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pdf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卷（第 4期）003434 J.Shanxi Agric.Univ.（Social Science Edition）No.4 Vol.22 2023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熊凤水，王双双（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摘要：下乡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农村社会的乡土逻辑存在张力，资本下乡过程中面临土地成本、生产秩序、劳动监督等困境。中农借助国家农业政策防止“非粮化非农化”倾向以及资本悬浮性特征，遵循乡土本位和市场理性双重行动逻辑，通过内生性优势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密切联合小农以增强发展根基，争取与资本优势互补、分工合作获得共存发展空间，充分体现出中农群体在强势资本挤压下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实现中农与资本长效合作，可以有效衔接资本要素和乡村本土资源，健全资本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乡村产业平稳、可持续发展。关键词：中农；生存智慧；应对策略；资本下乡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3）04004410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经营领域（俗称资本下乡）。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共中央从全局角度出发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商资本下乡进程明显加快。资本下乡拥有深厚历史底蕴和鲜明时代背景，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剪刀差使得农村资源、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导致乡村面临土地效益低下、人口结构失衡、经济结构单一等现实难题。吸引工商资本参与乡村发展，成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举措。但资本下乡实践过程中，出现“非粮化非农化”倾向、农民利益受损、资本逃逸带来治理困境等负面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引入外部资本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发挥乡村本土的内生优势，培育一批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从事适度规模农业的乡村新中农1。中农在强势资本的冲击下如何生存下来，怎样与资本共存，是本研究的研究主题。二、文献综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农村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家庭所有。到了 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户籍制度松动，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放弃土地生产涌入城市从事非农劳动。农业机械化生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一些因为各种原因留乡农户则希望扩大经营规模，于是出现了农户之间自发性土地流转，土地小规模向在乡经营农户 集 中，这 些 农 户 构 成 了 乡 村 的“新 中 农 阶层”2。为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又接续印发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以加强土地流转的政策引导，农业农村进入资本下乡时代。然而，工商资本下乡规模化流转土地却侵占了中农原有的生存空间。工商资本依靠体量优势抬高土地流转租金和人工成本，将中小规模经营农户挤出市场。甚至基层政府也可能会与资本合谋，给予企熊凤水，王双双.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 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4）：4453.XIONG Fengshui，WANG Shuangshuang.The survival wisdom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middle peasa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pital to the countryside J.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22（4）：4453.DOI：10.13842/ki.issn1671816X.2023.04.003收稿日期：20221209 修回日期：20221222基金项目：2021 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本下乡与村庄发展的合作共赢机制研究”（AHSKY2021D68）作者简介：熊凤水，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熊凤水等：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业各种政策优惠，大部分中农群体在强势资本挤压下只能被迫退出农业经营市场3。农业资本化会导致中农消失，诱使农民放弃土地经营权，资本强大的农业产业一体化能力会垄断农业市场，使中农失去市场基础4。政府主导下的农业资本主义化造成农民经营主体受到挤压，在政府和市场双重驱动压力下，中农无法获得土地流转机会和生存空间，只得选择退回小农户生产状态或者完全放弃土地经营5。但是，从实践层面看，在经历了资本下乡挤压生存空间的短期阵痛后，乡村中农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农户间自发的土地流转仍然是主要的土地流转方式，截至 2020年，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 10411.08万公顷，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的有 3547.93 万公顷，流向农户和家庭农场的占比 60.15%。可以看出，有超过一半的土地依旧流向了农户或者农户经营的家庭农场等，这些都构成了乡村的中农群体。中农的“逆境突围”甚至“星火燎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贺雪峰认为乡村新中农的存在得益于乡村农业的老人化，形成了“老人农业+中坚农民”乡村社会结构6。夏柱智认为“中坚农民”的生存机制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土地资源集中前置条件；农村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中农提供了发展机会；国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倡导发挥乡村自主性的农业政策倾向性调整，为中农提供了政策空间7。高帆等认为农村非正式制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和乡村能人培育具有重要作用8。杨磊等研究认为单一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都无法破解城乡、工农之间的差异，而内生于乡村、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的中坚农民能起到很好的联结作用9。总而言之，学者们对作为乡村内生性发展代表的中农进行了深入思考，聚焦在理论层面分析了乡村中农的发展优势和必要性。本研究旨在从微观层面具体分析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以期推动已有研究进一步细化和具体。三、概念界定与田野点概况（一一）概念界定概念界定“中农”的关键在“中”，既是指介于小农和资本之间的中等规模农民经营主体，也是指作为乡村社会中坚力量的在乡中青年农民群体。贺雪峰教授认为一对耕种一二公顷土地，所获经济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中青年夫妇，有着留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相对老年人从事农业，这种规模农户也有采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和动力。这类中青年夫妇，就成为了当前农村正在崛起的新中农阶层2。结合调研实际，本研究对中农的界定为：乡村内部分化出来的在乡从事中等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并有着中等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中青年农民群体，包括种养能手、家庭农场主、新型职业农民等。（二二）田野点概况田野点概况H 镇隶属于皖北地区，位于县东南部，距县城约 45公里。处于皖北黄淮平原带，温带季风气候，黄棕壤质，土地肥力较高，属于旱作农业带。境内有两条泉河支流和众多 20世纪公社化运动时期修挖的人工沟渠、水闸，有利于农业生产灌溉。省道穿境而过，交通便利。H 镇面积为124 平方公里，耕地 4233.73 公顷，下辖 32 个村委会，220个自然村，常住人口 107 738人。该地主导产业是农业，传统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红薯等，经济作物有大豆、芝麻、油菜等，主产小麦、玉米。现已初步建成芥菜、果林、药材等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并形成农产品加工、电子产业、木材家具加工等工业园区。截至 2021 年底，全镇生产总值 10.18 亿元，财政收入 1856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1.6万元。H 镇外出务工人口较多，农村人口老龄化、空心化现象较为突出。本地经营农户集中在两种类型：一类是种粮和经营大棚混合，一类是专营包括但不限于草莓、葡萄、甜叶菊等经济作物和牲畜养殖，截止 2021年H 镇汇总登记种养经营农户有 263 户，正式注册的家庭农场有 17户。其中规模以上（土地经营规模 3.33 公顷以上，牲畜年出栏 40 头以上，家禽年出栏 3000 头以上）经营农户有 190 户；规模以上种养农户中从事粮食种植的有 69户，从事果蔬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http:/:8080/nyb/pc/index.jsp.本文所有出现的人名、地名均已做匿名化处理。数据来源：H镇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45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第 4 期）2023 年种植的有 79户，从事牲畜养殖的有 42户。本研究访谈对象主要是通过熟人介绍随机选择 H 镇本地居民从事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三年以上、规模在 3.33公顷以上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等，包括混合经营和专业化经营。园艺场和芥菜种植基地是本研究选择的代表性案例。四、中农的生存智慧 中农高度契合国家防止“非粮化非农化”的粮食安全政策主线，遵循乡土文化本位和市场理性双重行动逻辑，善于运用乡村场域中的熟人关系、人情伦理等非正式规则实现生产秩序与生活秩序融合，在夹缝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一一）高度契合防止高度契合防止“非粮化非农化非粮化非农化”的政的政策主线策主线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拥有 14亿人口的中国农业农村政策主线。城市工商资本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不断游走于“非粮化非农化”边缘：资本会尽量回避小麦、水稻等低附加值的粮食作物生产，主粮关系到民生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盘，主粮价格受到政府严格调控，投资回报率低；生活水平提高促进居民饮食消费结构优化，对附加值高的农副产品需求量增大，使得下乡资本倾向于利润空间更大的农业经济作物。下乡资本集中在经济作物、乡村旅游甚至房地产开发等投资回报率高的领域，会挤压粮食生产空间，偏离农业农村发展政策主线，不利于国家粮食安全10。为防止“非粮化非农化”风险扩大，中央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限制资本下乡活动空间。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时就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发展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标，要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坚持经营规模适度，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确保农地农用，重点支持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中农绝大部分是由小农发展而来，最开始就是由种植粮食起步，逐步扩大生产经营范围，主业集中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非农化”极其少见，高度契合了国家防止“非粮化非农化”政策主线。中农集中于水稻和小麦的主粮生产，为其生存赢得了政策性和舆论性空间，为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得到了宏观数据的支持，2017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出去用于粮食种植的占到总流转耕地的 55.75%，粮食种植仍是流转耕地的主要用途。2020 年全国规模化粮食作物产业带中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河北 5 省小麦产量占到全国小麦总产量的 80%，中农是维持粮食生产的中坚力量。规模中等、数量众多的中农与规模大、数量少的资本农业相比，可以更好地降低粮食生产的风险，确保口粮安全。H 镇所处的皖北黄淮平原地区是重要产粮区，该地区中农不仅坚持粮食种植主业，还是乡村农业服务主要供给者，为家庭粮食生产单位提供农业服务，对维持地区主粮结构和粮食安全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中农还开始主动向地方政府“要政策”，利用国家政策扩大生存空间。2018年安徽省出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实施意见，一些经营农户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迎合政策发展方向。H 镇 W 村王乔多年来一直在乡经营土地，随着政策扶持力度倾斜，他先利用地方上带贫帮扶政策将本村的贫困户土地承包扩大经营规模来申请银行低息贷款和种粮补贴，接着又注册成立家庭农场并申报成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进一步得到奖补支持，借着政策支持王乔成为 H镇有名的粮食和蔬菜种植大户。（二二）借助乡土熟人社会的内生优势借助乡土熟人社会的内生优势中农虽然具有市场经济主体属性，但其文化实质上仍然属于“生于斯，死于斯”的乡村熟人社会。他们积极利用自身乡土属性的内生优势，通过熟人关系、乡土伦理等非正式规则获得土地流转、人工成本、隐性庇护、乡村公共资源等便利。1.“熟人代耕+服务置换+短期租赁”多途径低成本获取土地经营权大规模土地流转面临较高的外部风险，下乡资本如果经营不善无法支付土地租金就会出现失约跑路现象，农民对外来资本信任感较低。外 数据来源：H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汇总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201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http:/ 12 000 元/年；二档是种植西瓜、蔬菜等一般经济作物，每公顷租金为 15 000 元/年；三档是种植草莓、葡萄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每公顷租金为 18 000元/年。当然土地交易价格处于一个动态区间，但一般来说，H 镇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流转的土地大多在 1.336.67 公顷，土地租金在 2 万10万之间，较少出现因为经营亏损而付不起流转费用的现象，土生土长的中农，更不会因为土地租金而“跑路”。二是土地获取方式灵活、交易成本低。中农通过乡村熟人网络，采用代耕、农业服务置换土地经营权、短期流转等非正式方式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乡村社会承包土地具有差序性特征，即以与流转对象亲疏远近采取不同的流转方式11。首先是代耕（以外出务工或无力经营的亲戚或邻里为主）亲友土地，这种方式获得的土地很多都是无租金或者象征性租金。其次是对部分无力经营却不愿放弃经营的农户（以乡村留守老人为主）采取以农业服务置换土地经营权的方式。H 镇张村的种粮大户张江保靠着亲友代耕等方式承包了 3.33 公顷地。代耕他岳父和他表弟家的地不要租金，只需年底时送些礼品粮油还人情。通过服务置换土地经营权的是“用服务抵租金”，小农户只种夏粮，张江保为无力经营的农户提供平整土地、播种、喷药、施肥、收割等农业服务，而后秋季土地免费交给张江保种植。通过这种方式小农户可以坚持部分经营权，中农也以较小成本获得了土地经营权。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是短期流转，中农和农户口头协商一年一租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年。H 镇中农刘和平在熟人（高村包片干部）介绍下承包了该村位于省道旁边的 1 公顷地用于草莓种植。这 1 公顷地一年的流量转费用为 18 750元，年终草莓上市后支付租金，流转期一年一续。当然，依靠非正式渠道流转土地也存在一定隐患，当城市就业形势向好时外出务工农民多，在乡承包土地就便利些；就业形势不好时返乡农民工增加，就面临着可流转土地资源减少和竞争主体增加双重压力。但总体上来看，借助乡土熟人关系，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获取土地经营权，可以减轻中农的生产成本，规避因土地流转产生的规模性纠纷风险。2.“家庭劳动+熟人雇工+人情监督”高效率低成本劳动结构中农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兼之熟人雇工的独特劳动结构区别于小农式的家庭劳动和资本式的雇佣劳动。这种劳动结构的好处主要有：一是劳动效率高。家庭成员作为主要劳动供给者，劳动效率高，人工成本低。中农主要把家庭作为生产单位，以一个家庭农场为例一般有二人以上家庭成员参与劳动经营，家庭成员利益一致，分工合作默契度高，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个人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12。刘和平一家均参与自家农场经营，他们是农场的核心劳动力，全天候地负责草莓种植过程中所有的技术工作和种植园日常维护，即使需要雇工时，他们也和工人一块干活出力，以更积极的工作态度示范带动工人干。刘和平粗略估算过，他们一家三口人至少可以省下 10 000元的人工费，极大降低了经营成本。二是减少劳动监督成本。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空间开放性特征使得农业劳动无法模仿工厂制度化的劳动监督和效率考核，中农借助熟人伦理能发挥较好的劳动监督效果。一般来说，中农会先从本村村民或者亲友中找人，因为知根知底，请来的都是踏实肯干的本分人，这种方式他们叫作“帮工”，意思是“请大家过来帮忙”。如果直接找“外面”的人，就会引来非议，村民们认为“我们把地转给你，就是把你当作自己人，现在你有什么事儿，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人，那就是把我们当作外人”。因此中农请工人往往是“就近不就远，就内不就外，就熟不就生”。在农忙期间工作量大时，雇工的人员构成就比较复杂，既有附近的村民，也可能有不认识的较远地方的村 特别是经历过“特殊年代”的老人，对土地有很深的情感寄托，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不能丢，这类农民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时间周期长的资本大户。47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第 4 期）2023 年民，但基本上都是熟人或者有“熟悉的中间人”。H 镇农民工资在 6080 元/天，具体要视人数和劳动量而定，人少活多的农忙时段工资就要高些，中午管一顿饭，要是早上来得早或者晚上走得晚的话可能还要多管一顿。乡村地区的短工群体里会有一些消息灵通或者劳动能力比较突出的人扮演“意见领袖”角色，这些“意见领袖”作为联络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同工同酬，只是东家经常会给这些人送一些烟酒之类的“隐性福利”。一个中农都会有几个比较熟悉的“意见领袖”，需要人手时，与他们提前约定好时间、任务、人数、工资，再由他们去召集人手。无论是请工还是雇工都是依靠熟人社会网络建立的联系，其实质内涵是用人情伦理嵌入经济活动，用人情关系代替雇佣关系。有时候会出现村民因为家里临时有事提前离开，虽然劳动时间不够，雇主也不会直接扣工资，仍然会按照满工给付工资，多出的部分就是“人情”。提前离开的人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在后面干活的时候更加卖力地还回“人情”。这里中农和工人的互动逻辑是“送人情”和“还人情”，依靠这种非刚性的人情伦理制约，中农可以有效减少劳动监督成本。村民给本地中农干活和给外来资本干活表现出较大的行为差异。在外来资本经营的农场里干活时，磨洋工、夹带产品、浪费严重等较为普遍地存在，劳动监督无法发挥很好效果，给本地中农干活时，他们却有较高的劳动自觉性。徐宗阳认为这种行为差别是农民基于熟人伦理区分与雇主的“内外关系”，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倾向13。在乡村熟人社会场域里，中农和小农间的文化约束效力是企业制度化劳动监督无法企及的。3.利 用 熟 人 社 会 关 系 获 得 基 层 权 力 隐 性“庇护”乡村中农群体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性活动，与基层政府人员来往比较多。比如申请家庭农场营业执照所需的一整套行政审批流程，在县乡两级相关部门走一遍流程，少则一两月，多则半年以上，期间还需要补充各种材料。去政府各部门间来回跑审批、办手续对中农来说费力不讨好，他们就通过各种渠道“找关系”，请“懂行”的人帮忙办理，以节省时间。再比如依靠熟人关系减少行政监管压力，刘和平等人的草莓种植园靠近H 镇，在 H 镇到县城的省道旁边，来往交通流量大，有很大市场潜力。本来春节期间省道车流多，交通压力大，但考虑到草莓正处于上市旺季，镇政府便默许他们在路边设置摊点，减少了刘和平的草莓在外销上的时间、运输费用等成本损耗。不同于资本下乡可以获得政府明面上的许多政策性优惠，乡村中农更多的是借助基层政府私人关系的隐性庇护为自己的生产经营带来便利。乡村场域里仍然遵循着熟人社会私人关系的非正式规则，这些非正式规则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包括基层政府人员和中农群体在内的乡村成员的行动逻辑。中农借助熟人网络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建立私人关系，减少行政监管的阻力，获得照顾和方便，以更灵活的方式处理生产经营中的事务。4.借助集体成员身份便利使用乡村公共资源中农有村庄集体成员身份赋予的使用村庄公共资源权利，下乡资本作为外来者不具有使用公共资源的合法性身份，容易遭受村民的抵制与反抗。主要原因有：一是乡村公共资源的集体属性。乡村公共资源主要包括乡村路网、垃圾站点、水电管网等公共基础设施和池塘、山地林木等乡村自然资源，是村民集体建设、归集体所有，使用村庄公共资源是村民的自有权利。例如乡村道路，其建设费用主要是由政府财政拨款和村民集资两部分构成。在村民看来，外来资本不是村庄集体成员，也没有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共建就不能共享。二是公共资源的使用频率。中农经营规模较小，公共资源的使用频率有限，不会过多侵占村庄其他成员的使用权利；下乡资本是大规模经营，公共资源的使用频率高，会侵占村庄其他成员的使用权利，并且高强度使用会造成公共资源物品损耗过快。三是公共资源的收益分配。中农适度规模经营无法垄断公共资源收益，在利用公共资源的同时也能给其他村民带来收益或便利，如一些种粮大户使用灌溉水井浇地时，也能向其他村民提供服务。而资本大规模流转村庄土地后附着在村庄土地上的公共资源使用权也可能被资本垄断，这些公共资源产生的收益可能完全归资方所有。公共资源附加收益难以量化计算，村民无法参与公共资源的收益分成，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更容易诱发村民对下48熊凤水等：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乡资本使用公共资源的抵制行为。（三三）适度规模经营的比较优势适度规模经营的比较优势乡村中农承包的土地规模大多在数十亩到上百亩之间，经营规模适度，与下乡资本大规模土地经营相比，中农的适度规模经营能够获得更好的比较优势。1.经营规模与单位生产效益的倒 U型曲线土地规模太小就会出现生产的碎片化，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从而获得较高的产量。然而，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反而产生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出现过密化现象14。为了提高效益，就需要扩大规模。随着经营规模不断增加，劳动投入、机械使用效率等综合成本先是逐渐降低，但不是无限降低。当达到一个峰值后，如果规模继续扩大，就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土地单位生产效益逐渐降低。要实现土地生产效益最大化，需要把土地经营规模控制在一个适度范围。学者们通过不同的统计指标口径，对适度经营的规模范围进行测算与研究。丁吉萍、黄季焜等通过单位土地的产值对东北、华北地区农户生产的实证研究认为三大粮的最优规模在22.8公顷之间15；张亚军、苗俊玲等对河北省农户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测算在 3.66.8公顷之间16；陈菁、孔祥智对中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户调查数据测算出玉米最优生产规为 26.67 公顷17；何秀丽等研究测算东北土地流转规模在13 公顷左右18等等。这些测算估计的适度规模范围在 226.67公顷之间，虽然因地区、作物种类和指标体系不同测算结果会有所差别，但总体上可以认为在现有的劳动力投入、技术手段和农业科技水平等要素指标下，适度经营规模相较于大规模经营经济效益更好。中农是在小农的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在摸爬滚打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会摸索出一个最佳的适度规模，使生产经营效益达到最大化，这需要时间、经验的长期积累，下乡资本则很难达到如此精细化的最佳规模效应。2.经营规模与土地流转阻力问题资本难以用标准化方式解决不同农户土地利益诉求，小农户在面对外部资本时往往有更高的心理预期，这会增加土地流转阻力。土地集中的规模越大，需要协商和沟通的环节就越多，土地成本就越难以控制，经营规模越大土地承包关系稳定性越差。从下乡资本的角度来说，高租金压缩了赢利空间，一旦出现经营不善就无法长期支付高位租金，不得不降低租金，出现欠账甚至跑路行为，就会引起农户的不满与抗议；从小农户的角度来说，长时段土地流转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如果在城市打工遇到阻力退回农村时，仍然会把土地作为生存的保障，就会出现提前收回土地的违约行为，给流转双方都带来损失。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性决定了经营者是否能够进行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回报，乡村中农经营规模适度，采取更为灵活的“大分散、小集中”模式，能够有效规避长时段土地流转的风险。如 H 镇种粮大户张江保承包经营的 3.33公顷地分散在 3 个村庄，在每个村庄里的地却又是一定程度上的集中。这种方式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那些确实无力经营土地或者流转意愿比较明显的农户，有效降低土地交易成本，减少土地流转阻力，可以更好地规避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3.经营规模与标准化生产的问题资本大规模经营采用工厂式的标准化生产逻辑，这与复合性乡村空间秩序存在巨大张力，生产经营规模越大，标准化张力就越突显。在劳动用工方面，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同，生活在乡村空间的农民往往有繁杂的生活安排，如照顾老人、接送小孩、看管牲畜等，难以满足资本对“早八晚六”的标准化劳动时间要求，在操作流程、工序规范性等方面也参差不齐；在空间秩序方面，标准化生产会割裂乡村社会生活与生产一体化空间联系，城市社会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可以有效分离，生产区与生活区互不干扰。但是乡村社会却是糅合在一起，工厂式的标准化生产会造成乡村社会原有结构的失序。中农适度规模经营能够有效避免标准化生产问题，中农以家庭劳动为主，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短工”“帮工”“早退晚补”模式作为劳动力补充；中农借助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可以使个体经济活动与乡村整体社会生活协调，有效弥合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张力，维持弹性的农村生产生活秩序。综上可见，中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有着独特的内在优势，尤其是随着乡村社会经济改革发49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第 4 期）2023 年展深化和政策转向过程中，中农在乡村内生资源和外来资本之间的纽带和缓冲作用更加突显。但是外来资本作为一种强势的经济力量，并不会轻易地向乡村社会妥协，资本势必对农业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产生剧烈冲击。作为内生的农业生产主体，中农首当其冲地要面对下乡资本。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资本下乡，在强势资本力量下争取自 身 生 存 空 间，是 中 农 能 够 长 久 发 展 的 重 要前提。五、中农的应对策略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下乡资本主要以体量优势或借助基层组织权力集中流转土地，挤压中农生存空间从而垄断乡村获利机会。笔者在调研时发现，中农与下乡资本不只是单维度的竞争关系，中农会积极寻找有效应对策略以实现与下乡资本的合作共存。（一一）通过通过“价值展示价值展示”争取谈判砝码争取谈判砝码农民群体内部分化引致的土地流转意愿差异化和资本下乡的社会信任机制缺失使得资本与农户间土地合作基础薄弱，现阶段资本下乡是一种“外嵌型悬浮”模式19。资本按照现代企业的市场化生产经营模式进入乡村社会中容易产生“水土不服”，资本希望通过正式合同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但流转合同在农民眼中更多的是“程序理性”，在重视“实质理性”的乡村社会并不能真正有效维持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土地流转关系破裂后，土地的分散性会消弭农民集体失约代价，而资方则难以承受在土地上的各项前期投入成本，为了减少风险，资本在流转土地等具体事务上也在由“粗放式”走向“精细化”，需要借助中农的力量，获得中农的配合与支持。中农身份可以作为中间人形成“小农中农资本大户”三级土地流转模式，在资本和小农户之间建立中介桥梁。中农发挥中间人身份有三重作用机制。一是向资本提供更准确的流转信息。中农有较为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熟悉乡村情况，知道哪些农户是真心愿意流转土地，哪些容易“做工作”，哪些农户态度强硬容易“碰钉子”等，掌握了这些“关键”信息，中农就摸清了农户土地流转的态度和价格底线，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这些信息恰恰是下乡资本需要的，他们也就有了与资本对话的条件。二是进行正面引导。中农群体是活跃在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属于乡村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中农还在“村两委”中担任职务，无论在乡村公共生活还是私人关系网络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是乡村内外信息传播、交换的重要节点。中农在乡村场域中有较大的舆论话语权，乡村中农对资本的意见会直接影响到村民的看法，从而引导乡村的舆论风向：当中农描述资本下乡的种种弊端和危险时，可能就会加大村民对资本下乡的抵触情绪；中农如果认为资本下乡有利有弊，但总体是对乡村有利时，又会改变人们的看法，能够减轻抵触情绪。资本想要实现平稳进场并顺利发展需要倚重中农在乡村舆论场的正向宣传。三是作为农户代表与资本谈判。中国乡村一直有把村社中有权威、有关系的人推举为公共利益代表去和外界进行交涉的传统，中农和小农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村民在情感上更认可中农，更愿意相信扎根在农村，在乡村中发展经济、搞产业的中农更能代表农民的利益，更有力量去和资本谈判。作为村民谈判代表的中农更有机会与途径去维护自身的各项合法权益，争取利益最大化。园艺场位于 H 镇东南部，是一家以桃、梨和葡萄为主要经营种类并形成了旅游观光、农家乐、水果供销、苗木花卉、水果产品加工等农业产业链的综合农业园区。从2005年开始建设，起初是当地七个家庭农场承包经营，逐渐发展到超过 33公顷的规模。2010年县里一家食品加工企业想要直接买断园艺场，但承包农户们看到园艺场的市场潜力，不愿意轻易放弃果园经营权，积极串联村民坚决不妥协。后在镇政府协调下，由七位承包户和村委干部组成村民代表与企业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企业出资500 万买下园艺场的经营权，可以设厂房、发展旅游产业；果园的实际生产业务仍然属于承包农户。企业拿到园艺场的经营权后依靠镇政府支持大力发展旅游业，连续多年打造“三月三桃花会”“桃花艺术节”“桃花相亲大会”等旅游品牌，并将产线下沉，在园艺场附近建了水果保鲜冷库和加工厂。随着资本强力介入，园艺场市场潜力开始突显。原来的几户中农也借着这场资本东风联合当地承包农户迅速扩大经营规模，2018年园艺场核心区域已经达到 84余公顷，外围辐射50熊凤水等：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区域也达到 467 公顷，总营收规模在 1.2 亿元以上。随着园艺场规模和品牌不断扩大，旅游产业的经营收益越来越多，2016年园艺场的承包户再次联合农民要求二次谈判，镇政府牵头成立了由7位承包户组成的果农代表和园艺场属地的 3个村5位村委干部（其中一位村委干部本身就是果农）组成的村民代表经过多次协商，最后与企业达成三方协议：果园和花卉苗木经营权归中农，景区摊位、农家乐、民宿等经营权归当地村民；企业负责厂房经营、水果销售、旅游景区规划、管理，并有权将景区大型游乐项目打包招标。在这个案例中，中农拥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和良好的动员能力，他们并非一味地排斥资本，而是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与小农联合起来建立利益共同体，牢牢依靠土地和与小农户的密切联系作为与资本谈判砝码，实现利益共享。（二二）“）“借势上坡借势上坡”获取发展空间获取发展空间资本有市场渠道、体量优势和工业化生产技术，更倾向于在附加值高、回报周期短的农业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如农产品加工、品牌化营销以及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的销售。中农则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链的中游，特别是在种植养殖等生产环节。资本下乡后，中农与资本可以依托自发性产业分工特点结成上中下三级产业结构体系，强化分工合作弱化竞争关系，借助资本优势以弥补自身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脱节。中农与下乡资本的这种结构型市场关系探索也是资本下乡“公司+中间组织+农户”模式的一种变通，下乡资本不再直接参与土地流转后的生产环节，而是采取“分包”的模式，把生产环节的任务分摊给乡村中农，资本则在农业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进行布局，形成产业联动。H 镇历来有种植芥菜（地方俗称辣瘩菜）的传统，过去都是农户自家在田间地头种一些供家庭自用，极少有规模化种植。随着“一村一品”建设行动在乡村地区展开，当地政府把芥菜作为本土特色农产品进行大力推广发展，许多农民开始进行规模化种植，一时间大量芥菜充斥当地市场。然而芥菜属于加工类农产品，本地没有足够的加工能力，外销渠道缺乏导致芥菜产品严重滞销，打击了菜农积极性。后来镇政府从县里引进一家芥菜加工企业开始品牌化经营，企业落户后，镇政府召开农企座谈会，种植户和企业进行现场磋商，有 11位农户签订了产销协议：种植户按照企业计划产能种植，企业必须以高于当年市场价格统一收购加工，不得无故拒收菜农产品。企业在第一年试验阶段计划加工产能 5万公斤，由 11户家庭农场共同种植 2 公顷规模芥菜。依托县乡两级政府平台推介，第一年上市后反响很好。随后企业加大产能，11户家庭农场也“借势上坡”扩大芥菜种植规模。经过数年发展，H 镇已经形成了 26.67 公顷种植规模、年产能 50万公斤的特色芥菜种植加工产业。中农借助资本优势扩大经营规模，更便捷地融入市场体系中。中农和企业分工合作，建立芥菜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化体系，农户按照企业计划产能预定种植规模，有效规避了市场价格不稳定带来的种植风险。但是单个农户与资本相比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实现从“借势生产”走向“借势增收”，需要鼓励引导建立农民综合合作组织体系20，通过组织性力量提高农民话语权力。中农因为与小农的天然血亲关系，成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坚实基础与中坚力量。（三三）服务小农巩固生存根基服务小农巩固生存根基中农与小农亲密的血亲关系不仅来自于深厚的乡村文化，还有着更紧密的经济基础。中农借助熟人社会的私人关系，通过流转土地从小农手里获得经营权。作为回馈，中农为乡村小农提供一些工作机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逐渐提高，中农的农业服务尤其是农机服务供给与乡村小农户的生产协作关系越来越紧密。H 镇中农为小农提供服务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置办各种农业机械或经营农业生产资料直接向小农供给服务。如 H 镇西王村的一个种植户，多年来陆续置办农用旋耕机、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汽油机、农药喷雾器等机械设备，他既是种植大户，也是周边村子闻名的农机手。每年夏秋两季农忙季节，除了要经营自己承包的4公顷地，还要给本村和附近村子提供农机服务。“咱这也算是服务乡村了，周边谁家要旋地，谁家要打药、浇水，喊一声也就去了，而且很多都是记账，现在我的账本上还有一些两三年前的浇 水 钱、打 药 钱 没 给 呢，不 给 我 也 不 好 意 思要了。”一种是利用自己的关系渠道为小农引进农业51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第 4 期）2023 年服务。H 镇王村有 30多公顷耕地，村里只有种植户有一台二手“谷神”联合收割机，故障率高，一天作业量只有约 2.674 公顷，无法满足村民收割需求。这个种植户就通过自己的关系渠道联系两台外地收割机，三台收割机同时作业，有效保证了王村能够按时完成夏粮抢收任务。一些种粮大户有自己的渠道可以绕过乡村农资经销商直接从厂家拿到更便宜的粮种、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采购量增加能获得更大的优惠，就有一定的价格空间让利给小农户，同时也提高了自身在乡村社会的声誉。中农和小农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外部压力下的自我抱团。对于小农户群体而言，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城市打工，传统小农户家计耕种模式已难以适应乡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家庭式的精耕细作越发依赖中农群体的农业机械服务。下乡资本虽然也会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但是有一些特定要求，如整块连片的田地、收割时间统一等，小农户因为量多分散，协调沟通成本大，下乡资本为小农户提供农业服务的动力不足；对于乡村中农而言，给小农提供灵活便捷的农业服务，一方面可以扩大业务量，提高农资使用率，增加农业服务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加深与农民的私人联系，为后续可能的土地流转摸清情况、奠定基础，中农与小农的天然亲近关系决定了中农拥有更深厚的乡村社会基础。六、结论与讨论 资本下乡与乡村新中农群体的崛起意味着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应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不能对乡村社会秩序造成过度冲击与割裂，更不能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主线，作为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中农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平稳推进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大量中农的崛起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力量。资本下乡推动农业现代化，既不能站在保护主义价值立场倒退到传统小农经济，也不可能在实践层面消灭小农推倒现有农村社会秩序。资本下乡的市场逻辑和乡村熟人差序格局的社会逻辑仍然有着很大张力，这种张力为中农的生存发展创造了空间，中农也为弥合两者间的张力提供了可能愿景。资本下乡既排挤中农，又离不开中农。中农与资本合作是乡村振兴实践发展的需要，中农有乡土优势，资本有市场优势，双方良性互动有助于资本下乡从外嵌型向内生型转化。建立中农与资本的长效合作机制需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社会参与，探索建立公平的利益共享机制，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当前乡村中农仍面临着政策普惠性不足、融资难、同质化经营风险等发展难题，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优化乡村强基工程，为中农发展创造更加平等的政策环境，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类乡村市场主体。要进一步推动乡村市场化，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引进优质资本要素下乡刺激乡村经济活力，优化乡村产业结构。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提高自身生产经营能力，不断发掘乡村内生资源优势，探索与资本合作新契机新模式。需要理顺乡村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