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与实践路径.pdf

摘要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统筹国内外资源要素、完善流通体系建设，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通过开辟国际循环新空间、拓展国际循环新领域、创新国际循环新模式来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以政策沟通为引领，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内区域战略的有效对接；以深化互联互通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硬联通”与“软联通”并举；以产业合作为载体，拓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领域创新为机遇，激发“一带一路”发展新动力。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新发展格局；高水平对外开放；区域协调发展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带一路”建设重大研究专项项目（18VDL007）作者简介 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唱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23）05-0136-12张辉吴唱唱【经济理论前沿及热点】一、引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和国家在全面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近年来，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新的矛盾和挑战。从国内形势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发展要素禀赋条件均发生了变化，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供给与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衡，“卡脖子”问题凸显，结构转换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从国际形势看，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收缩、逆全球化势头兴起、国际循环增长动能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国际形势，我国在努力稳定国际经济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循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主动适应变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与实践路径136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也是我国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需要各参与主体协同发力，也需要国家各项发展战略协调统筹、相互配合。中共二十大报告将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进行论述，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基础上探索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成果，更是体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内在统一、相互促进。1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相关理论研究涵盖其起源和背景、内涵和实践、影响和意义等多个方面，揭示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必然性2，也肯定了“一带一路”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推动沿线国家间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国际合作平台作用。3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筹考虑和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聚焦新发力点，塑造新结合点”4的思想指引下，不少学者将研究聚焦“一带一路”与新发展格局的关联，提出二者在理论基础、发展特征和战略目标等方面的内在耦合性是使二者能够有效结合、同频共振的基础。5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都是建立在战略“主动”的基础上，旨在改变我国过去“两头在外”、出口导向型全球化发展战略，转而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主动地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6同时，“一带一路”和新发展格局都突出体现了“通”字，“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实现“五通”，可以打通国内外的商品、要素市场，优化配置沿线国家的既有资源，推进国内外市场的深度融合，而这也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7在实践意义上，学者们从新发展格局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和“一带一路”建设对引领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两个方面，对二者在发展中的相互促进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8然而现有文献关于建设“一带一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用逻辑的研究还较少，更少有文献分别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对“一带一路”影响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路径展开分析。基于此，本文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出发，深入分析了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用逻辑，进而提出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具体路径建议。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主要矛盾自 2020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来，我国扎实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践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还面临诸多短板制约，全面建成新发展格局依然任重道远。9（一）制约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因素1.区域发展不平衡限制国内市场潜力释放我国早期的对外开放战略是“向东开放”，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等东部沿海省市凭借区位优势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头羊”，并通过开放形成了资源集聚和规模经济效应，实现了经济的率先增长，但在这一过程中广大中西部地区始终只能扮演“追随者”的角色。国内区域间开放程度的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022 年，仅广东省一省的GDP就超过了西北五省之和；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省市的近三倍。区域间的非平衡发展不仅可能会引发区域之间的矛盾、加剧市场割据。同时，也是制约我国内需潜力释放的主要原因之一。中西部地区消费占全国的比重长期低于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如图 1所示），这说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也严重抑制了其消费水平的提升。中西部地区较弱的消费能力和外部需求减弱使得东部地区较强的供给能力不能有效发挥，造成国内供给过剩与内需不足并存的现象，掣肘了国内大循环的发展。10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广东省GDP为129118.6亿元，西北五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GDP之和为39755.2亿元；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415元，上海市为79610元，西北五省分别为西藏自治区26675元、甘肃省23273元、青海省27000元、宁夏回族自治区29599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7063元。137图1中西部地区经济指标全国占比数据来源：2004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https:/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安全评估，转引自荣晨、盛朝讯、易宇、靳晨鑫：国内大循环的突出堵点和应对举措研究，宏观经济研究 2021年第1期。三大石油进口来源地分别为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参见 中国统计年鉴2022，https:/ 887项，且自 2015年起持续下降（如图2所示）；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贸易保护措施的激增，八个发达成员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5310项，平均每个国家为663.8项，其中美国以年均出台169.3项贸易保护或反制措施的数量位居全球之首。15图220092018 年G20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化措施数量数据来源：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9-52页。2.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带来新挑战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困境和难题，不仅包括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而且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也亟须得到解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悄然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兴科技在成为全球发展新引擎的同时，也为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带来了新课题；近年来，气候恶劣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荒漠化加重和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等人为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并已从发达国家快速扩散至发展中国家，严重制约了各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全球性的新变化、新挑战，各国不仅要深化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还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合作，要稳步拓展国际合作新领域、挖掘国际合作新动能。3.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构诉求伴随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崛起和壮大，国际经贸格局和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合作模式也亟待新的变革。二战以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主要体现了西方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和国际秩序的规则导向，即无论是多边合作机制还是区域合作机制都把制定规则作为前提条件。这种规则导向固然有利于合作机制的运行，但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弊端，那就是许多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面对复杂的规则门槛难以参与到国际经济合作之中。这种规则导向的国际经济合作大多会对参与主体设置一定的政治、经济、法治等条件、标准和资格，只有符合限定范围的国家和地区才能够加入进来，也才能够享有合作收益。而被排139除在外的国家和地区不仅无法享有这些收益甚至还会因为贸易转移、投资转移等而处于更差的境况。16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市场、技术和资源方面的劣势，往往对中心国家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形成了非对称的全球分工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被动地融入了全球分工，但并不掌握“话语权”“定价权”，不仅未能平等地分享全球化发展成果，其发展的独立性也会备受威胁。三、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基于当前国内大循环中的短板和国际大循环的局限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联通国内外资源要素、完善流通体系建设，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激发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活力、促进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对国际贸易空间的延伸、国际合作领域的拓展和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因此，“一带一路”的建设可以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整体作用逻辑如图3 所示。图3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框架（一）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立足国内大循环这一主体。而当前国内发展不平衡、区域壁垒高筑、供需失衡错位、要素循环不畅等问题依然制约着我国形成畅通的国内大循环。“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可以通过统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的拓展空间，还能通过推进国内国际的合作发展，使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畅通国内大循环。1.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一带一路”的建设为国内中西部地区创造了开放新机遇，有利于提升中西部地区竞争优势，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极的扩散，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拓展国内大循环的发展空间。在传统海运主导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大多处于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并不具备东部沿海的国际物流禀赋优势，在实现开放过程中面临着天然壁垒。因此，中西部地区普遍开放程度较低、起步较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短板”。“一带一路”倡议则将开放的目光由东转向西，我国西部地区在近邻的亚欧大陆开辟新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空间，既缓释了东部地区对外贸易的“极化效应”，又能改变中西部地区要素资源的“空心化”困境，让西部地区从边缘地带逐渐转变为前沿枢纽地带，为我国经济转型和区域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窗户”。17我国西部地区毗邻俄罗斯和中亚，与14个国家和地区接壤，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保障下，原本内陆地区的区位劣势可以充分转化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优势，使西部地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尽管从总量来看，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总量占比依然较高，但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增速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中西部开放发展带来了巨大发展潜力（见表1）。140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较低，但其资源禀赋更为丰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构建中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联系，加强与沿线国家在产业资源互补方面的经贸合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利用优势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创造了新的战略契机。表1我国区域贸易占比变化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额占比（%）1993年86.068.275.672000年92.104.283.622012年87.286.616.112021年81.399.519.10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1993201218.818.019.7201320214.810.010.8数据来源：1994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https:/ 25%跃升至29.7%。20一方面，我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可以利用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通过贸易合作互通有无，实现资源禀赋优势互补，同时为沿线国家拓展新的增长潜力。从贸易结构来看，“矿产品”等沿线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类产品是中国从“一带一路”进口的最主要产品，2020年“矿产品”的进口额占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总额的比重高达 34.72%。21在中国十大能源进口国中，俄罗斯、西亚、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七席，与这些国家加强能源合作，不仅可以弥补国内资源供给缺口，满足经济发展的强大生产需求，还能保证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国内循环的资源供应。22我国原油进口主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而从俄罗斯、中亚通过管道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2020年我国能源类产品前十大进口国分别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安哥拉、巴西、阿曼、澳大利亚、阿联酋、科威特和美国。141运输，能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大大降低运输风险。23另一方面，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与沿线国家还可以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的互通互融，形成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区域价值链。2013年以来，中间产品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比重由49.8%升至56.2%。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分别为3.55万亿元、1.25万亿元，合计占当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总值的72.9%。24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融合趋势不断增强，通过实现国内外产业梯度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空间，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也可以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缓解国内企业研发资金约束，促进国内企业的创新升级，推动国内生产体系的高质量发展。25“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推进也为激发国内需求潜力、促进国内消费提质扩容创造了新的机遇。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广泛签署，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深度与广度都在不断加强。自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签署了100多项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文件，已有50多种沿线农产品食品实现检疫准入26，马来西亚的白咖啡、老挝的红木、蒙古国的手工编织地毯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质消费品的进口显著增加了中国国内产品供给种类，丰富了国内消费者的选择，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和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对接跨境电商、进口博览会等中国对外开放新模式、新业态、新平台，十年来有41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6700多家企业参加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占到参展企业总数的60%以上，沿线国家企业已成为进口展最大的参展主体；27截至2022年，中国已与26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丝路电商”加速发展，正逐渐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新渠道，为“一带一路”贸易畅通提供了新动力。“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有效激发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建设合作，切实推进了数字技术与不同产业、不同领域的深度融合，为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供了动力。28图42020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进口额数据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2022年12月5日；魏浩等：2021中国进口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2年，第177页。3.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完善流通体系建设，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一带一路”建立了互联互通、纵横交错的物流通道，不仅能缓解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区位和空间劣势、加快我国内陆地区同沿海地区的连通互动，还能在更大范围内联结生产和消费，推动实142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十年来，围绕“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主体框架，实现了一系列促进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项目落地生根。随着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的稳步推进，中吉乌国际道路、柬埔寨 6号公路等的先后运行，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的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为实现要素和产品的跨境流动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欧班列已逐步成为沿线国家或地区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中欧班列的诞生和发展打破了国际贸易长期依赖海洋通道的固有格局，扭转了内陆地区国际物流禀赋劣势，促进了内陆城市的“口岸化”，也使得国际陆港具有了更深入的经济辐射功能。29截至 2022年底，中欧班列已开通 82条线路，累计开行数量超过6.5万列，打通了跨西伯利亚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亚西亚走廊，开辟了跨里海、波罗的海等国际运输新通道，已发展成为一个联通中国境内 108个城市，通达欧洲 25个国家、208个城市的大型国际货运系统。30而中欧班列在空间布局上所形成的东、中、西三条主要通道，也成了具有强大集聚力和扩散效应的发展轴，联结起西安市、成都市、郑州市、乌鲁木齐市等核心城市“节点”，形成了“轴心辐网”的空间模式。随着中心城市和经济区的不断发展，节点范围不断扩大，人口、生产要素沿轴线不断扩展，以“节点”城市为中心的国内价值链体系不断完善，带动了中原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河西走廊经济带等沿途辐射“域面”的联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以建设现代化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以及自动化港口与机场为抓手，搭建起了一批陆海联动的交通走廊，形成了点、线、面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现代物流体系的建设不仅可以降低地区间的物流成本，推动资源跨区域有序流动与优化配置，畅通国内大循环；还能促进国际陆港间的网络协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高度融合，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表2 中欧班列通道分布西部通道中部通道东部通道对接国内铁路航线陇海线、兰新线京广线、京包线、集二线京沪线、京哈线、滨州线出境口岸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二连浩特满洲里、绥芬河途经国内主要城市西安市、成都市、重庆市、郑州市、乌鲁木齐市等广州市、北京市、郑州市、呼和浩特市、石家庄市等上海市、南京市、苏州市、天津市、北京市、大连市、哈尔滨市等国内辐射面西南、西北、华中、华北、华东地区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华东、华南、东北地区资料来源：作者经中国一带一路网数据整理。（二）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新时代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也是提升我国参与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重要平台和重要保障。通过在国际合作空间和领域上的拓展，以及合作模式和合作理念的创新，“一带一路”将为新发展格局注入外源动力。1.“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开辟国际循环新空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扩大。截至2023年1月，中国先后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31，已成功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建“一带一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路径，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其有关合作理念和主张被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成果文件，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总体来讲，共建“一带一路”努力保障各方在发展中的诉求，践行了合作共赢的治理理念，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缓解当前治理体系下全球不平衡143所滋生的变数及逆全球化等问题。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兼顾东向开放和西向开放，有助于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东部地区启动“两个对接”战略，一方面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中亚、中东、欧洲等欧亚大陆纵深开展更宽领域的开放；另一方面以沿海自贸试验区为“桥头堡”，进一步延伸“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更深层次地开放拓展海洋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则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契机，不仅搭建起了连接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区域的交通运输网络，也以合作区、产业园等方式不断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推动形成新的区域价值链。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五中心三基地一通道”为重点全面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边境省份正在加快建设东兴芒街、凭祥同登、龙邦茶岭等跨境经济合作区，通过发挥中越“两国双园”跨境产能合作平台作用，着力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推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的高质量对接；宁夏回族自治区借助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平台，持续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交流合作，打造了中国沙特（吉赞）产业园、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等国际合作平台。32中西部地区依托各类产业合作园区建设，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和拓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和载体，同时构建了双向开放的区域发展格局，为我国参与国际循环开辟了新的空间。2.“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拓展国际循环新领域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同各国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基建、经贸、金融等传统合作领域的往来愈加密切。在新形势下，更是提出“要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长点”33。面对世纪疫情考验，中国携手沿线国家打造“健康丝绸之路”，通过与沿线国家开展跨境医疗服务合作、传染病联防联控合作、卫生应急合作、传统医药合作等，为提升国际社会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面对全球生态问题，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与沿线国家“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34，助力沿线各国实现低碳转型和疫后绿色复苏，随着“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以及一系列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计划等措施相继落地，“一带一路”的绿色成色更加突显。在“一带一路”倡议的牵引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等方面展开了广泛合作。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已与84个共建国家建立了科技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支持1118项联合研究项目，并在农业、新能源、卫生健康等领域启动了53家联合实验室的建设，这些创新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35在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引领下，“一带一路”更是一条“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民心相通之路。十年来，通过积极推进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签证免签工作，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等，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教、旅游合作愈加深入，2018年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人数已占到来华留学生总数的52.95%。36“一带一路”强调以人为本，通过人文交流实现文明互鉴，从而打造民心相通、民意相知、民情相融的国际合作新形态。3.“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创新国际循环新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坚持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纳入多维度的合作内涵，提倡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增长和市场对接，是我国在新形势下为支持和推进全球化提供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区别于传统国际合作的规则导向，“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鲜明的发展导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共建“一带一路”不搞排他、不搞歧视、不限定范围，在参与主体上基于但不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而是涵盖有意向参与的所有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旨在动员更多资源，融通各方市场，将更多国家和地区纳入全球分工并共享全球化的成果。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共建“一带一路”以共同发展为优先目标，不以设置规则门槛为前提条件，在尊重不同国家发展阶段和路径差异性的基础上，始144终从各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行多元化的合作机制。通过与欧盟的“容克计划”、波兰的“琥珀之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蒙古国的“发展之路”、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菲律宾的“大建特建”等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有效对接37，共建“一带一路”找到各方共同发展的最大利益，有力激发了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为打破现有“中心外围”的全球经贸格局，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合作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国际公共产品特性和国际合作平台作用是“一带一路”区别于其他既有国际合作模式的重要属性。共建“一带一路”所形成的经贸合作网络不仅为沿线国家带来了新的贸易增长机遇，还可以促进各国的生产专业化分工，推动协调互补区域合作模式的形成。这种“共享效应”证明“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只关注中国自身利益的“中国倡议”，而是能够促进各国深化合作、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全球共识，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举措。38四、共建“一带一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路径建议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循环”，而“循环”的前提和基础则在于联通。一方面，要以国内区域间协调发展为依托，促进各类要素在国内统一大市场中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因此，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进一步发挥共建“一带一路”在联通内外市场、建设物流通道、强化产能合作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和提升我国对内和对外互联互通水平，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双向发力，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动力。（一）深入政策沟通，加强战略对接对外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夯实政治基础，增强政治互信。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贯穿亚欧大陆，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且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诉求也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存在合作立场和合作空间的分歧。因此，共建“一带一路”要秉承开放包容的宗旨，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就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展开充分交流，就合作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和矛盾进行深入协商，发挥政策沟通的引领和催化作用，探索建立更多合作对接机制，把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把理念认同转化为务实成果。对内要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同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融合，不仅要以开放促发展，更要以开放促协调，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区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更为紧密，区域之间的资源互补和区域协调发展趋势向好。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区域战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上还存在统筹性不足，不同战略之间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仍存在政策衔接不畅、政策交叉重复、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性政策冲突等问题。对此，要加强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同共建“一带一路”对接的顶层设计，并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和配套政策工具，结合区域发展实际特点有效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市场。（二）深化互联互通，实现物畅其流要促进陆海联动交通走廊建设，扎实推进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国内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国内东西向交通走廊，促进陆海联动走廊建设和国内沿海港口陆海衔接交汇点建设，提高国内一体化水平，形成具有跨国境要素集聚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与沿线国家在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电站、通信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打造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布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推动沿线商品和要素合理流动与高效集聚，既为我国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以及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支撑，也为协助沿线发展中国家完善工业化基础提供保障。要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扩大与沿线国家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在“遵循为主体，完善创新为补充”的总体原则下，既要通过深化改革主动对接与借鉴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下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145在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人员流动、数字经济、产业链和供应链构建、贸易救济措施和贸易纠纷仲裁等诸多领域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制度对接；还应按照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求，打造专门的国际机制，引领“一带一路”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完善创新。（三）优化产业合作，增强循环动力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以更宽领域的贸易开放为支撑，促进与沿线国家产业协同，增强“双循环”发展动力。当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与货物贸易和投资合作相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进程相对滞后，而随着数字经济驱动的服务全球化和创新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在保障“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长活力方面的作用则愈发突显。因此，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要加强服务业的开放与合作，通过建立健全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减少服务业的外资准入限制，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建设“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示范区，通过引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延伸和拓展全球价值链的国内环节，完善“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建设。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平台作用，不断扩大我国与外界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创新合作的模式和手段，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寻求广阔的空间和发展机遇。一是可以利用自贸区的区位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并通过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自贸区网络，构建多元化协同发展的国内国际循环体系。要在完善国内自贸区布局的同时加强境内自贸区与国外市场的衔接和联动，依托内外联通的自由贸易网向外辐射贸易便利化和制度创新红利。二是要发挥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主的国际合作新模式，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主动与各国的比较优势形成有效对接，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融入中国产业链分工合作体系，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政府可以通过举办国际论坛为合作主体企业搭建商业网络、奠定沟通基础；通过支持合作主体企业投融资便利化，为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四）拓展合作领域，激发增长活力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把握新科技革命开启的“机会窗口”，稳步拓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长点。具体而言，一是要持续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经验分享、数字基建合作等方式，助力沿线各国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数字丝绸之路”奠定基础。二是要把握网上购物、远程医疗、在线教育、跨境物流、协同办公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机遇，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商的发展，拓展丝路电商全球布局，为推动沿线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寻找新的着力点。三是要以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为契机参与构建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体系，推动网络空间治理良性变革，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舟共济，为数字经济全球发展勾画“治理蓝图”。绿色经济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新领域，“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不仅是解决沿线国家生态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带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动力。因此，要以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合作为依托，持续助力沿线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与沿线国家绿色低碳发展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深化各国间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治理合作，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也为国内国际共同发展增添新的动力。五、结语“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既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产品，也是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平台和抓手。“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内外联动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优化以中西部地区为支点的国内区域开放布局、提升国内供给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搭建畅通国内循环的现代物流体系提供了新的机遇，有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筑牢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为经贸合作范围的扩大、国际合作领域的拓展、全146球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提升了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为全面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在新形势下，理解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用逻辑，发挥共建“一带一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既为新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目标方向和根本遵循，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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