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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人物讲义
主讲人：文希
1、 如果说中国的近代史大半是由湖南人写就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近代史的一半半是由我们第一师范写就的。培养出的人才：曾国藩、黄兴、毛泽东……
2、 城南书院的历史及张浚其人
3、 曾国藩的事迹

城南书院的历史及张浚其人
据《长沙府志》学校志记载:“城南书院在南门外妙高峰之阳，宋张南轩（张栻）随父紫岩（宰相张浚字）家潭州（宋时长沙称潭州）时建。此为讲学地，紫岩书‘城南书院’四大字。”另据有人考证，这所书院实为张浚的私人别墅。因为有人弹劾他“卜宅踰制，至拟五凤楼”。张浚为了避祸，才将这所私人别墅命名为“城南书院”,借以掩人耳目。
张浚是南宋抗金名将，是个读书人。他少有大志，宋徽宗政和八年登进士第，历仕南宋高宗、孝宗两朝，出将入相，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虽屡遭谗被贬，然志不少挫。金兵进犯南宋，他慷慨请行，带领岳飞、韩世忠等部将驰骋抗金前线，屡战皆捷。金将粘罕，金兀术等皆闻之色变。然而由于以高宗和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意在求和，最后功亏一篑。
曾国藩其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但真正能够实现者寥若晨星，而曾国藩正是其中之一。这一曾因镇压太平天国备受谴责的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己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致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他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生使命，被称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从各自的视角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他认为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在后世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五湘不成军”又是怎么与曾国藩挂上关系的？
说到这里，一定有很多人认为曾国藩一定是一个天赋凛然、记忆超群的天才。其实，我认为他的天赋和记忆力很一般，甚至会比很多人低很多。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且看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小时候曾国藩曾遭遇这样一件尴尬事：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万籁俱寂，少年曾国藩（那时他叫曾子城）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朗读很多遍了，还是背不下来。背不下来不能睡觉，他只好一直诵读此文。这时候，家里来了一个小偷，潜伏在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曾国藩去睡觉，只听他还是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实在忍不住了，跳出来大声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曾国藩目瞪口呆：只见那贼人将那文章很流畅地背诵了一遍，然后轻蔑地看了曾国藩一眼，扬长而去。这件事对曾国藩触动很深。这个小偷是很聪明，至少其天赋要比曾国藩高许多，但是他却荒废了天赋沦落为“梁上君子”；而曾国藩从此知耻而后勇，刻苦治学，奋发图强，通过后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封建社会中罕有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奇才。
勤奋读书
曾国藩不仅读书勤奋，而且买书也毫不吝啬。其实曾国藩一开始的仕途并不顺畅，曾国藩曾几次落榜。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再一次与登第无缘。发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回自己的故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借了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实在让他感到爱不释手，一问价钱，要他身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才买得起。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既然已经买好了船票，沿途也就没什么用钱之处了。而随身所带的一些现在穿不着的冬衣，不如索兴当了，就可以把回家的盘费凑齐了。于是曾国藩用当衣物所得的钱，毅然买下了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到家以后，曾星冈（曾国藩父亲）见他花了上百银子，却换回来几箱书；带去的衣箱里也都装满了书，独独不见了衣服。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对儿子加以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他说：“你借钱买书是件很好的事情，我会帮你把欠款还清的。但希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曾国藩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从此清晨起床，半夜休息，埋头攻读，几乎一年都没有出过家门。
曾国藩一生勤奋好学，以“勤”、“恒”两字激励自己，教育子侄。谓“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事事松弛。”他抓住一切读书的机会不放松，死前一日犹手不释卷。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它们是：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夜不出门。
曾国藩的这十二条读书规矩，前三条是为读书作准备的。第四、五、九、十、十一条是读书的方法；而第六、七、八、十二条看起来似乎与读书关系不大，实质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好书，因而这看似关系不大的规矩，却是保证读书质量的重要手段。据唐诗戡所撰的《曾国藩治学之道》一文中介绍，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在军务繁忙之际，犹定申、酉、戌、亥四个时辰温旧书，读新书，偿外债（指诗文债、字债），写笔记。同治元年（1862年），他任两江总督，白天忙于军政事务，夜里仍温读诗文。他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初一起写日记，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二止从未间断，数十年如一日。他不仅勤于读书，而且善于读书，深得要领，曾说：“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语。”其见解可谓精辟之极。曾国藩读书注重消化归纳，从而提出自己的精当见解。他很重视作读书笔记，除经史外，常随手摘记，使得他的读书精深有用。曾国藩曾说：“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曾国藩喜欢读史，曾写成《历代大事记》数卷，以此作为重要的读书方法。曾国藩的读书特点是：日课有程，持之以恒；博求约守，不拘门户；提要钩玄，善于概括；挈长补短，与时变化。曾国藩的这些读书经验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移孝作忠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852年8月9日)，曾国藩匆匆离开京城南下，想借助典试江西的机会回家省亲。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历练与深沉。此时的他，“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怀着渴望见用于世而又企求归隐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时难得悠闲，此时沿途观光赏景，好不惬意。将近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才抵达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忽然，家人来报，他母亲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县渡江至九江，然后逆流西行。这时，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已经绕过提督向荣设置重兵的桂林，将全州攻克，乘胜进入湖南，沿路行军无往不胜，八月攻占嘉禾、桂阳、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经驻扎在长沙城外，对长沙城进行连续不停的猛攻。曾国藩路过武昌时，因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丧，才把湖南省城的战况告诉了他。于是，他“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10月6日)抵家”，从此他的乡村生活便开始了。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正当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置在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853年1月21日)，咸丰帝的寄谕由巡抚张亮基转来：“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接到谕旨后，曾国藩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又接到张亮基来信，被告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他感到非常震撼和惊诧。“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刚好是在同一天，吊唁曾母的郭嵩焘赶到了湘乡，此事被湘乡县令告知曾国藩。二人关系不同寻常，曾国藩立即邀请郭嵩焘。当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夜已经深了。两人秉烛畅叙，谈及国事，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出来主持团练是万万不行的。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曾国藩的野心郭嵩焘是知道的，他一心想着整治封建秩序，而今适逢乱世，英雄辈出，为什么不全力施展抱负，以此为皇帝尽忠呢？为说服曾国藩，郭嵩焘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真挚的情意溢于言表，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也为他所打动。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依然不同意郭嵩焘的意见。郭嵩焘又找到曾国藩的父亲，和他大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教训了曾国藩一通，他这才应允。

创立湘军

曾国藩出山，湖南巡抚张亮基奉旨劝谕有很大的功劳，但曾国藩到长沙没多长时间，张亮基便调往武昌署湖广总督，布政使潘铎暂时接替了他的职位；同时，原云南布政使徐有壬被调职担任湖南布政使，原衡、永、郴、桂道陶思培则被升职担任湖南按察使。他们与曾国藩的关系都不怎么好，尤其是曾国藩的“越权侵官”，使他们对曾国藩进行讥讽、掣肘，甚至打击。不久因潘铎病归而接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对其手下人与曾国藩之间的龃龉也不闻不问。这种明争暗斗令曾国藩的处境非常孤苦。曾国藩后来在八月十三日给朝廷上了《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回到了故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的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他现在之所以要转移到衡州，正是为了保证原有的“查办土匪”计划顺利进行。要在衡州将农民暴动进一步地镇压下去，曾国藩在当时确是这样想的，但他却没有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期内的原因和内心活动告诉咸丰皇帝。如果把湘军作为一个总体或者集团来对待，那末，湖南新宁应该是湘军的发祥地；如果把范围缩小到由曾国藩创建，并由他指挥的那一部分湘军，那末，湖南衡阳则是它的发祥地。从曾国藩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从衡阳出征的时候结束，他在这里呆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因为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与牵制，烦恼也少了许多，在那里一心一意地训练他的湘军。咸丰三年十月，太平军西征军围攻武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接到了清廷谕令，“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曾国藩则以“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而舟师还没有守备为理由，借此机会申请“截留粤饷四万馀两，作为筹备炮船之费”。这里指的“船”是木板船，由他在衡阳、湘潭所设的两个船厂自造；而“炮”，则是六百尊洋炮，那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奉命为他先后买到的。经过半年的努力，当时的湘军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水陆两师加起来有一万人之多，其中水师十营，共有五千余人，前、后、左、右、中有五正营，此外又有五副营；陆师也是五千余人。水师中包括一艘拖罟、一艘快蟹、五十艘长龙、一百五十艘三板艇、一百二十艘钓钩船、一百余艘辎重船，船上一共配备有五百七十多门炮。在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曾国藩并不知道筹措水师需要做哪些工作，于是就四处咨询，按照广东水师的样式，设置拖罟、快蟹、长龙等，开始了他的编创工作。后来，长沙有个叫黄冕的人给曾国藩提议道：“长江上下千里，港汊极多，敌船容易藏匿。因此，最好每营都添十艘小战船(即三板)，这样就便于在港汊中搜寻敌船。”曾国藩对此非常赞同，于是就开始对水师的编制进行了如下的调整：每营配制快蟹一艘、长龙十艘、三板十艘。人员配制如下：快蟹配二十八名桨工、八名橹工；长龙配十六名桨工，四名橹公；三板配十名桨工。正是这样的水师配制，才能够使曾国藩日后在对太平军作战中取得胜利。
五次自杀
正当曾国藩一心一意将心思放在攻克湘潭上时，当天晚上，突然接到了长沙县乡团士绅的报告：“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曾国藩对这一消息感到有些心动，认为：“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于是临时把计划变更了，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四十多只战船，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靖港位于湘江、资水交汇的地方，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经设置了铜官，所以才有“铜官渚”的称号。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坐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但曾国藩手下的将领李元度却极力劝阻曾国藩不要再这样做，他认为，现在湘军的精锐部队已经被调往湘潭去了，攻打靖港，那应该是湘潭之战胜利后的事情，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军情发展，然后再做另外的打算。然而，已走火入魔的曾国藩却对李元度的劝告置之不理，认为靖港太平军只有几百人，跟拥有近五千士兵的湘军无法相比，以五千人去对付几百人，根本就是以石击卵，胜利必定是属于他的。因此，他不再为此事与手下幕僚商议。他此举决心非常大，甚至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交给李元度，托李元度如若他死了就把遗疏交给湖南巡抚，让他上陈给皇帝，同时把遗嘱转交给他的弟弟们。
四月二十八日中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两师及五千多名当地的团丁浩浩荡荡赶到了靖港，然而，在进入靖港之后，却在街上连太平军的影子都没发现。正在纳闷之际，他们就遭到了一阵密集炮火的攻击，部队立即就乱了阵脚。这时，埋伏在铜官山的两万太平军才从山上直奔下来，将湘军吓得溃不成军。与湘军同来的团丁还没有和太平军兵刃相接，便望风而逃遁，带动湘军陆师也向后奔逃。因为中了敌人圈套而气恼万分的曾国藩见部队不战自溃，感到无比的气愤，便离船登岸，来到浮桥桥头，插了一面旗帜在那里，手执宝剑，高喊：“有退过此旗者斩!”但是，湘勇们为了求生，根本就顾不得自己的统帅说了些什么，他们仍纷纷后退，并为了抢夺过浮桥逃命而争先恐后。因为争抢过于剧烈，结果浮桥桥板毁坏，桥上人因此跌落水中。而看到陆师溃不成军，水师便不等号令，纷纷升起船帆，四散逃去，一边还胡乱地朝岸上开炮。曾国藩在同月给自己弟弟的家信中是这样描述此事的：“所可恨者，吾于初二日带水师五营、陆勇八百至靖江攻剿贼巢，申刻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奔溃，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船炮而不顾，深可痛恨!惟钓钩子未出队者，略存子药炮位，而各水手亦纷纷尽散。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余船竟无一水手，实为第一可怪之事。”
此次靖港之战曾国藩的失利完全是因为不小心掉入了太平军设置的圈套。太平军算知曾国藩自岳州败后，一心只想求得战争的胜利，所以故意在靖港设下埋伏。靖港位于沩水流入湘江的入口，水流很急，船只有靠很大力气才能逆流而上。河的对岸是铜官山，山上茂盛的树林对设埋伏非常有利。因此太平军乘岳州之胜后一举拿下了靖港，当曾国藩准备进攻靖港时，他们在表面上只看到了几百太平军，而两万人马的太平军大部队则正隐藏在铜官山中，等着好好打一个大胜仗呢。
曾国藩见战事已经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便混在侍卫从中匆匆上了拖罟，盲目地随着溃船退回到来时的地方。不料，天公不作美，西南风突然刮了起来，本来水流就十分湍急的江面，这会儿要想逆流行舟更是不可能。曾国藩眼见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耳边又听到有人到处在喊“活捉曾剃头”，心中想着此次败绩真是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觉得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便步出船舱，两眼一闭，就向湘江跳去。身边侍卫根本就来不及对他进行阻拦。
正当曾国藩行将一命呜呼之际，一个人从船尾座舱中跳了下来，一把抓住了曾国藩，并将他拖上船去。此人名叫章寿麟，字价人，虽然做的是曾国藩的幕僚，但却有着出众的武艺。原来，李元度等人见曾国藩执意攻打靖港，又将遗疏和遗嘱都交给他，料定曾国藩在靖港获胜则已，如果不胜则只有死路一条。但曾国藩一死事小，他一手操练的湘勇及手下的幕僚又要去投奔谁呢?于是便悄悄地嘱咐章寿麟注意曾国藩的一举一动。
曾国藩被救上船后，心里感到非常恼火，便指着章寿麟骂道：“你来干什么!”为欺骗曾国藩，章寿麟只好说：“我是来报信的，刚刚接到战报，说湘潭那边的战争已取得胜利。” 曾国藩明明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但此时的他既然有台阶可下，也便不再说什么了。
此时，太平军在湘军炮火的阻拦下，已无法对曾国藩的逃军进行追击，曾国藩就借此时机，狼狈万分地逃回了长沙市郊南湖港。
此时的曾国藩已万念俱灰，甚至已经下定了死的决心。但既然他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才这么做的，就不能不把兵败之事向皇上和盘托出。以下就是他所写的遗折：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恭具遗折，仰祈圣鉴事。臣于初二日，自带水师陆勇各五营，前经靖港剿贼巢，不料开战半时之久，便全军溃散。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今日殉难。论臣贻误之事，则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则万古不肯瞑目。谨具折，伏乞圣慈垂鉴。谨奏。写完后，他又把奏折仔细检查了一遍，改动两个字；稍做思考之后，又在奏折后面附了一片，对塔齐布的盖世英勇大加称赞，说他深受士兵们的爱戴，请皇上把重任委派给他，并将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等人一一推荐给皇上。
遗折遗片写好后，曾国藩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他想起还有几件后事应该向弟弟交待，于是又在另一张纸上写道：季弟：吾死后，赶紧送灵柩回家，愈速愈妙，以慰父亲之望，不可在外开吊。受赙内银钱所余项，除棺殓途费外，到家后不留一钱，概交粮台。国藩绝笔。写完遗言，曾国藩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现在他在思考，他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死法：投水，还是上吊?就在这时，左宗棠也坐着蓝呢大轿跟在藩司徐有壬的绿呢大轿之后，他本不想跟大家一起把陶恩培送到江边，只是因为想看看靖港败退下来的湘勇是否改变了原有的阵营，因此才跟随骆秉章出城。他看到水陆洲一带破烂的帆船、桅杆以及稀疏的灯火，心中甚是不忍，决定明早再单独前来安慰曾国藩一番。猛然间，他见前面有几个人抬着一口黑漆棺材向江边走去，在旁边却是曾国葆在指挥这一行人！他心里一惊，难道曾国藩已经一命呜呼？不然，为什么亲自监抬棺材的人竟是曾国葆呢？他吩咐停轿，待后面的轿队过去之后，他便命令轿夫飞速奔向曾国藩的大船。曾国藩见进来的人是左宗棠，跟他打了声招呼。左宗棠见并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样，这才放心了，开门见山地质问：“你在白沙洲投水自杀，这件事是真的吗?”曾国藩并没有否认此事。左宗棠又问：“我方才见贞干指挥人抬了一副棺材冲江边方向走来，这副棺材是为谁预备的?曾国藩斜着眼睛回答：“当然是留给鄙人自己用的。”左宗棠突然心头升起一股无名业火，大叫：“好哇!你可真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为什么你不要做大丈夫，却做出愚夫村妇才做的事。你若真的死了，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我会劝说伯父大人不让你埋在曾氏的祖坟里。”曾国藩万万没想到，左宗棠不但不劝慰他反而给他一顿痛骂，训得他无地自容，就反问道：“你为什么说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左宗棠一屁股在曾国藩的床边坐下，声色俱厉地说：“二十八岁你就进入了翰林院，三十七岁授礼部侍郎衔，官居二品，诰封三代，你所享受到的皇帝的恩情，如天地之深厚，河海之深长。太平天国犯上作乱，朝廷有难，你接受皇上的命令，开始训练团练，指望你保境安民、平乱兴邦，你却刚刚出师，就因为一点点的挫折而有自杀的想法，置皇上殷殷期望于不顾，视国家安危为身外之事，你的忠又在什么地方呢?”听过左宗棠的一番言论，曾国藩身冒冷汗，惨无血色的面孔开始有了些红晕，却依旧微闭着两眼，躺在床上什么话也不说。左宗棠继续说：“令祖星冈公多次说过，男儿的奇耻大辱便是懦弱无刚。你将祖训书之于绅，发愤自励，同时也以此勉励自己的弟弟们。京中桑梓，谁不知道你曾涤生自强不息奋斗了这么多年，是曾氏克家兴业的孝子贤孙。现在受了一点点的挫折就不想活了，这不就是懦弱无刚么?上有为你伤心的老父，下有因你而失望的子弟。你死之后，有何颜面见九泉之下的星冈公?令尊大人在你出山前夕，庭训让你将孝转化为忠，实望你为国家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使芳名千古流传，使曾氏门第世代有光。要是你今天自杀了，使父、祖心愿化为泡影，那么你又怎么称得上是孝子呢?”左宗棠的一番话表面上是谴责，实际上却是对曾国藩的信任，使得浑身僵冷的曾国藩渐有活气。他曾经自比为今世诸葛亮，是因为对自己能够建功立业、流芳千古有充分的信心啊!他从心里感激左宗棠的好心，但嘴上的话却依然有气无力：“国藩自尽，实因兵败，我也是不得已呀!”左宗棠瞪了一眼曾国藩，对他的辩白根本不予理睬，依然侃侃而谈：“从四处赶来投在你麾下的一万水陆湘勇，他们都是你的子弟，他们对你的依赖之心有如子女对父母，幼弟对兄长一样，眼巴巴地盼着你带他们攻城略地、克敌制胜，希望自己也能有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机会。现在，你看看孤苦无依的他们，要是你对他们全然不顾，使湘勇成为无头之众，你的水陆两师的士兵只能落魄回乡，过无穷无尽的苦日子。这一年多来的辛苦都白费了，功名富贵也将全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作为湘勇的统帅、子弟的父兄，又怎么可以说你有仁义之心呢?众多朋友，在你的邀请之下，放弃自己的事情来做你的助手，郭筠仙募二十万巨款资助你。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图的是你平天下巨憝，建盖世勋名，跟着你的人也才能沾着光，青史上留个名字，也不枉变个男儿在人世间走了一遭。你如今想一个人一了百了，却不想因此会扰乱了多少朋友的心。你的义又何在?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八个字，要是你今天撒手西去了，便如同铜打铁铸，你曾涤生的大名就永远离不开这个污点了……宗棠还没有说完话，曾国藩霍地从床上爬起，紧握他的双手说：“古人云‘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然汗出，霍然病已’，我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啊。国藩一时糊涂，幸亏吾兄对我如此责骂，否则险些做下贻笑万世的蠢事。眼下兵败，士气不振，还请吾兄给我指条出路。”左宗棠微露笑容说：“宗棠深怕仁兄因为一时的气愤而做下傻事，所以不惜忠言逆耳。涤生兄，我想你一定是因为看见今夜江边送陶恩培荣升而心情变得更郁闷。其实，这些不算什么，像陶恩培那样的行尸走肉，根本就不被我左宗棠放在眼里。漫说他今日只升个布政使，即使他日后当了宰相，也无非是一个会做官的庸吏罢了。太史公说得好：‘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如果没有干出一番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让英名永载史册，再高的官位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至于世俗的趋炎附势，我们只需冷眼旁观，更不必放在心上。孙子云：‘善胜不败，善败不亡。’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不可怕，一蹶不振才是最让人害怕的，人应该学会不屈不挠。昔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高祖还不是数次惨败，最后垓下一战，自刎的人却是项羽。诸葛亮刚开始辅佐刘备的时候，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容身，最后才造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这些都是仁兄熟知的史事，依我看来，今日靖港之败，谁又能说不是为日后的大胜作准备呢？此刻湘勇虽然溃不成军，异日或许能够灭洪杨、克江宁呢!”慷慨激昂的议论，意气风发的神态，使曾国藩感到勇气似乎增加了百倍。他握着左宗棠刚劲有力的双手，许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左宗棠摸摸口袋，突然有件事浮上心头，说：“昨日朱县令来长沙，说他前些日子见到了伯父大人。伯父大人临时提笔写了两行字，让朱县令带来给你。我今日幸好把它拿了过来，你拿去看吧!”左宗棠把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条从衣袋里掏了出来。曾国藩看时，果然是父亲的字迹：“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父亲的教诲，更令曾国藩感到无比心酸：今日若真的死了，还有什么颜面去见列祖列宗!他颤抖着重新把父亲的手谕折好，放进贴身衣袋里，心情才感到轻松了一些。左宗棠所说之辞虽然大大触动了曾国藩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