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至十八世纪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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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至十八世纪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张明宗中央大学产经所与经济系教授中央大学经济系经济史讲义 08/08/2002 初稿；10/13/2004 修订正体原文连结：www.mgt.ncu.edu.tw/modules.php?name=Downloads&d_op=getit&lid=1017 解题：十六至十八世纪（1500-1800）称为现代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可以说是界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与英国工业革命（约由1786 年开始）的期间。一、现代早期（1500-1800）的序幕：发现新航路与新大陆取材自王德昭（1989） 1.西欧开始往外扩张的起点：新航路与新大陆的发现葡萄牙首先发难，发现往远东的新航路葡萄牙于15 世纪开始寻找到亚洲的新航路：航海者亨利亲王（Henry the Navigator）于1416 年开始沿着非洲沿岸与邻近岛屿进行探险。狄亚兹（Bartolomeu Dias）于1487 年底达非洲南端好望角。在1498 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非洲航行，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加里库特（Calicut），完成新航道的发现。葡萄牙的初期航海事业大部分需依靠意大利水手。注：事实上，热那亚在1291 年就曾尝试绕非洲航行到亚洲，不过失败（弗兰克， 2001：95）。西班牙开启地理大发现意大利热内亚人哥伦布于1492 年以西班牙的卡斯提尔的女王依萨伯拉的特命，往西航行企图发现往远东的通道。他于八月启程，于十月十二日抵达西印度群岛的巴哈马群岛。从此开启欧洲地理大发现时期：1492-1498。 2.新航路与新大陆的发现的背景与动力来源欧洲亚体系商业扩张开始的起点（Braudel，2000）欧洲商业扩张最早可以回顾到以威尼斯等城邦所主导的长程贸易时代（由11 世纪开始），其驱动力量在于联络欧洲当时兴盛的南北两极（Braudel，2000，Vol. 3，70-8）。当时的南极兴盛的原因：意大利在8、9 世纪商业开始复活，与伊斯兰、拜占庭建立商业联系，引进东方业已十分活跃的货币经济，并传播到欧洲各地。当时的北两极兴盛的原因：由9 世纪开始的农业技术进步及因此导致的人口增长。十二世纪中，因阿拉伯人之中介，西方已知使用中国之罗盘。中世盛时的十字军东征与蒙古人西讨增进西方对于世界的知识中世纪欧洲人对于他们所生存的天地之外的世界，所知甚少。他们所有的知识主要得自古希腊地理学家的著作，这类著作因回教萨拉森学者的传述而得以部分保存。但回教萨拉森学者保存了古希腊学者和托勒密（Ptolemy，公元第二世纪）的知识，他们同样也保存了后者的许多错误和奇想。他们对于已知的地域如欧洲、北非、西亚以至印度洋沿岸地方虽有恰当的描写，但把赤道非洲的部分形容为一片为沸水环绕的灼热焦土，大西洋为一片无法渡越的黑暗渊海。中世盛时的十字军东征（由1096 年到1291 年（拉丁国家在叙利亚的最后据点亚克丧失））与蒙古人西讨（蒙古1240 年后的入侵使黑海到中国与印度的陆路畅通100 年）把以往因邦国的林立而阻塞的道路，一一打通。基督教商人与教士络绎循陆道东行；因此增进西方对于世界的知识。十字军东征的简史十一世纪末叶，罗马教皇号召基督教人民组织军队，直接去东方征讨回教徒，光复耶路撒冷圣地。第一次十字军的东征于公元1096 年夏末取道东行；最后一次（第八次）有组织的十字军的东征则于1270 年开始。公元1291 年，拉丁国家在叙利亚的最后据点亚克丧失；十字军征服的领土至此尽失（王德昭，1989：333-41）。蒙古人西征对欧亚通路的影响（弗兰克，2001：95）欧洲面对从东地中海出发的三条通向亚洲的主要商路：北路通过黑海，被热那亚人支配着；中路通过波斯湾，被巴格达支配着；取代中路的南路通过红海，促成开罗的繁荣和威尼斯经济伙伴的发达。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时期的蒙古人扩张在 1258 年攻占巴格达后加速了中路的衰落，从而促成了南路的发展。蒙古人接着控制了从黑海延伸出来的北路，从而促成了经由撒马尔罕等城市的中亚商路。中亚商路及沿途城市在蒙古人保护下繁荣起来。马可.波罗游记增进对世界的认识与激发对中国的艳羡在当时东来的人士中，多数系以到达中国为目的。意大利威尼斯商贾波罗家兄弟尼可罗（Nicolo Polo）与马菲阿（Maffeo Polo）曾在蒙古帝国境内经商，并曾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71 年他们再度东行，经中央亚细亚至元大都（北平），随行者中有尼可罗之子马可（Marco Polo）。他们在元廷受到优厚的接待，年轻的马可尤其得世祖的宠信，曾屡膺使命去帝国四境。马可服官于元计首尾十七年。公元1292 年初，波罗家人因倦于远游，离中国西返。这次他们系从福建泉州出海，循亚洲东南沿海，过印度，至波斯湾口，然后取陆道北上至黑海边，再经海道过君士坦丁堡，返意大利。在意大利，马可发表他的回忆录，即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马可所述的在东方的见闻，在后世虽经证明十分可信，但在当时的西方人读之，则属海外奇谈。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中国丰饶且爱好和平、不喜战争。在贫穷而好战的欧洲人看来，中国成了难以相信的天富之国，如能抵达，便可有无限的商业巨利可图，或乃至以武力谋求。西方人由实际的经验认识到东方的富饶以及与东方贸易有厚利可图在马可‧波罗的传述之外，西方也已渐次从其它方面，获见东方的富饶与对东方贸易的优利。胡椒、肉桂与各种香料来自东方，不但可以调味，亦且在一个不知人工冷藏的时代，为保存食物所必需。丝绢、宝石和若干珍木也来自东方，为教会、宫廷和上流社会所需要与嗜爱。凡此商品大抵皆价格昂贵，而体积重量不大，利润丰厚。自中世盛时以来，威尼斯、热内亚与比萨因经手东方贸易而成巨富。东方贸易为意大利与回教商人垄断东方贸易为意大利与回教商人垄断；但是意大利商人仍须透过回教商人才能与东方贸易。回教商人独占了印度与地中海间的商道，他们在印度与来自中国和南洋的商人贸易，而以贸易所得的商品运至地中海口岸出售，从中攫取了东西商业中最大的利润。行经中央亚细亚的内陆。内陆旧商道受阻行经中央亚细亚的不仅运输困难，运价高昂，而且因不时受政治变化的影响，如公元第十四世纪中元朝的灭亡，蒙古大帝国的解体，与继之中央亚细亚帖木儿帝国的兴起，使商道受阻。中世晚期（由约1270 年开始）的文艺复兴激发好奇心与冒险犯难之精神中世晚期兴起的领土国家较有意愿与能力支持打通新航路的活动鼓励往外探险与扩张的国家都是位于大西洋岸的西欧国家的原因：这些国家未在与东方贸易中分到一杯羹，而且西欧是领土国家兴起的地方。 3.葡萄牙人取代意大利与回教人士，独占与东方的贸易葡萄牙人终于达到了欧洲久所向望的目的，他们立刻倾全力进行独占与东方的贸易。他们首先必须与原来独占印度洋上的贸易的回教商人斗争；。结果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商业帝国的建立经历的一连串可怕的流血和屠杀的事件。在葡萄牙总督阿布奎基（Affonso de Albuquerque）的经略下（公元一五○九年─一五一五年），回教商人被逐出了印度洋面，来援的威尼斯人被击走；葡萄牙人在印度西南的马拉巴（Malabar）海岸和马来半岛（the Malay Peninsula）的马六甲（Malacca）地方，建立了永久性的商业基地，控制从东印度群岛西运的香料和从中国西运的其他商品的贸易。新商业利市百倍，使葡萄牙一时成为欧洲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威尼斯不能与新航道的商业竞争，又经冈布来同盟战争的打击，日就衰替，盛况从此不再。 4.西班牙人发现新大陆并绕地球一周哥伦布的发现曾使他自己与西班牙都大感失望。因为在他所到之处，未见东方所盛产的金银、香料或其它奇珍异物。科德司（Hernando Cortez）率领一小队西班牙兵于公元一五一九年征服墨西哥的亚兹太克（the Aztecs），获得欧洲人所未见过的大量贮藏的金银。十余年后，另一小队西班牙人在比扎罗（Francisco Pizarro）的率领下，又征服了秘鲁的印加人（the Incas），巧取豪夺，获得比在墨西哥所得还多的金银。金银之从新大陆输入西班牙，从西班牙再流通至其它欧洲国家，使欧洲的经济状况发生巨大的变化。通货的流通数量大增，其直接的结果便是物价高涨，因此促成资本累积的加速与封建田庄经济的破坏。至于西班牙，则得新世界的财富的凭借，使他一时成了欧洲的首要国家。但西班牙政府并未放弃与东方直接交通，以分取东方的商业之利的希望。西班牙于公元一五一九年派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远征。麦哲伦为葡萄牙贵族，但供职于西班牙政府。他的这次远征遁南美洲东海岸南下，过南端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lan），入太平洋，目的仍在打通一条西行直达东方的航道。麦哲伦自己虽在航行途中于菲律宾群岛为土人所杀，但有一艘他原来率领的船只，连同幸存十八名水手，于公元一五二二年返抵班牙。他们是历史中最早环航地球一周的人；他们最后扫除了对于地圆说的怀疑。二、十六至十八世纪世界经济的概述（欧洲人往外扩张后所造成的冲击）取材自弗兰克（2000）的第二章：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 1.这是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弗兰克（2000）一书的主题是，自1500 年以来就有一个全球世界经济及其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自1500 年直到1800 年前后，亚洲人至少继续支配世界经济达三个世纪之久。至少到1750 年，亚洲的生产性和商业性经济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口增长，依然比欧洲扩张得更快。伴随着白银的世界性流动这个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白银是一种货币，商品的流动必然伴随着反方向的货币流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后才能够加入到这个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 2.13 世纪和14 世纪时的前身全球贸易体系分成三个亚体系（弗兰克，2001：94） Abu-Lughod 所著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 年－1350 年的世界体系》(1989)认为，八个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成一个统一的13 世纪非洲－欧亚世界体系和分工。八个相互联系的地区被分成三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1) 欧洲亚体系，包括香槟地区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东亚亚体系。不同地区面临相同的危机与黑死病显示这些地区在经济上的密切重大的机遇和灾难以及14 世纪中期的危机和黑死病对于这些相互联系的地区几乎是共同的（弗兰克，2001：94）（注：1348-50 之间，欧洲遭遇了蔓延广大的黑死病，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东方乃是欧洲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弗兰克，2001：95-6） Abu-Lughod(1989)认为欧洲本身12 世纪和13 世纪的发展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由十字军造成的欧洲与东地中海的贸易。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东方」的财富，十字军东征甚至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有什么结果。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工业和财富主要基于这两个城市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因为他要寻找东亚的市场和黄金。 3.「哥伦布交流」及其后果 1492 年和1498 年航海活动及其引起的移民和贸易关系的三个主要后果很值得人们注意。前两个后果是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 1972, 1986)所说的病菌和基因的「哥伦布交流」(Columbian exchange)以及「生态帝国主义」。 3.1 病菌的「哥伦布交流」欧洲人随身带来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服武器。他们在新世界横扫一切，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毫无免疫力。根据有些人的估计，整个新世界人口从1 亿减少到500万(Livi-Bacci 1992：51)。一个一般性原则：封闭的地区比较缺乏免疫力与新的跨大西洋接触所引起的美洲人口衰落相比，病菌在非洲－欧亚地区的传播没有造成那么大规模的人口衰落。当然，这是由于非洲－欧亚地区的居民早已从多少世代的入侵、迁徙、长期贸易等相互接触中继承了较强的免疫力。同理，黑死病对欧洲的相对巨大影响也反映了欧洲在欧亚大陆中的封闭和边缘地位。 3.2 基因的「哥伦布交流」旧世界对新世界的贡献旧世界的欧洲人把许多新的动植物引进新世界。其中最重要的(但不是说其它不重要)动物是马(美洲原来也有马，但后来灭绝了)、牛、绵羊、鸡和蜜蜂。欧洲人带来的植物中，较重要的有小麦、大麦、水稻、萝卜、白菜和莴苣。他们还带来了香蕉、咖啡。如果从实用角度而不是从起源角度看，蔗糖也是他们带来的，而且后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的经济有决定影响。新世界对旧世界的贡献新世界也对旧世界有许多贡献，例如动物方面的火鸡以及许多植物。红薯、南瓜、蚕豆，尤其是马铃薯和玉米，在欧洲和中国极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因为它们比其它作物更能经受恶劣的气候。新作物对人口众多的中国的绝对影响以及相对影响可能最大，因为来自新世界的作物使耕地增加了一倍，使人口增加了两倍 (Shaffer 1989：13)。中国在16 世纪60 年代已有关于红薯种植的记载（注：可见明朝中国很快就受到影响），玉米在17 世纪成为主要农作物之一(Ho Ping-ti 1959：186 ff.) 3.3 金银存量和货币流动增加哥伦布交流的第三个主要后果是新世界的金银对世界存量和货币流动的贡献。 3.4 生态的破坏以及土地资源的「增加」贸易体系全球化的一个重大后果是，森林普遍遭到破坏。人们毁林开荒或砍伐林木来造船和修建房屋，甚至更浪费地把木材烧成冶炼业使用的木炭或者当做其它方面的燃料(Chew 1997 , and forthcoming)。另一方面，马铃薯和玉米的栽培缓解了士地的压力，腾出的士地可以种植其它更适宜的作物。后来新世界输出的小麦和肉类供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使他们能够把原本稀缺的土地用于其他方面，正如输入棉花后，就无需大片圈地来养羊了（因羊毛衣服被棉质衣服取代）。 4.世界经济中某些被忽视的特点世界各个地区的国际化（外向）与本土化（内向）的相对程度注：下面的引文相当于说，除了印度次大陆与中国之外，其它有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地方虽然国际化，但是其市场经济并没有广泛、深入的渗透到当地。就西半球大部分「亚地区」而言，美洲内部的贸易关系肯定不如这些「亚地区」各自与欧洲某一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密切，更不用说文化上的联系如接触或政治关系了。欧洲某些部分之间的关系也不如它们各自与美洲和亚洲民族或区域的关系更密切。但是，在印度次大陆或「中国」内部的大部分地区，印度内部或中国内部区间贸易可能比它们与世界其它部分的贸易更频繁。但是，东南亚某些部分，尤其是马尼拉和马六甲以及西亚的亚丁和霍尔木兹则是货物集散地。它们在16 世纪和17 世纪与世界其它部分的贸易关系强于它们与各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区」内的穷乡僻壤的关系。当时就有很国际化的商人与城市世界经济中的地区间贸易的另一个相关的显著特点是，有一批背景离乡的商人和商业移民群体。他们早在青铜时代就对贸易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近代早期当然还起着重要作用。国际化的民族来自中亚西部一个内陆国家的亚美尼亚人在萨非王朝的波斯城市伊斯法罕建立了一个内陆的商业移民基地，凭借着这个基地进行全亚洲贸易，并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指导亚美尼亚人经商的手册。数以万计、甚至上百万的华人移居海外。穆斯林的海外商人使东南亚「印度化」。国际化的商港：马六甲在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马六甲几乎完全被背井离乡的商人所充斥，据皮雷斯统计，他们使用着84 种不同的语言。在马六甲，来自坎贝和苏拉特的印度商人可能人数最多，但是他们也是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其它十几个港口城市的定居者，更是那些地方的季节性来客。亚洲贸易的文献资料大多出自欧洲私人公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存有关亚洲贸易的文献资料大多出自欧洲私人公司，因此，许多有关亚洲生产和贸易的数据被这些欧洲人的记载遗漏了。分析：文献数据大多出自欧洲私人公司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欧洲的产业组织与别人不同：欧洲有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这些超大型的公司，大型的公司比较有纪录之能力、需要（为了内部控制）。三、世界劳动分工和贸易平衡取材自弗兰克（2000）的第二章：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解题：国际贸易的成长会伴随着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工，本节乃在描述各个地区的专长。大体上说，即使不说在一千年里，那么至少在数个世纪里，世界贸易和分工的模式始终明显地保持着稳定，虽然有周期性变化，但基本表现为持续的发展。 8.中国人口多与城市化程度高中国人口1500 年为1.25 亿，1750 年为2.7 亿，1800 年为3.45 亿。在17 世纪初的明代晚期，当时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虽然五百年前的宋代已经如此)，如南京达到100 万人口，北京超过60 万人口。到1800 年，广州与邻近的佛山加起来，有150 万居民(Marks, 1997a)，其数量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人口增长首先得益于引进早熟水稻并因此而有一年两季的收成，其次得益于引进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使可耕地面积与粮食收成都有增长。明朝「海禁」的动机、沿革与后果中国的海上扩张，尤其是1403 年后郑和主持的海上扩张活动，在1434 年嘎然而止。这种收缩无疑与中国必需对付西北边的蒙古人及其它民族有关，也与明朝迁都北京相关。明朝迁都到靠近边境的北京，也是为了更好地对付蒙古人卷土重来的威胁。1411 年，大运河重新开通，主要用于从长江流域的生产和人口中心向遥远的北京和边镇供应大米，由此也减少了对沿海海上商路以及航海商人和海军的依赖。与此同时，沿海的日本和中国海盗和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加强了内陆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了当局对海上商业活动的进一步限制。直到1567 年，迫于南方、尤其福建有关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些限制才被放弃。与此同时，1571 年，中国不再与亚洲内陆的蒙古人对抗，削减了2/3 以上的军队，重新恢复了对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和谈绥靖政策。海上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东南的海上贸易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非法贸易交易量远远超过官方的「纳贡」贸易(Hall, 1911：238)。至少从1570 年起，到1630 年前后，当明朝政府的财政急转直下之时，这种贸易出现了复苏和繁荣(详见第5 章) 纳贡贸易与商业贸易关系网络有共生的关系 Hamashita（1994a：94，92，97）说：纳贡体系实际上是与商业贸易关系网络并行存在的，或者说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例如，暹罗、日本和中国南方之间的贸易长期以来就是靠朝贡使团所获得的利润来维持的，甚至有时许多非纳贡贸易几乎得不偿失。⋯⋯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渗透以及「海外华人」的迁徙，在历史上与这种贸易网络的形成发展相互交织，难解难分。「纳贡国」的地理等级滨下是根据明、清两代的制度性法规来阐释中国纳贡贸易体系的。这些法规区分和排列了「纳贡国」的地理等级，并明确规定了它们各自的进出口岸。在这种等级中，首先是北方的朝鲜和日本，然后是东南亚的各个地区，西方的印度，最后是葡萄牙与荷兰。东亚和东南亚的中国「纳贡贸易网」两千年来一直是更大的非洲－欧亚世界经济网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所做的不过是把美洲纳入这个网路。生产和贸易的繁荣情形有关经济作物、手工业和贸易的增长的基本情况，在中国和日本的文献中有很好的描述。⋯⋯最引人注目的是，临近上海的长江下游地区棉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 (Wong, 1997) 。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和广西以及福建，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有一个英国船长说，1703 年，在广州海面上大小船有五千艘(Marks, 1996：62)。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只种植经济作物（这是一种分工的表征）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不仅把水田改造成鱼塘和桑树堤(这些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商业效益，而且还有生态上相辅相成的作用，对于饲养桑蚕十分必要)，而且他们由此而产生的粮食需求也使得岭南其它地方的许多农业区变成了单一生产外销水稻的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只种植经济作物，把水稻生产推给了珠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农民以边缘的丘陵地生产的红薯和玉米为生，而把水田出产的大米顺流而下运往珠江三角洲 (Marks 1996：76)。中国的比较利益（即出口的产品）中国出口丝绸、瓷器和水银，在1600 年以后还出口茶叶。中国也是锌以及铜镍合金的产地，这两种东西在其它国家也被当做铸币的合金原料。明代中国实际上垄断着世界市场上的陶瓷，80%的瓷器出口是输往亚洲，其中20%输往日本。输往欧洲的瓷器在数量上仅占16%，但都是优质产品，其价值高达中国瓷器出口的 50%（这符合区域经济理论：因为运费贵，故只有输出高价值产品才合算）。中国是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中国在瓷器生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丝绸生产方面也几乎没有对手。中国作为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直到19 世纪中期为止，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中国对于白银需求高的原因明朝政府抛弃了元朝乃至更早的宋朝部分使用纸币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发生危机时，滥印纸币总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明朝政府先是停止了纸币的印制，接着又停止了纸币的使用，从而完全使用铜钱和银锭。另外，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中国改用白银对世界的影响弗林和吉拉尔德兹(1994：72)说：「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它是靠出售白银而得以生存)。中国的商品生产足以使之控制住通货膨胀。中国是当时世界的中心（也是危机制造中心）布鲁克(1998)在其研究明代经济与社会的专著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魏斐德(Wakeman， 1986：4，17)写道：「按照肖努(Chuanu)的观点，中国(17 世纪)的国内危机实际上促成了全球危机：『对中国大陆贸易的起伏跌宕决定了海上贸易的起伏跌宕。』⋯⋯中国政府及其统治下的社会因此能够比世界其它大国更快地从17 世纪危机中恢复过来。」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19 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一历史。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让他们追求准确或客观的历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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