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的歌”_531101354.doc

“归来的歌”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为反右、文革平反，许多被流放到农村，被放逐到社会底层的作家和诗人以及知识分子重新回到社会之中，那种自述式的归来的吟唱成为文革结束以后文坛最显著的现象。这些作家的自述和作品同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一道，构成了对文革历史的控诉的声音。
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这一文学现象由此得名。艾青是这些归来的诗人中的代表，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历史事件，代表了一个创作现象。他的诗并不对历史作直观的评价，也不对灾难性的经历作肤浅的宣泄，这些诗寄予了对于历史和人生的理性思考。他选择了相当典型的意象，以寓言式的写作象征和透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人性、生命遭到扭曲的现象。比如《鱼化石》，借鱼化石这一对象表现了对于反右、文革这一段悲剧历史的思考。（P7）《盆景》同样表现一种对于历史摧残的反思。“其实它们都是不幸的产物／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本色／在各式各样的花盆里／受尽了压制和委屈／生长的每个过程／都有铁丝的缠绕和刀剪的折磨”。这使人想起龚自珍的散文《病梅馆记》。《光的赞歌》（P11）表现了对于光明、理想的追求。艾青通过这些意象表达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他没有直接指斥现实，而是通过自然世界中被扭曲压抑的现象来表达他的态度。艾青的诗其政治寓意是不言而喻的，具有明显的现实政治的含义，但是他又将它们限定于诗的艺术范围之内。同时，诗人还写了许多国际题材的诗，这些诗表现了对于自由和平的向往与追求。《墙》（P9）通过柏林墙，一个民族被分离，表达对于控制的厌恶，对于自由的向往。
不仅艾青，同时许多其他诗人，比如牛汉、曾卓、绿原、郑敏、蔡其矫等人，也采用了同样的寓言、象征的写作方式。牛汉1955年由于胡风事件遭到二年的拘捕囚禁，释放后也失去了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的权利。文革开始后，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从事强制劳动。但这些并没有使他失去创作的欲望，相反，逆境生涯反而激发起了他更加强烈的生命意识。牛汉40年代的诗充满了一种反抗的激情，他写于1970－1976年间的几十首诗，名作《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根块》等，大部分属于他所谓的“情境诗”，这些诗相对他早期的诗来说，语调比较平静，但实质上仍充满了坚韧的反抗精神。这些诗更加突出了生命意识。他借助不同的意象，表达了陷于逆境的生命不屈地抗争与坚韧地生存的精神，也高扬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抗争的、与现实战斗的传统，如《悼念一棵枫树》（P167），（作于1973，发表于1989年《长安》第1期）。《半棵树》处于全诗中心地位的是一个极端变形的意象－－半棵树。“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牛汉早年曾经学过绘画，所以他对视觉意象特别敏感，那极端怪异的半棵树的形象一定一下子就吸引了诗人苦难的心灵。“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这肯定使诗人对自己的身世与处境产生强烈的触动，在历次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不正也是同样的遭遇吗？可是另一方面，“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棵树那样伟岸。”在这里，半棵树的象征意味就更加明显了，它象征着不屈的生命，象征着知识分子不屈的抗争与战斗的传统。这个意象有着陶潜“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味道，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但是在恐怖的时代使诗人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在抒写了一种坚韧顽强的意志后，诗人在诗的结尾写道：“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那么直那么高／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这表现了诗人惊人的清醒。牛汉认为：“任何一首真正的诗，都是从生活情境中孕育出来的，离开产生诗的特定的生活情境是无法理解诗的。”他说：“文革期间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写的那些诗，如果把它们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很难理解那些诗的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到产生那些情绪的生活境遇。”他在这段时间写的这类诗，多半吟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命，像被伐倒的枫树，不断被砍伐的灌木，囚笼里因为反抗甚至抓破了指爪的华南虎，在地下的黑暗中默默生长的根块等。
曾卓的《悬崖边的树》（P162），通过这样一个意象来表现这样久经灾难磨练的奇崛的精神世界。这棵悬崖边的树是依靠坚强的意志，没有栽入深渊之中，但是他的形貌已经被时代的风扭曲了。这是一幅奇特的画面：在风暴、厄运降临之时，顽强抗争，顶住狂风，同时展开着向光明未来飞翔的翅膀。这里概括了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姿态和共同体验。短短的小诗浓缩了整个文革时代知识分子曾进入的精神境界。这些诗人都是在解放以前三四十年已经成名的老诗人，他们的诗充满了理性色彩，同时充满了哲理。
另外一批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赵恺等。他们正当风华正茂的时候被无情地流放到社会的底层。他们的成长背景与所接受的文化传统与上一代人有很大的不同，这代人受到过共和国的理想主义教育，革命文学与俄国文学是他们主要的营养，当他们归来时仍然带着青春的气息。白桦在《春潮在望》中写道：“伟大的转变在人民心中开始，／就像春天的信息来自大地山川；／集聚成一声震撼宇宙的春雷－－／党中央的决议顺应了人民的宿愿。”那种欣喜欲狂的态度表现了一种共同的特征，他们沉醉于理想的幻觉之中。梁南的《归来的时刻》写道：“我的心被怀念擦洗得有如明镜，她／也归来了，望着自己豆蔻花似的年轻……／于是心，在最美的渴望里变得深广。”赵恺的《我爱》：“我爱我柳枝削成的第一只教鞭，／我爱乡村小学泥垒的桌椅。／我爱篮球，它是我青春的形体。／我爱邮递员，我绿色的爱情在他绿色的邮包中栖息。／可是，我的第一声爱还没有落地，／就凝成一滴苦涩的泪滴。”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爱是病态的，而不是正常的，痛苦没有使他悲伤，反而成为他今天吟唱的理由：“世上有谁比我更幸运？／我有幸参加了一场民族的悲剧。”未央在《假如我重活一次》写道：“假如我重活一次，／我仍愿有那苦命的童年，／喷香的野菜，／使我懂得饥饿的滋味。／破旧的单裤，／使我领会三九的严寒。”这一代人无不具有强烈的代言意识，他们的抒发，大都潜含着人民的名义。抒人民之情是他们创作与抒情的基本出发点。梁南谈起这一代人说：“他们经受过深重灾难的严酷磨洗，身临过复杂奇异的遭遇，忧患缠身，劫难临头，都和人民血肉相连。光怪陆离的经历促成诗人特别是新一代诗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早熟，养成思考的习惯，学会探索的本领，善于以哲理眼光剖析社会。”然而，在实际上，他们回避对于个人、社会、民族悲剧的真正探讨，很快就与历史达成了和解，苦难成为了礼物，拱手献给苦难的制造者。在他们这里，人民同样具有一种虚假性，历史上许多以人民的名义制造的苦难与罪恶，然后再用这一名义来清算，文革本身就是这样。同时，使用人民这一概念的诗人，当他们真的与人民在一起时却又万念俱灰。流沙河的《故园六咏》最能说明他沦落底层时的心态：“荒园有谁来：／点点斑斑，小路起青苔，／金风派遣落叶，／飘到窗前，纷纷如催债。／失学的娇女牧鹅归，／苦命的乖儿摘野菜。／檐下坐贤妻，／一针针为我被破鞋。／秋花红艳无人赏，／贫贱夫妻百事哀。”离开社会的中心，被放逐，就仿佛与人民无关，诗人阔大的与人民同在的情怀便荡然无存。他不仅视野里只有日常生活的琐碎，而且诗风也退回古典。那么，与人民同在，是一种信念、支点、内心需要，还是一种策略？
5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归来时，仿佛是时间移民，他们仿佛又接续了自己的青春和断裂的历史，在时光重现的青春风采中重新找到了自己。他们把对历史的反省和检讨作了消极的引导，然而，这些诗人的许多人后来又都离开了他们最初归来时的立场。
可是，也有一些复出后便显示了别样风采的诗人，他们放弃了50年代天真的幻想，放弃了早年培养起来的粉饰意识，显得凝重深厚。他们直面现实，对历史有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正如公刘在《沉思》所说的：“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公刘的诗歌集中表达了他复出后的变化。50年代他曾出过许多诗集，有名篇《西盟的早晨》等，构思讲究，语言简练，具有动人的情致。但30年中，一半多时间都在流放中度过。那动人而多情的诗，正如《离离原上草·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只是由于缺乏活命的水，连它都变成灰了。”于是，公刘的诗不再像过去那样肯定，他充满疑问，发问式的诗句相当普遍。1979年8月12日，公刘来到了沈阳郊外一个名叫“大洼”的地方，这是一片荒芜的坡沟地，没膝高的草丛中，杂生着一株株槐秧。1975年4月4日，张志新烈士在这里就义。张志新先前是沈阳市委宣传部干部，文革期间，因不满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他们迫害广大老干部，捣毁各级党政机关的做法发表了尖锐的批评和质疑，因此被批斗、关押，夫离子散，1970年被判无期，但张利用一切机会继续申辩抗议，最后在江青集团授意下被枪毙，为了防止她在刑场上当众抗议申辩，高呼口号，临行前还被割断了喉管。四年之后的1979年3月31日，这一冤案获得平反。公刘几个月之后特地前来凭吊，在这片荒坡沟里盘桓良久，感慨不已，诗潮泉涌。这一天，他写下了两首诗——《刑场》和《哎，大森林》，是公刘复出后的代表作。炽热的情感，深入的思考，坦诚的襟怀和沉郁的色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复出后的风格特点。《刑场》一诗是以诗人前往大洼凭吊的经过为线索，抒发激愤和悼念之情。“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难道万物都一起哑啦？哦，可－－怕！／／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像她；／那么，你们就这样站着吧，直等到有了满意的回答！／／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吧？哦，可－－怕！”《刑场》中杨树的意象明显地象征了牺牲的烈士，而在《哎，大森林》里，虽然诗歌的副题“－－刻在烈士饮恨的洼地上”明白标示着张志新事件的背景 作者的诗思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上升到对民族命运的历史反思。公刘在这首短短的诗歌里，通过对大森林意象的复杂内涵的揭示，在矛盾复杂的情感意中表达了对那种抹杀记忆，淡忘历史教训的喧嚣的愤恨，以痛切的口吻对现实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大森林不能吸引啄木鸟来清除病害，它就必然要遭到自然法则的惩罚，全诗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精神。“哎，大森林！我爱你！绿色的海！／为何你喧嚣的波浪，/总是将沉默的止水覆盖？／总是不停地洗刷！／总是匆忙地掩埋！／难道这就是海？！这就是我之所爱？／哺育希望的摇篮哟，封闭记忆的棺材！”面对烈士饮恨的洼地，诗人难抑制情感的波澜，但他却将感情化为理智，他痛苦，是因为他渴望了解，是因为终于明白，“富有弹性的枝头”“饱含养分的叶脉”，有时也会枯朽，也会腐败。他像上一代诗人一样，在许多意象中找到了适合于抒发自己思考的对应物。不同的是，公刘更要炽热，更富于激情。如《竹问》：“哎，好一片成林的春笋，／我鸟喙一般鼓突的唇！／有胎毛一般金黄的茸，／有蛟龙一般密致的鳞。／／长大了你干什么？我不敢问，／也许将七窍通灵箫笛流韵，／也许将编扎火把再次夜行，／照旧挑落后的担子，呵，真沉。／／也许将玲珑剔透悬帘铺簟，／为炙手可热者奉献着凉荫，／也许将横节竖刺呼啸恶声，／教鲜血淋漓者驯服于命运……”他鲜有同时代人的欢乐的歌唱和希望的承诺。在每一个意象中，都将思绪引向历史并发出询问。他不相信宿命，历史发展和个人命运没有先验的性质。有人将“一支圆珠笔”插在“父亲”的耳轮上时，公刘怒不可遏，他用发问的句式表现对历史的怀疑：“难道这就象征富裕？／难道这就象征文明？／难道这就象征进步？／难道这就象征革命？”他甚至催促父亲“快扔掉它，扔掉那廉价的装饰品！”公刘对历史反思的同时，对现实充满了警觉，每个细微的现象都会触发他敏锐的神经。因此，公刘是现实感很强的，具有明确的介入意识的诗人。公刘认为，“诗人可以不写诗，但不可以背叛诗。”“诗必须对人民诚实。”这种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表现在诗歌的取材和主题意蕴上，就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理性思辨色彩，大森林意象无疑就是国家和民族的一个象征，它的喧嚣，它的生机和腐败，代谢与健忘，使人联想起刚刚过去了的那一场民族浩劫和浩劫过后的急待反思和清理的现实，记取历史教训，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既关乎现实，也关乎未来。
大森林的意象具有复杂的内涵，包含着矛盾的思想和情感意向。它既有喧嚣的波浪，但又覆盖着沉默的止水；富有弹性的枝条和饱含养分的叶脉喻示着生命，但又会枯败；既哺育希望，又掩盖死亡，相互对立的意蕴品质和导向被统一在大森林的意象之中，使诗中所表达的心理和情感内容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方面是作者的深情呼唤：“我爱你，绿色的海！”另一方面是痛苦和怀疑，“难道这就是海？！这就是我之所爱！”而这种痛苦又是双重的：“我痛苦，因为我渴望了解；我痛苦，因为我终于明白”。它既产生于苦苦探求的过程之中，又产生于获得答案之后。这种正反复杂的因素在同一意象中的并存、对比和曲折发展，体现了公刘的反思所具备的辩证色彩，使他的思考交织着对历史的反思和未来的忧虑和警醒。这也决定了诗歌所表达的炽热情感的痛苦内质，这种痛苦不仅仅来自个人，而更是在个人的痛苦中凝聚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切关注，这使诗歌在激愤中又显得沉郁、冷峻，甚至辛辣，对现实的剖析入木三分，让人不寒而栗。融汇着炽热而痛苦的情感的冷峻与辛辣，还会诱发奇特的联想和意象，从大森林的意象出发展开联想，与孕育生命的“摇篮”相对立的，封闭记忆、遗忘历史的竟是“棺材”的意象，它所包含的意蕴让人感到震撼。长期郁积在胸中的情感，使诗人几乎来不及更仔细地品味情感的表达，而是采取了类似大哭大笑的方式。尽管大森林意象所取得的整体象征效果使诗歌显得比较完整统一，但在短短的十四行中，诗人还是密集地使用了排比、感叹、设问和反诘等句式，使情感的宣泄得以酣畅淋漓，以这样的方式对社会、政治问题作近距离的透视、反思和批判，使此诗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这也体现了公刘的为民请命，为国家和民族忧患的现实战斗精神和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
昌耀虽然有过他同时人的共同命运，但他仍身处“遥远的地方”，他似乎不喜欢倾诉苦难，也失却了对现实介入的强烈欲望。他复出之后，更多的诗是对生命和自然的礼赞，他将眼光投向高原深处和永恒的所在，他不再热心，也不屑纠缠于新怨旧恨，他充满了气势不凡的英雄风采。《划呀，划呀，父亲们》，不仅有大海波涛的律动，有船夫奔向彼岸的深情，而且隐含着责任与使命。“可是，我们仍在韧性地划呀。／可是，我们仍在拼力地划呀。/在这日趋缩小的星球，／不会有另一条坦途。／不会有另一种选择。／除了五条巨大的舳舻，／我只看到渴求那一海岸的船夫。”气势宏大而不空疏，情绪激奋而无矫饰，历史、现实、生命、自然交织于在一起。《峨日朵雪峰之侧》写得大气磅礴：“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我小心地探出前额，／怪异于薄壁那边／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锲入罅隙。／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呵，直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在锈蚀的岩壁，／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他的语言充满动感，使人如临其境。他在《诗的礼赞》中说：“无论是（西部）‘精神’也好，（西部）‘气质’也好，（西部）‘风格’也好，它总之只能是这块土地的色彩，这块土地上民族的文化……时代潮流……等等交相感应的产物，是浑然一体的。它源头古老，又是不断处于更新之中。它有勃勃生气。是的，当我触及到‘西部主题’时，总是能感受到它的某种力度，觉出一种阳刚、阴柔相生的多色调的美，并且总觉得透出来一层或淡或浓的神秘。－－我以为在这些方面都可能寻找到‘西部精神’的信息。”他大半生居于青海，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更是处于广阔而贫穷的青藏高原的最下层，因之他对西部那种悲壮性的生存处境有一种深刻的感受。与他的同时代人不同，昌耀不仅将个人的悲剧历史作为反思民族、国家的悲剧的起点，并且有能力将之上升到一种人类普遍的悲剧处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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