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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家传全集残版发现与寻找经过
·龚重谟·

1979年3月30日，我与罗传奇、周悦文两同志赴浙江、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搜集汤显祖资料回到南昌，计议下一步工作重点是在临川地区发掘有关的乡土资料。周悦文同志建议在南昌拜访一下江西中医学院教授傅再希先生。傅是个老临川，年过80高龄，不仅对中医学造诣很深，且对故乡文化名人也很有研究。他家曾藏有明版《玉茗堂集选》等多种。1956年6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史专家黄芝冈先生为写《汤显祖年谱》来临川调查资料，便是由他介绍情况。这个意见立即得到我和罗传奇老师的赞同。由于周与傅老家有旧交，访傅老的任务就由悦文同志去完成。
4月1日悦文同志拜访傅先生回来告诉我们：傅老原藏有的汤显祖文字资料在十年动乱中已全部付之一炬，但他提到现临川县温泉公社榆坊大队汤家村（汤显祖侄孙汤秀琦即汤显祖同父异母弟寅祖之孙迁居之地），曾藏有汤显祖著作的木刻板，还说解放前抚州六水桥有个绅士叫廖朗山，曾想捐资将残缺版片补刻完整，恢复原貌，但未能如愿。傅老还特别提到，这些版片在文革前他还在榆坊亲眼看见过。这样一提，我便想起了汤秀琦曾在康熙甲戌（1694年）为《玉茗堂全集》作的序文中开头一段文字说：“先《玉茗集》旧有韩求仲（敬）、沈天羽（际飞）二刻，近皆散轶无存。乃阮氏凌云（岘）、正岳（嵩）二甥，有志斯道，杰然裒赀而梓之。悉照韩刻旧本，而《玉茗》之大观复成。”[1]这刻本是否就是阮岘、阮嵩根据韩敬的旧本翻刻的《玉茗堂全集》呢？然而我们都认为，即使是，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难以保存下来的。
回到抚州，我们把在南昌从傅再希先生了解到的《玉茗堂全集》版片线索向地区文化局领导作了汇报，提出了要到榆坊了解情况，试作寻找，得到局领导与地区文化站的积极支持，并由地区文化站与临川县图书馆挂了电话，要他们馆负责文物工作的徐润科同志陪我一同前往温泉榆坊。4月22日我和徐润科到了温泉公社榆坊大队，找到了正在田间耘禾的大队会计。会计也是汤秀琦的传人，我说明来意后，他感到愕然，说是从来没听说过这里还有什么汤显祖的木刻板。后我要他去找一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来大队座谈。前来参加的男女社员只能讲出一些弓庵公（即汤秀琦）少小聪颖好学的一些遗闻轶事，对汤显祖著作木刻板事均一无所知。我与徐润科同志都感到，要想在这个村子寻到版片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我还是没有完全死心，心想：即使版片现在不存在，也总有人知道这里曾经确实有过这东西，以及后来又是怎样被搞掉？不然傅再希老先生怎能凭空说出他文革前曾在这里亲眼看到过？因此我想了一下，认为此事应找那些读过些古书，且对村上前朝后古的事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的人来了解。我向大队会计提出物色这样的人选。这时前来参加座谈的人还没有散，大家一致推荐正在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的汤清华。汤清华时年51岁，是全村年纪较大者中文化最高的一个。他正在上课，被叫到大队部。在听清我们此行的目的后，他若有所思地说：“啊！是有这么回事。我曾听我父亲说过，说是若士公（汤显祖号若士）留下来的书，是我们汤家的财富，原堆放在汤佑生和汤利生家的楼上，要不搞掉，起码也要两三板车才能拉完，经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看来这东西现在是不可能存在了。”他还提到傅再希之所以知道此事，那是因为傅曾与该村汤雪亚（已故）是土地革命时的战友，在解放前傅曾到过这里。此时的我，虽然对木刻版片的存在已不抱希望，但既然来了，管他有没有也要到堆版片楼上看一下。我和汤清华等几个热心社员爬上了汤佑生家楼上寻找一番，一块版片也没有找到，只有盛放木刻版的架子还在。这时我的心情是，虽然版片不复存在，但总算落实了这地方曾确实藏有《汤显祖全集》的康熙木刻版，也算是没有收获的收获。
我们正收拾东西准备乘车返回抚州，大队会计见状，忙说快到中午了，已派好了饭，要我们吃过中饭后再走。我与徐润科坐在大队部一张像乒乓球桌式的会议桌前，等候派了饭的社员来叫我们吃饭。这时参加座谈的还有一些社员没有散去，和我们在会议桌前闲聊。正在此时，一位8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步着金莲来到大队部，也坐在大队会议桌的一角。只见她愁眉不展，且喃喃自语，说什么“我儿子是个好人呐，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呐……”之类的话，好像要向我们诉说事儿。我向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社员询问说：“这位老太婆说些什么？”有了解她情况的一位社员告诉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你们市房产公司造反派头头汤××的母亲。最近他儿子被抓起来了，听到你们是抚州来的，以为是来调查他儿子的问题，便赶到大队部来了。”这样我便走上前向老太太解释说：“老人家，我们不是来调查你儿子的问题，我们是来寻找木刻版片。就是你们祖上的若士公写过许多文章用木板雕字印成书的那种版片。”我一边说一边指着东西进行比划讲给她听。这老太太名叫傅样今，丈夫汤佑生（早已亡故）都是汤秀琦的后代。当她听懂我的意思后大悟道：“啊！那个东西过去放在我老大（指汤佑生的哥哥汤利生）楼上，常见他拿来劈开当柴火烧。我觉得怪可惜，顺手捡了几块放在我家楼上。”她这么一说，立即轰动了整个村子。我和大队干部及汤清华等几个人登上汤佑生家住房楼上，从各个角落（有的当着陶坛罐的盖子）全都捡来，一数大小共27片。有的是原版一整块，有的是破碎成两块或三块。后我感觉傅样今家楼上一些角落还没有细找，可能还藏有，便邀起地区文博所的邓作新同志带上照相机，于4月28日一同去榆坊。我们和大队干部再到汤佑生与汤利生两家住房楼上每个角落拉地毯式的搜寻了一遍，又得到五片而归。邓作新同志为我在汤利生家楼上放着盛版片的架子旁与帮我同找的几位社员拍了工作照。这样共在榆坊寻到的汤显祖著作木刻残版共大小32片。所幸喜的是，这32块残版恰有《玉茗堂全集》首页和终页。首页是尺牍卷，刻的是《奉张龙峰先生》和《答舒司寇》两封信，终页刻的是《豫章揽秀楼赋》的最后部分。其他版片刻有《还魂记》、《紫钗记》和《南柯记》的部份曲目，还有诗、文、赋、尺牍的部分文字。
据我记忆，当时身上带的钱不多，除了留下回来的车费仅得9元钱交给付作报酬。我带着版片乘车回到抚州。下车后，我从老汽车站肩扛着27块版片徒步走到地区行署，及时将寻找情况向地区文化局作了汇报，并将版片悉数交付给地区文化站保管。
残版寻到后，我于6月16日去信与我有联系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戏曲研究家、文学史家赵景深先生，告知了我们发现寻找到汤显祖著作木刻残版的情况，要请他对版片年代进行鉴定。赵老于7月1日回信给我说：“我已将此事告诉上海市文化局蒋星煜先生，他对戏曲版本极有研究。”当收到我寄去的版片拓印件后，于7月12日又给我回信说：“这次你们寻找汤氏后代所留下来的汤显祖著作版片，真是传奇式的。”“你们寄来的版片的塌本我已收到，恐你们垂念，特先复此言告知。我已将塌本摺叠起来，看样子还是初期印本，分量大约不多。因为你们恰好保存了一张末页，《玉茗堂全集》（终）六卷，十九页，赋。剧本如《还魂记》、《紫钗记》可能是另外单行本，时《邯郸记》、《南柯记》还未出版。我这时就写信给上海文化局文艺研究室，请蒋星煜先生审定年代。”为此，景深先生在《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发了一则题为《新发现的汤显祖家传全集残版》的消息。赵老在简述版片发现经过后，就版片作了考证说：“经考证，这些残板是康熙三十三年汤显祖后代汤秀琦这一支翻刻的。这一刻本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未收。校勘比较精细，很少错字。其中两种传奇都是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这一简短的消息在学术界尤其是汤学研究界引起了关注，至今只有该版片可称得上是汤显祖所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文物。我接到赵老对版片年代的考证后，参照汤显祖诗文和《文昌汤氏宗谱》中所记载的相关资料，于当年10月写下了我亲历的《汤显祖家传全集残版发现经过》一文，收进《汤显祖杂考》中，作学术论文提交“纪念汤显祖逝世366周年学术讨论会”。
杭州大学教授、汤显祖研究专家徐朔方先生获知此信息，曾授命早年授业其门下，后深造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戏曲史论专业，毕业后留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的周育德先生于1981年6月专访抚州，主要任务就是察看我们在榆坊寻找到的汤显祖著作残版。经请示领导，可给看，但暂还不能印出拓片。这样我就取出较为完整的八片给他察示。聪明的周先生将白纸蒙在版片上用铅笔芯拓划，得到拓片带了回去，然后转寄给了徐朔方先生。徐先生根据这八页拓片于1981年8月20日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汤氏家藏〈玉茗堂集〉板片》的短文。对版片的来源，徐先生看法与赵先生一致，都认为是“汤显祖逝世后五年，友人韩敬编印了《汤显祖全集》”，“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汤显祖外孙辈阮岘、阮嵩兄弟‘取韩太史（敬）所次先生集，编摩考订，捐赀重梓’”。“版片款式、每页行数、每行字数完全和明刻本相同。”他还十分赞赏赵景深先生的报道把板片称作“家传”全集残版的“家传”二字用得“很有见地”。他认为，该版片“从康熙流传到现在，虽然其中有后来的补刻，作为岿然独存的汤集版片仍然值得珍视。”在徐先生看来，家传刻版是汤显祖的阮氏外甥“悉照韩刻旧本”翻刻，而韩本“实际上远非全集。它既不收录《红泉逸草》、《雍藻》和《问棘邮草》，又不收戏曲创作”，故认为“版片附有戏曲，显然是拼凑而成”。对刻有传奇剧作的版片，他感到“玉茗堂传奇传世版本较多，而所得板片的拓本较少，还查不出它们所属的版本系统”。[2]
从阮岘、阮嵩作的《玉茗堂全集序》中，我们可知当年他俩之所以用韩敬本翻刻的原因是“其集有韩（敬）、沈（际飞）二选本。然沈本漫减不可校雠，余因取韩本详为订定，捐赀重锓。”[3]陈石麟在清康癸酉（1693年）为《玉茗堂全集》作的序言中谈到阮氏兄弟翻刻目的与做法是“欲倡明古学，取韩太史（敬）所次先生集，编摩考订，捐赀重梓”[4]可见阮氏兄弟的“重梓”是经过了“编摩考订”的工作。这“编摩考订”的工作最重要的成果便是收录了韩本所未收的“四梦”传奇剧作。我们从榆坊寻找到的32片残版中，“四梦”中就有《还魂》、《紫钗》、《南柯》“三梦”，仅缺《邯郸梦》。可以肯定《邯郸梦》也是翻刻了的，只是傅老太藏起的版片太少，翻刻的《邯郸梦》版片没有保存下来。阮氏兄弟将“四梦”传奇收录进《玉茗堂全集》，是深识汤公传奇戏曲非凡价值，要让后人看到他“才横绝古今”的全貌。此意，陈石麟在序文中也有明言：“惟‘四梦’记，真堪压倒王（实甫）董（解元），輘轢关（汉卿）马（致远）。蕴义渊弘，尤空前后所未有。……而俾学人因其遗书，以想见其全，学亦未始不基于此矣。”这样看来，“四梦”的收入，正体现了阮氏“重梓”《玉茗堂全集》版的特色，标志《玉茗堂全集》新貌的诞生，非韩敬旧本的再现。这时《雍藻》和《问棘邮草》两个诗文集“散佚无存”，用韩敬本所收的诗文，合“四梦”传奇展现汤氏著作的全貌，在内容上已是有机相联的整体，焉能说成“拼凑而成”？榆坊《玉茗堂全集》若能全部保存下来，它当自成版本系统，那就是独一无二的《玉茗堂全集》家传版。
《文昌汤氏宗谱》载有万昶所撰《如章公传》云：“又以《玉茗堂集》板之久而渐蚀也，且落他人手，捐赀赎之。较雠缝阙，藏于家。”[5]知这一刻版梓成后，曾有过一段失而复得的历史。如章公即汤楩，字可行，太学生，生于乾隆己丑（1769年），卒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系汤显祖第七代侄孙。他不仅捐赀赎回了版片，还做了“较雠缝阙”的工作。家谱这一记载是可信的，因为从我们所寻到32片残版中，有的板已腐蚀严重，如刻有《紫钗记》曲目的版片；有的却很新，如刻有《南柯记》、《还魂记》曲目的版片。这些很新的刻版当为汤楩所“缝阙”。阮氏兄弟所刻的《玉茗堂全集》之所以能保存到解放后，实有汤楩的不小功劳。徐朔方先生称汤楩是“新发现的版片收藏者的先人”，这话我赞成。

（原载2007年11月2日《抚州日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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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玉茗堂全集序》之三，《汤显祖集》（诗文集），徐朔方笺校，中华书局1962年版。
[2]《关于汤氏家藏〈玉茗堂集〉板片》，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第70—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玉茗堂全集序》之四，《汤显祖集》（诗文集），徐朔方笺校，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4]《玉茗堂全集序》之二，《汤显祖集》（诗文集），徐朔方笺校，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5]《如章公传》，万昶撰，《文昌汤氏宗谱》，清光绪三十二修，抚州云山乡高桥圳上汤家村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