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话介音问题商榷.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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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广州话介音问题商榷* 本文曾提交1997年8月在澳门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

麦 耘
[提要] 本文不同意把现代广州话处理为有介音。对这个问题应取一种历史的眼光：早期粤语确是有介音的，但后来在广州话中趋于消亡，其中有一部分转化为声母。从现代广州话的音节结构看，应承认它已经达到了介音作为一个系统不再能够独立存在的地步。处理为没有介音，符合现代广州话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 广州话音系 介音 音位转化 语音结构关系

§0 对于广州话音系中有没有介音的问题，当前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就广州话无介音的观点作专门论述的有黄家教先生(1964和1994)，李荣先生(1983)和施其生先生(1991)则认为有介音。笔者是赞成把广州音系处理为无介音的。
§1 无介音论者认为，广州话 [ kw , kwh ] 中的 [ w ] 与北京话的 [ u ] 介音在发音上有不同，广州话的 [ w ] 与 [ k , kh ] 结合得很紧, 而北京话的介音是独立的音素。李荣先生(1983)则认为“北京的‘瓜、夸’跟广州的‘瓜、夸’的声韵是没有差别的”，北京话的介音跟声母结合得跟广州话的一样紧密 。
在正常语速下，广州人或北京人确实都会读“瓜”为 [ kwa ]。不过笔者反复做过的一个小实验显示了事情的另一面：分别请广州人和北京人尽量拖慢腔调念“瓜”字，结果是广州人总是读为 [ kwa ù ]，而北京人则读为 [ kwua ù ]。就是说广州人只延长 [ a ]，而 [ w ] 依旧与 [ k ] 结合在一起；北京人则把介音也延长，念成元音性，独立地占有一定时段 (受介音影响，声母仍带圆唇性)。这或许反映了广州人与北京人不同的语感。
此外，广州的 [ w ] 有一个变体作唇齿音 [ V ]，如“瓜” [ kVa ]、“围”[ VŒj ]。北京话的合口呼介音逢零声母时也有 [ V ] 变体，在一般声母后就没有这种情况。
这么说, 如不论零声母音节，北京话的合口呼介音有 [ w / u ]两个变体, 广州话相对的音素则有 [ w / V ] 两个变体, 既有同也有异, 简单地说同或不同都有片面性。下面为区别起见, 北京话介音用元音符号写作 [ u , i , y ]。
§2 笔者同意早期粤方言有介音并与中古汉语的介音系统有对应关系；后来的发展是介音趋于消失，而广州话是粤方言中介音消失得比较快的一支。其消变形式有：
(1) 介音完全消失，不留痕迹。如中古合口字“栓”[ san ](比较北京 [ §uan ])；中古三等字“饼”[ pEN ](比较北京 [ pi«N ])。
(2) 介音转化为主要元音，或主要元音被介音吞没。如中古山摄三等开口字“连”[ lin ](比较北京 [ lian ])；中古山摄三等合口字“卷”[ kyn ](比较北京 [ tþyan ])。
(3) 介音与韵腹融合，形成新的韵腹。如中古三等开口字“强”[ kh¿N ](比较北京 [ tþhiaN ])；中古三等合口字“吹”[ tsOj ](比较北京 [ t§uej ])。
(4) 介音与声母融合，形成新的声母。如中古晓母合口字“昏”[ fŒn ](比较北京[ xu«n ])。
(5) 介音前面的声母消失，而介音转化为声母。如中古匣母合口字“魂”[ wŒn ](比较北京 [ hu«n ])；中古疑母合口字“顽”[ wan ](比较北京 [ uan ])；中古匣母四等字“形”[ jeN ](比较北京[ xi«N ])；中古疑母三等字“仰”[ j¿N ](比较北京 [ iaN ])。
§3 上面所说的前4种变化大约都不成问题，但对第5种就有必要作些解释。
施先生指出，粤方言中广州话以外的许多次方言有比较完整的介音系统，它们与广州话一起形成了一条渐变链条的不同环节。例如广州北郊的人和，就有介音 [ j , w ( = i , u )]。取例字与广州话比较如下：
蛇 野 荒 黄
人和 sjQ jQ fwN wN
广州 sE jE fN wN
施先生认为，从人和到广州,“蛇”字消失了 [ j ] 介音(主要元音且置不论),“野”的介音不变;“荒”字消失了 [ w ] 介音,“黄”不变。要说广州的 [ j , w ] 是声母，跟人和就对不上；要说人和的 [ j , w ] 也归声母，那就得说 [ sj , fw ] 声母(以及 [ tsj , tshj , pw , pwh , mw ] 等声母)从人和到广州之间突然整类消失，都合并到 [s , f ] 等声母中。这两种处理都不符合语音逐渐演变的规律，都把语音渐变的链条割断了。
不把眼光局限于一时一地,“把广州音系作为地域音变(往往也是历史音变)中的一个断面来认识”(施1991)，这是很对的。不过，在讨论历史音变时，也应注意不要局限于一种分析方法。在笔者看来，人和的 [ j , w ] 是介音，没问题；从人和到广州,“蛇、荒”是介音消失,“野、黄”在实际发音上没有变化，但在音位关系上作了调整：介音转化为声母。
在语音发展的不同阶段中，音节中的不同结构成分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相互转化的。仍以广州市区和郊区的语音为例。今以“展”字代表中古山摄三、四等韵开口字，它在人和、龙归(也在北郊而较近于市区)、广州市区的读法是：
人和 tsjen 龙归 tsiIn 广州 tsin
龙归的 [ I ] 相当于人和的韵腹 [ e ]，但发音较含糊，[ i ]可看作是介音，但发音清晰，具有明显的元音性。从人和经龙归到广州市区，介音由弱变强，吞没了韵腹，或者说介音转化为韵腹。又如中古止摄开口“起”字在广州东郊文冲、东圃和广州市区读为：
文冲 hi 东圃 hIi 广州 hej
东圃的 [ I ] 是介音，韵腹仍是 [ i ]，至广州市区则介音上升为韵腹，原来的韵腹转化为韵尾。介音与韵腹、韵腹与韵尾能够互相转化，介音与声母的转化就更不成问题。
声母和介音有两个共同点：一, 不是音节的核心；二, 处在韵腹之前。其区别在于：声母在音节结构成分序列的第一位置，介音在第二位置。只要是在韵腹之前，位置的不同决定了是声母还是介音。由于理论上存在“零形式”, 所以在有成系统的介音的音系里，即使在某一音节中声母空缺，介音在实际发音中已处于第一位置，人们仍把它视为处于第二位置，而让“零声母”占据第一位置。但是,“零”并不是一个有制衡力的音素，在一个音系中，零声母之能够存在，是因为在这个音系中，大多数音节都有实在的声母，有实在声母的音节成为零声母音节的参照系。“零”要通过参照“非零”才能证明其存在。假如在一个音系中(或者其发展的某个阶段中)，介音前面的声母总是“零”，声母有规律地不出现于介音前，那就失去了让介音屈居次席的参照系，介音晋入音节结构成分序列的第一位置，转化为声母的契机就会到来。在广州话的音节结构中，[ j ] 前面从来不会再出现任何声母，完全具备了转化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北京话的“仰”一定得是零声母、[ i ] 介音，而广州话的“仰”却可以分析为 [ j ]声母、无介音的根本原因。
在这方面，粤方言中有些次方言走得比广州话要远。例如东莞莞城话里对应于广州话 [ j ] 和 [ w ](指不与[ k , kh ] 结合者)的是 [ z ] 和 [ v ]，如“阴”[ zŒm ](比较广州话 [ jŒm ])、“汪”[ vN ](比较广州话 [ wN ])。在莞城话里， [ z ] 和 [ v ] 尽管的的确确源自历史上的介音, 然而又的的确确是声母而不是介音。广州话与莞城话在有关的音节结构上是完全一样的，不同只在于实际读法稍异(主要是浊擦气流加强了)。这表明尽管广州的 [ j , w ] 是半元音，其在音系中的地位亦与一般声母无异。
音节结构成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而且这种转化不还一定与实际读音的变化相关联。介音变成了音节性的，从而转化为韵腹，或者变了浊擦音，从而转化为声母，自然较易于理解；而像从人和到广州那种情况，读音虽没变，其音位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薛凤生先生(1982)指出，汉语史中有一些现象“可以说明语音改变与音位转化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他所指出的几种现象中包括“未受音变直接影响的音位有时亦须作音位转化的新解释”。广州话介音转化为声母正属于这一现象。要是认定别处的介音 [ j , w ] 在广州既然仍读 [ j , w ]，便一定仍是介音，就未免拘泥了。
此外，研究语言的变化，除了要注意渐变的痕迹，也应该承认突变的存在。语音的发展也会有“量变引起质变”。如果在语言或方言的某一个点上，某个音素是介音，而在邻近(地理上邻近或历史层次上邻近)的点上相应的音素却成了声母或韵腹，或者某一类音在邻近的点上突然消失，等等，只要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就不必认为是不合规律的，相反，这应该是语音发展规律的一种类型。语音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渐变的, 而渐变的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突变。突变前后的联系不是被割断，而是“换轨”。
根据这种观点，当广州话历史上带 [ j ] 介音的音节一点点地减少时，音系处在渐变中，而当 [ j ] 前面不再有声母时，事情就起了质的变化,----介音转化成了声母。
§4 现在来讨论广州话的 [ kw , kwh ] 声母。这两个声母一般被称为“圆唇舌根音”。施先生指出，舌根音在一切圆唇元音之前都带圆唇性，但又并不都归为圆唇舌根音(而且[ k , kh ] 与[ kw , kwh ] 在 [  ] 之前还有对立)。那么，这两类舌根音的区别何在呢？
笔者主张把 [ kw , kwh, w ] 声母称为“唇-舌根音”，即唇部与舌根的双发音部位音，唇部是一个发音部位，并非一般的圆唇。现将广州话声母的音位特征矩阵列于下：
0/ h k kh N w kw kwh f p ph m s ts tsh j t th n l
高位性 - - + + + + + + - - - - - - - + - - - -
唇音性 - - - - - + + + + + + + - - - - - - - -
糙音性 + - - - + + + - - - - -
闭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紧张性 - + - + - + - + - + - +
鼻音性 - - + + - + -
边音性 - - - - +
矩阵中[ w , kw , kwh , f , p , ph , m ] 是 [+唇音性]，其他声母则否。其他声母拼圆唇元音时也会带圆唇性，但不是[+唇音性]；[+唇音性]指声母单独发音时，或者后继唇形中性的元音时, 以唇部为发音部位, 而排除受元音影响而出现的唇部动作。所以 [ k , kh ] 声母与圆唇元音相拼时出现的圆唇变体跟 [ kw , kwh ] 声母从音位上是区分得很清楚的。
唇-舌根音有一种特别的音色，姑且称为“w音色”。笔者推测，这种音色是这样造成的：舌根与唇部在口腔的一前一后两头收小，中间呈现一个宽大的空腔，当肺部气流通过舌根部位的阻塞，又在唇部受到阻碍时，一部分便回流到这个空腔中，与后继的气流相冲撞，形成w音色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当 [ k , kh ] 同 [ y ] 元音相拼时，尽管受元音影响而双唇聚拢，近似于在唇部形成阻碍，但并没有出现w音色。这是因为此时舌根音受元音影响向前移动，由于口腔上壁是拱形的, 发音部位前移意味着舌体上抬，尽管移动得好像并不多，却已经使中间的空腔大大缩小，导致气流基本上无处回流。这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两种舌根音的不同。关于这一点，还须由语音实验来作证实。
§5 施先生提出一个系统上的问题。广州话中有一批以 [ k , kh , 0/ , kw , kwh , w ]为声母 的音节，可以下列6个音节为代表(如按有介音处理，[ kwh ] 须改写作 [ khw ])：
1. kN khN N
2. kwN kwhN wN
这两行是平行的，上下相对的音节也是平行的。施先生认为只有把 [ w ] 视为介音, 平行才存在：第2行比第1行多了 [ w ] 介音, 而两行的声母都是 [ k , kh , 0/ ]。如果把 [ w ] 归入声母，就有两个[ w ]是声母的构成部分，一个[ w ]是独立的半元音声母，不统一；而左边和中间上下相对是不同声母, 右边上下相对却是没有声母对有声母, 两行也不平行。
按传统的音标标音法来看，这或许是个问题。不过照区别特征理论，音标只是特征组合的代号。根据前列矩阵，[ k ] 代表[+后位性, -唇音性, +闭塞性, -紧张性]，[ w ] 代表[+后位性, +唇音性, -闭塞性]，[ kw ] 则代表[+后位性, +唇音性, +闭塞性, -紧张性]，后者的特征即前两者特征的相加。说 [ kw ] 是在 [ k ] 上加 [ w ] 或是在 [ w ]上加 [ k ]，都没有区别。特征相加的结果有时也会使原有的某些特征消失, 譬如 [ w ] 作为半元音必然是[-闭塞性], 加上 [ k ]的[+闭塞性], 其半元音性质便会自然消失, 这是题中本有之义。①
从这个角度说，第2行的三个 [ w ] 是完全一致的。上下三对音节的关系也完全平行：第1行的 [ k , kh ] 的特征加上 [ w ]的特征等于第2行的 [ kw , kwh ] 的特征，而第1行的零声母(不是没有声母!)的特征加上 [ w ] 的特征当然也就是第2行 [ w ] 的特征。
§6 施先生举了一个广州话双声叠韵词：“硬 [ NaN ]”后加双音节后缀表示“硬梆梆”，作 [ NaN kwŒk kwŒk ]或 [ NaN kek kwŒk ]，其中 [ kek ] 与 [ kwŒk ] 双声，可见在广州人的语感中，[ w ] 属韵不属声，从而证明它是介音。
这里也有两个例子：1. k(w)hek lek kwhak lak 拉拉杂杂(的东西)；2. k(w)heN leN kwhaN laN 象声词:器皿等摔碰的声音。
这两例的第一音节的声母有 [ kh / kwh ]两读。广州话四字双声叠韵词有这样的方式: 第一、三音节双声, 第二、四音节也双声，第一、二音节叠韵，第三、四音节也叠韵。此两例便是如此，其[ kh ] 与 [ kwh ] 确是双声，可是 [ kwek ] 与 [ lek ]、[ kweN ] 与 [ leN ]、[ kwhak ] 与 [ lak ]、[ kwhaN ] 与 [ laN ] 又是叠韵。这里无论说[w]属声还是属韵都不能自圆。
其实拿双声叠韵词来作证据是困难的，因为它们是根据比较宽松的语感构造出来的。汉语史上的双声叠韵词自古就有，而其中“准双声”、“准叠韵”多不胜数！
§7 如前所述，存在于早期粤方言中的介音系统后来在广州话的发展中趋于消亡。到现代广州话，即使把 [ j , w ] 都视为介音，仍然是本来意义上的“介音”(介于声母和主要元音之间的音素)的也只剩下 [ k , kh ] 后的 [ w ] 了。
按无介音处理，广州话有韵母59个 (依老派口音)，[ kw ]与其中的20个拼合，[ khw ] 是12个，它们是所有声母中拼合率最低的。含 [ kw , kwh ] 的音节 (不分声调) 在广州话全部676个音节中只占 (20+12)÷676≈4.7%。
音位分析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不能简单地说对错，只有适用于不同目的的优与劣(看赵元任先生1934)。拿广州话来说，如果要与中古音系、北京音系或粤方言中有完整介音系统的次方言、土语如人和话作比较，把 [ j , w ]算做介音而归在韵母里就比较方便。但如果不是为特别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音位系统的设计应尽量反映该音系的特色、或本质特点、或发展的大趋势。大多数汉语方言的大多数音节都可以分析出4个音段成分：声母、介音、韵腹、韵尾。而在广州话中绝大多数音节只有3个或3个以下成分，可以分成4个成分的还不到百分之五。既然对这些极少数的音节也可以分析为3个音段成分, 那么把这个音系处理为没有介音, 就无疑是最优的方法。李荣先生(1983)指出，把广州话介音归入声母系统(他称为“介音属声”), 可以节约许多韵母,“简单明了”。
李先生似乎在暗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节约”和“简单”，并无更深的意义。其实能做到简单而且明了，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处理反映了这个音系的本质特征。这不光是指节约音位数目，更指系统上的整齐和合乎音理。这也就是黄家教先生所强调的“音的组合情况”(1964)或“语音结构关系”(1994) 体现音系的特点。
对广州话来说，无介音的处理的确是最为整齐和最合音理的。例如 [ j ] 作为一个声母，属于[-后位性，-唇音性]这一个聚合组，在与韵母配合方面，它跟同组的声母[ t , th , n , l ] 、尤其是跟 [ s , ts , tsh ] 基本一致。反之, 如果视为介音，光是从来不与任何声母 (除“零”这个“声母”外) 相拼这一点，就已显出系统上的畸零，足以令人疑窦丛生了。
[ w ]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它还跟 [ k , kh ]结合。考察这种结合，会发现一个“巧合”：[ w ] 作为唇-舌根双发音部位音, 其中的一个部位正好跟 [ k , kh ] 舌根音相同。看看前面所列的区别特征矩阵，便知道这一“巧合”为这个矩阵的编制带来了多少方便。假定 [ w ] 所结合的是 [ t , th ]，那么要为 [ tw , twh ]划定音位特征就费事得多了。然而，早期粤方言的后腭圆唇介音在现代广州话中的残迹偏偏只出现在舌根音中，其实是有着深刻的音理上的原因的──原因就正是 [ w ] 的一个发音部位在舌根。上述“巧合”并非巧合。前面说过，对这极少数音节可以分析为3个音段成分，即把 [ kw , kwh ] 分析为声母；现在应该说这种分析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非常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是赏心悦目的。
鉴于早期粤方言的介音以各种方式纷纷消变 (见§2)，人们有理由相信，对介音的排斥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广州话内部发展机制所决定的，尽管目前对这种深层的问题还缺乏进一步的研究。至少，上面提到的两个事实── [ j ]在性质上近于舌尖声母，[ w ] 只与舌根声母结合──表明了这一演变过程和结果都是非常合于音理的。
§8 本文所讨论的是广州话研究中一个很具争议性的问题，论者往往执着地认定广州话“有”或者“无”介音，好像在二者之间毫无通融的余地。笔者认为，广州话的 [ j , w ] 到底是介音还是声母，其实是个表面的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学者们是否同意下述这一观点：介音消亡(且不论是认为已经消亡还是正在消亡)是广州音系带有本质性的特点，或者说是发展的大趋势，而在归纳广州话音位系统时，把其中相当于其他音系的介音的成分放到声母层面去处理 (且不论是视为“介音转化为声母”还是“介音属声”) 最能体现这一特点或趋势。
如果论辩双方都同意这一点，那就有了进一步讨论的基础。笔者认为广州话介音渐变式的消亡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已达到足以发生突变的程度，介音作为一个系统已不再能独立存在，剩余的介音就转入了声母系统，包括与 [ k , kh ] 结合的 [ w ] 在内。但如果有学者认为既然介音还有残余，全面的转变就还不能说已经完成，因而主张广州话仍有介音的话，笔者也将乐于把这看成是对同一发展过程的阶段性问题的认识分歧, 而不是完全对立的意见。笔者觉得，明确这一点，对这个问题的继续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附注】
　① 出于论辩的需要，这一段解说中的传统标音法的味道还是太浓。区别特征理论其实不承认音素的相加，而只承认特征的相加，或者说，一个音素某些特征项正负值的改变可以使之成为另一个音素。
参 考 文 献
黄家教(1964) 《广州话无介音说》，载《学术研究》1964年第2期，广州
(1994) 《广州话有没有介音？——粤方言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载《第一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现代教育出版社，香港
李 荣(1983) 《关于方言研究的几点意见》，载《方言》1983年第1期，北京
施其生(1991) 《广州方言的介音》，载《方言》1991年第2期，北京
薛凤生(1982) 《论音变与音位结构的关系》，载《语言研究》总第3期，武汉
赵元任(1934) 《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中译文)，载《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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