的史诗画卷，彰显了儒家文化与水西文化地区彝族文化的融合，是一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作品。王阳明身上闪耀了圣哲光芒，凝成了在凄清萧索、魑魅魍魉充塞的艰难环境中的悟道：“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安贵荣的彝族祖摩气质、水西地区彝族的生活环境和习俗，彰显出浓郁的彝族文化。儒学大师王阳明与彝族祖摩安贵荣心路历程的交流，便是儒家文化与彝族文化渐渐融合的过程，《先生与祖摩》中的人物、环境、事件及时间和空间的描述，潜移默化地蕴涵着彝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和谐共融。
一、儒家文化与彝族文化贯穿于小说主题之中
《先生与祖摩》这篇中篇历史小说讲述了从王阳明被贬来贵州至被郝离开贵州三年间的主要事迹。小说以王阳明被贬时经过霞光寺得到寺庙师祖点化为开篇，最后又以他离开时经过被焚毁的霞光寺而捐资重建为结束，中间则重点叙述王阳明在精神上悟道和在身心上融入草根的具体细节，凸显了代表不同文化却灵犀想通的阳有先生与彝族祖摩安贵荣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明王朝被贬驿丞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和谐共处，维护少数民族地区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主题，闪烁着儒家文化精神与地方彝族文化自然统一的睿智之光。
伴着西沉的太阳，阳明先生在两个差人的陪伴中一路逃遁、一路跋涉，环境的险恶，映衬着先生因秉直上书揭示奸臣刘瑾的罪证而被贬贵州龙场驿站的艰辛。小说首先叙述了阳明先生偶遇林山脚下的寺庙，得到师祖的教化而直面人生，在智清大师的陪同下一路来到龙场驿，受到驿丞吴路管、龙场头人慕魁盛情款待，渐渐被水西山水风光和水西人民表现出来的善良、勤劳、贫穷和生存的艰难感动，对生命和生活燃起了激情，萌发了向慕魁和阿穆扯外务部管打听对自己生活百般照顾的水西彝族祖摩安贵荣情况的想法，诚挚地写信给安贵荣，为二人建立深厚的情谊奠定基础。
小说的内蕴部分展示了阳明先生开创心学体系的历程。阳明先生发现山洞并命名“玩易窝”后，潜心体悟心学，提出了“心即理”的核心命题向程朱理学向外求理的“格物致知”提出疑问和批判，程朱理学认为“心”和“理”是分开的，认为“理先气后”，因此要“外之物格，内之知致”，通过对外物的格察研究达到内在精神道德的完美至善。而王阳明认为“心”和“理”在本原上是同质，心即是理，理即是心，理在心中，不在外物，因此要“格心致知”。在讲学过程中，又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提出了“知行合一”重要命题，不仅看重“知行”本原的合一，也看重“知行功夫”的实践重要性，“知”的过程伴随着“行”，“行”的过程伴随着“知”。悟道之后，又发现更大的东洞，即“阳明小洞天”，可以容纳更多的学子。然而，都御使王质却要以他宣讲邪说异道、蛊惑人心问罪，他不畏权贵，不折腰低头，义正方辞地写信给同乡毛科讲理讲节，这又使祖摩安贵荣对他的骨气深深敬慕。正是这样，安贵荣才把要“撤军”和“请赏升职”的朋胆计划向他求教，王阳明在信中从朝廷制度不可擅改、水西民族团结和安贵荣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使祖摩打消这一念头，专注于水西人民的事业。安贵荣命人为王阳明修理新居，即是著名的“龙岗书院”，这便是王阳明教学有成的发祥地之一，龙岗书院的学子越来越多，在时任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恳切邀请下，阳明先生前往贵阳文明书院去当主讲，推进贵州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不久，水东叛乱，安贵荣踌躇不决，王阳明又主动写给安贵荣并建议发兵，维护了水西民族团结，彼此更加敬重对方。从此王阳明龙场悟道，贵阳传道，心学开始传播天下。小说中还叙述了一件重要的事件，就是王阳明和安贵荣在麟角山祭象祠的相见，他通过对水西人民对象的祭拜转变了以前的观点，得出“舜之于象，是感化；象之于舜，是升华”的辩证关系，写下了著名的“象祠记”，这事之后，王阳明就被调往江西庐陵去当知县。自此，三次进书劝说安贵荣、题《象祠记》等事迹，构筑了小说的主要脉络，主题之中贯穿着浓郁的彝族文化和儒家文化。
二、人物形象透射出彝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融
在小说创作、彝族文学、彝族民间文学等方面成就丰硕的安文新先生所著中篇历史小说“先生与祖摩”，正是写王阳明所贬到贵州龙场做驿丞这段极其艰苦的历史的。一方面作者对彝族文化和这段历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史料丰富，选材和人物形象塑造上易于把握，另一方面作品中的另一主要人物祖摩安贵荣就是彝族首领，在任水西宣慰使时为水西民族团结和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在水西人民心中地位很高，而安文新先生作为水西彝族后辈，无论对王阳明还是安贵荣，都是怀着敬仰与缅怀的感情去叙述这段历史，就使得小说有张有弛，内容充实，打动人心，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小说主要塑种过了王阳明和安贵荣这两个人物形象。王阳明是我这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在被贬贵州的艰难困苦中通过实践，突破程朱理学的藩篱与桎梏，提出了重要的儒学命题，开创了心学思想体系。作为中国儒学又一座高峰的代表，他具有怀疑精神，不墨守成规，敢于出新的思想，敢于批判权威，是明朝思想启蒙与解放的一面大旗。作为为官者，他秉承忧国忧民的的情怀，勇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坚持正义，怒视权贵，揭发奸臣，刚直不阿，凛然大义，表现出铮铮铁骨。正是因为看不惯奸臣弄朝，仗义直谏，才得罪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触怒皇帝，被贬到偏远落后、穷困荒芜的贵州修文龙场做驿丞。显而易见，王阳明是这篇小说的中心人物，一方面表现出他秉承我国文人的逆境中特有的旷达与超脱的精神，宠辱不惊，淡定自若，坚持节操，不同流合污，即使被贬，也保持着文人的凛然傲骨，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心忧天下的圣哲精神。他在龙场三年最艰难、最困苦的磨砺中悟出了心学思想“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题，初形成心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成为我国儒学思想集大成者，另一方面他受到水西宣慰使安贵荣真挚的关照，和安贵荣肝胆相照，并且被水西人民的热情、善良、纯朴和友爱所打动，并以平民身份融入水西人民的内部，开办学堂，和水西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为水西民族团结和教育事业等作出许多贡献，表现了他热爱贵州、热爱平民老百姓的草根情结。因此，可以说王阳明其实有两个，“一个是高居圣哲殿堂的王阳明，一个是融入民间草根的王阳明”这二者使王阳明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具有张力和弹性。
小说的另一主要人物是安贵荣。安贵荣是水西首领，他的形象主要是通过他受毛科之托对王阳明的真挚关照和王阳明写给他的三封信表现出来的。第一封信是他送王阳明金帛鞍马，王阳明不接受，还附带一封信，不仅书法好，更主要的是信中没有半点阿谀奉承，拍马献媚，王阳明君子的气节与操守深深打动他，因此他确定王阳明是个人才，想重用王阳明为水西造福。第二封信是安贵荣想要“撤军”与“升职”向王阳明求教，王阳明站在朝廷制度不可擅改和安贵荣自身利益的角度，说服了安贵荣打消这种想法，促使安贵荣决心要为水西人民多做一些有益有利的事情。第三封是水东叛乱，安贵荣犹豫不前，王阳明以水西民族团结为重，大胆写信给他，功他出兵，最后安贵荣果断采取王阳明的建议，维护了水西的安定与团结。这三封信不仅是安贵荣与王阳明感情发展的线索，更表现了安贵荣是一个胸怀宽广、有勇略、善于采纳意见和尊儒重教的优秀祖摩。
《先生与祖摩》中的主人公王阳明和安贵荣是儒家文化和彝族文化的代表者。儒家文化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等探索与实践而不断形成，到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形成了稳定的思想体系，程朱理学发展了儒学，到了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建立则发展到了偏僻、清冷的环境中咀嚼和回味“四书五经”，形成了悟道，并用儒家文化影响了身边的人和水西地区的彝族人民，阳明先生至今留下的经典作品还备受人们喜爱，如小学中提到的疏虞入《古文观止》中的《象祠记》、《瘗旅文》等，而他的诗作《秋夜》、《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龙岗漫兴》、《六广晓发》等关于描写水西地区山水人文的作品散见与素朴、六广、修文及贵阳等地。而安贵荣闻王阳明远道从中原而至，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龙场生活非常艰苦，对其十分仰慕和同情，遂主动“使廪人馈栗，疱人馈肉，园人代薪水之劳”，以尽地主之谊。王阳明以“夙闻使君之高谊，但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惧不敢当”答之，以礼谢辞（《与安宣慰》，《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这使安贵荣对王阳明更加敬仰，故又派人送来金帛、鞍马、柴、米、炭、鸡、鹅等物，“礼益隆，情益至”，使王阳明深为感动。看到感情难却，他接受了两石米和柴、炭、鸡、鹅等物，而将金帛、鞍马等悉数退回；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表示感谢（《与安宣慰》第一书）。由此开始了王阳明与安贵荣的深厚交谊。安贵荣视王阳明为师长挚友，凡遇大事，都主动求助于王阳明。
慕魁、阿穆扯、阿热洛嘎等彝族的生活习俗及龙场驿丞吴路管等当地老百姓的思维习惯也深深地影响着阳明先生，尽管双方服饰不同，语言不通，习俗各异，但是当地彝族纯朴的民风，粗犷豪爽的性格，却给王阳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阳明亲自采蕨、确柴、汲水、煮饭、浇园，直至请学于农，种田南山，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农业生产技术。通过平凡的劳动，艰苦的生活，王阳明与当地彝族人民日益接近，逐渐地懂得当地民族的语言。因王阳明平易近人，为人诚恳，态度和蔼，一些小孩经常围着王阳明，听他吟诗、唱歌和弹琴，王阳明即授之以琴技或教其习字，双方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安贵荣安排人为阳明送去的生活用品，使阳明先生无形中接受和融入了水西地区彝族人民的生活习性，在安贵荣请阳明先生为象祠记的哪一个片段，安贵荣以铺着厚厚的一层松针的地毯及穿着彝族盛装列队迎接并敬阳明先生酒时，先生问问身后的慕魁，按照彝家的礼俗一杯敬天，一杯敬地，一杯自己喝，伴着三声炮呼，月琴唢呐齐奏呜，阳明先生在彝族的贵宾礼仪中与彝族文化交融在一起，与安贵荣一起吃彝族的人“八大碗”、“考全羊”，并留下以皮胎生漆制作的酒具作纪念。
三、结构场景及艺术手描绘中蕴涵着彝、儒文化
《先生与祖摩》采用传统的单线式结构，记叙方法以顺序为主，按照时间先后将王阳明在龙场驿三年的主要事迹串联起来，条理晓畅，脉络清晰，情结发展边贯，并且二者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贯穿的。而在结构安排上，这篇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首尾呼应及强烈、鲜明的对照。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传统的框架式封闭结构，由引子、主体和结尾构成框架，引子和尾声腔不仅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结果，更主要的通过引子奠定感情基调或形成，再由尾声照应开头，升华或总结文章，目的是把读者带到一定的氛围、情景中，从而使主体更加鲜明和深刻。小说开篇以霞光光寺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景作引子起头，表现王阳明由于受政治打击导致的心灰意冷以及寺庙主持对他的精神开脱，最后再以他捐资重建霞光寺这一特殊事件作尾声结束，表现他在经过三年的功夫磨砺获得精神的豁达与超脱后反过来帮助贵州人民。这样，就形成前后呼应，首尾相边，使王阳明的形象跃然纸上，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且，在霞光寺这一有特殊意义的场景上，作者加入了魔幻色彩。遇着霞光寺是在奔波荣顿的被贬途中，这种偶然似乎是作者的运用代思想加上去的，霞光寺的费缘，师祖的赋予阳明先生的顿悟，智清大师一路引导和点化，都带有儒家至善思想的影子。而在阳明先生离开贵州去途中去寻找霞光寺的时候，智清大师突然出现于眼前，诉说因一场天火把寺庙焚烧的经过，而师祖预知阳明先生会到来并托智清交给装有兵法的包等情节充满着神秘色彩。当阳明先生叫小毛头和阿热烙嘎把在贵阳各府衙门的官员处收受的银子损献给智清大师恢复修建寺庙时并行走一程返回时，“在一片耀眼的阳光普照下，霞光寺，金碧辉煌地出现在眼前，和三年前在这里借宿时豪无差别。”还是手中空瓶里的丹丸忽然满了的情节，“于是，便把手中的红瓶打开，一看，呀！丹丸确实被装得满满的，而且一陈沁人心脾的芳香，随之钻进了鼻子，闻之令人心旷神怡。”这些场景的描述十分符合当时彝族人的原始信仰观念，也是今天人们对事物圆满的一种期待。
在艺术手法上，《先生与祖摩》最突出的地方是运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并且这种技巧不是单线进行的，而地双向并进统一的、小说开始时通过王阳明和两位公差的对话以及他的心理描写，对贵州充满恐惧，贵州不仅环境是穷山恶水，道路险要，猛兽瘴疠，更主要的是言语不通，人民豪不开化，使王阳明不寒而栗。当他来到贵州龙场驿后，被水西人民的善良、纯朴、勤劳、友爱、贫穷和生存的艰难深深打动，最后他开办学堂，把中士先进的文化教给水西人民，融入了水西老百姓的内部生活，到离开时还捐资重建了霞光寺。这是第一条线，以王阳明的角度对贵州水西人民进行欲扬先抑。
第二条线是从水西人民的角度对王阳明朝 行欲扬先抑。王阳明初到龙场时，受到水西祖摩安贵荣的关照，老驿丞吴路管和龙场慕魁虽然按照祖摩吩咐的做，但心里其实是不服气的，认为王阳明不过是一个当朝罪人，就连祖摩安贵荣当时心里也是悬着的。后来，王阳明通过自己的学识开办学堂，通过自己正直不阿的君子气节不畏惧都御使王质，又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胆识三次进书安贵荣，赢得了水西彝族人民的尊重和爱戴，和安贵荣及水西彝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先生与祖摩》小说自然流畅，文质朴素，体现安文新先生创作语言朴实的特点，大量阳明先生古诗和带有水西地方的口语如“晓得”“有事喊一声”、“喂羊儿”、“吃肉不吐骨头”等地方话穿插运用使小说增色不少。而且在小说的环境描写中展示了水西彝族地区的自然山水和人文风貌，对素朴、六广等彝族居住地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然而，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对阳明先生着墨要重一些，而对彝族祖摩安贵荣的描述似乎要变一点，有些方略显繁琐，如叙述麟角山传说那一段，这或许就是安文新先生作为水西彝族后裔的局限，有不便宣扬本民族前辈首领之嫌。不过，已近古稀之年的安文新先生的创作精神是令人敬佩和学习的，他曾提供资料并多次鼓励笔者写一篇关于王阳明先生与彝族祖摩安贵荣的小说，囿于水平和工作的繁琐一直搁浅，《先生与祖摩》发表使笔者顿感汗颜，有负前辈对后学的期望，阅后涌出了以上简短的评价。愿《先生与祖摩》发表对传承和弘扬彝族文化、阳明心学，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注释：
[1]刘学洙，《山中宰相胜封侯——融入民间草根的王阳明》，贵州日报，2008年2月27日。
[2]谢 敏，《论王阳明在贵州的人格魅力》，《贵州儒学通讯》，贵州省儒学会编，2009年5月版。

从《先生与祖摩》看安文新的地域民族情结
宋朝 梁海红

“花都”文艺创刊号发表彝族作家安文新先生新作。《先生与祖摩》安文新在彝族文学创作、整编和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多年来，创作文学作品《扎西》、《仙石》、《会飞的披毯》、《果雅和梅依纳》等近百余篇；参与选编出版《贵州彝族回族白族故事选》、《贵州彝族回族白族歌谣选》；发表关于彝族文化民间文化等方面论文20余篇，已出版中知篇小说集和彝族文化专著《乌蒙圣火》（与人合著）。其生平事迹已收入《彝族文学史》、《彝族人物》、《中国各民族英杰》等。
《先生与祖摩》讲述从王守仁被贬来贵州当龙场驿丞，至获赦离开贵州三年时间中的主要事迹，如龙场悟道、开办学堂、贵阳文书院讲学、三次进书安贵荣、题《象祠记》等事迹。王守仁安贫乐道、不畏权贵、宠辱不惊、忧国忧民，有着传统士大夫的文人精神，在贵州三年，得到水西彝族祖摩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帮助，二人交谊深厚。作品充分肯定安贵荣对水西甚至贵州的历史功绩，同时表现出安贵荣尊儒重教、高瞻远瞩的领袖精神。
《先生与祖摩》以小说的形式来讲述一段文化交流史，凸显出安文新先生对所生活的土地（贵州）和本民族（彝族）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具有浓烈的地域情结和民族情结。
“情结”原是心理学专业术语，“是指个人无意识中聚结的一簇心理意识，或是富于情绪色彩的一连串的观念和思想。情结的产生与形成不仅仅与个体曾经意识便又因遗忘或抑制而潜入无意识中的内容相关，而且还与生理遗传的集体无意识相边。”[1]“情结”一词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情结”关联的新词新语屡见不鲜，诸如“恋母情结”、“初恋情结”、“地域情结”和“民族情结”等。这是词语概念泛化的现象。
文学风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十分紧密。梁启超论南北文学风格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亦。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数家。长河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2] 这是泛地域概念，只将文章做南北之分，有概而论之之嫌。在文学史上，相当多的作家有意识地关注某一地文化，特别是现当代作家，因为地域文化传承责任感的感召和探寻独特风格的要求，纷纷以自己所熟悉所喜爱的地域作为立足点，或作为背景来进行创作。如沈从文的湘西、张爱玲的大上海、莫言的黑土地、贾平凹的商州、阿来的阿坝州、陈忠实的黄土坡等。这种文学现象即“地域情结”。在贵州，具有浓烈地域情结的作家不少，如戴明贤的屯堡情结、吴勇的水西情结、李东升的乌蒙情结等。《先生与祖摩》的地域情结主要体现在对地方风情、风物、风俗的感知与运用，对贵州人生存状态的肯定和歌颂，对贵州人的性格、气质的赞扬和固守，对贵州人的文化身份思考与忧虑。
人进行物质劳动并由此形成的精神活动在心里会留下印迹，这个印迹开启文化再创造潜在可能性，只有深浸于先天经验的“环境”条件，即现在留存的文化氛围中，才可能进行相应的文化再创造。《先生与祖摩》产生于贵州这片土地，小说的创作源于贵族历史文化的熏陶和积淀。作为本土历史小说，对于本土文化营养的需要求更加强烈，这要求作者必须融入相应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去吸收营养，也是作者产生地域情结的基础。
从选材上看，选择本土历史题材，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关注，这源于作者对故土的依恋感和责任感。《先生与祖摩》选择王守仁被贬到贵州龙场驿丞的历史故事，很具有典型性。作者别具匠心的剪裁和渲染，截取王守仁龙场悟道、开办学堂、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三次进书安贵荣、题《象祠记》等对贵州文化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来描写，凸显作者对贵州文化的关注，还可以看出，作者对明代时期贵州的官制等级，行政区划，经济文化，民风民俗十分了解。
从作者的情感上来看，作者对贵州这片土地报以极大的热爱之心，而非冷漠和不屑。读《先生与祖摩》，不难发现作者对贵州这群“豪不开化的蛮夷苗人”[3]，和对贵州这片“凶山恶水，猛兽瘴疠”[4]的“边陲蛮夷之邦”[5]是抱以热爱之情。作者先以王守仁到贵州前的害怕和主凤想象来“贬低”贵州，然后借王守仁到黔之后的惊讶来颂扬贵州，欲扬先抑，有跌宕起伏之美。贵州百姓并非想象中的不开化，他们善良、勤劳，令王守仁惊讶。文中如此写道：“先生感之不尽，没想到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异地他乡，或者说蛮夷之邦，真是处处遇到好人。而这些一个个剽悍的山民，脸上流露出来的都是善意，对自己所表达出来的都是友好和亲密，”[6]真正的蛮夷之人则是朝中满口礼仪的谗臣佞宦。在作者笔下，麟角山不是“凶水”，而是“雄伟浩然，多姿多态，宛若麟角”[7]的美景；在作者笔下，六广河并不是“恶水”，而是“山青岭秀，河水平缓清亮，如画一般的良辰美景”[8]，令人羡慕，“由不得啧啧赞叹”[9]的美景。王守仁诗《六广晓发》来为证：“初日曈曈似晓霞，雨痕新霁渡头沙。溺爱深几曲云藏霞，树老千年雪作花。白鸟去边回驿路，青崖缺处见人家。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羡九华”。
地域情结影响和塑造着作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小说中的山川风光、楼台村镇、世俗民情，一方面是作品故事情节展开有背景，另一方面又是整篇小说不可缺少的内容，归根结底其实是作者地域情结的自然流露。
杨继国在《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由张承志的〈心灵史〉论起》这样定义民族情结，是民族作家有意或无意地在作品中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民族自我意识。按照我国民族学家的说法，民族自我意识，即是“对他而自觉为我”（梁启超语）的一种意识，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之种心理（费孝通话）”。[11]杨继国将民族情结的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人们对自己属于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二、在不同民族交往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的存在、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民族自我意识，是生活在民族存在社会里的人们的一种本能的、由血统决定并难以逾越的一种天然的、社会的意识和感情。因而得出一个结论，民族作家的民族生活烙印、民族自我意识和情感，无论如何都会贯注、渗透到民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去。
西部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解读着这片土地的文化形态，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着这片土地上民众的生活和性格、[12]何谓少数民族作家“自己特有的（解读）方式”？即因为民族特有的文化特质、文化基因所孕育的民族情结。这种情结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族别问题，而取决于文化传承和孕育程度。少数民族作家历来不少，但很多作家并不是立足于本民族，如纳兰性德（满族）、曹雪芹（祖上为汉族，后改为满族）、沈从文（苗族）、才舍（满族）。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主流民族（汉族）的文化强势所致；二是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熏陶不够。
一般说来，拥有民族情结的作家，往往对本民族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总会用最热忱的心灵去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之中，探求民族生存、民族文化的出路，多表现出对故土家乡的思念与热爱，及对民族文化极力颂扬，如阿来和张承志。安文新先生属于此类作家，其作品具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表现出特有的民族倾向性。
《先生与祖摩》透露出一股浓烈的民族自豪感。不论是从《先生与祖摩》整体感知还是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出作者的民族自豪感。彝族为贵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且地位颇高，而作者身为彝族同胞，其自豪感不言而喻。如，作者在称谓贵州宣慰使安贵荣时，不是用汉人的称谓“宣慰使”或“大人”，而是使用彝族的称谓“祖摩”。这种自豪感还体现在作者对彝族祖摩安贵荣的塑造上。历史上的安贵荣的确是一位文治武功的出色首领，这与《先生与祖摩》中安贵荣形象基本吻合，但作为文学形象的安贵荣比历史形象的安贵荣更具有人性味，形象更生动丰满，“现在宣慰使是安贵荣，此人不错，文武全才，很受当地百姓的爱戴，都叫他祖摩。”[13]他尊儒重教，喜好书法，富有胆略，见识高远，博大宽容，为人开明，从善如流。近于完美的领导者，当然不会出现在历史中，这是作者再创造的安贵荣。显然，对安贵荣的塑造寄托了作者的民族情感。
《先生与祖摩》一文选材上无可避名句 的融入彝族文化，之方面，作者作的相当出色。大到对彝族历史、政治、官制、文化、民俗，小到彝族各阶层人物的称谓，作者成竹在胸。如，作者写到龙场驿时，充分地说是有龙场驿的来龙去脉，“这龙场驿不就是当年安贵荣的先祖，霭翠之妻奢香夫人开建的吗？龙场九驿，龙场驿是第一驿，接下去便是六广驿，谷里驿……连通了川滇驿道，便利了人员往来，也使水西地区得到了发展和繁荣。”[14]作者在描写王守仁作《象祠记》一事，并非单纯的只记作文一事，其中穿插了关于麟角山等故事的描述，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彝族文化底蕴，同时也宣扬了彝族历史文化。
从作者的创作目的上来看，作者并不是简单讲述王守仁被贬贵州，与这安贵荣交谊的故事，也不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来看待这种事，而是站在人类文化层面来告诉世人，作为中原汉儒文化的代表，王守仁给贵州蛮夷文化、彝苗文化带来的影响。王守仁被贬贵州，与安贵荣交谊，已经上升到文化交流的层面，它已超越单个民族的文化传承，而进入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状态。太过于强调民族差异性、特殊性、不考虑和不承认民族间影响的“民族情结”，势必造成民族文化的孤立，甚至落后。
借此，原“花都”文艺号发表这样成功的小说，越办越有名气。
注释：
【1】赵德利：论陕西作家的地缘情结与审美方式[A]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A]饮冰室文集23卷集（第四册）[M]
【3】【4】【5】【6】【13】【14】安文新：先生与祖摩[A]“花都”文艺创刊号
【7】【8】【9】【10】安文新：先生与祖摩[A] “花都”文艺创刊号
【11】杨继国《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由张承志的〈民灵史〉论起》见于f?kz＝83673877
【12】白晓霞：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文化意识[A]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以 徒孙欲扬先抑，有跌宕起伏之美，学命题，开创了心学思想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