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铭的《有关钧窑诸问题》.doc

冯先铭《有关钧窑诸问题》
钧窑一向被视为宋代名窑之一，但宋元文献中未见只文记载。最早著录钧州出产瓷器的为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在开封府土产条明确提到禹县出瓷器。嘉靖本《钧州志》进而著录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之下。到了万历年间始见到有关钧窑的具体描述。一九五O年故宫博物院首次调查了河南省禹县神后镇钧窑窑址，一九六四年故宫博物院再次对神后窑窑址作了复查。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禹县钧台窑址进行了发掘，并获得了大量窑具、瓷器及一千余件标本。邻近禹县的郏县、鲁山和内乡等县先后发现了几处唐宋瓷窑遗址。通过上述调查与发掘，特别是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标本，从而为研究与探讨有关钧窑诸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即依据各窑出土的实物标本，并结合文献及传世瓷器，对钧窑的源始、窑系及仿钧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索，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钧窑的源始
钧窑创始于什么时期，过去曾作过一些推测。五十年代有人认为，既然窑名以钧命名，钧窑必创始于钧州建立之后，亦即创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六十年代，笔者与叶喆民同志调查了禹县和临汝两窑后，发现采集的标本有些与故宫博物院宋代藏品具有很多共同点，认为钧窑始于北宋，而不始于金。七十年代发掘钧台窑址出土的一千余件标本中，有花盆、尊、洗等器。器物底部刻一至十数目字，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钧窑同类器皿完全一致。窑址中出土有用瓷土制作的“宣和元宝”方形钱范。“宣和元宝”钱范的出土解决了窑址的下限，大量花盆、尊、洗等器物是专供徽宗艮岳（万岁山）中种植江南奇花异草的特殊需要而烧制的。端正的器形、多变的棱角以及艳丽的釉色等等，反映了钧窑的制瓷工艺达到了成熟期。正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为官府选中烧造宫廷御用瓷器。北宋徽宗时期是钧窑的成熟时期，它必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遗憾的是从钧台窑址出土的标本还看不出这个发展过程的脉络。
河南省五十年代发掘的唐墓中出土有窑变花釉壶、罐等器物，陕县刘家渠出土窑变花釉胡瓶及注子各一件，同地大中四年（850年）墓也出土窑变花釉注子残器二件，泌阳县板桥水库唐墓出土一件月白釉褐斑双系罐。五件窑变花釉瓷器窑变釉特征、釉色、斑点装饰以及酱褐色胎等等，与宋代钧窑有相似之处，表明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与五件出土物相类似的传世品很多，是早年出土的，有些已流散到国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博物馆也收藏有三四十件。就釉色说，有黑、褐黄、茶叶末与月白之分，有的为窑变花釉，有的饰以斑点。就器形说，有注子、罐、瓶、盘和拍鼓。注子有大小多种形式，罐有无系、两系和四系三种，瓶有葫芦式和花口者，盘有三足者，但口径均较小，拍鼓仅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两头广而中腰细，鼓身凸起弦纹七道。此类器物因绝大多数出土于河南省，特征又与宋钧窑有相似之点，因之有人呼之为“唐钧”。六十年代以后，故宫博物院调查河南郏县黄道窑时，发现了唐代窑变花釉标本，嗣后在调查窑址时又陆续在禹县下白峪、郏县黄道、内乡大窑店、鲁山段店及禹县赵家门等地发现了四处唐代窑址，均发现了窑变花釉和饰以斑点的标本。鲁山段店、禹县下白峪两处均采集到与故宫博物院所藏黑釉斑点拍鼓相同的拍鼓残片。五处唐代窑址发现后，初步判明了钧窑创于唐，并看到窑变花釉与斑点装饰对宋钧窑的影响。
北方地区钧窑系的形成与分布
宋代北方地区制瓷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山东等省出现了很多瓷窑，它们当中有的富有良好的制瓷原料，有的则有高超的制瓷技艺，不墨守陈规而勇于创新，它们逐渐形成各自的风格而著名于当时。定窑工匠从定州丝织品纹饰布局方法得到启迪，局部的移植或稍加改进，成功地烧制出了印花白瓷，还有隽秀的刻花与线条纤细的划花白瓷，形成了定窑白瓷的风格。耀州窑工匠以其娴熟的刀刻技巧刻出人物、花卉、鱼和禽类等纹饰，线条犀利，刚劲有力，为宋代同类装饰之冠，印花题材也极其丰富，对宋代青瓷窑有很大影响。磁州窑工匠则善于把宋代北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予以概括，用纯熟简练的笔法在瓷面上绘画，把绘画艺术与制瓷工艺融为一体，瓷面色调黑白分明，线条流利洒脱，喜闻乐见的题材和艺术感染力强是它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钧窑工匠创造性地使用氧化铜，第一次烧出了紫红色釉，突破了两千多年来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的传统方法。这是中国制瓷工艺史上一个创举，为以后铜红釉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
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和钧窑不仅以它们各自的风格独步一时，而且对邻近地区瓷窑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宋元两代瓷窑，几乎无例外地都仿烧四个名窑的产品，有的窑仿烧两个窑，有的仿烧三个窑，却很少发现只仿烧一个名窑的瓷窑。由于这个原因，不少瓷窑都仿烧名窑品种，因而在很多瓷窑里可以见到具有某一个名窑特征的瓷器，它们间形成了一个瓷窑体系。很明显，北方形成了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和钧窑四个窑系，这是宋代瓷器生产的一个主要特征。
发现烧钧瓷的瓷窑已有四省十二县。河南省除禹县外，有临汝、郏县、新安、鹤壁、安阳、林县、浚县；河北省磁县；山西省浑源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上述瓷窑以河南禹县为中心形成了钧窑系,以禹县城关附近的钧台窑(也称八卦洞窑)最具代表性。钧台盛于北宋后期，遗址面积较小，发掘出土的全部钧窑器物都是宫廷陈设用品，是一处纯属官家经营的瓷窑。比较密集的是在神后镇一带。方志载：“禹州瓷器出神后山，山在州西六十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考古工作者寻找钧窑遗址都以神后镇为主要目标，在镇的附近，发现窑址十余处，距镇较近的刘家门窑址标本较精，但窑址于建国前经过数次破坏。一九六四年调查时钻探至二米深度，所获标本有单柄出沿圆洗、莲瓣式印花盘、折沿洗、卷沿小蹀等器物残片，质量较其余几处较好。临汝共发现窑址十一处，八处烧钧瓷。东沟标本的形质与禹县钧窑相似，蜈蚣山标本中以淡淡的月白釉衬托艳丽紫色斑最富特色。郏县地距禹县较近，受到一定影响，郏县黄道唐代窑址发现了与禹县下白峪类似的窑变花釉及带斑点的壶罐标本，从石湾河元钧窑址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们的这种关系。安阳北善应及西善应两镇于五十年代初期都发现了钧窑系窑址，所烧器物为各式碗盘，釉色以月白、天蓝较多。鹤壁窑在鹤壁集镇西北，一九五四年发现，共分三区，均出土元代钧窑标本，以拐子坡遗留标本最多，是一处元代专烧钧瓷的窑址。一九六三年发掘西区窑址时，第一层堆积物出土有青蓝釉及带紫红斑的钧瓷盘碗。新安为河南省发现窑址最多的县之一，一九五○年首次发现窑址。一九七三年复查时仅在北冶、石寺两个公社即发现窑址十一处，每处均发现钧瓷标本。窑址绝大多数属元代，发现钧瓷标本除碗、盘为主外，尚有瓶、罐、炉、钵等器。十一处窑址中滩子沟及北冶两窑产品较好，以窑变玫瑰紫釉者最佳。此外，宝丰县、鲁山县、林县、淇县、浚县也发现了钧窑系窑址。
河北省属于钧窑系的瓷窑，仅一九五七年发现磁县青碗窑一处。青碗窑位于磁县彭城镇西十二公里，彭城镇为宋金元三代磁州窑主要产地之一。青碗窑不烧磁州白地黑花品种，是一处专烧钧瓷的元代瓷窑，这显然和豫北地区林县、安阳、鹤壁窑一样，是受禹县钧窑的影响，为适应钧瓷消费者的需要而出现的，青碗窑遗址范围较小，遗留标本为各式碗、盘、碟等小件器物。
山西省发现烧钧瓷的窑址亦仅浑源青磁窑一处。浑源县位于雁北地区,地距河南省禹县较远,青磁窑发现的钧瓷标本以碗为主,施釉较厚,以天蓝釉居多,外部露胎处呈黑酱色,这与河南、河北两省钧窑系瓷窑露胎部分色调不同应属于浑源青磁窑特色。大同冯道真墓出土的钧瓷碗露胎部分也呈现黑酱色，应是浑源县青瓷窑的产品，就地理条件说，浑源距大同只六十公里，青瓷窑钧瓷产品贩运到大同是比较便利的。
属于钧窑系的瓷窑已如上述。三十年来南北各地墓葬遗址或窖藏出土的金元时期钧窑瓷器，也为数不少。通过出土物可以部分地反映钧窑瓷器的流通情况。仅据已经发表的资料统计，出土钧瓷的有八个省一个自治区的二十五个县市，出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有陕西省西安、略阳，河南省洛阳、禹县、方城、长葛，山西省侯马、大同，河北省磁县、邢台、赵县、保定、定兴、良乡、昌平，北京和山东省济南，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集宁，辽宁省建昌、喀左、鞍山、辽阳，江南地区出土钧瓷很少，仅江西省高安窖藏出土了三件碗。根据以上统计，大致可以得知钧窑系的形成比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为晚。商品瓷的流通范围以北方地区为主，出土瓷器数量也不及景德镇青白瓷及定窑多。
江南地区仿钧蔚然成风
正当北方钧窑系瓷窑逐渐趋于衰落的同时，江南地区摹仿钧窑开始出现。及至明清两代，仿钧之风日趋兴盛。已从发现的窑址、大量的传世瓷器以及文献记录中，大体可以看出江南地区摹仿钧窑的有浙江金华、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及广东石湾等窑。但以浙江金华为最早，其余三窑虽比浙江稍晚，但仿钧的时间则较长，在摹仿中创烧了新的釉色品种，至今仍被人们所喜爱，并作为优良传统予以继承与发扬。
一、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
江南地区最早出现仿钧窑的是金华铁店窑，此窑不见于文献记载。铁店窑在金华市西南二十公里，窑址是几年前垦荒种植桔树林时发现的，金华地区文物工作队闻讯后赶去作了初步调查。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笔者趁去浙江出差之机，与地区文物工作队一起又做了一次调查，采集了一百余件标本，对铁店窑有了初步了解。金华地区为唐代婺州窑发源地，在文物普查时发现早在汉代已出产青瓷，六朝到隋代的瓷窑遗址也都有发现。窑址最多的为宋代。这表明宋代是婺州窑的鼎盛时期。铁店窑以仿钧为主，所烧器物为天蓝或月白色乳浊釉，釉厚处多有窑变。器物有碗、高足杯、炉、瓶、灯盏及花盆。
碗以大者居多，在窑址标本中所占比例最大。外部施釉均不到底，有的在碗心印一阳文“福”字或一朵团花。小者较少，其中一种碗口的稍下部位做凹入形式特征与元龙泉窑大体相同，高足杯的残片遗留也较多，形式也与龙泉窑雷同。炉有几种形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为平底；一种与元龙泉窑鬲式炉大同小异。花盆也有大小，但口沿一周饰以花边，腹部所带凸起线纹或花边装饰则大体相仿。窑址还有一种仿宋钧窑的鼓钉三足洗，口外饰鼓钉一周，平底承以三个兽形足，这种洗也有大小之分，铁店窑元代仿钧器皿在国内元代墓葬中尚未发现。但一九七六年在南朝鲜木浦市新安海底沉船打捞的瓷器中有铁店窑钧釉花盆及鼓钉三足洗，多达八十二件，这不仅解决了沉船瓷器的具体产地问题，而且由此得知铁店窑元代曾销往海外，也为研究中国瓷器外传问题增添了新的资料。
二、江苏宜兴窑仿钧
宜兴窑烧瓷有悠久历史，据十年来的调查，发现汉代原始瓷及六朝到唐的青瓷窑址十多处。规模较小，不及浙江，质量相比也有逊色。但至明清两代，宜兴窑终于名传海外。宜兴盛产适宜制壶的优质原料，而且有多种颜色，这是宜兴窑紫砂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宜兴紫砂赖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拥有数量较多的名工巧匠，不少都见于著录。十六世纪后半叶至十七世纪前半期是宜兴窑的黄金时代，紫砂壶几乎独霸了江南广大地区的陶瓷市场，同时兴起了一种带釉的器物，这种带釉器物主要以摹仿宋代的官、哥、钧等名窑釉色，其中以摹仿钧窑的较多，并博得社会的赞赏，获有“宜钧”之称。
文献提及宜兴仿钧以明王穉登《荆溪疏》为最早。王穉登万历十一年游荆溪，《荆溪疏》记录了旅游所见，书中说：“宜兴古阳羡也，一名荆溪……蜀山黄黑二土皆可陶，陶皆穴火，负山而居，累累如兔窟。以黄土为坯，黑土傅之，作沽瓴、药炉、釜、鬲、盘、盂、敦、瓿之属，鬻于四方，利最博，近复出一种似钧州者，获直稍高陶者甬东人，非土著也”。清初谷应泰《博物要览》在钧窑条后说：“近来新烧此窑，皆宜兴砂土为骨，釉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耳”。清嘉庆蓝浦《景德镇陶录》欧窑条说：“明代烧造为江南常州府宜兴人以其姓欧皆呼为欧窑”。降及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更具体地指出：“欧窑乃明代宜兴人欧之明所制，形式大半仿钧故曰“宜钧”。从这段记载中可约略看出宜兴仿钧的梗概。原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档案之中也留下了有关宜兴窑的若干记载，它们分别散见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记事录和活计档里，从档案可以看出雍正皇帝非常喜爱宜兴紫砂壶，例如：“雍正四年八月二十日海望从圆明圆持出宜兴壶大小六把，并奉旨照此款式打造银壶几把，珐琅壶几把，其柿形壶的把子做圆些，嘴子放长。”从这里可以看出宜兴窑紫砂壶对清宫金属工艺品的影响，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档案里提到“太监沧州交宜兴壶四把，传旨此壶的款式略蠢些，收小些做好”。档案中有的述及欧窑，有的谈到宜钧，如雍正四年三月十一日圆明圆送来器物中就有宜兴挂釉瓶二件和欧窑方花瓶。”类似的记载在档案里还有不少。故宫博物院藏品有清宫旧藏宜兴仿钧器皿数十件，其中大部分为宫廷陈设品，有的与档案记载相吻合，这就是判断宜钧的相对流行时间找到了依据。
三、广东石湾窑仿钧
广窑在今佛山市石湾镇，关于广窑，历来有宋时创建于阳江，明代迁于石湾之说。此说始于清末民初，似来之于厂肆。阳江、佛山石湾两地都经过了多次调查，并发现了窑址，出土标本的年代，阳江属于宋，佛山属于唐宋，经过实地考察，初步了解到两窑的烧瓷年限，阳江先于佛山石湾的成见也由此得到澄清。
石湾窑唐宋时烧青瓷和黑瓷，明后期开始出现仿钧作品，清代仿钧成风，因有广钧之称，文献论及广窑的，以明清民国时居多，描述均较具体。最早记载见于明正德时的《霍谓崖家训》，书中涉及石湾窑者凡三见。家训中谈祭祀，只三爵用银，其余酒瓶、茶瓶、酒盏、茶盏、碗、碟等俱用石湾瓦器，家训还谈到，平时或宴请时的膳食用具也用石湾瓦器，不许用饶州磁器。家训反映了霍氏的俭朴，同时也反映了广窑不仅质量粗陋，价值也比饶瓷低廉得多。清雍乾时期《南窑笔记》一书于钧窑的后面提到了三个仿钧的瓷窑，其中之一即广窑，并说：“广窑有一种青白相间麻点纹者，皆瓶、钵之类，胎骨轻脆，不堪赏鉴。”《南窑笔记》作者对清前朝广窑仿钧器物特征做了比较概括的描述与评价，书中所指的广窑，即佛山石湾窑。从记载中大体可知石湾窑仿钧的时间。关于几处瓷窑仿钧时间的先后问题，似乎石湾窑在宜兴、景德镇两窑大事仿钧之后，两窑盛行仿钧是在清康熙雍正年间，而石湾窑仿钧似受到两窑的影响，时间大体在清乾隆时期。《南窑笔记》提到仿钧的还有宁青窑，就它“颜色薄暗，五色杂沓”，宁青窑见诸文献者仅此数语，窑址在哪里，迄今尚无线索可寻。
四、景德镇窑仿钧
景德镇为宋代江南地区著名瓷器产地之一，宋代以盛产色质如玉的青白瓷而驰名，对江南地区瓷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元两代摹仿景德镇青白瓷的瓷窑大量涌现，已经发现窑址的有；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八省近三十个县市，形成了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
元代景德镇制瓷工匠以氧化钴、氧化铜为呈色剂，烧出了青花、蓝釉、釉里红、红釉等新品种，使景德镇瓷器生产面貌为之一新。青花瓷器问世以后，不仅丰富了瓷器装饰题材，对明清两代也有极大影响，并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始终盛烧不衰。元代后期 ，景德镇一度仿烧宋定窑印花大盆，开启了摹仿宋代名窑瓷器的先声。
明代景德镇上升为全国瓷器烧造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广大地区，而且大量行销海外，明清两代御窑厂的建立，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到十八世纪前叶，景德镇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所烧瓷器不论造型或纹饰都具有不同时期的时代风格。明代前期摹仿宋代名窑瓷器又一度兴起，这类仿品有永乐时期仿龙泉和景德镇青白瓷，宣德时期仿汝，成化时期仿哥、仿钧等等。仿宋代名窑瓷器之风莫过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故宫博物院藏品中这类官窑瓷器数量相当多，其中不少是根据皇帝个人喜爱授意而制作的。清宫旧藏档案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助于对这类问题的了解。
景德镇仿钧窑最早始于明成化时期，传世品中有紫红釉碗盘，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碗均浅式，口外撇，里外施釉，均呈紫红色，底部无釉，修坯留有旋纹，圈足削平。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钧窑图册之中，图三十三紫红釉碗及图三十四玫瑰紫釉盘，即属此类仿钧作品。清代雍正御窑厂仿烧钧窑作品较多，有的从造型到釉色均尽力摹仿，如仿宋钧窑三足洗，多数都只仿釉色，清宫造办处档案中有涉及仿钧内容的，如“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圆明园来帖内称，闰七月二十日，郎中海望持出菊瓣式宜兴壶一件，奉旨交给年希尧照此款式做钧窑，将霁红、霁青釉色烧造，钦此”。“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奉旨照着宜兴钵样式另寻宜兴钵一件交与烧瓷器处，将钧窑、官窑、霁红、霁青钵多烧些送来，其钧窑的要紧，钦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家人郑天锡送来钧釉磁钵十一件。”雍正七年仿钧菊瓣式壶今天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并得知这件壶的制作过程。雍正时期窑变花釉传世品较多，窑变花釉是在仿钧过程中出现的，由于在窑里变幻莫测，很难烧出纹理色泽相同的作品。火焰青和火焰红釉比较少见，是泛指窑变花釉中纹理有如火焰形状的专门称谓。《南窑笔记》对仿钧釉作了很好的说明：“今所造法，用白釉为底，外加釉里红元子少许，罩以玻璃红宝石晶料为釉涂于胎外，入火籍其流淌，颜色变幻听其自然，而非有意预定为其色也。其覆火数次成者，其色愈佳，较之古窑，何多让焉。”此外，雍正时另有炉钧釉一种，先在窑炉中高温烧胎，然后施釉，再在烘彩的小炉中低温二次烧成，故称炉钧釉。
钧窑由于有瑰丽的色调，釉在窑中变化万千，具有自然美，不仅元明清三朝着力摹仿，今天仍为各地瓷窑所继承和仿烧，并不断有所创新，使钧窑这枝绚丽的花朵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