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乙己》的艺术魅力.doc

[摘要]鲁迅的《孔乙己》以极检省的笔墨成功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封建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的“吃人”本质，揭露了旧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凉薄，题材虽小，但意义丰厚。小说一开始描写了咸享酒店的典型环境，它是旧社会的缩影，为主人公的悲剧埋下伏笔。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加强了主题揭示深度，同时运用生动、精炼的语言对人物进行外貌、动作、语言、神态描写，人物形象鲜明。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本文以乐写哀，以“笑”贯穿整个悲剧，同时运用多重对比，突出了人物的悲剧性，使其社会意义更深刻。

[关键词]孔乙己 咸亨酒店 悲剧 “我”的视角 对比

《孔乙己》是我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它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四号上，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夜继《狂人日记》之后发表的第二篇白话小说，后收入小说集《呐喊》。《孔乙己》一文虽然不足三千字，但其思想意义的深刻，巧妙的构思和布局，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的颇见功力，都是很令人叹服的。因此《孔乙己》被誉为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之一。现在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小说《孔乙己》的艺术魅力。
一、以小见大，从中国到世界------超越时空的丰富思想意义。
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这段较长的时间里，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败是非常痛心的，是沉默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澎湃浪潮震撼了沉默中的鲁迅，鼓起了他的希望和热情，使他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之中。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就谈到钱玄同来规劝自己从绍兴会馆里走出来，寄托于醒转来的人们起来打破“铁屋子”，和自已答应“听将令”并“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的“对希望的承诺”。[1]于是鲁迅先生以小说的形式思考时代和人生，参与历史的发展。鲁迅先生创作了《孔乙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封建末世科举制度殡葬品--------孔乙己的典型形象。
鲁迅先生是精神界的战士，读他的小说，会发现鲁迅并非简单地“听将令”，冲锋陷阵，也没有正面去表现新文化运动，或者诠析革命。他更关注和极力表现的是社会变动和文化转型时期人的精神困扰和出路等问题。他的“忧”，他的“愤”，都和深受封建礼教和旧制度所毒害所束缚的国民性病苦有关，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与焦虑有关。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是这个意思。小说主人公孔乙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知识分子。由于不能从科举梯子像范进那样爬上仕途，又不会营生，只能靠出卖劳动替别人抄抄书而“换一碗吃”，以至穷到“将要讨饭”。而他偏偏又穷而迂腐，说起话来满口“之乎者也”，教小伙计“回”字的四种写法卖弄自已一点可怜的学问和本领，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他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赏自赏的傲气，以致成了人们嘲讽捉弄的对象。同时，他又沾染上一些恶习，好吃懒做，为能吃上“一碗饭”，去干一些偷窃的勾当，以致被人“吊着打，”最后被爬上了仕途的丁举人“打了大半夜”“打折了腿”悲惨死去。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性格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本质的具体表现。小说的极大魅力，在于偏从普通平凡的人事中，发现和体悟“一切的永久的悲哀。”这就是所谓艺术的陌生化。作家通过他的作品的描写，让读者重新打量自己所熟悉的，甚至是司空见惯而已经有些麻木的生活，获得某种新的体验和想像。[2]本来大家很熟悉很普通的人事，经过鲁迅的感觉和构思，就不一样了，变得沉重了，要重新思考了。鲁迅先生就是这样，题材平凡，发掘很深，并总是有独特的令人震惊和发现。诚然，鲁迅对封建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罪恶本质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是把对它的批判作为反封建主义的重要内容的，而对这一制度统治下的某些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则成了他的突破口。鲁迅先生后期回忆他五四时期的创作经历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鲁迅一开始就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倾向，把自己的创作和被压迫人民的生活与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孔乙己这样迂腐落魄、穷苦可怜的小人物，他在大人和小孩心目中没有任何地位。小说自始至终在描写黑暗冷酷的社会从肉体上、精神上对他的嘲弄、摧残。开始，他是人们取乐的对象。从嘲笑他脸上被打的“伤疤”开始，到嘲笑他被“吊着打”，取笑他“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后来被打了大半夜，打折了腿，人们讥笑他是“自己发昏”。即使“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他坐着蒲包盘着两腿用手走路，周围还是一片嘲弄的笑声。这一切深刻说明孔乙己可有可无，可笑可怜，无足轻重的地位。小说就这样揭露和鞭鞑了旧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薄情。
由此，我们不难想到孙伏园在简括叙述鲁迅当年告诉他最喜欢的小说-------《孔乙己》的意见时说：“《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其实当我们超越写作时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来说《孔乙己》，它一样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从古代到今天，从东方到西方，多少人是根据着自己的思想、理想或价值观而活着，而他自己又不了解或醒悟他是生活在梦幻之中，他生活着的社会根本不能容纳像他那样的人。多少人就像孔乙已那样，不为社会所接纳，被群众嘲笑，欺凌和侮辱，只是原因不同而已。孔乙己如此，契诃夫《变色龙》中的赫留金如此，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中的于勒如此，米勒《推销员之死》中的推销员如此……这种苦人在世界各地都可找到。鲁迅表面上写发生在中国清朝末年的社会与一个受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他同时也表现了人类及其社会中永恒的一个悲剧。离开科举框框读《孔乙己》，我们更能深切地感到这篇小说的思想意义的丰厚，而且具有很普遍的世界性的意义。
二、典型的环境描写和独特的叙述视角-------构思巧妙。
小说环境的描写，是揭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小说应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说《孔乙己》就采用“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手法，把故事集中于咸享酒店。《孔乙己》的总体思路是：由典型环境（咸享酒店）写到典型人物（孔乙己）。咸享酒店是孔乙己活动的重要场所。作者把主人公安排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是为了更好的表现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提示主旨。
咸享酒店有何典型性呢？作者首先简介了酒店的格局：“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清朝末年，“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细说了热水烫酒、盐煮笋、茴香豆等“下酒物”的价钱，这些介绍在不经意中展示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点。介绍了两种喝酒的人：“短衣帮”和“穿长衫的”两大泾渭分明的社会群体。短衣帮只能站在柜台外喝酒，长衫主顾则可走进雅座，叫酒叫菜。一个“踱”字表现出长衫主顾迈四方步的养尊处优、悠闲自在的特征，“慢慢地”坐喝，可见其尽情享乐，悠闲自得。这种刻意渲染，既体现了一贫一富的鲜明对比，又为下文写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不伦不类的独特形象埋下伏笔。酒店职员也有极大的等级差别。掌柜严厉冷酷，唯利是图，小伙计连笑都要看掌柜的脸色。顾客、掌柜、小伙计之间不信任。在这里“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在这里，孔乙己成了人们侮辱、捉弄、取笑的对象。短衣帮也处在社会最底层，然而他们对豪强者充满敬畏，对不幸者肆意嘲弄，以引逗孔乙己为乐事。惟利是图的掌柜只是惦记着孔乙己是否交清了酒钱，根本不关心孔乙己的命运。还有那个始终没有出场的丁举人，只因为孔乙己偷了他家的东西便“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更是残忍。孔乙己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样冰冷的人群中，连一声微弱的抗议也没有，多么悲惨。总之，这里等级森严，世态炎凉。咸享酒店成了旧社会的缩影，一出社会悲剧便在这里上演。这不正是当时中国“病态社会”及其“不幸的人们”的象征吗？
从题材上看，《孔乙己》写的自然是往事。它巧妙地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选择一个酒店小伙计为故事的叙说者和见证人，以他的见闻感触为线索，将几个生活场面编缀起来，这样既显得笔力简约、集中，避免了繁琐的铺陈叙述，又使故事情节的展开自然，人物性格的发展脉络清晰，大大增强了小说真切感，显示了作者的创作匠心。
鲁迅小说常采用故事中的“我”，来叙说某一主人翁的故事。这是一种近乎传统的叙事手法，虽说也类似于“以我观物型”，但“我”的思想和作者的精神世界已谈不上有任何的联系了。[4]“我”终日在酒店打工，工作又十分单调无聊，有足够的时间、耐心与兴趣细察孔乙已的出场与周围人的反应。较之其它角度的叙述，有强烈的真实感。但“我”的形象的设置，也并非仅仅是叙述上的需要。“我”对孔乙已的嘲弄、奚落、蔑视，则又成了“被看”的对象。“我”其实也是观众中的一员，年纪虽小，但已丧失了应有的良知，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孔乙已到店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表现了对不幸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一方面把他人的痛苦和不幸美化，另一方面又通过“鉴赏”他人的悲苦，使自己的苦闷得以发泄、转移、以致最后的遗忘，甚至得到自我的满足。“我”表面上看似乎麻木愚钝，实质上正显示了人性中残忍的一面。与掌柜、酒客及《药》《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中的无名观众，别无二致。让人不难想到鲁迅小说经常出现的一种模式--------“看与被看”模式。这种模式构成一种冷漠的社会心理氛围，一种缺乏人性关怀的集体无意识。[5]鲁迅写得最多的，就是世态炎凉，人心麻木。在这“看与被看”的背后，作者鲁迅作为一个潜在的视角，高屋建瓴地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6]而“我”又是观众中唯一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旁观者，年纪幼小，心灵受毒害甚深，不仅令人体察到作者设置这一形象时内心所蕴含的忧愤深广与用心良苦，更会令人情不自禁地让起《狂人日记》结尾的呐喊：救救孩子！鲁迅先生在揭示落后的国民性的同时，总是那么深沉地思考我们民族的处境和命运。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鲁迅小说中第一人称的运用，不仅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并因此扩展了表现内心世界的空间，细腻、真切而又曲折地呈现出觉醒者异常丰富复杂的精神历程，并且在开拓小说思维空间，丰富小说叙述手法上，达成一种大胆而成功的探索。
三、形神兼备的人物描写和生动精炼的语言-----准确精细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仍是由三个世界构成的：权力的世界、金钱的世界，劳动的世界。鲁镇的酒店格局，也便如此。“曲尺形的大柜台”后面的世界是属于掌柜的，他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商业经营者。“柜台外”站着喝酒的则是一些“短衣帮”的顾客，他们是以出卖苦力为生的人。在“隔壁房子里”坐着喝酒的是“阔绰”的有权有势的“穿长衫”的顾客。孔乙己便在这咸享酒店的世界上出现了：“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仅仅十七个字，便点明了孔乙己的尴尬处境，高度概括了他特殊的身份、经济地位与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文字简约，却容量极大。“站着喝酒”表明孔乙己的生活穷困，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都和“短衣帮”没有什么区别。“长衫”是文化的象征，“穿长衫”是“有文化”的标志，含蓄地说明了孔乙己自以为高人一等，即使在穷困潦倒之时，仍要硬摆“读书人”的臭架子，羡慕上层阶级，看不起劳动和和劳动人民，不愿与“短衣帮”为伍。“惟一”则说明了他的身份的特殊。“站着喝酒和穿长衫”成了他特殊社会地位的最鲜明标志。但“穿长衫”在“隔壁的房子里”坐喝的主顾那里，“文化”是和“权力”“金钱”结合在一起的，这时“文化”似乎有着神圣的性质，它被人敬畏。但孔乙己的“长衫”是同那些长衫顾客的“长衫”迥乎不同：“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这既说明孔乙己穷酸之极，只此一件长衫，又说明他很懒，好逸恶劳，连洗补衣服都不肯动手。孔乙己的“长衫”没有含金量和含权量，既不威严也不阔绰。而又不肯脱下这么一件长衫，这就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追求功名，始终不忘往上爬，虚荣心十足，死要面子，惟恐失去他读书人的身份。“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花白的胡子”的肖像描写也极具特色。“青白脸色”“伤痕”是食不果腹，时常受人欺凌的记号，“皱纹”“乱蓬蓬的花白胡子”是岁月的记录，更是潦倒的表征。断腿前后相对照，更显出他遭遇的悲惨。在“坐着喝酒的长衫主顾--------站着喝酒的穿长衫的孔乙已--------站着喝酒的短衣帮”的鲁镇咸享酒店的顾客序列中，孔乙己的外貌是“惟一的”不入流的，在权力的世界、金钱的世界和劳动的世界中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因而他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没有被社会所记起的一个确定的身份。正因为如此，他的真实姓名一直不为人知。叫他“孔乙己”是“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翻出来的绰号。“上大人孔乙己”原来是“上古大人孔圣一人而已”的简化，简化得没有道理，所以只好这么“半懂不懂”了。[7]可见在孔老二的门徒里，孔乙己根本不是什么升堂入室的角色，用“半懂不懂”的话来称呼他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一取名颇耐人寻味。可见作者在塑造人物时，人物姓名也承担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红楼梦》中许多人物取名的深层内涵。孔乙己的那种“满口之乎者也”的话语形式，“窃书”不为“偷”的辩护言论，足见其自命清高，迂腐不堪，自欺欺人，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极能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动作、神态描写亦为人称道。在受酒客的戏弄时的动作（如“排出九文大钱”“摸出四文大钱”）、神态（如“睁大眼睛”“涨红了脸，额上青筋条条绽出”）的先后变化，极传神地刻画了孔乙己自以为高人一等，炫耀“阔绰”时的得意；在真凭实据面前仍不服气，死要面子的愤激；被打断腿后的囊中羞涩，穷困潦倒。孔乙己肉体受摧残，精神亦彻底坍塌，麻木不仁。又如教“我”写“茴”字和给孩子们分吃茴香豆时的动作、神态，刻画了他心地善良的本质。总之小说从外形到语言到动作神态，层层推进地塑造了孔乙己这个丰富复杂的典型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孔乙己之所以能留下鲜明的记忆，是与作者运用语言的生动、精炼分不开的。鲁迅先生说过：“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8]鲁迅小说吸收了外来语，也用一点“有生命力”的文言，更以“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叙述语言生动，简洁，人物语言个性化达到很高的境界。
四、以乐写哀，对比强烈------艺术手法高妙
孔乙己之所以被人记得，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他是人们单调苦闷生活中的一个笑料，从中得到无聊生涯中的片刻快乐。孔乙己在人们的笑声中登场，在人们的笑声中表演，在人们的笑声中消失，在人们的笑声中演完了他一生的悲剧。“笑”贯穿了《孔乙己》一文的始末。以乐写哀，以喜写悲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人物的悲剧性。孔乙己是一切人的笑料，谁都可以笑他。短衣帮笑他，掌柜笑他，小伙计笑他，连小孩子也笑他。孔乙己就这样无声无息悲惨的消失在这样冰冷、麻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中。这阵阵的笑声，跟孔乙已的不幸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孔乙己的悲剧更笼上了一层令人窒息的悲凉的意味。多次重复的笑声，一方面是对孔乙已好逸恶劳、自甘堕落、自视清高种种劣根性的批判和否定，另一方面也是对人们缺乏同情、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的批判和否定。这种以乐写哀手法的运用，鲜明地提示了孔乙己和看客的性格特征，深刻地表明了孔乙己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以乐写哀，表现的力度是深刻的。
孔乙己的人生是悲苦的，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冷漠麻木的，封建科举制度是罪恶的，这一切，在小说中之所以能表现得那么突出、强烈、典型，与对比手法的运用有很大关系。小说通过对孔乙己“第一次”与“最后一次”的外貌动作、语言、神态的对比描写，凸现出孔乙己的性格特征和不幸遭遇。原来是“身材很高大”的，后来“我”却必须站起来往外望才能见到；原来那件惟一可证明他读书人身份的“又脏又破”的长衫也没有了，后来时近初冬，却只穿一件“破夹袄”；原来脸色“青白”，后来却变得“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原来他进酒店买酒“排出九文大钱”，后来买酒，只能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小说通过科举考试的失败者与得意者的对比描写，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本质，孔乙己和丁举人同是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一个苦读半生，热衷科举，一心向上爬，却“连半个秀才没捞到”，穷愁潦倒，被人踩在脚下；一个中了举，爬上了社会的上层，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仗着封建制度赋予他的特权，横行霸道，作威作福，随意毒打孔乙己，无需承担任何的后果。这告诉我们：科举制度造就了两种读书人，少数爬上去的，成为残酷的压迫者，多数爬不上去的，成为悲惨的牺牲品。爬上去的好处和特权，为爬不上去的提供了往上爬的兴趣和动力。小说将孔乙己与丁举人彼此对照，互相补充，进一步揭示了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反动本质。小说通过邻舍孩子与大人对待孔乙己不同态度的对比描写，从而揭示了封建文化教育使人们逐渐丧失良知和仁爱而变得冷漠无情。分吃茴香豆之时，孩子的笑，透出天真与单纯，是一种纯真无邪的笑，而大人们的笑却饱含辛辣的讥讽和奚落，是一种世俗、市侩的坏笑，孩子终有一天会变成大人。腐朽的封建社会就这样一天天使民众变得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封建社会的病态暴露无遗。无怪乎鲁迅先生会发出“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声。本文的对比有深度，有力度。
《孔乙己》一文的特色还在于它典型的细节描写。将常见的生活细节提炼为典型细节，服务于典型形象的刻画，也是鲁迅小说创作的一个技法。[9]《孔乙已》一文就截取了孔乙己生活的四个横断面：与短衣帮的交锋，教小伙计写字，分茴香豆给孩子吃，断腿后买酒喝，这些生活的细节充分展示了孔乙已性格的丰富和复杂，人物形象鲜明。如本文中孔乙己站在咸享酒店外，买一小碟茴香豆慢慢吃着，并将它一颗一颗分散给孩子们的细节，对表现他的穷酸相和迂腐而善良的性格，是相当有力的。
《孔乙己》一文虽然不过两千多字，但它的艺术是深广的，它的魅力是永恒的。这或许就是鲁迅之所以为文学巨匠的原因吧。

注释：
[1]《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作品讲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第4页。
[2]《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1页。
[3]《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579页。
[4转引自《孔乙己》赏析，
[5]《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0页。
[6]《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自学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第9页。
[7]《语文教学参考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版，第266页。
[8]《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579页。
[9]《中国现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47页。
参考文献：
1、《孔乙己》，《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2、《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3、邓玉霞《喜剧的氛围、悲剧的内容-------重读<孔乙己>》，《语文教学研究》1998年第9期。
4、王富仁《<孔乙己>叙事学学评论》（节选），《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