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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问题
一、一位种粮大户的艰难寻"金"路

   农民高彩霞承包了1万多亩农田，是当地有名的种粮大户。由于一直缺乏资金支持，他从百亩种植户向万亩种植户迈进的近10年历程，遭遇到诸多困难和阻力，按他的话说，是"一条艰难的寻'金'路"。
     贷款无门，借钱起家
     高彩霞家在江西省鄱阳县乐风镇东风村火把村小组。 1999年，在外做了五六年泥水工的高彩霞，眼看周边一些乡亲承包了不少农田，一年也能赚一两万元，心里就活了起来：规模种粮比在外打工强，还不用背井离乡。于是，高彩霞也尝试着从邻近的珠湖农场承包了300亩水田，踏上了规模种粮之路。
     但一开始，高彩霞就面临着资金压力。他说，农田年租金200多元/亩，加上化肥农药开支，需要七八万元。为了筹集最初的启动资金，他试着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可是，由于没有贷款抵押物──家里的房子用的是集体用地，属于无效抵押物──商业银行根本不理睬他，农村信用社也最多只能给3000元贷款。
     "真是杯水车薪啊"，高彩霞说。无奈之下，他不仅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投了进去，还向两个弟弟借了几万元。巨大的资金压力，让高彩霞整天忧心忡忡。他天天早出晚归，吃住都在田间地头，带领全家5口人精耕细作。好在老天帮忙，当年粮食大丰收，高彩霞获得了丰厚回报，把欠的钱全还上了。
     此后几年，通过缓慢的自我积累，到2004年，高彩霞承租的水田面积已达2600亩。这时，高彩霞每年种田的开支已突破100万元。这么大的资金量，怎么办？反正还得跟弟弟们借，高彩霞干脆拉上他们，兄弟几个一块搞起了规模种粮。
     2005年，江西省农村信用社开始推行农户小额信贷业务，在不用充分抵押的情况下，每户农民最高可获得3万元信用贷款。高彩霞和两个弟弟一起申请，三人共获得了9万元贷款。虽然这点钱解决不了大问题，可总比没有好。但让高彩霞没想到的是，这9万元贷款额度一定就是5年，由于缺乏抵押物，5年里农户小额信贷一分钱也没增加。到今年，高彩霞的资金需求已达到700多万元，每年要承担10%以上利息支出的农户小额信贷不折不扣地成了高彩霞手里的"鸡肋"。
     种粮规模越来越大 ，资金瓶颈问题严重
     租种的地越来越多，资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怎么办？高彩霞尝试着联合村民一起种。以今年为例，高彩霞将承包的1万多亩水田分为两部分，自己种植4000亩，其余的，全部通过分片承包，转给同村村民耕种。高彩霞说，采取这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资金压力，因为原来分散在各家各户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现在无形中都被集中在了自己的土地上使用。
     尽管如此，他仍然感到资金不解渴。从正规的金融机构里贷不出款，高彩霞只能采取"借一点，凑一点，欠一点，贷一点"的方法，靠东拼西凑来发展粮食生产。
     从前几年开始，高彩霞就不断向粮食加工企业和化肥经销企业借款和赊欠农资。他说，因为有10年的种粮经历，与一些粮食加工企业和农资经销商建立了长期业务关系，所以，在资金最紧张的时候，也会向他们借贷和赊欠一些资金与农资。最多一次，粮食加工企业借给高彩霞200多万元资金，他还赊欠过几十万元的农资。高彩霞说，其实，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最终这些资金都要用生产的粮食来还，而且要以降低收购价的方式，抵消借贷利息，成本很高，"但就是这些资金，也是时断时续，有一点没一点的"。
     据记者了解，东风村火把村组有164户，目前跟随高彩霞种田的有150户。高彩霞探索出了一种给完成规定产量的包片农民发年薪、超产部分双方分成的管理办法，调动了大伙的积极性，许多村民靠种粮走上了致富路。村民张新明告诉记者，自己承包了高彩霞220亩农田，2007年获得大丰收，去年卖掉超产获得的谷子，加上年薪，收入10多万元。
     高彩霞告诉记者，通过这几年实践，他已经认准了规模种粮这条路，也很想带领乡亲们以此致富，但资金的缺乏，经常让他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高彩霞介绍，目前他的承包费已上升到415元/亩，同时今年化肥价格上涨，复合肥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0%以上，这一切，都让高彩霞感到压力重重。他说，自己做梦都想从金融机构贷出款来，可担心风险的金融机构都不愿贷给他。
     "路是认准了，可没钱怎么办？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粮食种植成本太高了。明年，我计划将大部分农田由两季改种一季水稻，减少资金压力。"高彩霞摇了摇头，无奈地说。
二、根治农村金融"顽症"的药方在哪里

　　"旧病"与"新疾"
     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到底患上了什么病？患上了多少病？谈起这些事情，首先会碰到一个老话题：农村资金大量外流。
     在农村经济比较落后的北方一些省份，步入21世纪，资金外流现象越来越突出。在吉林、内蒙古等地，调查发现，农村资金外流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邮政储蓄，另一个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分支机构吸储。这些资金一方面用于上级银行信贷投放，一方面进入人民银行统一拆借。国有商业银行对没有商机的农村或偏远地区根本不放贷款。商业银行从农村吸收的存款被用于城市或其他行业，本地农业基本上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农村金融大量"失血"的背后，是金融"支农腿"的萎缩。央行最近一个调查表明，截至2007年，全国有286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半月谈记者曾在吉林省公主岭市陶家屯镇采访时看到，镇上已没有银行网点，只有信用社。当地干部说，镇上原有农业银行，几年前撤了，只留下一个储蓄所；不久后，储蓄所也撤了，只剩下信用社。
     即使在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机构网点的撤并现象也大量存在。到2007年夏天为止，永嘉县的山区乡镇中，农行只在岩头镇设有一个吸收存款而没有开办贷款业务的网点。在当时全县38个乡镇中，农信社网点在16个乡镇是空白。当地的农信社负责人说："我们已设网点中，有9家亏损，5家保本微利，现在农村金融市场只有我们一家，想撤也撤不了。有一个山区网点曾打算撤，结果当地农民扛着锄头，要跟我们玩命。"
     这名地方农信社负责人的话中透露出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农村金融市场上竞争的缺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曾对100个县的调查显示，农村各金融机构存款所占比例中，农信社一度仅占两成，而当年却承担着约八成的支农贷款发放。农信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支农的惟一力量，从而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的缺失。事实上，我们一度推行的农村金融改革不但没有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反而使商业银行逐步撤出农村，同时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与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使农信社在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必定是低效率的。有关人士认为，这种竞争的缺失，对一直推行的农信社改革产生影响，由于农信社的高度垄断地位，严重亏损的农信社也不能关闭，央行只能通过一次次的资金注入来实行救助，救助的结果是极易使农信社丧失改革的动力。
     2007年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新政"，初步实现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开放，尤其是放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规定在农村可以组建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贷款公司，并将审批权下放给省级银监部门。这一新政，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与好评，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一是准入门槛降低了，可退出机制"残缺"，比如关于村镇银行的"退出"，新规仅在阐述"资本充足状况和资产质量状况"监管措施的条文中有所涉及，而这些规定太粗、太简单，无法满足实际操作需要；二是关于新设金融机构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以村镇银行为例，当时政策规定开办村镇银行需现有银行至少占20%的股份，其他投资者不能超过10%，而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已基本退出农村，农业银行改制在即，农村信用社更不会投资建一个自己的竞争对手，这导致的后果就是，如果无现有银行"挑头"，村镇银行便办不起来；三是"开放市场"下的监管能力尚需提高，比如在资本金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指标上，还需要提高监管标准，同时放宽准入条件后，将会产生一批以盈利为目的、按商业化原则运营的农村金融组织，而当前的金融监管还只停留在县一级，每个县只有三四个人，监管力量严重不足。
　　"药方"究竟在哪里
     9亿农民盼金融，犹如久旱盼甘霖。可面对被多重新老疾病缠身的农村金融，谁能告诉农民"药方"在哪里？
     谈起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基本判断。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对金融的需求千差万别：东部金融需求来自于非农部门，比如身在乡村的民营企业；而中部则来自于传统的种养业，中部不少地区是粮食等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对于西部，尤其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对金融的需求则更多来自于满足由于生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生活盈余调剂，甚至有的地方农民对金融的需求是上学、看病等。归结起来，东中西部农村对金融的需求，基本上可以分别看做是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千差万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任何的政策与改革，都不能用一种"药方"解决。应该在不同地区探索适合当地需求的金融组织形式，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以农信社为例，现有的农信社是一个昂贵的机构，运转成本过高，贫困地区信用社人均费用甚至超过东部发达地区，可以充分重视非正规金融的作用，或探索成本更低的金融组织形式。
     农村金融问题，有时可以从金融之外寻找办法解决。在欠发达地区，必须发挥农村地区公共财政的应有作用，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合作医疗的完善。过去中西部曾出现信用社贷款被农户用于治病救人、孩子上学的情况，这种"金融财政化"现象，极大地降低了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一般来讲，信贷的用途与还债能力应该结合起来，如果贷款用于大量非盈利性支出，贷款质量注定要低下。在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中部地区，可以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为金融机构营造支农商机。吉林省一位农行的干部说，他们的策略是抓农业龙头企业，通过支持龙头企业，再用企业带动农民致富。这本是一个完整的链条，问题是，现在不少地方缺少这样让金融部门感兴趣的大企业，链条随之而断。此外，还应该看到农村金融缺资金，更缺机制，改革应着眼于"先机制、后资金"：一方面放开农村市场利率，通过财政杠杆引导资金回流；一方面发展农业保险与大宗农产品期货市场，尽力降低农村信贷交易成本，新的监管办法及时跟进。
　　"三道坎"不破，农村金融难兴
     --农信社竞争问题。农信社现在依然是县社体制，专家建议尽快打破对农信社设置与业务开展的地理限制，促进竞争。比如，在东部发达地区，经营情况较好的农信社也想吸引非社区社员并开展相关业务，逼迫经营差的农信社改善经营，同时强化预算约束。这样一来，还容易形成退出机制，经营好的可以兼并差的，减轻单个区域单个农信社退出后对当地金融服务稳定的影响。如果一个农信社可以在几个地区开展业务，可以减少政府干预，而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农信社的支持，也会通过改善软环境来获得更多资金，如招商引资一样。事实上，这种办法可以壮大农信社，形成规模经济，风险也在更大范围内被分散。
     --农村金融担保问题。农民贷款难，难点之一就在担保。半月谈记者在四川、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许多涉农担保机构在近几年纷纷出现。然而专家认为，如果没有配套扶持措施与政策出台，当前的担保机构在较高风险与巨大的运作成本下，极有可能放弃农信担保角色。在这些担保机构中，已经出现有的涉农担保业务量萎缩，甚至有的出现离农倾向，极易变成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四川省遂宁市金融办干部黎涛等人建议，当前国家需要从全方位为农信担保出台配套措施，以支持其生存并发展壮大。比如，农信担保公司可以同样享受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目前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负责部门是经贸部门，而农信担保机构负责部门是农业部门。浙江省一名干部曾协调为农信担保机构免税的事情，却被有关部门以没有文件为由拒绝。这表面上看是一个涉农担保还是涉企担保名头的问题，其实是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的结果。
     --民间金融问题。以往我们对民间融资一直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非正规的就是不好的。事实上，民间融资是农村金融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正规金融在开展农村金融服务时所遇到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抵押担保不足的问题，对民间金融来说往往不成问题。民间金融的还款率很高，可以说90%民间金融是良性的，有助于解决农民金融需求的问题。对于民间融资，首先要加强保护、引导和规范，完善民间债权债务的法律关系，增强其合法性；其次要加强宣传，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使其自觉抵制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第三是在民间融资的基础上推动如乡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
三、破解农村"贷款难"在行动

   农村金融病症诸多，造成农民贷款难、致富更难，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在一些地方，围绕破解农民"贷款难"，各具特色的探索和实践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或许能给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带来有益的启示。
     "三位一体"打造 "中国版乡村银行"
     3年前，年轻的清华大学博士后陈林到浙江省瑞安市挂职。担任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后，他牵头成立了以农村金融合作为中心、兼有农民专业合作与供销合作的瑞安农村合作协会。这种"三位一体"的新型组织形式直击农村金融难题，在国内外、政府部门与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反响，被誉为"中国版乡村银行"。
     瑞安隶属全国农村信用社首批改革试点单位之一的温州市。2005年4月，瑞安农村信用联社及其79家分支机构一夜之间集体"变脸"，成为中国首批农村合作银行。
     2006年初，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2006年3月，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以农协为平台实施联保联贷、发展信用合作。
     陈林认为，过去部门、城乡、条块分割，使有可能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政府和社会资源被分割成各个"山头"，这些有限的资源在"山头"的互相争夺中被消耗掉了。瑞安农协构造金融支农平台不是另起炉灶或推倒重来，而是调动现有合作银行、供销联社的积极性，引入农业、科技等部门的支持，又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等，有效打通并整合了体制内外的多重资源。
     瑞安农协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确认瑞安农村合作银行、瑞安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瑞安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等为第一批核心会员。另有近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机合作社成为第一批基本会员。"在金融支农方面，我们可以依托农协基层网络优势推出联保贷款业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为农户提供担保，而供销社可以在信用担保的情况下直接赊给农户农资。这就是条块交融的最大益处。"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负责人说。
     抵押物与担保人的缺失，长期困扰农村贷款。按银行要求，房产抵押需要房产证与土地证，过去农民提供的抵押物非常不规范；而农户找的担保人多为本村村民，其本身由于信用程度模糊就需要担保，无法成为银行眼中的担保人。
     "瑞安农协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担保，而农户向合作社提供反担保的办法，挖掘更多的抵押物资源，让农村的房产、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都可以间接作为抵押物，满足贷款需要。"陈林说。
     农户的私人财产虽然不合乎规范，难以抵押变现，可在乡土生活范围内却具有较高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可流通性。在农协协调下，合作社成员向银行贷款，合作社可以为之提供担保，而农户转而以上述自有财产权益向合作社提供反担保，一旦出现风险，合作社会依据这些抵押物对农户有所制约。这种担保与反担保相结合的方式，有望突破农村抵押物资源不足的瓶颈。
     这种贷款新形式的出现，还破解了过去贷款环节过多、手续复杂的僵硬局面。瑞安农协顺泰毛芋中心合作社社长林志寅举的例子很形象："农协流通部帮助农户申请农信担保贷款，还支持办供销超市，社员买农资便宜10%～50%。有了农信担保，社员在购买农资时可以赊账，然后用毛芋成熟上市后的收购款付清。农民春耕冬种时不用自己再一趟趟跑贷款了！"
     "捆绑信用"的共同体
     "你的信用可贷款1万元，我的可贷款1万元。我在需要钱时，将你的信用贷款与我的捆绑，形成信用共同体，我可以获得两万元贷款。加入信用共同体的人越多，我们获得的单笔贷款就越大。"江西省农村信用社专家这样通俗地描述"信用共同体贷款"。
     "信用共同体"是指农村信用社与产业经营户、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形成互动，产业经营户之间形成"责权对等、相互信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保体，农村信用社对产业经营户提供信贷支持的信用体系。
     2005年，江西省农村信用社开办信用共同体贷款，并在江西逐步推开，在缺乏有效资产抵押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对大额生产资金的需求。
     江西省彭泽县农民李国安，从事水产养殖十几年，每年投资大约100万元，自有资金60万元。他说，原来受信贷权限的制约，每年从农村信用社获得贷款只有10万元，缺口只能从民间高利融资；信用共同体成立后，已累计在农村信用社获得贷款120万元。没有足够的资产抵押，就能获得这样大笔的贷款，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水产养殖是彭泽县的支柱农业产业，彭泽县水产养殖信用共同体2006年成立。有了平台，开始建立基于信用的担保和联保机制。入会的成员必须交纳起点为2万元的担保基金，集中后在当地信用社存入专户。由养殖户向共同体提出贷款申请，经共同体理事会审核签字后，报当地农村信用社，信用社在不超过担保基金总额5倍的范围内给予贷款支持，同时单户贷款的总额不得超过担保基金总额的80%。
     各养殖户之间建立联保机制。联保小组由3～6名养殖户组成，按所养殖的水面面积的不同自愿组成，分别签署联保协议。各共同体成员以水面经营权向理事会进行反担保，目的是将贷款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也促使各成员之间互相监督。截至2008年1月底，彭泽县水产养殖信用共同体已累计获得贷款1650万元，53户共同体成员受益，无一笔不良贷款。
　　创新金融产品，农行改革"龙回头"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户的经营范围向经济作物种植、养殖、加工和商贸流通业发展。2007年底，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正式启动实施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试点。农行吉林省分行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农民，创新和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一是针对农村高端客户金融需求，选择松原市扶余支行开展"农行＋'新三农'"模式试点。对从事规模或特色种养业、农村商贸业、农村服务业等多种经营的新型农民提供金融服务，通过服务新型农民群体，辐射带动周边市场和客户，实现存款、保险、基金、银行卡、网上银行等综合收益。
     二是针对农村中端市场、种养大户等金融需求，选择四平分行进行"农行＋合作社＋农产"模式试点。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担保或3户社员联保，农民专业合作社协助农行管理和催收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社员有严格的准入条件，专业社设有内部贷审会，对申请担保贷款的社员进行初审把关。这一模式下的社员贷款实行优惠利率，社员单户保证担保贷款额度由5万元扩大到1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可延长至3年。
     三是针对农村低端市场从事传统种养业客户金融需求，选择吉林市分行进行"农行＋信用村＋农户"模式试点。信用村与村民签订贷款偿还协议，对恶意拖欠贷款的，由村负责变卖其农副产品、收回承包地来偿还贷款，信用村有义务协助农行管理和催收贷款。这一模式类似于孟加拉第二代格莱珉银行模式。不同级别的信用村可根据情况分别获得人均2万元、5万元、10万元不等的整体贷款授信额度，对信用村的农户优先发放联保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