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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瓷器的的历史教育价值与当代教育意义

文/褚飞虹

摘要：通过简介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概况和美学特征、明代社会背景和瓷器发展简史，介绍明代各时期瓷器特点以及中国陶瓷对世界制瓷技术和工艺的影响，从瓷器中提炼出其蕴涵的文化内涵，应用到教育技术中去。

关键词：中国工艺美术、明代瓷器、教育技术

■瓷器是神奇的。它的原料是泥土，经过工匠们的打造和洗礼，成为璀灿斑斓、晶莹美丽的器物；它为人类的生活服务，又成为文明的使者，跨过地区、走向世界；它带着历史的沧桑被人们收藏、鉴赏，闪耀着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一部中国瓷器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工匠们不断发明、创造的历史。青瓷、白瓷、彩瓷，把中国瓷器装点的绚丽多姿、辉煌灿烂。中国瓷器踩着历史的脚步，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举世闻名的瑰宝。

一、              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概况和美学特征

瓷器的制作，是中国工艺美术的体现，瓷器的发展历史，也反映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过程。中国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
1、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概况
中国工艺美术的原始发生可追溯到远古先民的第一件劳动工具的创造。凝聚在原始工具里的实用内涵和精神内涵既确立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初始形态，亦确立了工艺美术作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先导的地位。
新石器时代的石玉、牙骨、编织、缝纫，特别是制陶工艺，已鲜明地显示了中国工艺美术重视实用和审美相统一的造物思想和设计意匠，亦鲜明地显示了工匠把握材料性能和制作工艺的能力以及对形式美法则的认识和运用。
商、西周时期，中国工艺美术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工艺造物的实用内涵和精神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加强。精神内涵中大量渗入的社会意识和宗教意识，使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具有一种崇高的美学魅力。原始青瓷和漆器获得初步发展，而青铜器和玉器则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的工艺美术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经济实力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理性主义精神的崛起和高扬，使指向实用功利和现实人生的价值追求，与承继原始文化传统的充满激情和浪漫色彩的形式有机统一，由此而产生的轻利活泼、飞动奔放、雄强古拙的美学特征，在陶瓷、漆器和丝织品上得到充分的表现。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上的转折，造成工艺美术生产格局和价值追求的变化。生产中心逐渐由北方移向南方，工艺造物趋向内在人格和心性的显示。这一时期崇尚主体人格精神的造物倾向和空疏、清静、平淡的审美风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工艺美术的整体发展。青瓷、建筑物件和宗教工艺美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国工艺美术在初唐和盛唐获得全面的发展，呈现繁荣发达的景象。织锦、印染、陶瓷、金银器、漆器和木工等的技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超越了前代。经济的发达，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的思想意识的解放，使隋唐工艺美术表现出舒展博大的气势、精巧圆婉的装饰意匠和富丽丰满的形态特征。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比较完美的范式和境界出现在宋代，并集中地表现在陶瓷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尚文重理的文化氛围，为保持造物与主体审美理想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一代沉静典雅、平淡含蓄、心物化一的美学风范。宋代工艺美术充分地物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它体现和揭示的创造原则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蒙古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势力统一中国后，工艺美术有着一定的发展。染织工艺的织金锦、陶瓷工艺的青花和釉里红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来自尚武的游牧文化的影响，元代工艺美术风格趋向粗犷、豪放和刚劲。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的时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发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和科学的产生，促使明代工艺美术跨入一个新阶段，织锦、棉纺、陶瓷、漆器、金工、家具和建筑装饰等门类都得到较全面的发展。明代工艺美术承继了宋以来的美学追求，并向程式化和完善化发展，具有端庄、简约、健实等审美特点。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各个门类在清代更加完善化，其品种之繁多、技艺之精湛、手法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前代，呈现出集各历史时期之大成的局面。导源于上层贵族审美趣味的以技艺取胜的造物观念，在清代工艺美术生产中进一步强化，以致一代艺术风格日趋矫饰雕琢、精致繁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工艺美术的生产格局、产品结构、工艺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呈现着新的面貌。衰败和新生、模仿与创造、恪守与分化构成近现代中国工艺美术的基本景观。承袭清代形制的传统工艺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迅速衰落，而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工艺美术则迅速崛起，蓬勃发展，清新、简洁、明快的现代工艺美术标示着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和内涵，因此它与传统工艺美术的差异是极为明显的。现代工艺美术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工艺造物活动开辟了新的领域，并树立起新的审美风范和价值标准。
2、中国工艺美术的美学特征
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以勤劳和智慧为人类工艺文化历史创造了境界独到、风范高雅、魅力永恒的工艺造物样式。中国工艺美术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富有鲜明的美学个性，主要体现出：
　　①和谐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重视人与物、用与美、文与质、形与神、心与手、材与艺等因素相互间的关系，主张“和”与“宜”。对“和”、“宜”之理想境界的追求，使中国工艺美术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性；外观的物质形态与内涵的精神意蕴和谐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和谐统一，感性的关系与理性的规范的和谐统一，材质工技与意匠营构的和谐统一。
　　②象征性。中国工艺思想历来重视造物在伦理道德上的感化作用。它强调物用的感官愉快与审美的情感满足的联系，而且同时要求这种联系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受制于强烈的伦理意识，中国传统工艺造物通常含有特定的寓意，往往借助造型、体量、尺度、色彩或纹饰来象征性地喻示伦理道德观念。这种象征性的追求常常使宫廷或文人工艺美术沦为纯粹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展示，造成矫饰之态或物用功效的损害。相比之下，更多以生产者自身的功利意愿为象征内涵的民间工艺美术则显得刚健朴质，充满活力。
　　③灵动性。中国工艺思想主张心物的统一，要求“得心应手”，“质则人身，文象阴阳”，使主体人的生命性灵在造物上获得充分的体现。中国传统工艺造物一直在造型和装饰上保持着s形的结构范式。这种结构范式富有生命的韵律和循环不息的运动感，使中国工艺造物在规范严整中又显变化活跃、疏朗空灵。
　　④天趣性。中国工艺思想重视工艺材料的自然品质，主张“理材”、“因材施艺”，要求“相物而赋形，范质而施采”。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造型或装饰上总是尊重材料的规定性，充分利用或显露材料的天生丽质。这种卓越的意匠使中国工艺造物具有自然天真，恬淡优雅的趣味和情致。
　　⑤工巧性。对工艺加工技术的讲求和重视是中国工艺美术的一贯传统。丰富的造物实践使工匠注意到工巧所产生的审美效应，并有意识地在两种不同的趣味指向上追求工巧的审美理想境界：去刻意雕琢之迹的浑然天成之工巧性，和尽情微穷奇绝之雕镂画缋的工巧性。

二、              明代社会背景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对外国的赠予。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郑和八次出使西洋，既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瓷器生产的繁荣。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成功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三、瓷器的发展

1、商周的瓷器
　　随着制陶工具的逐步改善，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制陶原料的深入了解，人们渐渐烧制出一些初步达到瓷器标准，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完善的器物，这就是原始青瓷。商周时期是从陶器过渡到瓷器的渐进阶段，也是原始青瓷的发生发展阶段。但当时制作工艺水平低下，工艺不稳定。
2、两汉南北朝
青瓷逐步成熟但这一时期的瓷器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与青铜器有联系，这时瓷器的造型特征是清秀挺拔，与当时人们的审美爱好相一致。
3、隋朝
隋朝瓷器在数量、质量、品种上较南北朝时期都有很大进步。隋代瓷器的釉色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瓷器的釉色清亮。干净，制瓷技工广泛吸取了其他工艺作品的优点和特征，使瓷器造型丰富多彩，品种大增。隋代瓷器造型有以下特征：①胎体的可塑性和耐火性能加强，显得秀气，②罐类器形一般为短颈。直口。圆腹，腹中有一粗棱。③隋代的龙柄双身壶比较奇特。④器物力小平底，底下有圆饼状实足，器物边用刀削去部分出现浅圈足。隋代常见的瓷器纹饰有几何纹、花卉纹、动物纹、人物纹，色彩也较丰富。
4、唐朝
唐代烧制瓷器的地域扩大，产品增多，青瓷、白瓷、三彩陶代表了唐代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代瓷器作为商品广泛流传到海外，瓷器“自唐代始而有窑名”，这种传统习惯一直沿用到现代。唐代著名的窑场南有越窑（今浙江绍兴、余姚、上虞一带），以烧青瓷产品为主，北有邢窑（今河北临城县岗头祁村、西双井一带），以烧白釉瓷力主。唐代瓷器造型繁多，装饰更加丰富，采用手法有绘画、划花、刻花、印花。堆贴、捏塑等，内容包括日月、花草、树木、动物、人物、建筑等。
5、宋朝
宋代制瓷业比唐代规模更大，名窑众多，工艺水平超越前代，达到繁荣的新阶段。
6、元朝
元代制瓷业是宋，金制瓷业的继续和发展。元瓷夹在宋和明清两个制瓷业高峰之间，过渡性十分明显。元代各窑场基本承袭了宋代窑场的工艺特点，但出现了精美的大型花瓶、大盘等，器大而规整，烧后不变形，并用各种方法做出漂亮的装饰。元代，我国有大量精美的瓷器作为商品运销东南亚、阿拉伯、非洲很多国家。元代时，景德镇窑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制瓷中心，浙江、福建等地的瓷器在元代也有很大发展。
7、明朝
明代以来，景德镇己成为全国制瓷中心。明代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最主要的产品。它代表了釉下彩发展的最高阶段。景德镇瓷虽说规模有了发展，但在工艺及造型上没有太大突破。明代德化窑的佛像人物瓷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江苏宜兴窑在明代兴盛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斗彩瓷，使制瓷工艺有了进步。
8、清朝
清王朝统一后，采取了一些开明措施，如减免一些赋税，对部分手工工匠废弃"匠籍"制等，使制瓷业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清代制瓷工艺在颜色釉方面较前代有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除了原有的品种外，清代还创烧了许多新品种。但入清后，秀丽淡雅的青花瓷器仍是瓷器生产中最主要的产品。

三、              明代各时期瓷器

明代瓷业是一个百花争艳的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领先全国瓷业。青花瓷是生产主流，青花瓷的设计丰富多彩，精美小巧，纹饰以植物纹为主，动物纹以龙凤为主。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最为优美。成化年间创烧成功的斗彩，釉上与釉下纹彩互为衬托，色彩丰盈富丽、鲜艳夺目。斗彩与五彩的工艺，将瓷器打扮的多彩绚丽。
明代所制作的青花瓷器，各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具有不同的特征，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洪武—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
—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
1、洪武
　 洪武年间，太祖下旨仍沿用景德镇窑场为皇家御窑，承担宫廷御器和政府对内对外赐赠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烧造。洪武二年，建御窑二十座，专制御器，往往是“千里择一”，不计费用多寡，只求精品。《明史·食货志》中记载了朝廷派官督烧的情况，虽说此举劳民伤财，却在重压下着实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明初洪武的青花瓷，造型粗重厚实，制作尚未脱尽元青花的粗犷风格。所见的大都是蓝中见黑的色泽。釉面多为青白色，色泽清雅、柔和悦目。纹饰大多简练娴熟，豪放生动，官窑器的纹饰精细秀丽，或多或少流露出元代风格。所绘龙纹，不如元代凶猛，多为五爪龙。元代所绘的折枝或缠枝莲叶纹的叶形较大，为大花、大叶，到洪武时则明显缩小。
多为碗类，还有少量大盘、菱口盏托、梅瓶、执壶、大罐等。但传世较少。瓷器底足中心乳钉状突起，是元代器足遗传。
2、永乐
永乐初年，刚刚上台不久的新皇帝就派遣以太监为首的叔陶官，前往景德镇御器厂监督烧造陶瓷，以补充朝廷需要。因而永乐年间的官瓷烧造更是精益求精，从青花瓷器看，永乐青花与洪武青花相比，更趋成熟，作品从洪武朝的素朴雄浑不断地朝精美典雅风格演变。永乐年间以出产“甜白釉”而著名。这种半脱胎瓷器胎壁极薄，釉面莹净。也叫“填白”，是指在白瓷上可填绘彩饰，以薄胎而有暗花者最为杰出。永乐瓷器的造型清芳、圆润、灵巧。胎土淘炼精细，胎体轻重适度，尤其以白砂底之细腻而著称。釉面肥厚，莹润平净，无桔皮纹。青花器造型工整精致色调凝重古雅，绚丽鲜艳，体态优美俊秀，用进口“苏泥勃青料”，烧造时有自然的晕散，形成浓重凝聚的结晶斑点，呈凸凹不平状。永乐时，开始书写帝王年号款，均为四字篆书。
3、宣德
宣德为明代瓷器的鼎盛时期。陶瓷界有青花首推宣德的说法。宣德青花以其胎土精细，釉汁均净，造型工整，凝重浑厚，胎质细腻，多细砂底，器形多样，青花浓艳，纹样优美而久负盛名。琢器接口少见，胎体比永乐时厚重、坚致。釉面特点为桔皮纹。青花器釉面，呈亮青，前期与后期釉面稍白，中期为青白色，釉面均很细润。所用青花料主要从国外进口的“苏麻离青”。由于这种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色斑点，与浓艳的青蓝色相融一体，也使后世极难仿制。青花自然晕散，形成浓重的凝聚结晶斑，深入胎骨。宣德青花可谓青花之冠。此外，宣德釉黑红在元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所制釉里红鱼纹高足杯在当时就已盛名天下了。矶红彩始于宣德，瓷釉为宣德创新品种之一，仿哥釉也是从宣德时开始的，黄釉是宣德时烧制成功的，青金兰釉又称“雪花兰”或“洒兰”，为宣德时景德镇能工巧匠又一杰作。纹饰一改永乐时的纤细风格，显得粗重豪放，笔法苍劲。尤以龙纹狰狞凶猛之状，可为明、清两代之最。宣德瓷器的另一个特点是落款部位很多，不仅出现于底部，也有书写在口、肩、腰、足等部位的，因此有“宣德年款遍器身”之说。
4、成化
成化时期瓷器造型庄重圆润，玲珑俊秀，小件居多。胎质纯洁细润，胎体轻薄，迎光透视呈牙白色或肉红色，如脂似乳，莹润光洁。釉质肥厚，光洁晶亮，胎精釉亦精，高穆深雅，同臻其妙。成化青花瓷器，以淡雅、沉静的色调行于天下。但往往因釉质肥厚，青花色淡，而有云遮雾障若隐若现的现象。尤以底足的青花款色调，表现的最为突出。青花色调浓重者，相近于宣德晚期，并和多数浅淡色调，同时并存。斗彩为成化创新品种。纹饰线条纤细，多用双线勾勒填色法，填色较淡。只用平涂，只分浓谈而不分阴阳，无渲染烘托。绘人物衣着，只绘单色外衣，无内衣作衬托，故有成窑“一件衣”的说法。成化青花以淡雅著称，用“平等青料”取代“苏泥勃青料”呈色稳定，发色兰中闪灰青。成化瓷器釉面，以细润见著，俗谓“明看成化，清看雍正”。成化器足，凡饰有青花双边线很规矩，紧靠圈足底部，而靠近足跟无釉处，那条圈线，颜色较深重，上面一条则显清谈。款识字体，挺拔有力，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一般为“大明成化年制”，“大”字尖圆头高，“成”字撇硬直到腰，“制”字上大下小，“衣”字一横不越刀。
5、弘治
弘治时期的瓷器胎质与成化时相同，修胎规整纤巧。釉面肥腴滋润，洁白光亮。纹饰线条纤细、舒展，比成化时更为柔和透逸。盘有塌底现象。由于器底整个收缩下凹，使器里圈足承托处微显凸露。圈足处理光滑圆润，足墙比成化时略矮，内墙直立，深浅不一。官窑盘碗之类和成化时基本一样，亦有“器足双边线”的特征。器足底釉面色调，由初期的白色逐渐转变为灰色，后期则为“亮青釉”。款识虽沿用旧制，但字体趋于清秀，笔划纤细柔和。以楷书为主，字体小而规整。有四字或六字两行竖写款。
6、正德
正德朝的官窑青花瓷胎体比成化和弘冶时的要厚重。立型大器胎厚欠精细，釉子肥厚光润，白中闪青或闪灰。明五彩的形式有“斗彩”、“点彩”、“加彩”、“填彩”等等，大同小异，性质一样，都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完善了在素胎上直接施色釉的工艺，创制出素三彩，成为正德朝的著名品种。正德朝后期青花料使用进口“回青”，颜色纯正，价格昂贵，过于黄金。正德时期的婴戏纹很多，一般绘十几个孩子在庭院中戏耍，孩子的脑袋很大，活泼天真。以阿拉伯文宇装饰器物是正德瓷器的又一大特点。　
7、嘉靖、隆庆
嘉靖、隆庆时期的瓷器，嘉靖胎质不及前朝，器型多种多样，有方形、棱形的造型。琢器胎体厚重，接痕显露。圆器多有随底心下凹和塌陷。一般器物釉面粗糙不平，官窑及民窑小件器物则细润肥厚。往往见釉下的青花轮廊线有模糊不清及晕散的现象。青花用回青料，有时加入石青，其色调呈特殊的紫兰，青金兰色，同时也有发浅淡黑灰色。青花及白釉器物，常于口部涂刷酱黄釉，形成黄口之特征。纹饰线条虽纤细清丽，画风多写意却显得粗率，画面多见道教色彩及吉祥祈福内容。器底施釉，多为亮青釉。圆器圈足多向内收敛，甚至有的可用手指挂起来。玲珑薄胎器皿一般为滚圆矮浅窄小的圆足。款识字体，笔划较粗，均为楷书体。一般多于底足书写六字双行、带有双圈。隆庆时青花色调兰中泛紫，浓重艳丽。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青花中，以隆庆时青花呈色最佳。款识多写“大明隆庆年造”，极少写“制”字。隆庆时器物传世不多。
8、万历
万历瓷器，一般质地粗松，胎体厚重，器身多变形不规。万历中期以后，进口回青料断绝，改用浙江出产的浙料，色彩沉静。彩瓷以青花五彩为主，图案花纹布满全器，效果华丽浓艳。民间窑更加发达，其产品精细程度可与官窑相比美，并大量远销至欧洲。青花瓷器釉色:早期浑重艳丽，兰中泛紫。中期兰中闪灰，发色渐浅。晚期兰色灰暗，多有晕散，并开始采用浅描手法。装饰工艺技法，有楼雕、楼空、开光、暗刻等，青花中出现类似铁线描的绘画。此时绘画风格，繁缚麻密，幼稚滞拙，具有粗矿的民间艺术色彩。晚期画面不考究，布局繁乱，比例失当。大器多粗砂底，也有个别平底或浅宽圈足，底部落款处常略微凹陷，并于中心施釉如脐。盘碗之类，足径较阔，底部多施釉，无釉的砂底，可见明显的放射状跳刀痕与火石红色，官窑圈足多处理为滚圃，民窑则多斜削，并出现了通常认为是康熙时才有的那种斜削式拱壁底。
9、天启、崇祯
天启、崇祯时期的瓷器，器型大多不规整。此时出现了日本风格的造型。崇祯时，器型不规正的现象较天启时更为突出，一般器物，胎体厚重，修胎粗糙，底足常常有旋削刀痕和重刮削痕，并且多有粘砂。胎质粗糙为多，淘炼不精。但小件器物仍很精细，并有万历遗风。釉面亮青程度明显减弱，施釉稀薄。崇祯时，器口普遍施加黄色酱釉。青花有四种不同色调，其中晕散和黑灰的与那种纤细轻淡的色调相差悬殊。崇祯时，青花色调的晕散和走釉现象比天启时更甚。常使纹饰模糊不清，也有较鲜亮明快或类似天启时谈描色泽。纹饰中多反映出日本风格，如扇面纹、皮球花纹等。另外，明末清初时盛行的题诗联句风气，在此时亦有表现。此时流行的豪放夸张的减笔写意画，与万历那种密麻零乱的纹饰构图，形成鲜明对比。器足可见里收向心式的刮削痕和放射状跳刀痕。也有的器足留有类似明初器底的小乳头，此时底足不施釉的较多，但沾有砂粒。多为细润白砂底足，足边修切圆滑齐整，胎体裸露部分较多。形成了明末清初独特的器足特征，并为断代提供了依据。天启器物款识少。一般写于器底。格式为“大明天启年制”。天启、崇祯时期，明朝统治急速走向衰落，御器厂的生产几近停止，今天很少见到官窑款的产品。此一时期民窑生产日益发达，以烧造青花瓷为主，装饰纹样丰富多彩，不受官窑式样规格化的束缚，写意山水、动物人物、诗词书法、几何图形等，造型活泼，画法随意。

四、              中国陶瓷对世界制瓷技术和工艺的影响

自古以来的海上贸易、出口和赏赐的物品主要有纺织品和陶瓷，因而许多学者把这条通往海外贸易的航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自唐以来，丝绸的出品量虽然没有减少，但“陶瓷器”则显得越来越多，而且对欧美各国的瓷器工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发明陶瓷的历史要比欧洲早1700多年。在十八世纪，欧洲人仍然在苦苦地寻觅着瓷器制造的秘密，诚如英国人简·迪维斯在其所著《欧洲瓷器史》一书中所言“几乎整个十八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而中国，早在东汉时期便已破译了这个秘密。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其远航归国之后写作于1298年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向欧洲人展现了一个瓷器发明之国－中国的迷人面貌，此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瓷器及其制作方法。自从马可·波罗带来最早的关于中国瓷器制造的实用资料以后，人们显然认为，瓷器同样是用制造其它陶瓷材料的原料及其技术来制作的。马可·波罗的记载，对欧洲人制造瓷器具有启发作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真正制品的出现，是1712年来景德镇并在此生活了七年之久的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将景德镇制胎、施釉、烧成的技艺传递给欧洲之后，才启迪了那时正在茫然中探索着的欧洲人并使他们豁然开朗，简·迪维斯在他的《欧洲瓷器史·试图揭开瓷器制作之秘》一章中坦诚道：“从中国本身的情报，其中包括在中国的耶稣传教士偑雷·佛郞哥·泽维尔·昂特雷科莱于1712年寄到巴黎的来信，鼓舞了从事这项试验的人，这位牧师在信中描述了景德镇工厂瓷器的制作。”
日本制瓷工业的和发展和明代中期五良太浦（汉名吴祥瑞）来瓷都景德镇向中国的陶瓷技师学习五年之后返回日本（1513年）开窑烧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肥前的有田附近和奈良附近的鹿脊山开窑烧制的瓷器在展示着这一历史的风采。“奈良三彩”是中国的唐三彩传到日本后，日本匠师仿造而成的，日本陶瓷学术界称之为日本“最初真正独特风格的施釉陶器产生的划时代的事件”。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日本人加藤四郞到中国福建学习制造技术，为时约五年，归国之后在尾张濑户制造黑釉瓷器，烧制成功，后来日本人称瓷器为“濑户物”，并尊加藤四郞为日本的“陶祖”。
在八至九世纪，波斯陶工仿造传到波斯的唐三彩而制成华丽的“多彩釉陶器”，又名“波斯三彩”－一种在红褐色的坯体表面敷挂一层白色化妆土后，用绿釉和黄褐釉涂饰于其上，或点绘几何纹，花卉等图案，焙烧时釉色流动交融，烧成后光彩斑瓓，颇似唐三彩的瓷器，后来的“波斯青花”-一中白釉蓝彩陶器，也是仿中国青花而成的。
中国陶瓷制造技术，同样启迪、影响了非洲的陶瓷技术的发展，古代埃及最大的制陶业中心，位于开罗南郊的福斯塔遗址出土的六、七十万块陶瓷碎片中，其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中国的陶瓷的仿制品。在输入中国唐三彩之后（公元九至十世纪），福斯塔陶工模仿唐三彩而烧出多彩纹陶器和多彩线纹陶器，中国白瓷传入后，他们仿烧出白釉陶器，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青瓷、青白瓷（影青瓷）和青花瓷的输入，他们又仿烧出造型和纹样完全类似的瓷质仿制品。
随着汉末期佛教文化的传入，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人们的人生观受到佛教的：“众生平等、精神不灭、生死轮回”等思想的影响，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的渗入，丰富了陶瓷的表现内容，先后出现的一些“陶俑如来、观音、罗汉、天王、菩萨、达摩”等陶雕作品。各类陶瓷器皿的装饰纹样也丰富多彩，如“莲花图”“宝相花”、“缠枝莲图纹”等，这些陶瓷文化的发展对中国陶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的渗入，使陶瓷渐渐摆脱了其单一的实用性功能，而转向陈设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了陶瓷文化的发展。当时制作的唐三彩工艺彩陶代表了陶瓷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中国陶瓷技术的创造和发明，不仅推动了本国陶瓷制造技术的日益提高，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陶瓷制造技术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中国对人类的又一伟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

五、              从陶瓷文化到教育技术

陶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表现的内容与其发展同期相处的社会文化前景是分不开的。从艺术种类来说，陶瓷艺术与文学分属不同的艺术种类。前者为空间艺术，后者为时间艺术；前者为造型艺术，后者为语言艺术。它们之间有了不同，才使它们之间相互区别开来，也使它们之间相互借鉴和吸收；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有利于人们把握艺术特征。陶瓷艺术和文学艺术，尽管分属不同的艺术种类，但在其审美本质上是共同的：通过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
正如人们不能否认文学的审美一样，同样不能否认陶瓷作品的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它们是文明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文学艺术，不仅为陶瓷艺术提供了素材，而且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陶瓷艺术形象的塑造，不是如实地复制文学艺术形象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凝练的艺术形象，使观赏者感觉到既像是自己感觉中的文学形象，同时又感觉到这是一个新的艺术创造，在赞叹艺术技巧高超的同时，感受到一种美感的冲击力。
正因为陶瓷文化和文学艺术是相通的，教育技术工作者从陶瓷文化中总结提炼出其蕴涵的文化内涵，将其抽象、概括成文字，应用到教育中去，来提高受教育者的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