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证券传奇人物培训资料.docx

目录

“中国期货之父”常青 2
折翼的“证券之王”管金生 6
悲情陈久霖：弃卒的启示 10
蒋仕波：传说中的“庄主” 17
传奇葛卫东 19
叶大户叶庆均 22
“浓汤野人”林广袤 25
新湖系黄伟 29
期货界第一操盘手：张文军 32
黄金期货大佬：唐志 41
“东方犹太人”徐王冠 43
“农民哲学家”傅海棠 46
做铜的冯成毅 51

期货市场有涨有跌，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格波动推动市场前行。在价格波动过程中肯定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些日间“杂波”影响了我们的交易心态和趋势性判断，以致最终导致交易失败。其实期货的涨跌就可以看作是人生的起伏，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充满了矛盾，人们就是在解决矛盾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人生的起落围绕着人生的价值波动，在生活中我们肯定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和诱惑，如果能克服这些“杂波”就可以朝着人生的目标不断前行直至成功。如果让这些“杂波”左右了意志，改变了决心，我们将失去人生的“趋势”，丧失在人生这个“市场”中竞争的权利。漫漫人生路我们时刻要记住：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自暴自弃，万念俱灰，人生的战场岂能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只要不甘雌伏，卧薪尝胆，定会力挽狂澜气吞山河！
——田常润“中国期货之父”常青
简介
经济学教授、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家，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具有“中国期货之父”、“中国期货1985—1993年在国务院发展中心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工作，曾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8年开始期货市场研究，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秘书长，负责中国期货市场的早期试点工作，是早期期货交易所的设计者，是我国期货市场理论奠基人 之一。
1993年11月创办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上海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1999年12月经中国证监会推荐，当选为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
2005年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教父”、“中国期货投资大师”等称谓。
个人荣誉
2004年获搜狐网首届“中国期货市场十大风云人物
2005年荣获“中国十大诚信英才”称号
2006年荣获“中华十大财智人物”创新奖
2007年和谐中国·年度十大创新人物

常青：发展期货市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
凤凰网财经讯 第三届中国期货资产管理大会6月25日在杭州举行，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期货研究小组成员，中国期货行业创始人之一的常青先生在会上表示：发展期货市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以下是常青的演讲实录：

大会让我做一个发言，我想谈一个观点：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又遇到很多老朋友。我们的行业比证券行业好，因为证券行业有很多人过几年你就发现他已经被抓起来了。但是期货行业不存在这个问题，有很多期货业的老人一直都在。有很多人都为期货的发展做了贡献，当然包括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当然我在设计中国期货市场的时候“犯”过错误，应该把交易所放在杭州。当时期货工作小组我们来过杭州，和浙江省政府的同志交流过，可能当时主管部门以及领导没有听明白，所以就擦肩而过了，本来想搞试点的。今天我谈三个观点：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目标是要建成与欧美一些主要市场，连在一起的亚太地区定价中心。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大力发展期货投资业。

第一个观点我想讲一下目标的建设：在期货市场开始研究的时候，1988年，研究工作小组在研究中国期货市场的时候当时就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先建成国内一些大宗商品的定价系统。当时市场很分散。现在已经跟国际接轨密切了。在完成国家价格改革的任务，设计中国的期货市场。当时考虑企业套期保值。那时候小目标是由计划价格过渡到全国统一的，在全国形成竞争格局来，合理配合资源。第二目标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因为我们是在亚太地区，所以希望成立亚太地区的中心。这种设想到了1996年的时候，根据中国的交易量，应该开始进行第二步了。当时在伦敦有一个讲演，我根据上海交易所发展的状况告诉伦敦的交易者，再过十年你们就可以关门了应该把全世界的交易量回到亚洲，回到上海。我的预言和很多人一样是错误的。

伦敦交易量越来越大，交易量越来越大了，这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到底是哪里除了问题？一定是我们的规则制度出了问题，按照中国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开始走第二步，为什么要走第二步，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去年我国成为第二个经济体，不管我们的GDP增长的质量如何，我们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世界经济发生了比较剧烈的结构性的变化。从05年开始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有一个划分，成长型市场以及新兴市场。中国在“金砖四国”已经不是成长型市场了，而是一个新兴市场。从09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经济增长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如同一架飞机一样，两个发动机，美国是一个发动机。

另外一个发动机是中国。这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这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种趋势不可逆转。 前不久在北京的经济会议上，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表示担忧，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经济复苏性的疲软是因为宏观调控造成，是主动的调控，不是被动的，是好用的。很多人对中国经济不了解，不明白重要的不同之处，及它的潜在动能。我对于中国经济是非常看好的，因为你主动性的调控，调控完了经济增长更加健康。 当然调控也存在问题，我的博士生给我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的宏观调控做得不精准，就是张三生病了没给张三吃药，反而给没有病的李四吃了，结果他给治死了。这就说明我们的宏观调控缺乏智慧需要改进，我相信发现问题，改进问题是我们一贯的工作内容。下半年宏观调控就会有所变化，这是必然的，客观规律。 中国经济在迅速的转型，美国经济用十六年完成了它的经济转型。亚洲一些经济体用了5—6年进行了经济转型，最快的是香港，它的转型只用了三年。转型就是要在GDP当中，实体经济占大部分GDP的构成。用经济学语言就是一、二、三产业，发展中国家GDP实体占到80%，我国只有40%。我们还是一个以实体经济为主要构成成分的经济体。用曲线来讲，我们是“微笑曲线”的最下端。随着经济增长要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经济结构做一个调整，不然你无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历史上美国成功的转型给中国提供了可借鉴的例子，香港的转型给中国的借鉴比较难，因为香港在80年代经济增长找不到突破，不知道往哪儿发展，那时候正赶上大陆的香港回归，拯救了香港。香港主要是房地产和金融产业，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行政区所以可以快速转型。那么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要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16年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的。无论如何转型是必须的，这是客观发展的要求，当然在转型过程中期货市场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开会时，我觉得他们有一句话概括得比较精辟。在中国股票市场可以做大。为什么可以做大，因为钱不需要付出成本。我们现在的股市还不是真正的股市，并不是我们教科书中的讲的股市。现在的股市还主要在于圈钱，它从来不讲给予投资者回报，这是因为他们的定位就是如此。而且证监会讲的非常的清楚，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企业可以作大，但是不一定可以做强，企业进入期货市场才能真正的做强。中国的期货市场只有企业参与了，中国的竞争力可以大大增强，比现在肯定会增强到10倍左右。有很多企业贷款很多，厂子很多他不挣钱。我曾经去了一个企业看他贷款60多个亿，每年亏2—3个亿。如果让我当董事长我会寝食难安，他说不要紧，因为我的资金链不会断。 有一次我去北大讲课这个人听明白了，他通过期货把很多不确定性变成了确定性，不盈利他不做了。让他在金融风暴中从行业中第十名跃升至前几名。 期货市场可以帮企业提高竞争力，甚至是国家提高知名度。中国的廉价商品充斥到国外市场上有什么意义？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没有财富的观念。因此说中国的经济正在转型，这客观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期货市场，真正的让企业参与期货市场。把自身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这才是民族的发展之路。 现在如果还有企业说高投入低产出能赚钱，那就不需要你去当厂长，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当厂长。我们的民族缺乏财富观念，缺少金融意识。去一个地方他们很多注重的是GDP，这是对的，先有量再有质。倒是到后期不能只有量没有质。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上一次我跟政协的一位领导谈，国际化是做什么？就是中国政府作为中介机构，把国外客户引进进来。我们的国际化首先要使我们的规则更加符合期货运行的规律，与国际接轨。我们现在的规则还是土规则，一段时间是可以，但是要长期发展下去肯定存在很多的问题。 杨总讲过证监会与世界上有一个项目，他们对中国期货市场的进行评价，我是中方的首席代表，世界银行请了美国一个在香港银行当行长的人，我们去谈的时候听了各种报告他们都惊叹我们的监管之严，监管之细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对于这点很服气，他们没有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市场发展初期，我们这样做肯定是好的，但是到发展之后就需要不断改革。
常青：炒作论阴谋论都是对期货价格的误解
2011年1月15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年会在北京国宾酒店举行，本届年会主题为全球流动性泛滥背景下的政策选择与境外投资策略，对此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展开了精彩的讨论，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常青：
中国买什么就涨，这是供求关系，因为中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尤其是我们上一个经济周期，01年到09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非常快。咱们并且买什么都是买同样的东西，卖什么也是卖同样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巨大了供给与需求，这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还会如此。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企业，民营企业都已经很精明了，他们都已经很好的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期货市场进行价格风险的管理。我们的国有企业个最大还在后头，接下来怎么进入这个市场，怎么做？有很多方面的限制，包括国资委的要求，最主要的是体制性的约束，中国的企业家没有一个不聪明，关键你追求什么，民营企业追求效益，国有企业不光追求效益，还有很多目标，这些目标约束了他们，我就谈这点看法。
提问：2011年棉花的价格走势，期货价格走势和现货价格走势如何？
常青：农产品和工业品变化价格规律不一样，农产品决定它价格走势最主要看供给，今年粮食欠收价格就上去了，需求变动比较缓慢的。工业品它的供给变动比较缓慢，比如说是常规的。你像开矿，你不能说今年挖一个，明年就不挖了。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们一定要好好想想，这十年世界上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动？为什么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打破了30年的区间，像原来原油40，铜3300多点，都打破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起来了，老百姓讲穷人要过好日子，要消费大量能源原材料。
我们讲从现在开始，我就感觉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尤其后发展中国家有不可预测性，金砖四国，有土耳其、南非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突然起来了，不好预测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大家要注意这个因素，除了中国以外，中国的道路在世界上慢慢被别人复制，包括越南，这是值得注意的。
提问：我简单想听一下常青教授关于2011年股票市场的走势？
常青：咱们这个股市，我现在没研究透，像01年到0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好，但是我们的股市是个熊市，所以说可以肯定的讲，中国的股市不反映经济增长，反映什么？我现在有点琢磨，它反映政策，就是你紧缩，一紧缩就往下跌，你要说从中长期看，我想大家在座内心都明白，中国经济这十年一定量变到质变，咱们上证综指3000点就是顶，打死你也不信。
天天政策整的股民人心慌慌，我来的时候说过一个段子，非常好，财务专家问股民，你天天看财务专家都成专家了，股民说我正想请教您我这个财务报表看不懂，股民说我看懂一句话，股市有风险。股民现在有很多牢骚，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中国股市都非常悲观，我想股权分置改革以后，中国股票总得有一些变化，不能再是过去股市了，我个人觉得像两千七八百点的地方，回到一千七八百点，我说不一定，大家都说涨的动，它就涨了，大家都说不涨的时候你就买，没什么看法，谢谢！
提问：央企的运作机制相对来说更死板一些，期货非常市场灵活化了，对于央企从事期货的交易模式，交易管理有没有深层次看这个问题？
常青：实际上企业做期货管理风险，我们现在从教科书介绍和实践当中，基本上都比较简单的，举例来讲大豆榨油厂，买大豆做保值，做这种保值帐比较校但是真正的大的企业要有前瞻性，应该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上升周期，做一个周期性保值，叫战略性保值。在国内我给几家企业设计过，但是这一点央企做不了，这需要魄力。有一家上市公司新疆的，我说当时你敢不敢做五年的套期保值，他们说不敢，太长，做了三年，但是这种决策你要到央企的话，是很困难的。未来中国的企业不同类型的企业，会有不同保值方式。最简单，最保值的保值央企还是可行的，为什么最基本，最简单的保值央企也不做了，还是体制障碍，衡量标准不一样，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不一样，这是关键上，体制上的障碍。
提问：我想问一下，最近通胀涨的很快，中央在出政策的时候，期货市场有一些投机，对价格的上涨推动很多，你们觉得在中国期货市场投机是不是有那么多？或者它们对价格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常青：我讲一个故事，最近我碰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跟我说，你是中国期货市场的创始人，你又有实践能力，你能不能领一帮人把价格炒下去，解决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大困难，我听完以后，我说你这么大岁数，怎么雷人呀，我要有这个能力，那还需要周小川吗？那就不需要了。我说没这本事，这说什么？
期货反映预期，但是炒作决定不了价格，现在对于价格的误解是什么？炒作论，阴谋论，这些都是误解，大家一定要倾听市场的声音，因为大宗商品的走势直接表现的就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就像股市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是一样的。大家看到了大宗商品，不要听媒体那样讲，去年全世界经济一定非常好，绝对不是媒体讲的。为什么说大宗商品那么高，它一定有需求，不是假的。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千万不要被这些舆论所诱导，不然的话，你会看错的，我补充故事大家明白了，我也炒不下去，我也炒不上来。
折翼的“证券之王”管金生
简介
如果说中国股市存在大鳄的话，那么当年万国证券的总经理管金生无疑要算现在这些大鳄的鼻祖。管金生生在红旗下，喝过洋墨水，拥有比利时的两个硕士学位，当年在上海滩叱咤风云，被誉为“证券教父”。1995年2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27”国债事件，当事人之一的管金生由此身陷牢狱。

尽管他在1995年的那次投机活动引起巨大的混乱，这位曾经的中国金融市场之王对证券市场的奠基意义仍功不可没
位于上海徐汇区夷山路与华亭宾馆之间一处略嫌班驳的房子里，住着一位身材不高、曾经在中国资本市场叱诧风云、而后又面临牢狱之灾的人物。他就是管金生——曾被称为中国金融市场之王、证券教父。此前，他已经在上海提蓝桥监狱服刑7年。由于身体状况，政府于一年半前批准他在此“保外就医”。
1995年“327国债”事件发生后，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判处管金生17年徒刑，罪名是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前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总额达人民币269万元。
服刑并未使他失去证券界一些人士的尊敬。某证券公司一位高层评价说，“他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在试图重现他当年的风采。”万国一位前女职员则说，“我以前是觉得他粗暴，但是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完美无瑕。”
管1948年出生在江西的一个穷僻的小山村，家境贫寒。他于1988年创办万国证券，而在1992年的时候，这已经成为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
青年时的管金生做的是学者梦。他对法国文学颇有研究。1982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因后来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改行投入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
1983年，精通法语的管金生偶然地担任了在上海召开的中美国际投资研讨会秘书长。会后，他接受欧盟邀请，由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委派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管理和法学。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征求上海各界有识之士对振兴上海的真知灼见，并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的极大兴趣。管金生热血沸腾。他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痛陈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并请愿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
1988年，由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0家股东筹资3500万元人民币，万国证券开张。管任总经理。
“万国的成立，本身就是管总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贡献，”管金生前秘书，万国证券副总经理卫哲说。
在万国成立的过程中，管金生做了两个坚持。第一，公司实行股份制，且各大股东股权比例相差无几，这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化的证券公司；第二，坚持与银行脱离——“从一开始，管总就知道，银行与证券公司必须分开。”卫哲解释说。
这两个安排，均是领当时中国风气之先的动作——此前仅有的两家证券公司分别脱胎于工商银行、交通银行。
“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是一个老师，把国外的这种理念，战略、文化带到中国来。”卫哲说。1993年，有时评价管生金：他的卓越就在不断地冲击旧的体制。
在上交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万国一手操办；深沪两市的异地交易首先由万国开通；它最早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实施无纸化交易；而“B股是怎么推出来的？都是我们在房子里想出来的。”
另一位前万国职员说，在他刚刚加入的时候，很惊讶于监管部门怎么会简单地把万国证券提出的建议写入监管条例。
不仅如此。在万国发展的初期，管四处演讲。“当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当时银行，财政，计委，经委各个部门都拉出来，进行免费的培训”，“做了大量的市场培育工作。”
万国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作为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在国际证券界亮相——在由20多个国际证券公司组成的、对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新加坡分行在伦敦发行欧洲日元证券的承销团中，日本野村证券任总干事，万国任副总干事。1992年年底，他在香港与李嘉诚合作，一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大众，完成了大陆证券公司首次收购境外企业并成为控股人。
还在万国证券筹备第三家证券营业部的时候，他们谈话的焦点已经由上海当时的9区10县如何瓜分，转移到如何拓展全国市场。1994年的时候，万国已在新加坡、伦敦开设分公司；同年，卫哲受命已经开始准备筹备美国分公司。
“当其他证券公司连国内是怎么回事都没弄明白的时候，我们已经明确提出，要把万国打造成中国的美林。”
但是与此同时，他却脚踏实地，“深挖洞，广积粮”。
万国的原始积累是从倒卖国库券中完成的——利用当时国债以摊派形式发行、流动性差导致的地区差异获利。“管总一开始就规定银债分离，这就注定了要自己另寻生财之道。”
“当时，我们都是拿着现金，到河南，安徽等地收购国库券，回来的时候，一人一屁股坐个麻袋，一麻袋就有价值好几百万的证券，坐火车运回来。”
管也是国内第一个对证券有真正认识的金融家。他充分意识到，要想与国际大券商并肩，傲然同侪，必须更多地雇佣那些更加聪明、能够将市场视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交易员，而不是一群庸人来进行交易。为此，他在大学里面进行大量的演讲，邀请美林、高盛等国际投行人士给他们讲课，以燃起他们对证券的热情。这些老师后来又带动自己的学生加入。最后，在万国的中层以上团队中，来自复旦、上海交大和财经大学的学生老师占到90%以上。这些人通晓财经知识，并有一定的英文水平，能够很好地学习国际投资理念。相比之下，其他证券公司雇佣的员工大多为中专毕业生。
凭借专业精神，万国迎来了自己的辉煌。“在一级发行市场上，我们曾经一天出席四个发行仪式。很多行业都是这样，一下子全跟我们签了，最后，政府不得不出来协调，分配给其他券商。”卫哲说。
而在二级市场，交易量前十名的证券营业部中，往往有七、八个都是万国的。事实上，万国证券一度持有中国国内上市公司70%的A股和几乎全部的B股。
卫哲认为管的过失主要在于一点：快速发展时期管理的简单化造成的风险控制盲点。但同时他说，就在1994年底，管已经将公司核心层的2/3抽调出来，脱产进行业务流程和机制改造，目的就是实现从人治到法治。“我们内部称之为‘5大机制转换工程’，原本1995年推出，”他说，“可惜晚了点。”
作为债券市场交易的主导者，1995年“327国债”事件发生的那一周，万国超卖债券期货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公司预计财政部将下调“保值贴补”——提供“保值贴补”是为了提升国债发行的吸引力——这会导致市场大幅下挫。但万国后来又获悉，财政部将提供另一份保值贴补，提高的比例比下调的幅度更大。这一信息令公司惊恐万分。管金生别无他法，只好在2月23日这天休市前的8分钟里，做出避免公司倒闭的最疯狂举动：大举抛售。这一举动，造成了债券期货市场崩盘，以致中国证监会下令将这8分钟内完成的交易全部取消，这结束了他作为中国证券业伟大试探者的生涯。

国债黑色8分钟改变其命运
万国证券最风生水起的那段时间，业内常说，万国发展得好，是因为老板的名字起得好，管金生，你敢跟一个为管钱而生的人比财运吗？
在人生的巅峰，管金生的风头确实无二。
那时，万国证券一度持有中国七成的A股和几乎所有的B股。承销业务占全国总份额的六成，忙的时候一天要出席4个发行仪式，最后要由政府出台将业务协调给别的券商。
管金生野心勃勃地打出“万国证券，证券王国”的旗号，声言万国会成为中国的野村和美林。那时，没有人怀疑他办不到。
戏剧性的是，从一代大佬到阶下之囚，管金生只花了8分钟时间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95年1月，著名的巴林银行因一个期货经理的错误判断而破产，管金生吃惊地说：“中国发生这么大的事还得10年吧！”他做梦都没想到，没过几天，自己就亲手酝酿了一场足以与其比肩的金融灾难。
而令他一败涂地的，正是当年成就过他的东西——国债。
如今，国债期货的重启被提上日程，管金生这个与它生死相连的名字，也再度回到公众视野。
黑色8分钟
之所以说管金生的命运与国债密不可分，是因为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倒卖国库券。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库券刚推时并不被看好。后来，因为各地国库券出现了差价，银行又没联网，这个品种出现了有利可图的黑市。敏感的管金生立刻嗅到了商机，派出万国人马跑遍了全国的城市农村，见国库券就收。一堆几块钱面额的国库券就那样被塞在麻袋里，被万国员工坐着扛着运回上海，变成了价值百万的证券。
万国成功逃过了监管层的法眼，完成了惊险但丰厚的原始积累。
也许正是因为发迹于国债，管金生对它有着打不垮的自信。
1994年下半年，上海的国债期货高潮渐起。管金生自然不会错过这波行情。1995年初，在国债期货市场上，代号为“3•27”的国债会不会加息成为最大的悬念。3•27国债将在该年的6月份到期，按照其票面利息和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到期应兑付132块钱，可当时市场流通价为148块钱。按当时的利率，其回报太低了，市场普遍认为财政部会提高3•27国债的利率。
但管金生却认为，那时中央正狠抓宏观调控，在利率决策上一定会趋于保守，不会轻易从国库拿钱来贴，所以坚持做空。按说他的判断也并没有错，可是他忘了他的对手是中经开，一家隶属于财政部的国字头公司。2月23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利率，3•27国债市价开始猛涨，一上午就冲到了151元。就在万国还在殊死抵抗之际，原本跟它一同做空的盟友辽国发突然倒戈，转道做多。这样一来，3•27国债每涨一块钱，万国就要赔出10个亿。
管金生急红了眼，为了不让万国倒闭，他在收盘前的最后8分钟作出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一口气砸出了上千亿元的卖单，将价位打回147元，国债期货崩盘。
管金生破釜沉舟了。砸出千亿卖单，意味着至少要有100亿的保证金。万国有吗？显然没有。管金生的操作违规成为不争的事实。
当晚，上交所受命宣布，3•27国债最后的8分钟交易属于万国蓄意违规，故此时间段的交易无效。该决定下达后，万国由盈利42亿，变成巨亏60亿。
这最后的8分钟改变了一切。5月17日，国债期货被叫停。5月19日，管金生被捕，为其中国证券业探路者(15.490,0.13,0.85%)的生涯画上一个黑色的句号。
1997年，管金生被判入狱17年，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他因何被捕，但其被指控的罪名却为贪污、渎职、挪用公款，只字未提在国债期货上的违规操作。
一代枭雄功败垂成，最后剩下的只是静默——管金生没有委托辩护人，也拒绝了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
“国王”与罪犯
“尉总，管金生那天晚上头脑清醒吗？”
“不清醒，他在那之前一年就没清醒过。”
说这话的是尉文渊，曾经的上交所总经理，也是当时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在3•27国债风波中受到波及，被免职。
曾经有人说，管金生跌得狠，是因为他之前太顺了。
尉文渊后来回忆3•27国债事发时，管金生对他说，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人们能对我怎么样？“明显，他对中国国情判断有误。”这就是他最大的不清醒。
但尉文渊同时指出，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制度下，也许会有不同的结局，阚治东就能以其谨慎的性格逢凶化吉。
如果只是因为做了一个券商老总，管金生还不足以被称为“证券教父”。事实上，他是最早意识到市场培育重要性的人物之一，并在很多方面开了风气之先。
为了激发人才对证券业的兴趣，他在多所大学里兼职做老师，并邀请高盛等国际投行人士给学生们讲课。
“管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万国快速发展时期，简单化的管理造成了风控盲点。”当年的万国资产管理部副总卫哲说，事实上，1994年底，管金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惜晚了点。”
到了后期，万国的粗放式管理已登峰造极，公司的资金和股票，管金生随意地就可以拆借或赠送给朋友。万国的强大也让管金生的自信变成了自负，不再相信没栽过跟斗的自己会做出什么错误的决定。直到遭遇3•27事件这个滑铁卢。
入狱之后，管金生没有了消息，有记者去采访他，他只是说自己又操起了翻译的旧业，编译一些经济金融类的著作，却不愿再透露对这个市场的关注。
而万国后来与申银合并，也不再复当年世界级券商的盛景。
多年以后，尉文渊说，3•27国债事件是中国金融证券市场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参与其中的人，自然都会有所牺牲。但它不单单是由于管金生的赌博失误而让市场崩溃的问题。万国和中经开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中经开当时逃过了惩罚，让万国单独受罚，这是不公平的。
2011年的全国两会，3•27国债事件调查处理的负责人、中金董事长李剑阁也对《华夏时报》记者坦承，当时出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比如交易所的基础设施，过去连个电脑都没有，也没有限仓制度，一个人可以无穷下单。而且当时只有2%的保证金，证券公司收1%，交易所收1%，但是为了扩大交易，券商也不好好收，交易所也不好好收，就变成两个人在赌，不动用真金白银就在那儿喊，风险很大。如果真的往里放钱，因为涉及利益，大家可能反而会小心一点。再一个就是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法规监管等方面政策不健全。
时隔17年，当事各方都认识到3•27国债事件不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和市场本身的问题。也正是对这件事的一致认识，促成了今天国债期货的重启。
2003年后，管金生已申请保外就医，在上海安享晚年。如今在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金融顾问，时常往来于家乡江西做一些项目。
事隔17年再来谈管金生的罪与非罪，似乎是个让人困扰的话题。就像《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的作者袁剑所说：“在一个全面失控的体系中，我们已经失去了统一的评判标准，将管金生们定义为罪犯是非常容易的，将他们塑造成英雄也同样容易。”
悲情陈久霖：弃卒的启示
简介
陈久霖闯荡海外市场7年整，冰火两重天。一个因成功进行海外收购曾被神话般称为“买来个石油帝国”的石油大亨，却因从事投机行为造成5亿多美元巨额亏损而轰然倒塌；一个引领亚洲经济潮流、年薪490万新元的“打工皇帝”，因在期货市场的违规操作，行将站到新加坡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谱写了人生的悲歌……

这曾是一个战功累累的重臣，如今却成为一盘恢宏棋局中提早退场的弃卒。记忆中那场厮杀血腥惨烈，四年后，犹有余音在耳……
他曾是新加坡有名的“打工皇帝”，是带领中国国有企业走向国际的过河尖兵，头顶光环无数，身受宠爱万千。然而4年前，他却因一场石油期权豪赌折戟新加坡，为5.5亿美元巨亏的结局承担了四年零三个月的牢狱之灾。
如果说命运是一盘恢宏棋局，陈久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个曾战功累累的重臣，如今早已不再被信任，结局之凄凉，犹如一枚弃卒。
2009年1月20日，“中航油事件”主角陈久霖刑满出狱。时隔四年，当他再度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人们发现这个印象中“虎虎生威”的男人，明显老了。
困局突围
回顾过去，没有人能否认陈久霖的功绩，他的名字曾作为一个传奇，为人所津津乐道。
1997年，时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陈久霖临危受命，被派往新加坡接管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这一年陈久霖36岁，这个从湖北浠水乡村走出的农家子弟，似乎天生就具备“闯”的性格。15年前，作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陈久霖砸碎自己在村信用社的铁饭碗，提着一口大红箱子，带着对都市生活的迷茫“闯”向北京。
工作后，毫无背景关系的他，依然是靠“闯劲”获得机会：据说，有一次他为了说服领导同意某项决定，曾冒着风雪一直等候到深夜。正是因为这股闯劲，给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7年7月，身负重任的陈久霖飞往新加坡。身在异国，落地后略显凄凉的情形他始终记得：回公司的路上，和他同车的是母公司派给他的唯一一名助理，当车驶过热闹的市中心时，陈久霖看着身边的助理，陡然生出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起步因此显得艰难。当时的中航油是一条净资产仅为21.9万美元，已经两年没有接到任何业务的“休克鱼”。手无重兵的陈久霖费尽心机想让它重新“游动”，那时员工们经常会看见加班之后的陈身着廉价汗衫，在街边端着一碗辛辣的马来面果腹。
凭借这股韧劲，他很快找到令公司起死回生的办法：他利用母公司提供的进口油料垄断优势，大胆更替了公司的核心业务，从原来的石油运输转向石油贸易。这是陈久霖带领中航油完成的第一次完美变身，此后公司不仅扭亏为盈，而且还在2001年12月正式挂牌新加坡股市。
传奇并不止步于此。那时候集团内部有一种说法，认为陈久霖“不过就是靠跟上面搞搞关系，依靠垄断特权搞出的成绩”，对于倔强好胜的陈来说，这种评价如芒刺在背，因此，不甘示弱的他很快开始思谋第二次转型。
这一役依然完胜。通过一系列股权收购活动，到2003年，中航油净资产已经超过1亿美元，总资产达到30亿美元，陈久霖多次高调宣称中航油利润构成已经发生变化：一直被认为是靠“垄断特权”获利的进口航油采购业务已缩小到只占18％，而石油实业投资和国际石油贸易则分别占68％和14％。
再也没有人能诟病他取得的成绩，中航油的困局突围堪称完美，陈久霖由此声名鹊起。
过河尖兵
两次成功转型后，陈久霖成为新加坡市场上风头最健的“龙筹大班”。当时在新加坡，说中航油实力远不如中石油和中石化，几乎没人会相信。
各种赞誉蜂拥而至：2002年和2003年，中航油连续两次被评为新加坡“透明度最高”的上市公司，其奇迹般的发展过程被编为经典案例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MBA教程；2003年10月,世界经济论坛将陈久霖评为年度“亚洲经济新领袖”，他以490万新元的高年薪，被称为新加坡“打工皇帝”……
有人这样来形容陈久霖当时的风光无限：他的坐骑是一辆白色奔驰S430轿车，耗资1500万元打造的办公环境堪称豪华；他受邀在新加坡最著名的中文报纸《联合早报》上开设专栏，更频繁出现在各种演讲台上，所说的话被奉为企业发展的“圣经”；甚至就连各国政要也都“很卖他的面子”，陈办公室的四面墙上，挂满了他与基辛格、李光耀等各国政要大腕的合影。
光环笼罩着陈久霖，他被誉为是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过河尖兵”，而陈也始终以此自居。因此，担此重任的他面对骄人战绩意犹未尽，2003年下半年，他推动中航油从石油现货贸易转而进入期权交易市场。
信心来源于此前的胜绩：其实早在90年代末，陈久霖已涉足石油期货市场，2001年11月，中航油在新加坡上市时，招股书上还将石油衍生品交易明确列为业务之一。当时的情况是，在之前多次的期货交易中，中航油都小有获利，尝到过不少甜头，“玩得不算大”的陈久霖几乎从未吃过败仗。
胜绩无疑鼓舞了这位“龙筹大班”的勇气。2003年底，当公司以空头200万桶的盘位在期权交易中也有获利后，陈久霖开始信心满满地坐上了赌桌。他选择搭档的“望风人”是两个来自异国的资深人士：澳大利亚人杰拉德•里格比和黎巴嫩人阿布达拉•卡玛。据说陈对这两位资深的“一流操盘手”非常看重。
其实事发后，陈久霖多次对人强调是他“太过相信人”，两名操盘手进入期权市场他事先并不知情，直到亏损后才得到他们的报告。陈久霖的“糊涂”还在于，曾有同行透露，业内没有人认为他看重的两个操盘手是一流，他们都是被前雇主炒了鱿鱼后才来到中航油，而根本不懂炒期货的陈久霖选择他们只是“好面子”——他一直以公司90%的员工是非中国籍为豪，认为这就是人才多元化的表现，从而错误地迷信了这些“会念经的外来和尚”。
但“迷信”的绝非陈久霖一人，而是形成了一个连环链。一位接近中海油集团高层的人说，因为陈久霖在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强，再加上他本身善于处理与母公司之间的关系，所以“集团对陈久霖也比较迷信，认为他说的话一准有谱”。
棋局中，过河的尖兵几乎都可被称为孤胆英雄，然而，陈久霖之败正始于此。
背靠“大树”的陈久霖曾一度宣称，中航油与BP、壳牌、美孚等国际石油大腕比肩等高。有一次，一位新加坡证券分析师对中航油的未来提出质疑，陈久霖马上打电话过去大发雷霆。针对国有银行惜贷，他还曾在公开的会议场合表示:“我不要你的贷款，我有的是外国银行”。
中盘败落
败绩却在2004年一季度呈现出来。3月底，持续卖空的中航油出现了580万美元的账面亏损，此时陈久霖决定展期。喜欢研究《易经》的他固执地认为，“物极必反”，未来油价一定会下跌，中航油完全可以扭亏。
此后每当遇险，决策如出一辙。到6月时，亏损已达3000万美元。
假如此时收手，中航油还可以承受损失，但不幸的是，当有人提醒陈久霖“是不是搞大了”时，陈久霖显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甚至还强调：“赌可能是人的天性，我经常会赌一赌。”
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说他选择一错再错，真正的原因是他输不起，也不愿输——他肩负着整个集团开拓海外事业的重任。
此时，有一件事加深了陈久霖对“输”的恐惧。6月，当中航油深陷对赌泥潭时，集团总经理荚长斌还在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公开称赞陈久霖，说他的新加坡公司“成功地运用期货、纸货等石油衍生品工具实现了多种贸易方式的交叉运营，有力地推动了贸易量的增加和利润的稳定增长”。
个人的固执、领导的期许、曾经的光环、未来的愿景……一切都成为陈久霖不能承受之重，此时的他除了“咬牙顶住”，别无选择。
接下来的3个月，最坏的情况终于出现了。国际油价持续飙升，10月8日，中航油的账面亏损达到了1.8亿美元，公司全部现金都用以支付保证金，但仍留下8000万美元的缺口。中航油命悬一线，弹尽粮绝的陈久霖只得连夜直飞北京，向集团求救。
悲情的意味在此刻尽显——集团风险监管机制的失效，成为将中航油和陈久霖推下悬崖的最后一股强力！
此后的一切就像一场梦：10月20日，中航油集团决定隐瞒真相，提前配股减持，将所筹得的1.08亿美元悉数用于补仓，陈久霖代表集团与负责发包的德意志银行签订合约，正是这次签约，使得陈因“欺骗银行”而获刑四年。
此后对手频频催缴保证金，中航油被迫高位部分斩仓，账面浮亏转为实际亏损，在第三季财报中集团却仍向公众隐瞒真相。此后，事态的严重性被上报国资委，国资委拒绝救助，中航油资金链终于断裂。
棋行至中盘，败局已定，但作为母公司的中航油集团仍在斩仓与否之间徘徊。早在10月15日，期货油价曾下跌至45美元，已很接近中航油约定卖出的均价43美元，而原本应果断指示斩仓止损的集团高层却集体沉默。
怀着一线渺茫的希望，等待中的中航油一次次错失斩仓止损的机会。据说陈久霖曾数次往返北京与新加坡，在一个20多人的会议上，他甚至当众痛哭失声，一边检讨错误，一边立下军令状：“只要再给我资金，我保证，绝对不会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