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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风云录(一)风华正茂
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他的一生,无论是对于这个党还是这个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好有坏)。一个出身农家的普通少年,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的?建国后毛又是如何处理党内外各种势力的矛盾的?文革中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冤狱?这一切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本文将试着叙述从井冈山开始的毛的政治生涯,在长达四十七年的政治生活中,毛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对手,在与这些对手不断斗争中,毛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央委员,逐渐成为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在不断斗争中,他不仅集权于身,而且施道于众。建国后其声望日隆,在与各种势力的斗争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文革中,毛的斗争艺术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毛的光环开始消弭。1976年毛逝世,红太阳终于落地。
毛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井冈山割据称雄到延安整风确立为党无可争辩的领袖算是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到文革发动可算第二个时期,文革则可以算第三个时期。笔者将按时间顺序,分五篇文章,祥叙毛与各种势力,各式各样的对手进行的斗争。关于这些斗争究竟是对是错,则留待读者评价,本人不做探讨。
一个政党的建立一般要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完美的理论体系;二是完整的组织体系;三是严密的情报体系。中共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具有激进的革命色彩。中共初期包含三派,一是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的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国际派;二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情报系统和老干部派;三是以武装斗争的主角军队。三派之间有斗争,有妥协。自南昌起义以来,各地武装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而此时在井冈山公开武装割据的毛,就有着特别意义。
在井冈山武装割据及建立中央苏区的过程中,毛遇到的问题或者或者挑战,主要是军队的问题(其中间杂着与国际派的矛盾,但非主要矛盾)。毛一手创立红四军的内部问题及红四军与其他军队的问题,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与东固根据地的矛盾。
红四军内部问题集中体现为朱毛之争。而与其他军队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毛与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的矛盾。本文将祥叙这两个问题。
一、朱毛之争
朱毛之争起源于1929年2月3日召开的罗福嶂会议,会上在毛的提议下,撤消了红四军军委,而由湖南省前委指挥军队,这引起了朱的不满。“钦差大臣”刘安恭的到来,则加剧了内部矛盾。最终这场争论在中央的调解下得以解决。
1、起源:党指挥枪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 1929年2月3日,罗福嶂会议上,在毛的提议下,成立了红四军政治部,由毛任政治部主任。由此毛集党权军权于一身,在从旧军队走出来的红四军,一向习惯于军事长官的领导,而毛的行为自然引起军队一些人的不快,朱对此也颇有微词。
2、 矛盾激化:书记专政 家长作风
“钦差大臣”刘安恭一到红四军,就开始争权,先是召开临时军委会议,要成立正式军委,并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要求前委去主持地方工作。而后又在军队内部找人谈话,散步毛的书记专政,家长作风。而朱德却联合刘安恭反对毛。
3、冲突爆发:四军七大
1929年6月22日,在临时代理书记陈毅的主持下七大召开,会上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而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有意外的落选,陈毅结果却被选为前委书记。这次落选,对毛的刺激是很大的。以往毛被免职,都是上级的决定,而这次却是由下级直接选下的。
4、最终平息:中央调解
七大以后,鉴于内部分歧仍未解决,陈毅直接去上海,面陈中央。当时党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对此作出公正评价,写下一信交由陈毅带回。信中对肯定了毛的主张,并要求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
这场著名的争论,在中央的调节下最终得以平息。然而对当事者的影响却不止于此。毛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多年以后,在1967反对文革的老帅中,毛唯独对陈毅大为不满,这不是没来由的。以至于陈毅不得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当时自己没有坚持毛的正确主张,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二、桀骜不驯的李文林
1929年2月,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与以李文林为首红2、4团在东固会师。毛对李的“秘密割据”大加赞赏,也对其才能,很是钦佩。两支军队曾一度处于蜜月期,然而不久两军就在军事战略、土地路线,闽西南改组问题上都产生了矛盾。
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李文林坚决反对毛的诱敌深入,在反“围剿”的过程中,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拒绝在其根据地进行诱敌深入。
在土地路线上,李文林更是与毛针锋相对。当时毛主张按照所有土地全部进行分配,而李文林主张按人口进行分配。这一主张,引起毛的不快。被毛斥为“富农路线”。
如果说以上是政见分歧,毛还可以暂时容忍的话,那么在改组赣西南特委问题上,李文林的态度则彻底激怒了毛,且是毛必须做出反应的。
1、 一次不可避免的冲突
1930年3月15日赣西南特委成立,毛派其亲信刘士奇担任书记。李文林对此大为不满,在上海中央李立三的支持下,同年8月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李取消刘士奇的职位,并自任书记。这使得毛极为愤怒。作为李的直接领导,自尊心极强的毛,对此绝不能容忍。况且当时在面对国民党反“围剿”的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政令畅通的高效率的根据地政府及 军队,对于反“围剿”有着重要意义。这一切使得毛必须要对李施以颜色。彼时天赐良机,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受苏联肃反影响,中共六大也做出了在国内进行肃反的决定,尤其是要在根据地大力肃反。这给毛带来了机会,毛决定利用中央的号令,对李文林发动攻击。而一封被查出来的收据则给毛带来机会。
六大精神,传到根据地后,李文林马上开始在党内军内进行肃反,而总前委却指责李“肃反不力”。其实这当中早已暗藏玄机。
1930年10月有,攻克吉安时,传说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发现一张所谓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借活动经费给"AB团"组织的收据,因此,李文林马上被怀疑为"AB团"分子。同时,总前委认为"赣西南党、团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是一非常严重的危机。"
李文林有涉“AB团”嫌疑,正好给毛带来一个天赐良机,一场针对李系的肃反,也即将展开。
2、 一场残酷无比的肃反
在指责李文林肃反不力后,毛当即派其亲信李韶九,主持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行为的肃反工作。
在李韶九的大规模肃反过程中,李文林系人物被大量打成AB团,江西省行委段良弼(省行委常委)、、李白芳(省行委代理秘书长)、金万邦(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马铭(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军队则有谢汉昌(红20军政治部主任)等人。
李在红二十军进行肃反,引起红二十军主要领导刘敌、刘铁超的不满,由此哗变,造成了有名的“富田事变”。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这成为了反革命事变的主要证据。
3、 一场充满曲折的冤案
事变发生后,当即被以毛为首的总前委认定为反革命事变。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到来,则认定富田事变是“党内无原则的派别纠纷造成的”。并主张谨慎处理。随后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出的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又重新认定富田事变是一起反革命事变,事变的主要策划者都被予以清除。李系军队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被全部枪毙。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
事发多年后,当事者大都予以平反,而事件本身,却仍然被认定为“反革命行动”。
通过观察毛在这两场的斗争中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
毛是一个非常坚持原则的人,自己认定的事情(无论这件事情是对是错),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易动摇他的观点。
同时毛也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不允许任何对他不敬的行为(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意)。如果冒犯他是要付出代价的(如陈毅、李文林)。
毛绝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懂得随机应变,纵横捭阖。对待反对派打拉结合,灵活运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超常规手段(如对李文林的整肃),而这种手段,在四十多年后的文革中,他又一次运用,结果倒下的是他的旗手--刘少奇。当然此是后话了。
在完成红四军内部统一以及闽赣根据地的统一后,一个中央苏区的雏形业已形成。红色摇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已是不久即将实现的事。而毛即将遭遇到他指挥军队作战以来首次领导危机(这场危机的主要制造者是国际派),在艰辛万苦取得对国际派斗争的部分胜利后,他又会迎来自己人生“最灰暗的时刻”(毛自己说的)---与有“实力”的野心派张国焘的斗争。具体情况如何 ,请关注领袖风云录的第二篇:《领袖风云录(二)玉汝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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